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意义及其实现路径
侯光明
侯光明，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科研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30余项。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全国统计科学奖、中国管理科学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励。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中国研究型大学：理论探索与发展创新》《求知·践行——北京电影学院艺术观教育研究文集》等著作20余部。近年来，聚焦电影教育与产业发展方向开展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多篇论文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刊登。
中国国力的强盛，对世界的影响力日重，使得中国电影在迎来前所未有的“钻石时代”之时，也面临着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的多重压力。因此，从一个前瞻性的角度，思考“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及其实现路径，也许能成为解决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发展问题的主要方法。
一 “电影学派”溯源与建构基础
（一）何谓“电影学派”
“学派”，在狭义上是指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在艺术的范畴而言，我认为，“学派”的形成不一定拘泥于名称中是否有“学派”一词，而可以扩大为一种具有相同学术理念和艺术理念的艺术流派。即具备如下三个特征：其成员从属于某一个学术群体，在清晰而风格相近的创作理念之下创作作品，拥有理论化的学术阐释能力。
（二）历史上的“电影学派”
狭义而言，在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曾在动画电影领域出现过“中国学派”的概念。（它指以万籁鸣、特伟先生为灵魂人物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于1956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神笔》和《骄傲的将军》为起点，以《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牧笛》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动画电影）在世界电影发展历程中，也偶有以“学派”一词命名某国、某一时期出现的电影美学现象。例如，苏联电影学派（是社会主义创作方法指导下整个苏联电影的创作实践，以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1925〕和普多夫金的《母亲》〔1926〕为标志而诞生），布莱顿学派（是1900年前后由一批英国电影先驱人物组成的非正式团体），瑞典学派（是1910—1920年以斯约斯特罗姆和斯蒂勒为代表的早期瑞典电影），波兰学派（是指以瓦依达的《钻石与灰烬》、安德烈蒙克的《英雄》、卡瓦莱罗维奇的《天使嬷嬷约安娜》为代表的“反体制”倾向电影），等等。
广义而言，世界电影史上曾出现过多个有“学派”特征的艺术流派。比如聚集在《电影手册》杂志麾下，以电影理论家巴赞为教父的法国新浪潮运动（以长镜头理论为指导，创作出了《精疲力竭》等作品），“新好莱坞”（是在宽银幕等一系列电影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电影专业院校毕业生们以“作者电影”为理念掀起的独立制片运动），等等。
（三）从“学院派”“新学院派”到“中国电影学派”
迄今为止，尚无“中国电影学派”这一定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艺术创作逐渐形成一种“学院派”的风格。即，新中国电影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影人之间，存在着依托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明确师承关系。这一生长脉络，使得几代影人的创作风格之间，构成了必然而紧密的联系，并且赓续着中国电影的独特气质。尤其以第四代、第五代影人作品为代表的“学院派”创作风格日趋成型，并引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电影艺术与国际电影艺术对话的桥梁。
随着电影产业化改革的逐步深入，自2011年以来，中国电影界掀起了一股“新学院派”电影浪潮。这股浪潮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成为一种趋向。
一是“新学院派”的成员从属于一个共同的学术群体。“新学院派”是从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内部自觉产生的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还有已经毕业的校友，也有在校学生。他们具备相近的受教育经历。
二是“新学院派”在风格相近的理念之下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形成了作为“学派”的雏形。成员们坚持自我的艺术表达，坚持较高的艺术品质，而非一味跟随市场、迎合市场和取媚市场。如梅峰导演的《不成问题的问题》，曹保平导演的《烈日灼心》，等等。
三是“新学院派”已经在理论阐释方面提出了一定的主张。当前，已经初步建立了新学院派电影话语体系的框架，对“新学院派”电影的概念、成长脉络和发展目标、电影人才培养、电影理论建设等相关切实问题进行了研讨。一些理论家也在此氛围之中对“中国电影学派”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尝试，如饶曙光的《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在爬梳电影理论批评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的重要性。
二 “中国电影学派”的当代意义
顺应时代发展的洪流，我们深切感受到，建构“中国电影学派”万事俱备，且迫在眉睫。
（一）中国电影发展进程的必由之路
创建“中国电影学派”是当前中国电影业发展的内生需求。
在电影艺术发展方面，影片的核心竞争力不强，很多电影缺少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问题，急需具有高度专业化水平和艺术品格的作品。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曾经由于人为的因素，被分割成不同时期，致使电影美学结构呈现一定程度的断裂。其中，既有与世界电影艺术共振的美学呈现，比如第五代电影与世界范围内的“新浪潮”电影的呼应；也有因独特的社会环境而形成的独具个性的历史阶段，比如“孤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创作。综观而言，中国电影未能形成一以贯之的电影风格，也未能开辟独树一帜的创作领域。这一情状，使得中国电影艺术成就与美学建构大幅留白。
在电影产业发展方面，电影产品结构体系不完整，优秀作品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群效应，系列化创作和品牌化开发还没有实现突破性进展，使得能够以同一创作理念聚集而成的高品质电影流派不可或缺。2003年以前，中国电影以发展电影事业为主，电影产业逐渐凋敝。随着政策大力扶持，自2003年启动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电影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多项指标平均增长率连年保持30%以上，行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至2015年，全国生产故事片686部，票房收入达440.69亿元，影院约6300家，银幕总数达31627块，观影12.6亿人次。尤其是中国电影票房总额于2012年超过日本以来，在全球电影市场票房总额排名“坐二望一”已经四年，且预计将于2017年成为全球最大电影票房市场。中国电影产业进入发展的“钻石时代”。但同时，当下中国电影产业的局部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创作与市场不接轨，电影作品不能很好地反映时代脉动，“三性”不能统一，电影产业大而不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不统一，等等。如若不能通过塑造诠释民族电影艺术的流派，在电影产业发展进程中发挥龙头作用，电影产业发展中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
（二）宣传“中国梦”的客观要求
电影本身就是造梦机器。在“中国梦”这个重要主题之下，电影有能力记录伟大时代的变迁，用光影展现人间真情。
美国人宣传美国梦，好莱坞电影充当了重要角色，比如《关山飞渡》《阿甘正传》《美国队长》等影片，把崇尚个人奋斗、推崇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国梦展现得淋漓尽致。
聚焦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这个时代主题。我们也出现过一些电影，比如《中国合伙人》等，很好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和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深入，电影只有推出更多触动灵魂、震撼人心的好作品、大作品，生动展现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热情讴歌民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才能体现出电影作为时代文化艺术凝结的重要价值。因此，“中国电影学派”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艺术底蕴的流派，能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根植中华文化沃土，凝萃中华美学，创造性地以电影视听语言进行表达，以有血有肉的电影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能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电影精品传扬于世界，宣传“中国梦”。
（三）推动世界电影平衡发展的一大动力
从电影业发展的国际环境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学派，具备引领世界电影艺术发展的契机。一方面，世界文化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形势剧变，美、苏两国垄断国际政治的局面被打破。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并逐步趋向集中；文化艺术在以美国、欧洲为主要代表的两极之间隙中，显露出“第三极”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全球化为中国的电影强国建设配置了全球资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使中国引领全球电影产业发展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时代进程。
电影的竞争不仅仅是票房的竞争，最终是电影所承载的文化和价值层面的争夺。只有通过具有中华美学精神的作品，打造不同于欧洲电影流派和北美电影流派的“中国电影学派”，才有可能在文明的博弈和文化的较量中取得有利地位。
三 探寻“中国电影学派”的实现路径
一如有识之士所言，“对于中国问题真正的解释，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做到。而今天，对中国问题的一个真正的、有效的解释，将是中国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假如真要是有什么‘中国学派’，一定是基于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问题的解释’才得以构成”[1]。作为解决当下电影发展问题的一大关键，我认为，要塑造“中国电影学派”，主要通过如下四方面实现。
（一）活化民族文化传统，赓序中华美学
习近平同志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文艺之根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中。中华文化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异质的文化体系，是中国电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一点，早在动画领域的“中国学派”上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电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内在于中华文化。近百年的中国电影史，在文化层面上是东西方文化剧烈撞击和融合的历史。在文化全球化日益深刻的时日，我们更需要承继中国电影艺术传统品格，创作一批能够传系天下昭示四方的文化大片，高举起中国电影文化的旗帜，彰显国家电影文明和繁荣程度，塑造中国电影文化形象，让国人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增强文化自信与自觉。只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入挖掘和阐发传统思想文化资源，通过影像手段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价值，传承中华文化，才能立住“中国电影学派”之根本，才能保持中国电影创作之特色。
正如饶曙光所指出的，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问题及其讨论是中国电影一个具有持续性、影响力的论争主题。[2]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美学方面的重要体现，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经验、理论创造和实践总结，涵养培育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审美习惯和价值取向，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骨、味道和传统。“中国电影学派”只有从中华审美风范中汲取营养，将中华美学精神融入艺术理念中，外化为具有中华美学特色的影像表达，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守正出新才能历久弥新。
（二）观照当下现实画卷，酝酿文化精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在即将完成两个“一百年”历史转变的重要时刻，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的巨大变革之中。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一方面使得人们的文化消费水平快速提升，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一伟大的变革给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现实主义是绵延中国电影百余年历史的脉动。电影作为艺术手段，必然要表现现实生活，折射真实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近年来，一批现实题材电影以富有现代性的艺术眼光观照时代巨变下的世间万象和人心沉浮，洞察生活背后蕴藏的精神力量，获得社会各界认可。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产业进程中，一些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片迅速走红，在电影市场掀起一股浮躁之风。有论者指出，“有一些影片打着现实题材的旗号，却缺少严肃的创作态度，闭门造车，简单模仿，生搬硬套，所炮制出的电影大多悬浮空中、不接地气，很多人物、故事无法与观众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产生关联，无法给人留下思考或启迪。由于缺少独特创意和真实质感，有的电影为吸引观众只得黔驴技穷地填充庸俗、低级、感官刺激之类的噱头，沦为格调低俗的闹剧”[3]。
“中国电影学派”的探索，必须根植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通过描摹当下现实画卷，不断为中国电影带来严肃的创作理念，酝酿新的电影文化精髓，提交电影人对家国、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邃思考。
（三）前瞻影像技术革命，创新工业体系
电影是高技术密集的产业，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是科技和艺术结合的产物。工业完成度是电影成功度的重要指标，而先进技术发展是提升电影工业完成度的强力支撑。
“中国电影学派”的建立与发展，必须充分依靠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电影科技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水平，将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电影产业今后在国际电影市场的地位和竞争能力。
当前，以虚拟现实为代表的先进影像技术蓬勃发展。先进影像技术所依赖的高科技手段，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有显示技术提升所引发的先进影像科技，包括立体3D技术、高分辨率技术、高帧率技术、高动态范围与更广色域技术等；二是新型显示技术出现所引发的先进影像科技，包括头戴式显示技术、真三维显示技术等。先进影像技术势必引发世界文化体系的改革，触发世界文化体系的重构，并在产业上形成先进影像新兴产业生态圈。可以说，谁占领了先进影像制高点，谁就占领了未来电影产业的制高点。
因此，“中国电影学派”要紧盯世界电影科技发展趋势，前瞻影像技术革命，通过运用虚拟现实等先进影像技术和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新技术，促使高科技进一步融入中国电影制作和电影工业进程中，再造电影生产流程，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产品品质，以此来强化中国电影叙事能力，改善中国电影叙事方法，让电影作品更加赏心悦目，激荡灵魂，引领世界风潮，最终促进中国电影产业格局的转型升级。
（四）促进对外开放合作，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艺术也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只有通过竞争提高质量和水平，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艺术才能具有更强的实力和竞争力，才能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站稳脚跟。电影是受文化折扣影响最小的文化产品，也是最容易实现国际化合作的文化产业。顺应世界电影发展趋势，中国电影正在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并且不断加强引领世界电影产业发展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电影学派”只有不断参与竞争，提升对外合作的能力，学习借鉴世界优秀电影成果，“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才能不断在交流互鉴中取得进步，才能用世界听得懂的电影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打破区域隔阂、种族隔阂、文化隔阂、政治隔阂，增强世界各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1] 施展：《假如，真的有什么“中国学派”，这才是“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新民说iHuman”，2016年8月8日。
[2] 饶曙光：《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电影新作》，2015年9月25日。
[3] 李蕾：《现实主义电影：回应现实生活推动社会进步》，《光明日报》，2016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