二 研究方法

社会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与传统史学及其他专史学科的重要区别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在研究实践中体现为具体的研究方法有不同于传统史学及其他分支学科的新特点。

相对于学科理论来说，研究方法更具实践性、可操作性和多样性，对于实际的学术研究更具引导意义，因此也更受业内研究者的注意。关于社会史研究方法，20世纪80—90年代社会史初兴时期曾有过比较集中的讨论，1999年蔡少卿和李良玉曾撰文作过综合归纳，列为以下五种。

第一，社会史拥有历史学的根本特性，因此，历史学的某些基本的学术方法永远不会过时，比如重视史料。要大力挖掘、系统整理中国社会史资料，将散见于地方史志、文集笔记、轶文野史、戏剧小说、诗词歌赋、民族俚语、家谱族谱、墓志碑文以及社会考察和民俗调查中的资料收集整理出来。

第二，田野调查在社会史方法中应当大力提倡。在某些社会史课题中，尤其是在小社区研究中，通过实地调查可以增加对社区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联系的了解，增加对当地宗教、宗族、风俗、基层组织和生活方式的直接感受，收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例如族谱、碑刻、书信、账本、契约、民间唱本、宗教书籍、日记、笔记等，并且可以听到大量关于族谱、村源、村际关系、区内关系和其他方面的种种故事或传说，从而有助于站在社区传统的本来立场上达到对它的文化理解。

第三，社会史必须注意消化吸收相关学科的学术方法，比如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哲学、宗教学、统计学甚至数学等。在途径方面，可以采取各学科的联合、课题整合和理论方法融合等办法，来形成多学科的综合优势。

第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史研究不可忽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视，对阶级问题的重视，对社会形态问题的重视，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整体的辩证的分析方法等，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应当自觉遵循并灵活运用的基本方法之一。

第五，应当注意有机地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中国的历史、国情、社情、民情与西方有很大差异。西方学术理论的范畴、概念、体系、方法是根据它们自身的历史、国情、社情、民情总结概括出来的。无论作为一种观察社会认识问题的方法，还是作为一种现代学术范式，它对我们都是有益的。但我们拿来分析本土时应有一些调整，亦即进行西方学术理论与我们的本土情况之间的对称性校正。[23]

上述列举的五种社会史研究方法，反映了社会史复兴时期学界的一些初步认识，虽然说法不一，有的说法也不够清晰，但反映了社会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趋向。此后近十余年来，有关社会史研究方法的集中讨论逐渐减少，研究者更多地致力于研究实践以及对一些具体方法的专题讨论，这正反映了社会史研究方法走向成熟和深入，更注重向多元、纵深方向拓展。而研究方法的每一次开拓和创新，往往或引出一个新领域，或开拓一个新路径，有的甚至创出一片新局面。

这30年间，社会史研究方法一直是学界不断反省、探索的重心，众多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也不断探索、积累，研究方法日益多元、不断创新，改变了传统史学方法单一、框架类同、千文一面的老面孔，呈现出新路迭出、分支日增、多元发展、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生机盎然的新局面。有些研究者主要沿着一些特定方法深入探索与实践，作出系列成果，研究方法也日益成熟，不断向纵深拓展，从而形成研究特色和专门领域。有些研究者善于吸收新的理论方法，开拓新研究领域或研究视角，形成一些研究热点，推动着研究创新。有的研究者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凸显综合性、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在30年间一些学者不断反省与讨论，众多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形成了一些社会史研究中应用比较广泛、特色比较突出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的特色及发展演变轨迹，也集中反映了近代社会史学科发展演变的一些特点，下面作一简要回顾与归纳。

（一）开掘民间史料

历史研究的依据和基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料，对史料的收集、考辨、解读与运用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社会史作为史学分支，这一史学基本方法仍然是最主要的学科方法，只是收集利用史料的范围和解读的视角与传统史学相比而有较大不同。

史料遗存浩如烟海，每一专史或分支学科，因其研究对象和关注问题而选择利用的基本史料有所不同。以往以政治和上层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由于关注重心在社会上层，因而比较注重利用官方档案、文书以及精英人物的文字遗存等来自“上方”的史料，而社会史由于研究视角转向社会与民众，研究重心下移，因而更加注重反映社会“下方”的史料，即所谓“目光向下”。因此，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基本史料范围的开拓与转换，即大力开掘利用以往被忽视的民间史料。如近代报纸在传统史学研究中不受重视，认为只是记载当时的社会新闻、奇闻琐事、地方社情、家长里短、诉讼案件、商业广告、文艺小品等，很少记述重大政治事件关键点的内容，即使有所涉及，也往往是辗转消息、风闻传言、街谈巷议及臆测妄评之类，而多不是重大事件的实录和亲历者的真实记录，只能算是价值不太高的二手资料，因此其史料价值远不如档案之类的第一手资料。而从社会史研究角度来看，报纸上的这些内容却是最及时、直接、真实反映社会实态和民众生活的重要资料，即使是那些风闻传言、街谈巷议及臆测妄评之类，也是对民众心态和社会观念的曲折反映，因而具有史料价值。从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可以看到，大量反映民间声音或出自民间的史料被纳入研究者利用的史料范围，甚至成为主体史料，除报刊之外，其他诸如方志、传记、日记、笔记、家谱族谱、书信、账本、契约、宗教书籍、歌词唱本、通俗小说等，甚至不再局限于文本史料，而扩大到碑刻、图像、照片、建筑、器物、戏曲、口述资料等非文本资料。一些传统史料如官方档案、文书、精英人物著述等资料，虽然仍在社会史资料范围，但研究者更多关注其中与社会和民众相关的内容，如司法诉讼档案中所反映的民间生活状况，官方档案中反映的灾荒、社会动乱等内容，人物日记、笔记中反映的社会生活等内容。

这一点在近代社会史领域表现更为明显。由于近代史距今时代较近，史料遗存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民间资料更是蕴藏丰富、分布广泛，为近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储备。以往一些传统史学研究不屑一顾的民间记述，成为社会史研究者利用的主体史料。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旺发展，反映中国近代社会与民众的大批史料被整理出版，尤其是随着电子网络化的发展，海内外多个历史资料网站及资料库开放，大批近代报刊、方志、族谱、笔记、日记、档案等被电子化，为社会史研究者提供了海量史料。这些记录历史上社会状况原生态、展示民众生活实态的鲜活资料，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宏富的史料资源，也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空间。这种基本研究史料的转换，对应着社会史研究内容的转换，使得社会史研究成果的面貌也与传统史学迥异。

（二）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

历史学是一门以记述和解释历史为主旨的实证性与综合性学科，除了史料的收集、利用这一共同的史学方法之外，各分支学科还因研究对象与关注问题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具体研究方法。如政治史以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因而比较偏重于具体史实的考辨和记述。与此不同，社会史研究对象是包罗万象的社会，从这点而言，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所重合，因而需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这也是社会史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区别于其他史学分支的一个突出特征。

关于社会史的具体研究方法，从社会史复兴时期就是学者们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社会史不能局限于文献考证、史实记述等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因为这些传统方法适合于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史学领域，而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结构性、宽泛性、复杂性、多样性、综合性，需要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

如有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点：一是历史调查法，这是主要方法，要掌握大量史料；二是计量法，能使研究设计、研究行为、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三是相关学科渗透法，由于社会史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与许多学科交错相接，互相渗透，所以“社会史借鉴于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在研究方法上的互相渗透就成为必然的趋势”。[24]还有学者提出吸收借鉴西方社会史理论方法问题，认为应当正确理解并借鉴年鉴学派史学理论。指出，在西方，社会史是由法国年鉴学派开创的一个史学流派。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年鉴学派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念、方法，对中国学者是一种很好的参考。但是，应当指出，年鉴学派“总体史”“全面的历史”等口号容易引起误会，我们似乎应当更多地从年鉴学派对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角度去理解它们。所谓“全面的历史”“整体史”，是指抛弃传统政治史概念，全面关注经济、文化和人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达到对历史的全面的总体性的认识。这更多地应当视为一种史学观念和方法。[25]

在各种社会科学中，社会学是与社会史最接近的一门学科，由于二者研究对象都是社会，而社会学学科发展较早，研究方法比较成熟，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成为广大社会史学者的共识，也成为社会史研究借鉴的一种最主要的方法。对于借鉴社会学方法，学者们曾有过比较集中的讨论。如有学者指出，社会史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体，应采用社会学中的一些基本方法如人口论、结构论、功能论、模式论、分层论、流动论等。此外，由于社会的研究领域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还需要用其他各相应学科的理论方法，如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学、政治文化论等。[26]还有从借鉴社会学理论层面阐说，认为可供借鉴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有：结构理论、功能理论、冲突理论、分层理论、互动理论、角色理论、个案研究法、抽样法、统计调查法等。[27]

还有学者提出社会史应借鉴社会学的一些应用性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的概念和命题建构方法、研究对象的选择方法（如抽样调查法和个案调查法），可用于社会史的命题与研究对象的选择；社会学的访谈法、问卷法、社会测量法、民意测验法等问询手段可用于社会史资料的收集；社会学的定性尤其是别具特色的定量研究法，也可用于社会史的具体研究。但论者也指出，尽管社会史研究应该也必须向社会学借鉴各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不应是简单的拷贝或复本，社会史有其不同于社会学的特殊性，对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吸收，不应以抛弃历史学的传统理论和方法为前提。[28]

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近代社会史研究者较早借鉴一些社会学理论作出了比较成功的尝试。有评论指出，有些学者借鉴社会学结构功能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现代化或工业化历程、商会和行帮、商人、士绅、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人口流动（包括流民）、秘密社会以及妇女等各类社会史问题，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诸如池子华对近代中国流民的描述[29]，马敏对商会史的研究[30]，王先明对清末士绅阶层分化的分析[31]，张仲礼等人对近代城市化进程的考察[32]，也都能看到社会史学家对上述社会学理论在不同程度上的选择和运用。[33]

社会史与人类学的关系也很密切，可以说仅次于社会学。人类学以人及群体的生存、生活和文化状态为研究对象，与社会史相通，因而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鉴也是社会史学者广泛采取的研究路径。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类学理论有文化多元论、文化模式论、弱势群体论、中心与边缘理论等，近年又有一些学者探索运用一些较新的理论，如身份理论、表演理论、文化建构理论、生态环境理论等。社会史学者借鉴较多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有田野调查法、民族志方法、深入访谈法、移情法等。有些主要借鉴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后来形成“历史人类学”学派，具有更强的跨学科特色。

30年来业内学者的讨论及研究实践显示，社会史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呈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综合、越来越灵活的趋向。研究者除了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方法借鉴较为普遍之外，还往往根据研究对象和内容，选择借鉴其他一些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如心理学、经济学、法律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具体如何借鉴及借鉴哪些具体方法，学者们往往各有选择及侧重，呈现多样化状态，有的是主要借鉴某一学科方法，有的则是借鉴多种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或跨学科研究。采用较多的具体研究方法如：统计法、社会（田野）调查法、个案分析法、微观研究法、心理分析法、语词分析法、移情法、口述访谈法等，借鉴较多的社会科学理论则有社会结构与功能理论、社会心理与行为理论、社会冲突与社会控制理论、文化建构理论等。社会史研究者借鉴这些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进行具体研究，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增强了研究深度，也成为社会史与其他传统史学领域不同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些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往往具有一些跨学科研究的色彩，这也成为史学创新与发展的一种新趋向。

社会史在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的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简单套用社会科学概念、名词或理论框架，因而使社会史的历史特色有所减弱的现象，对此学界也有一些反省与讨论。如有学者提出，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方法时应注意避免简单套用一些学科概念、名词等，而应创造性地实现多学科的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科学功能、科学规范和学术方法方面是有差异的，提倡多学科的互相借鉴互相渗透，并非主张简单拼凑，甚至简单套用概念、术语，重要的是利用相关学科的范畴、概念和研究路径构建全新的解释体系去表达研究对象。[34]研究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社会史研究须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但又不是简单套用一些其他学科的概念、名词，也非只是套用某种单一理论，只作此一理论的注脚，而应据研究对象和问题，综合借鉴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社会史具体问题。

总之，社会史虽需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但与这些学科本身还是有较大差异，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领域，仍然具有史学学科的根本特性，即是一种着重考察历史发展与变迁过程的研究，是一种“历时性”、纵向性的经验性研究。与此相比，社会学则是一种“共时性”观察性研究，是对当下社会状况的研究，注重其横断面的结构状态。与历史学注重经验性研究不同，人类学则注重符号性研究。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研究，是一种即时性、现存性的研究，研究对象真实存在，能够被当今人所看到和感知。而历史学研究对象则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是已经消失的人与事物，因而首先需要还原历史，并以历史变迁的视角进行经验性研究。就中国近代社会史而言，其研究对象是与当今联系密切的刚刚过去的历史，因而与当今现实具有更多的联系和延续性，需更加注重与当今联系密切的社会变迁过程及机制的纵向性研究，加之遗存资料比较丰富，与现实社会有较多延续性，因而更需要借鉴在当今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来进行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主要优势在于，由于研究对象与现实社会拉开了一定距离，研究者不再有现实利害关系的束缚因而比较超脱，能够掌握关于研究对象比较全面的资料，可以比较客观地从长时段视野中考察历史事物的演变过程，因而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对事物的观察具有更加全面性、长远性、系统性、综合性及经验性优势。也正因如此，社会史具有更多跨学科、交叉学科、综合研究的特征。

（三）社会（田野）调查法

社会调查法是不少社会史研究者采用的一种方法，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最基本的方法，人类学称为“田野调查”。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比较宽泛，主要运用问卷、访谈、采样、统计、归类分析等具体方法。人类学则偏重对异民族、早期文明族群及乡村等具体区域性的调查及体验，因而更强调亲身进入被调查的族群、乡村、社区之内，进行实地考察、资料收集、参与观察、亲身体验及深入访谈等，以收集最原始的资料，以及身临其境的体验与理解，进行真实的记录与解释。社会史研究对象与社会学和人类学重合，只是并非现实社会而是已经过去的成为历史的社会，无法直接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因此借鉴社会调查方法，更偏重于下到基层、深入民间收集历史资料，并体验感悟与现实社会相联系的历史情境，在此基础上运用一些分析方法进行资料处理与解读。

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史料的搜集与分析，以往政治史研究对象是社会上层，因而偏重于上层的文本资料，如官方档案、人物文字资料等，这些资料由于上层掌握文化话语权而相对比较集中。但社会史研究对象转向社会下层、民间社会与民众，而有关这些阶层的文本记录则并不完备，更多地存留在民间社会，有不少散落在民间的文本及非文本资料，且因以往不受历史学者重视而缺失收集与整理。因此，社会史研究首先需要借鉴运用社会调查方法，以补充收集有关民间社会的资料。

中国历史学者借鉴社会调查方法其实早就有了，如作为中国史学宗师的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就作了大量的实际调查、访问等。但这还不是近代学术意义上的社会调查。近代史学借鉴社会调查方法，在1949年前已有，如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等，皆有学者进行实地调查，收集原始资料。80年代社会史复兴以后，首先是广东、福建的一些研究明清史学者与海外学者合作，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对华南地区乡村开展田野调查，发表一批对华南乡村寺庙、宗族、村社、民间信仰等进行研究的成果，引起史学界关注，被称为“华南学派”。90年代以后，这批学者又提出“历史人类学”概念，研究领域也由华南扩大到其他地区，研究时段下延至近现代，仍然以社会调查、田野工作为学术特色。此外，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团队，以研究山西区域史为主攻方向，主要采用社会调查方法，师生分散到山西各地乡村，广泛收集民间遗存的文献、物品等，进行整理与研究。如他们的一个课题为研究20世纪50—60年代的“集体化时代”，就大量利用社会调查收集到的资料展开研究。上述学术团队的工作使社会调查这一方法形成规模、突出特色，并扩大了影响。90年代以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者，越来越重视采用社会调查方法展开研究，社会调查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种相当普遍而重要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这些社会调查收集到的大量民间资料也陆续整理出版，为社会史及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社会调查方法对社会史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是可以收集到原始、鲜活的资料，特别是藏于民间，甚至是活在民间生活中的活的民间资料，弥补单纯文本史料的偏重上层、文字书面资料的褊狭，大大扩展和丰富了历史资料。特别对于以民间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史而言，这类资料正是来自上层的文本资料所缺乏，而更直接反映民间社会的最直接而鲜活的资料。其次是增强了研究者的现场感，更接近研究对象的原生态，体味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更接近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更好地理解和体味他们的生活、感情，因而有助于更深入地解读史料、理解研究对象，增强历史记述的情境感。

（四）个案研究与微观研究

以往历史研究也有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但这并非社会史意义上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的概念来自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种基本方法，指对某一个体、群体或组织在较长时间里连续进行调查，广泛系统地收集有关资料，从而进行系统的分析、解释、推理的过程，以求发现其社会普遍性意义。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也与此相近，即以一个较小规模的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单元进行全面、细致的微观研究，如某个族群、村落、群体，乃至某个家族、家庭或个人，对其作具体、微观而全面的深入观察与研究，以求细致而全面地考察其内部结构与内在机理，从中发现其特殊性与普遍性。实际上，“个案研究”法已广泛运用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又有各自的特点。

社会史在20世纪80年代初兴时期，研究者较多关注一些宏观问题，除社会史理论方法，还有如社会性质、社会结构等比较宏观的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开始具体化、分解化，研究者开始关注具体的社会事物或社会现象，因而需要进行具体、细致的观察与剖析，通过大量具体而微的研究，以了解构成社会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内部结构与机理，在此之上才有可能对社会整体进行概括。如对乡村结构、宗族关系等的研究，首先需要对一些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村庄、宗族个案进行剖析，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宏观的乡村结构得出切实的判断。因此，在9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从笼统走向深入，从宏观渐入微观，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也开始从宏观建构向微观研究转向，表现为研究论题由宏大叙事转向个案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一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具体、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剖析，以求探索其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特点。具体个案研究需要微观而深入地考察、描述，或称之为“深描”。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个案研究”取代“宏大叙事”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流。研究者往往选择一些个案作为研究论题，如对某一个城市、区域、乡村、群体、团体、宗族、家族、个人的个案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个案研究已经成为近代社会史领域一个相当普遍的研究方法。这种个案研究法的盛行，促使近代社会史研究更加深入、丰富、具体化，回归本土，切近民间原生态。但这种方法的运用，又往往出现过于偏重微观记述，而缺少宏观联系；偏于个案的特殊性，而缺少特殊性与普遍性联系，因而价值减弱的缺陷，即所谓“碎片化”的弊病。对此不少学者进行反省，提倡应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这一探索的研究实践正在进行中。

（五）社会心理分析——心态史

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是对人们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首先是西方史学研究者借鉴这一方法进行史学研究，称为“心态史”。80年代社会史复兴以后，中国学者也借鉴这一方法，对近代社会变迁中一些社会心理现象进行研究。有学者借鉴社会心理理论，对近代历史上一些社会群体社会心理、心态进行分析，作出一些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成果。如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一文，运用社会心理结构理论，对商人群体在近代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社会心理结构的演变进行了探讨，这在当时是一个新颖的角度。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对晚清社会变迁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乡土意识及其表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从“乡土意识”概念到研究角度，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对近代“上海人”这一生活在通商首埠的特定人群，社会心态的演变及市民性格的形成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考察分析，是区域社会心态史及城市市民性格史的开拓性研究。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一书，系统考察了近代以来江浙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还对许多行为与现象尤其是有关现实问题提出了分析与评论，充分显示了社会学与社会史跨学科研究的优势。这些成果都是在社会史领域较早利用社会心理理论进行研究的比较成功的开拓性成果。

1998年在苏州举办的第七届中国社会史年会，将“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确定为会议主题，反映出运用社会心理理论进行研究的心态史，已经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同。此后运用社会心理学研究心态史的成果增多，研究方法也更多样。如一些学者对于一些政治运动中体现出来的一定社会群体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从这一新角度对以往的政治“旧话题”进行再考察，得出一些新的分析。如义和团运动是个旧话题，2000年赵泉民发表的《试析晚清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心理》一文[35]，通过考察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揭示了晚清知识分子文化心态，作为一群处于古今中外新旧多重文化之间的边际人，他们对于以下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呈现出复杂的心态：惧乱、崇外的敌视心理，中立裁判者的心态，同情赞赏的态度。而造成诸种心态的背后质素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心态和现实心态的耦合。这种文化心态，最终导致了他们与下层民众运动的隔离，对随后的辛亥革命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有郑永华《辛亥时期会党社会心态之变化》一文[36]，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对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社会心态进行分析，尝试从另一侧面来把握会党在当时的表现及作用。这些运用社会心理重新研究政治旧话题的成果，突破了以往单纯从阶级斗争和政治集团视角研究政治运动的旧框架，为认识这些旧话题开拓了新角度和新层面。

这些借鉴社会心理分析进行心态史研究的尝试，使得史学研究深入人们的意识、心态层面，探索社会变迁与社会意识和人们心态之间的关系，不仅开辟了新研究领域，也将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六）词语分析法——概念史

词语分析法是语言学的基本方法，即对某一个特定词语的构成、含义、使用、认知，以及词语的形成过程、文化意义、社会因素、使用环境、解读等进行分析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首先出现“语言学转向”，即运用语言分析、语言建构等方法进行史学研究。9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方法引入中国，一些学者也开始运用词语分析法进行近代社会史研究。如有学者对中国近代形成的一些新词语进行分析，特别对于一些从西方翻译过来或从日本借用过来而被广泛使用的新词语，或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关键词，进行语言翻译学、传播学、语义学、文化建构等方面的分析，揭示这些新词语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互关系。这些新词语往往是具有一定社会文化内涵的概念或观念，因此运用词语分析方法所作的研究又被称为“概念史”或“观念史”研究，属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

运用词语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首推黄兴涛。他近十余年来发表了系列相关论著，专题研究论文如《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37]《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38]《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39]《新名词的政治文化史——康有为与日本新名词关系之研究》[40]，还有研究专著《“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41]。他在这些论著中运用词语分析法，对一些近代史上重要名词的形成、传播、使用、意义内涵及其演变进行专题研究，并从文化思想史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挖掘这些名词内含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如《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一文，从把握“现代性”的内涵出发，提出了“思想现代性”问题，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清末民初大量涌现的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历史特征和“现代思想平台”功能；并从考察一些特殊的新名词新概念的词汇构成特点与价值认同的角度，具体揭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黄兴涛除了这些具体的专题名词研究之外，还发表《“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42]和《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43]等文，对词语分析法进行了方法论的探讨。黄兴涛的这些研究，开拓了词语分析法的新路径，运用社会史方法将文化思想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更深层次，可以说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进行深层研究的成功实践。

运用词语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另一个范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观涛和刘青峰，他们领导的研究团队运用电子计算机的大数据和搜索功能，对《新青年》《少年中国》《每月评论》等十余种近代史流行的时政杂志进行词语统计分析，建立了1.2亿字的中文文献资料库“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等政治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对这些近代流行的重要观念术语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汇集为《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44]一书，运用关键词语的统计分析，考察它们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书中运用了大量统计图表，还根据讨论的十大基本观念，整理出十余万字近一百个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意义演变词表。在这一统计研究基础上，提出与以往现代思想观念史不同的发展阶段说，认为中国当代政治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特点是用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的意义进行选择性吸收；第二阶段是从甲午战争后到新文化运动前的20年（1895—1915），这是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态接收西方观念的一个时期；第三阶段是1919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对外来观念进行消化、整合和重构，从而产生了中国式的现代观念。这一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借鉴电子技术和统计学的新颖研究方法，用电子数据库统计词语分析法进行思想观念史研究，突破了以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等有限文本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海量文本资料为基础、以关键词语为中心、以统计分析为依据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使得研究结果变为可以验证的。该书既是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创新成果，也是社会文化史视野下运用词语分析法进行观念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运用词语分析法进行的概念史或观念史研究，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研究路径，这一新路径的开拓，使社会观念研究从词语字面推进到深层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七）文化建构方法

“建构理论”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理论，意指知识并非只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呈现，而是由人基于文化传统、生活经验、主观愿望、客观条件、语境心态等社会文化诸因素综合互动作用下“建构”起来的。此一理论被视为西方理论“语言学”转向的一个标志，或称为社会文化建构理论。这一理论后被一些西方史学家借鉴并引入历史研究，用于对某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形成、内涵、结构、操作、效用、影响等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进行研究，可称为“文化建构”方法。如英国学者彼得·伯克所著《制造路易十四》[45]一书，不同于一般人物传记的传统写法，而是考察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公众形象的制作、传播与接受的历史。作者旁征博引当时再现路易十四的媒体——油画、版画、雕刻、文学、纪念章、戏剧、芭蕾、歌剧等，全面论述了当时形象制造者如何推销路易十四，如何以意识形态、宣传广告、操纵民意来包装君主，清晰地呈现了权力与艺术的互动关系。该书堪称运用文化建构理论进行历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史学界也开始借鉴这一理论，对近代一些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建构性分析。如民国初建后，随着由共和政体取代帝制，国家礼仪制度也出现较大变化，一些研究者即运用文化建构理论分析新礼仪、新节日的形成及确立。再如“民族国家”是近代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观念和国民意识，有学者对这一观念如何建构的过程进行研究。对近代女性形象和角色的建构也是女性史研究的一个新角度。近年还有学者运用建构理论研究历史记忆。如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有多位学者运用建构理论研究辛亥革命记忆，如双十节、辛亥革命纪念馆、孙中山形象、辛亥革命话语表述等。随着这种方法的运用日益广泛，“建构”“语境”“话语”等词汇，也日见频繁地出现在史学研究者论著中，多带有文化建构理论的意涵。

以上对中国社会史发展近三十年来研究方法开拓性和创新性比较突出的七条路径作了简要梳理与分析，其中有因研究视角转换引起的史料范围的扩展和重心转移，有因研究对象转换带来的理论方法跨学科综合特征，也有与具体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的特色研究路径，还有伴随理论方法创新而出现的新概念、新词汇群，以及对历史的新建构方式，可谓多姿多彩。这些路径的开拓，反映了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格局，呈现立体化、多层面的创新，正在形成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理论方法、概念工具和词汇系列，这是社会史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也使社会史学科与其他专史相比凸显其特色。同时，这些社会史研究方法也在向其他专史领域扩散和渗透，一些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专史领域研究者，也开始吸收借鉴这些社会史研究方法，从而促进了史学研究的综合化，这也成为史学研究创新的一个动向。

社会史研究方法在不断探索创新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偏失，如碎片化、平面化、浅薄化、过度社会科学化、重复性研究过多、缺少独立理论创新等，这些已经成为社会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有了一些讨论，但还需在实践中加以矫正与超越，这是另一个更值得重视和讨论的问题，在此暂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