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除为理性所界定外，实践或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本能冲动或物质行为

为了凸显作为实践的“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在“融通”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资源上的积极能动作用，以上我们只是讲述了其作为接受主体的理性化方面，就此而言，一切实践都是理论的实践，话语的实践，无实践不理论，不过这只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面向，其另一面向则是非理论或非理性。否则，历史倒真成了黑格尔的“概念”的演绎了。实践主体并非通体透明，作为理论或理性的化身，而是其中有模糊的乃至黑暗的区域，那是我们意识不到的水面下的“冰山”，是弗洛伊德的“冲动”和“无意识”，是拉康的“实在”，是叔本华的“意志”，是歌德的“魔鬼”，等等，它们不接受理论或理性的羁縻，反过来还会修改由理论或理性所预先设置的实践过程和目标。理性看起来是管制非理性的主人，而根本上说它是非理性的奴仆。这非理性其实并不神秘，它就是人类自己无法完全把握的其生命的本能和冲动，及其所显现的对于美好生活（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向往和追求。理性常常不能断定哪些是真实的需求，而哪些又是虚假的需求。

如同实践，文化也是一体两面，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理性为非理性服务。就其非理性方面而言，我们常常称之为“日常生活”，它被雷蒙·威廉斯作为“文化”的定义。文化从来就是人类的生存需要以及对这种需要的认可和各种形式的表征。高雅文化是这种需要的高雅表征，通俗文化是其通俗的表征。尽管其表征不同，然则在这不同表征背后的却是一样的生命奔突，盲目、无序、躁动，不过又总是趋向明晰、纲纪和淡然，即我们日日所见的日常生活的样态。日常生活的变化或文化的变化在形式上显示为表征的变化，而根本上则是生命本身的逼迫和驱使。文化史归根结底乃是人类生命的外化史。可以说，正是由于其非理性或物质性方面的强劲推动、鼓噪，文化才呈现为一条流动的长河。生命不息，文化不止！

习总书记正确地描述说：“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孔诞》）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内外分际即“我者与他者”互动关系的长时段考察，演绎了中国文化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其结论可能有点惊世骇俗：

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已；中国文化系统也不是单一文化系统的观念足以涵盖。不论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这一个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己发展与舒卷的过程，也因此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14]

这种变化程度之巨大、之彻底竟使他忍不住要发问：“原来的‘中国’是否还存在？”[15]的确，如果按照他的观点，“在一个领域的文化，与另一领域的文化相融合时，新的文化综合体，已不是原来任何一方的生活方式，而是另一生活方式”[16]，这里生活方式即文化，那么自久远的夷夏融合，经漫长的与周边民族的冲突和融合，特别是西方文化逐渐地反客为主，将作为“我者”的中华文化转换为“他者”，原先的“中国”是不复存在的了，甚至如有些极端论点所认为的，就其生成和不断纳入异质与变易的过程而言，单一的“中国”是否存在过也成一个问题了。当然我们未必要接受这一颇具后现代色彩的观点，但文化的变异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文明之所以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相互促进，即习总书记所说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孔诞》），而另一方面则在于推动这种交流和互鉴的物质性力量，即社会生产实践或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文化没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应和着物质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一意义，我们倒是可以放言：文化算不得什么！文化的走向不是文化自身说了算，那是物质生活的权力范围。我们今日之文化向何处发展，不是哪一种文化说了算的，而是要由我们今日之现实来裁决。

那么，今日之现实又是什么呢？进而，这种变化了的现实需要哪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式呢？再者，前谓之“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的具体面相是什么？习总书记告诫我们：“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哲社》）这暗示，今日之现实既不是古代现实的当代延伸，也不是西方现实的地理平移，更不是按照某种理念设计出来的模型，以及实现了的某种理念的再实现。我们为什么不能照抄、迻译各种文化资源，甚至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所处身其中的现实是不同的现实，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不同的事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习总书记所图绘，“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哲社》）。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新的文化形式。19世纪人曾无比自豪地宣称其已进入一个世界文学时代：“我们可以把19世纪视为世界性的文化，因为这个文化里包含了所有以往时代、所有以往民族和所有以往文化的传统。我们现在的文学也已经是世界化了的文学。”[17]那么迈入21世纪的我们当更有资格说，我们的现实是一种世界化了的现实，我们的文化因而是一种世界化了的文化。世界文学如果不把它理解为一种绝对的同质而是一种文化间性或地方间性的话，那么全球化已经意味着它的实现。似乎愈演愈烈的文化冲突，难民危机，脱欧运动，闭关锁国（如川普的新政），不过是世界文学展开的一个变体，其实即便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文化亦概莫能外。世界文学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而我们能够做的不是要或者不要世界文学，而是要怎样的世界文学，在世界文学大格局中占得一个怎样的位置。

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生命本能所决定，为物质生产所决定，为当代现实之需要所决定——以上，我们的意思是说，纵然以其非理性维度言之，“当代文化”或“现实文化”也不会屈服于那个僵死的中西二元对立壁垒的，它一“欲”孤行，为所“欲”为，不仅不听从理性的召唤，反倒还要理性顺从它的冲动。

布克哈特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其文化定义便是“精神本能地发展的总和”[18]——对此，研究者的解说可能更易理解：“他认为，文化是精神发展的总和，而这里所说的精神是出于本能发生的，因而它不要求普遍的和强迫的认可。”[19]理顺了精神与本能在文化过程中不可颠倒的次序，那么布克哈特的如下一段话也就可以读解为对我们以上论点的一个经典支持了：

文化与物质和精神的需求紧密相关。按照我们的理解，它包含了所有促进物质发展的因素，所有为了表达人们精神和道德生活而自发产生的东西，所有社会交际，所有技术文明，以及艺术、文学和科学。文化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和处在自由状态的世界的整体，但它并非一定具有普遍性，因为它不是强加在人们身上的。[20]

布克哈特还真是难能可贵，他首先肯定了文化对物质活动的依附性，这是他讨论文化问题的前提；虽然他接着说文化还是精神和道德生活的自然流露，但如果按照他并未放弃的精英主义文化定义，即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是艺术、文学和哲学，那么返回其根本，这些高级的表达形式也就仍然可以视作物质生活需求的推动或自然生长。道德心未必跟物质生活有关，但道德规范绝对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而制定并共同遵从的。所以我们看到，布克哈特还会于不经意间透露其对物质生活作为文化之始源的根深蒂固的坚持：“当然，我们不应当在每一精神活动或者精神成果后面寻找一个物质的诱因，虽然最终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物质的诱因。”[21]这种所谓的“物质”在他有时被说成是“生命”，甚至“人的灵魂深处”。例如，文化的“生长和衰落都受到一个高级的、神秘莫测的生命法则的主宰”。[22]生命还有法则？再如说，语言的“源头归根结底都在人的灵魂深处。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教会聋哑人说话或者理解语言呢？人的灵魂深处有一种把思想转化为文字并且一次来与其他人交流的冲动”。[23]灵魂深处是冲动？也许用不着惊奇，伊格尔顿淡定地告诉我们，信奉本能的弗洛伊德还讲过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人类社会的动因归根结底是一种经济的动因。”[24]是的，马克思的最亲密战友恩格斯所认定的马克思的重大发现之一便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5]。随后列宁也是这么说的。[26]

不扯远了，回到我们的本题，在作为话语的文化与本能或经济——再加一个词目，实践——之间，不是前者决定后者，而是后者决定前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古人喜欢把本能叫作自然，依此文化便是自然的延伸或升华。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信念：“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27]此“心”乃“天地之心”，与“天地并生”耳！相较于道家的“自然”，“文化”不过是派生性的和外在的东西，须服从根本性的“自然之道”。接受道家影响的海德格尔认为，文化和艺术不过是“自然”（physics）的发生和延伸。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现实本位立场，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用”的原则，并且能够理解到，从使用的观点看，一切文化，无论中国自己的文化遗产还是作为舶来品的西方文化，都是资源，都是话语，那么僵硬的中西文化二元对立将得以冰释。

毋庸赘言，此“用”乃感受着、谛听着当代现实脉动的伟大实践，而实践则是检验一切真理或话语命题的唯一标准。我们不偏爱任何一种资源，我们只偏爱我们自己对资源的使用，偏爱我们自己的实践，偏爱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动，偏爱这生命活动为“我”之所需而展开的对各种资源的实践性借用。非如此，将不能完成习总书记所要求于我们的“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8]，因为离开了作为生命的实践，任何对文化遗产和外来资源的使用都不过是在头脑中的概念演绎或互文指涉罢了。要创造性转化，要创新性发展，我们必须将概念付诸实践，将文本种植于大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总书记告诫文艺家们：“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艺谈》）书本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大脑里结不出硕果累累，“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艺谈》）、来源于生活：“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艺谈》）这些话是习总书记说给文艺家们听的，但同时也是说给一切思想文化工作者听的。创新不是能指的游戏，而是意指的政治。接受哪一种话语资源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以其完成我们自己的创新性意指。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动态》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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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金惠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 塞缪尔·亨廷顿发现，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非西方社会的一个回应是改良主义，准确地说，相对于全盘拒绝和全盘接受而言，是折中主义，即把现代化与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借取西方技术但坚守民族文化本位；换言之，要（器物）现代化而不要（文化）西方化。这方面亨廷顿举出的例子有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的“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术”，以及20世纪30年代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不使文化过分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的尝试。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3] 亨廷顿也注意到日本和中国的全盘西化论，其立论的依据是：“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参见同上书，第52页。

[4]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此文以下简称“孔诞”，采取随文夹注形式。

[5]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6]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0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页。

[1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此文以下简称“哲社”，采取随文夹注形式。黑体为引者加。

[14]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页。

[15]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23页。

[16] 转引自梁元生、黎明钊《江山风雨晦，长河万古流：迎第一届“余英时历史讲座”讲者许倬云教授》，载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第xi页。

[17] [瑞士]雅克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18] [瑞士]雅克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黑体为引加。

[19] [瑞士]维尔纳·卡埃基：《编后记》，载雅克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20] [瑞士]维尔纳·卡埃基：《编后记》，载雅克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21] [瑞士]维尔纳·卡埃基：《编后记》，载雅克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22] [瑞士]维尔纳·卡埃基：《编后记》，载雅克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23] [瑞士]维尔纳·卡埃基：《编后记》，载雅克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24] 参见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2nd ed.，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131。伊格尔顿在其后来的《审美意识形态》再次提到弗洛伊德的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社会，弗洛伊德以马克思的口吻说，在根本上都有着一个经济的动机。”（Terry Eagleton，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p.276）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26] 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节，《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60页。

[27]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28]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此文以下简称“艺谈”，采取随文夹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