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寫作範型:寶誌與趙州
最早的禪門十二時歌相傳為梁釋寶誌所作,北魏《洛陽伽藍記》卷四載寶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6]。宋代《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九載寶誌《十二時頌》全文。對此,學界早有研究,並定其為偽作。1948年周一良在與王重民的信中表示:“《伽藍記》之十二辰歌要為最早見者,或者白明達即采此種體制之歌詞,譜而成曲耶?唐代禪宗僧人蓋糅合《伽藍記》寶公《十二辰歌》與慧皎《保誌傳》《畺良耶舍傳》之文,而創出保誌作《十二時頌》之說,複製成此頌以實之耳。”[7]也就是說,寶公與寶誌並非一人,《十二時頌》乃唐代禪僧偽託寶誌而作。項楚《列1456號王梵志詩殘卷補校》一文也認為“寶誌作品大約是盛唐時期某位禪僧的依託之作”[8]。何劍平《寶誌詩歌作品真偽及創作年代考辨》一文則認為是唐初禪宗初起之時的作品。[9]
此《十二時頌》重在說理,語氣懇切,如老婆絮叨,唯恐他人不悟禪門之要而誤入歧途。如論述道在自身、切莫外尋: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枉經無數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真。[10]
如反對思量分別:
日出卯,用處不须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舉意便遭魔境嬈。若施功,終不了,曉夜被他人我拗。不用安排祇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黃昏戌,狂子興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思量,卻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反對文字言說:
半夜子,心住無生即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勿文字。佛祖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總無,生死魔來任相試。
反對刻意修行: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祇麼茫茫受苦辛。認聲色,覓疏親,盡是他家染污人。若欲擬心求作佛,問取虛空始出塵。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窒礙。放蕩常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結尾處作總結:
雞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不見頭,也無手,世界壞時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祇這如今誰動口。
從其表述的思想來看,最早也是馬祖道一禪學思想成熟並開始流傳的盛唐時期。以後的禪宗十二時歌皆不脫此思想範疇。
此《十二時頌》雖句句理語,卻流動婉轉,並已開始顯露十二時歌的特殊性。如對時間的關注:“任你朝陽幾回暮”、“歷劫何曾異今日”、“晝夜舒光照有無”等;如因時而異的書寫方式,其“日出卯”中有“縱使神光照有無”,是以太陽光比喻佛法,“日入酉”則因為時光流逝感歎“虛幻聲香不長久”,“黃昏戌”中有“狂子興功投暗室”、“轉使心頭黑如漆”,是以天色昏黑比喻遠離佛法的內心世界。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感悟成為後來禪門十二時歌的主要特徵。
敦煌文獻中除上文所說與五更轉連唱的十二時歌外,也有獨立的十二時歌,在時間上可能早於寶誌此篇,但內容主要是勸誡世人早日修行,脫離苦海,如《十二時·勸凡夫》、《十二時·佛性成就》、《十二時·禪門》等,對於禪宗思想並無特別闡發。以《十二時·禪門》為例:“平旦寅,發意斷貪嗔。莫教心散亂,虛度一生身”;“日出卯,取鏡當心照。明知內外空,更莫生煩惱”;“食時辰,努力早出塵。莫念時時苦,回向涅槃因”。[11]除句式使用“三五五五”外,並沒有表現出十二時歌的獨特性。其說教內容與一天十二時之間並無關聯,不能體現一天時間的變化。也就是說,“平旦寅”一首的內容若換作“食時辰”也不會有太大影響。
由此,偽託寶誌的《十二時頌》可以看作是禪門十二時歌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它開始使用十二時歌在藝術上的獨特性來增強說理的效果,而不是像敦煌文獻中只是借助了十二時歌的外殼。宋代汾陽善昭、寶峰湛堂、普庵印肅的十二時歌就受其影響,以說理為主,同時也隨時而變。如北宋汾陽善昭的“日南午”有“回光普照勿親疏”,“日昳未”有“平等舒光照大地”,“日入酉”有“諸行無常不長久”,“黃昏戌”有“錯解還同漆中漆”。[12]北宋末寶峰湛堂“平旦寅”還直接搬用寶誌“晡時申”中的原句:“莫認癡狂作近鄰”[13]。南宋普庵印肅十二時歌則多處襲用寶誌語,如:“也無頭,也無手,劫火洞然渠不朽”[14],仿寶誌“不見頭,也無手,世界壞時渠不朽”;“黃昏戌,更點分明黑如漆,一道常光絕世倫,來往不通金密積”,仿寶誌“黃昏戌,……轉使心頭黑如漆”;“本無迷,曷有悟”,仿寶誌“不曾迷,莫求悟”;“一毛頭上了遍圓,永劫不遭邪魅使”,仿寶誌“暫時自肯不追尋,永劫不遭魔境使”。北宋惠洪還曾探討寶誌“半夜子”一首,稱:“誌公和尚《十二時歌》大明佛祖要妙,然年代寢遠,昧者多改易其語以循其私,其大害意者。如曰:‘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心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沒文字。’乃作‘生死何曾屬有無’。言則工矣,然下句血脉不貫。既曰生死不屬有無,又曰用時便用,何哉?”又說:“三祖信《心銘》、誌公《十二時歌》、永嘉《證道文》,禪者不可不誦。”[15]可見此寶誌《十二時頌》對宋代禪林的影響。
禪門十二時歌發展至宋代雖仍不免勸化說理,但表達自我的成分明顯增多,甚至將一天生活作為了整個十二時歌的線索。這一變化則來源於趙州從諗十二時歌的影響。趙州十二時歌說理語言較少,生活氣息濃厚,在不同的時辰展示不同的生活內容與精神狀態。如第一首:
雞鳴丑,愁見起來還漏逗。裙子褊衫個也無,袈裟形相些些有。裩無腰,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比望修行利濟人,誰知變作不唧溜。[16]
仍是“三七七七,三三七七七”體,但以描述代替了說理。丑時,淩晨一點到三點,將起床而未起。“裙子褊衫個也無”五句,寫出了趙州穿着粗陋,生活落魄。像樣的服裝一件也沒有,只有少許貌似袈裟的衣服,褲子既無腰身也無褲管,只能將就遮體,而且久不沐浴,早已是灰頭土臉。“比望修行利濟人,誰知變作不唧溜”,是說本來指望修行可以救濟他人,誰成想自己卻先變得這般邋遢,語氣中透露著無奈與自嘲。由此推斷,“愁見起來還漏逗”是在解釋這種情緒。“見”在“愁”之後,用作助詞,表示愁的持續。“起來”此處指起床,因為後面說到無衣可穿。“漏逗”前有“還”,那麼應該是作動詞或形容詞用,指趙州的某種動作或情緒。
《漢語大詞典》中對“漏逗”的解釋有兩個:一是“疏漏”、“疏忽”;二是“間闊”。其所舉例來自南宋文人的詩文,沒有禪籍用例,時間上也晚于趙州三四百年,意思也顯然不適用於趙州十二時歌。
袁賓、康健主編的《禪宗大詞典》對漏逗的解釋為“洩露”,稱“禪宗用例常指洩露禪法玄旨。按禪旨雖不可言說,然高手宗師本分示人,自可直指心地。洩露禪旨的說法,帶有詼諧韻味。”[17]其例證皆出自北宋末南宋初圓悟克勤的語錄,範圍狹窄,且對禪宗思想存在錯誤解讀。
事實上,“漏逗”最早是出現在唐代禪僧語錄中,意指慚愧、羞愧,宋代禪籍中引申為慚愧之事、可笑之事,並頻頻用於指稱以言說、舉動來解釋佛法的行為,帶有批評語氣,而非“詼諧韻味”。[18]禪宗反對以語言闡釋佛法,所以對言說的禪往往帶有貶義,不論言說者是不是“高手宗師”。趙州“愁見起來還漏逗”是說本來就發愁,起床時更加慚愧,因為必須面對無衣無褲的尷尬,面對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
此十二時歌是趙州從諗住持河北趙州城東觀音院時所作。其特點是不再向他人說教,而是在書寫自我,甚至是煩惱也毫不掩飾。由此我們看到了河北地區弘化環境的惡劣和趙州的真切體驗。再看看“平旦寅”到“日南午”:
平旦寅,荒村破院實難論。解齋粥米全無粒,空對閑窗與隙塵。唯雀噪,勿人親,獨坐時聞落葉頻。誰道出家憎愛斷,思量不覺淚沾巾。
日出卯,清淨卻翻為煩惱。有為功德被塵幔,無限田地未曾掃。攢眉多,稱心少,尀耐東村黑黃老。供利不曾將得來,放驢吃我堂前草。
食時辰,煙火徒勞望四鄰。饅頭子前年別,今日思量空咽津。持念少,嗟歎頻,一百家中無善人。來者只道覓茶吃,不得茶噇去又嗔。
禺中巳,削髮誰知到如此。無端被請作村僧,屈辱饑淒受欲死。胡張三,黑李四,恭敬不曾生些子。適來忽爾到門頭,唯道借茶兼借紙。
日南午,茶飯輪還無定度。行卻南家到北家,果至北家不推注。苦沙鹽,大麥醋,蜀黍米飯虀萵苣。唯稱供養不等閑,和尚道心須堅固。
這幾首寫淩晨三點到中午一點的淒涼光景。趙州不僅無衣可穿,甚至還經常忍饑挨餓:“解齋粥米全無粒”,“饅頭子前年別,今日思量空咽津”,“屈辱饑淒受欲死”,“茶飯輪還無定度”。這樣頻繁地訴說饑苦,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當地村民對趙州也毫無恭敬之心,盡顯刁鑽頑劣之態:“尀耐東村黑黃老,供利不曾將得來,放驢吃我堂前草”,“一百家中無善人,來者只道覓茶吃,不得茶噇去又嗔”,“胡張三,黑李四,恭敬不曾生些子”。要向這樣的人宣傳佛教是有相當難度的。趙州並沒有誇張地描述自己修行境界的山高水深,而是坦白地道出面對困境時的辛酸苦澀:“誰道出家憎愛斷,思量不覺淚沾巾”,“清淨卻翻為煩惱,……攢眉多,稱心少”,“持念少,嗟歎頻”。這種寫實的手法在禪宗詩詞裏很少見到,讀來頗為震撼。
接下來寫了從中午一點到日落七點的時光:
日昳未,者回不踐光陰地。曾聞一飽忘百饑,今日老僧身便是。不習禪,不論義,鋪個破席日裏睡。想料上方兜率天,也無如此日炙背。
晡時申,也有燒香禮拜人。五個老婆三個癭,一雙面子黑皴皴。油麻茶,實是珍,金剛不用苦張筋。願我來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
日入酉,除卻荒涼更何守。雲水高流定委無,歷寺沙彌鎮常有。出格言,不到口,枉續牟尼子孫後。一條拄杖麤楋藜,不但登山兼打狗。
未時日影西斜,不用坐禪習定,不用追索義理,鋪個破席太陽下睡一覺,就是最美不過的事了。十二首當中唯有此首沒有煩惱、只有自在,究其原因,竟在於“一飽忘百饑”,可見趙州生活的清貧及對自我的堅守。申時,終於來了幾個禮佛之人,卻是五個老太婆,其中三個大脖子,兩個皮膚黝黑、一臉褶子。他們吃着趙州的油麻茶,卻說要等來年蠶抽絲了、麥成熟了才能給上一文錢的供養。“羅睺羅兒”,指阿修羅王,佛陀之子。酉時,日之將落,除了荒涼之外再無其他,有見識的人一個沒見到,只知行腳的和尚倒是不斷。
最後,寫晚上七點到淩晨一點的生活:
黃昏戌,獨坐一間空暗室。陽焰燈光永不逢,眼前純是金州漆。鐘不聞,虗度日,唯聞老鼠鬧啾唧。憑何更得有心情,思量念個波羅蜜。
人定亥,門前明月誰人愛。向裏唯愁臥去時,勿個衣裳著甚蓋。劉維那,趙五戒,口頭說善甚奇怪。任你山僧囊罄空,問著都緣總不會。
半夜子,心境何曾得暫止。思量天下出家人,似我住持能有幾。土榻床,破蘆,老榆木枕全無被。尊像不燒安息香,灰裏唯聞牛糞氣。
戌時黃昏,天色已暗,老鼠鬧騰不已,哪有心情讀經。亥時入睡,被蓋都沒。子時半夜,心情起伏,總結思量,如此狼狽住持,天下能有幾人?連供佛的香都是拿牛糞撚成的,因為燒不起高級的安息香。此時的趙州至少已有八十高齡,環境如此艱苦,卻能堅持四十載,足見意志之堅強。
趙州《十二時歌》旨在展現自我,毫無說教意圖,語言生動活潑,口語俗語不斷。最重要的是,時間成為了整個十二時歌的線索。起床、吃飯、待客、喝茶、睡覺,無不隨時而動。這時的“雞鳴丑”、“平旦寅”、“日出卯”已經具有完全的、真實的價值和意義,因為它可以決定每一支歌的大概內容。至此,禪門十二時歌在藝術形式上才臻於成熟。從表面上看,這是寫一天之十二時,實際卻是日日之十二時,年年之十二時。宋代禪宗十二時歌多依此範式,在時間的流動中傳達對道的體悟。大慧宗杲在稱讚寶峰湛堂的十二時歌時稱“家風不減趙州”[19],顯然是將趙州十二時歌作為典範的。
十二時歌從寶誌式的勸化說理發展成趙州式的歌詠光景說明了以下幾個問題:其一,十二時歌由單純對他性的傳教工具變成了對我性的表現載體,功能上發生了轉移;其二,佛教十二時歌受民歌影響漸趨通俗化,由此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歌”;其三,盛唐以後禪宗思想中對於“目前”、“當下”的強調使得十二時歌開始以具體的生活內容和真切的求道體驗取代對道的直接言說[20]。事實上,趙州的十二時歌更好地實踐了寶誌十二時歌的禪學思想。宋代禪林十二時歌雖然兩者都未偏廢,但更多的還是接受了趙州十二時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