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与文学元典：杂散文形态
从文体的角度看，由简而繁，由质而文，先秦散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发展过程。早在西周之前，即已经有了数量可观的文章典籍。如《尚书·多士》云：“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左传·昭公十二年》亦载：“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就是这些书册文籍构成那个时代的文化主流。不过，其时代的册籍典章都集中于王宫，由朝廷任命的史官管理掌握，故通常被称之为王官文化或史官文化。到了后来，则缘因年代悠远，变乱多故，又受到当时物质条件极简陋的限制，是以保存不易，遂多有散佚亡失者。殆及春秋末期，流传下来并有影响的，便只剩下所谓的“六经”了。据《庄子·天运》引孔子见老聃时自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如果此事确实，那么，六经系由孔子依上古所传承的遗文删订而成，属于儒家学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遗存的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地整理合成，这自然也是山东文化包括文学在内的最辉煌成绩了。按，六经中的《春秋》虽为孔子撰著，但他主要是依据过去记录的史籍鲁《春秋》为底本、并参照其他流传史料所成，在此等意义上，仍可视《春秋》为史官文化典籍。又，六经中《诗》系有韵的诗体，《易》则兼杂有韵语，余者当可作为散文之发端肇始看待。而其中《尚书》最具载典型意义，代表着春秋末期前散文的一般特点和最高水准，所以，清陈衍认为：“《尚书》为中国第一部古史，亦即中国第一部古文。”（《石遗室论文》）
春秋末期而到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社会发生剧烈的动荡变化，正处于新旧不同形态的过渡转型阶段。同时造成王官文化的衰微与士文化的兴起，由过去的学在官府而流落到民间，出现“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局面，它直接的结果之一便是个人著述——诸子散文与史传散文的大量产生及高度繁荣，耸立起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的第一座丰碑，而涵纳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自觉的理性精神。“中国古代文化的理性精神与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有所不同，它除了具有逻辑推理、抽象思维的能力外，还包含着认识主体本身品性修养的内在力量。也就是不仅具有感知、判断的能力，还包含着人性完善、人格高尚的力量。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侧重点不是逻辑推理的过程与能力，而是伦理道德的阐述。在关注抽象哲理的同时，更加关心的是现实的政治、社会、民生问题。不是倾全力以冷静的思辨去分析某一事物的性质与规律，而主要是从民族的、时代的、社会的整体方面去直觉的感悟，以炽热的感情去追求认识主体的价值与人生意义。”[19]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确立纯文学的观念，自然也就没有文学与非文学的界定和区分，在整个文化形态中，文学并未建构起独立的自我意义。所以，散文只是哲学、历史的表现中介，而史书、诸子著作则为散文的载体，文、史、哲三者原本是混融为一的，此即所谓的杂散文形态——“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唐刘知几《史通·核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中国散文的产生始于有文字记事之时，最早的已见于甲骨刻辞、铜器铭文，可谓历史悠远；但是，作为一种特定文体之名而使用的“散文”称谓，却出现得很晚。就现存先秦典籍来看，“诗”的涵义较为明晰，一般多指协韵能诵的诗歌，进而再覆盖及诗歌创作，如《论语·子路》记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同书《泰伯》载孔子的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文”的情状却大不同了，它的概念异常宽泛。如《论语·学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宋邢昺疏：“文，谓先王之遗文。”当系指广义的一切遗文册典之类，虽也包纳着散文内容，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无专门的文体意思。如《论语·公冶长》云：“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则是谓博学多闻；如《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指优美高雅的表现形式。至于《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云：“言之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强调文采，即注重修饰文辞，已经含有一定的文学意义。
其后，作为文体名称，又经历了一个逐步辨认、确立的漫长演变过程。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校定以前遗存的典册文籍，将之归纳划分为七略，其中已有“诸子略”，初步认识到其独立的文体意义——尽管仍然属于杂散文范围；魏晋时又把“文”作为各种文体的通称，虽说概念含混笼统，然而文学意味却加强了，如魏曹丕《典论·论文》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晋陆机《文赋》的论述也同样兼容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无论协韵与否和对偶散行皆纳的各种不同文体。六朝时提出“文”“笔”之别，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将“文”定义在重抒情的纯文学性的诗歌辞赋类上，而“笔”则为偏向议论叙述、以析理记事为主的杂散文了。唐韩愈等以“复古”为革新，倡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自称：“愈之为古文，岂仅以其句读不类于今耶？学古道，故欲兼通其词。”（《题欧阳生哀辞》）正是依据这个观念，他继承、借鉴三代两汉散文，并大量汲取、提炼当代口语，由之创立出以散行单句为主体，却无先秦古文“佶屈聱牙”之弊而以畅达明洁见长，适当引入骈俪文的整齐句法以张扬气势，但避免其浮靡呆滞之缺憾的新型“古文”——于此，“古文”便被普遍认同为散文的同义语，而“散文”作为一种特定文体的专用名称也已是呼之欲出了。至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引杨东山论“文章各有体”，此处的“文章”虽然仍是包含诗、碑铭记序、骈俪文、奏议等，乃及新兴的词在内的泛文体概念，但其中有一段说：“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这是“散文”一语的首次出现，被目为“文章”所覆盖的多种文体之一隅，其指义相对狭窄。与之不同的是，我们用这个较后出的专名去称谓所有“不受一切句调声律之羁束而散行以达意的文章”[20]，那内涵与外延的范畴则要广泛许多。具体到先秦散文，则主体是为诸子文和史传文。若就体裁而言，前者为议论文的代表，旨在说理；后者系叙述文的典范，重在记事。
一 开诸子散文先声的儒家著述：《论语》和《孟子》
从一般意义上说，先秦诸子散文就是后人对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术流派的文章的称谓。据《周礼·夏官·诸子》云：“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那么，“诸子”原为周代职官，主要负责国家的教治修学之事，并起草朝廷诰命，记载政务大事，以建立官方册籍文献。只不过这些典章册文皆属王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个人或者某流派的学说。但后来含义变化，转而用以指称春秋末期到战国时的各学术流派的领袖及代表人物，因其盛多，故号称“百家”。当然，百家只是状其前后不断纷呈竞出的活跃情形，并非实数。说到底，“诸子”应是在那个剧烈动荡变革的社会转型阶段，以王官急遽沦落为前提而迅速崛起的“士”阶层中的精英。尽管“士”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包纳的范围也比较宽泛，系多种社会身份与不同理想、志趣品德人物的组合体。然而，作为一个新兴的、有巨大活动能量释放，且相对独立的阶层，诚如《孟子·梁惠王上》所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或如《文心雕龙·诸子》认为的：“博明万事为子。”他们共同载具的本质特征，首先是拥有较高的知识文化和专门技能，此乃与身俱存而永远不可被剥夺的“财富”，是赖以生存发展的最大基础。要之，他们以个人的智慧能力为根本。其次，则是乐为“知己者”所用。
班固《汉书·艺文志》于先秦诸子众多学派间辨识归纳，共胪列了“九派十家”，而首奉儒家为先。他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按，司徒为周六卿之一，主管教化。班固称儒家学派渊源于此官，意当非指其中有人曾在周王室出任过司徒职位，而是谓他们承续、延伸着司徒教化社会的功能。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立者，被尊奉为宗师。孔子（前551或前552—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今曲阜）人，生平事迹具见《史记·孔子世家》。他热心政治，强调“德治”“礼”，主张“忠恕”“中庸”，而思想核心则是“仁”“爱人”，这些都体现在《论语》一书中。
自王官文化衰微、官师之学罢废，遂替之以私家著述蜂拥、个人讲学之风蔚兴，即诸子争鸣、百家驰说的新局面。而“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文心雕龙·诸子》），故是诸子散文中，推《论语》为最先并首尊。《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傅子》云：“昔仲尼既殁，仲尼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文选》卷五四南朝梁刘孝标《辩命论》唐李善注引）可知它是记载孔子的言语行事、兼及其弟子言行的书，编纂者系孔门弟子和其再传、主要是曾参的弟子们。成书时间大约从春秋末期直到战国初期，历经了多半个世纪的较为漫长的过程。又，据［日本］山下寅次《史记编述年代考·论语编纂年代考》论证，当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至鲁穆公八年（前400）之间。[21]
属于杂散文性质、议论文体裁的《论语》本旨在析明阐发事理，虽然是以“立意为宗”，而非“沉思翰藻”（南朝梁萧统《文选序》）的文学作品，但却充满浓郁的文学意味，具有相当的文学特色。首先体现于结构方面。作为语录体，《论语》是若干片断篇章的组合集成之作。尽管就表层现象来看，这些片断篇章的排列并未具备内在的逻辑性，不能形成为严密的系统，以前后呼应、主次有序而相共映衬；它似乎只是一种随意、偶然的杂然编组铺陈，并没有经过著意剪裁精心设计。如其首篇《学而》中“巧言令色鲜矣仁”章，又再见于第十七篇《阳货》里；而第六篇《雍也》、第十二篇《颜渊》皆有“博学于文”章，其字句完全相同；另仅详略有异但基本上重复的，亦屡有出现，不烦赘举。且全书20篇，每篇中各章的主旨纷异歧出，互不相关，不是围绕着某个中心题意去展开论述、层层递进以扩展深入。
但是，如果综合起来将《论语》作为整体看待，则它依然多角度较完整地体达出孔子的思想情感，鲜明生动地塑造了其性格形象。如开篇第一的《学而》共16章，其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贫而乐，富而好礼。”“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便涉及到日常处世、人生追求和为政治国之道等各方面的问题，显示出孔子心目中以及他自己作为“君子”的勤谨、豁达、好学的品格与务实干练的作风。又如第十篇《乡党》，体式较为特殊，作整体的一章。其中首先叙写孔子在本乡土地方上“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的恭顺拘谨，接着自“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以下，依次描摹铺陈他为官时对待上、下大夫、鲁君和外国贵宾的不同态度，以及上朝时的种种举止动作：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非常细致清晰，错落有序，使整个过程一丝不紊地历历毕现于眼前，且大量运用比喻手法，更加活灵活现。后世古文家刻画人物，常常借鉴模仿这种文笔。
其次则是对于人物较多的复杂场面的描写，在《论语》中虽然不多，但却颇为成功。最典型的莫过第十一篇《先进》所载者：
子路、曾晢、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晢后。曾晢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其中最富情味的自然是写曾晢回答时的那段文字，伴着缭绕萦回而渐渐消逝的乐声，他描绘出一种将生命融入大自然以从中感受愉悦的模式，由之脱弃了世俗的喧嚣与名利羁绊，在最凡常的生活中领略、寻得人生的真谛。而一切是那么纯真、潇洒，带着远古的淳厚简朴，让人悠然神往。作为主要人物的孔子，此时可能已进入晚年家居讲学著述时期了。虽历尽大半生的奔波、争取，但理想抱负终没有实现，值当生命途程无多之际，也自料未来难得以再有多少施行机会，故听过曾晢的述“志”之言，便油然生发同感。“孔子极想入世行道，但终不得志，他又不肯牺牲自己的主张以求取功名利禄。曾晢所说的话和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一面相符合，所以孔子很赞同他。”[22]“喟然叹曰”一语，生动展现出孔子感慨深永又无可奈何的形貌神态，外化了他的复杂心情。这和第十八篇《微子》中述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的第六章内，写孔子听过二人的冷峻回答后，“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一段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可相互映照，都显示出叙事简洁而人物形象鲜明、含意深沉丰厚的艺术特点。其他则又如子路的直爽、鲁莽、过分自信，冉有和公西华的循礼持重、谦逊从容，也留下很深印象。
最后，是作为语录体著述的《论语》，只正面记叙孔子等人的见解评论，并不和谁驳辩争难。所以，它仅说明结果便可，无须铺张中间的递进环节，这便内在性地决定了它造语精炼含蓄、篇幅短小凝缩的外在形式取向，从而拥具着言约义丰的又一个特点。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便是格言式的句子大量出现，如“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雍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等等，它们是孔子处世为人态度与生活经验的集中体现，极具启迪、导引作用。另，对于一些带有哲理性的感受认知内容，《论语》往往托寓譬喻，以充满感情色彩的笔墨表达出来，隽永深蕴，富含意味。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孔子身后，被尊奉为“圣人”，其孙孔伋（子思）被尊奉为“述圣”、孟子被尊奉为“亚圣”。而儒家本属先秦百家中的一家，以邹鲁一隅的乡曲之学，跻升为当时之“显学”；秦灭后，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跃居作官方的正统思想，在两千余年的漫长封建社会里，一直占有主流地位——所能得如此，其中孟子居功甚伟。他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家学派领袖，故被合称“孔孟”，他们的思想即称“孔孟之道”。孟子（前385—前304）[23]，名轲，邹国（今邹县东南）人。邹与鲁为紧邻，孟子极推崇乡先贤的孔子，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凡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最后一篇《尽心下》的末章，曾排列出自尧、舜、汤、文王而孔子的承传统系，并叹息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隐然以接续孔子学术道业自任。事实上，后世儒者也正是这样来看待他的，如韩愈《原道》便明确说：“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但是，如果要凿实此语，确指其循继世系，则比较困难。因为孔子逝世下距孟子之生，已经有近百年之久，《孟子·离娄下》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措意甚含糊。汉刘向《列女传》与赵岐《孟子题辞》谓其受业于子思，或系从《荀子·非十二子》将子思、孟轲并称为儒家中的“思孟学派”而来；不过，那仅是指思想上的继承、发展，并非必然的直接师生关系。清毛奇龄《四书
言》引王草堂《复礼辨》与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已就子思的年寿证其误。所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当比较符合事实。[24]
又，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但到他出生时，家世早已衰颓凋零，故沦落为“士”阶层中人，以设帐授徒、游说列国诸侯，靠他们的馈赠救济为活。只不过名气甚大，颇受礼遇，且有一定的选择权罢了。诚如范文澜所言者：“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这一类人声名大，待遇优，如儒家大师孟子，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各国间，凭他的声名，所到国家，国君们都得馈赠黄金，供给衣食，听取孟子的议论。”[25]
关于《孟子》一书，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云，是在他以“唐虞三代之德”和“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梁惠王上》）的仁政游说各国国主，但都不被采纳而致无法施行，理想破灭之后，晚年乃回到故乡，专心讲学教育，“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可知，《孟子》主要出于孟轲自己之手，但在他生前身后，也经过了门生的整理修订才最终形成。这便是清魏源《孟子年表考》云：“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以及清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所说：“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
《孟子题辞》又称：“《论语》者，‘五经’之馆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确实，《孟子》仿效《论语》而来，同样为积章成篇、集篇为书的语录体著作。尽管各篇、章的规模幅度远较《论语》为长、大，但它们只是杂然汇编，相互之间并无必然的内在逻辑关联以建构起全书的紧密系统体系，各篇、章皆具相对独立性而成自足体，可以单独抽取而不损减其完整意义。另，各篇名也还是循《论语》成例撷取其首句的几个字为题目，它只是作为区别、标志的符号而已，别无所取义。从本质上说，二者也皆为阐发哲理、表述社会政治见解的议论体杂散文，包含有一定的文学性。但较诸《论语》，《孟子》更有所发展、强化。
这主要体现为：一、孟子身处诸王兼并、竞争更趋激烈化的战国时代，几可谓弱亡强存、生死立判之局，已颇异于形势相对平缓的孔子之世。故各国纷纷变法革新，力图富国强兵，壮大自己的力量，相互间则不断杀伐征战，合纵连横莫有定时。面对各种疑虑，孟子要张扬自己的理论，推行自己的主张，便须不断地与各色人等争辩驳难，不能不精心讲求表达技巧。所以，《孟子》虽然还非战国后期如《荀子》《韩非子》一类成熟严整的议论文，但已甚具雏形，比《论语》的“议而不辩”（《庄子·齐物论》）、直觉式正面阐述有着相当的差别。总的看来，《孟子》雄辩滔滔，言辞锋利精辟，充溢着捭阖纵放、宏阔奔驰的气势。“文中经脉条理，也丝毫没有紊乱疏漏，或模糊晦暗的地方。所以赵岐的《孟子题辞》里，说他‘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这就是说他的用意和文理之中，本末四周，皆能周到”[26]，即指此而言。这是贯注《孟子》全书的主要艺术特色，与《论语》之睿智隽永、简洁含蓄的意度风神明显不同。其中具有典型性的，如《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文长达数千字之多，于《孟子》全书亦为罕见。它记录了孟子晚年第二次去齐国时与齐宣王的对话，全面而集中地表现出他行“仁政”、以“王道”治国的政治思想，即“富民”与“教民”，由之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孔子“富而后教”（参见《论语·子路》）的学说。它首先从“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即不言“霸道”立论，引出“保民而王”的主张；紧接着投宣王之好，谓其有仁心，“可以保民”，并就以羊易牛衅钟的“不忍”展开，推求其用心之根本：
“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技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据此，孟子直指齐宣王开疆辟地、持武力称霸的“大欲”，痛陈这无异于“缘木求鱼”，且必将造成后灾，从而呼应了开端，回环周密。到了这里，可谓铺陈已足，便正面推出请宣王“发政施仁”的本意，阐明自己的最终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全文可谓因势利导、层层剥落，反复辩说、详明深透而至无懈可乘，最后方始水到渠成地逼出主旨，正是揣摩透受方的心态并深明事理，才得以成功表达出来，特见片言居要，高屋建瓴之妙。“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这夫子自道语，挑明了《孟子》行文特点的基本形成动因。
二、《孟子》为了加强所议论的力度，不仅注重凭据严密精整的逻辑性于理性上折服人，还每每借助形象化和情节叙述在感性上融合潜润，以使人接受、认同其观点，故托譬取喻、引物连类便是书中的常用手法：“长于比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孟子题辞》），上引“缘木求鱼”“邹与楚战”“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等便已堪称贴切新颖。又如“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告子上》）、“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对于个体生命存在与立身之根本——“义”的选择上，有关国家安危存亡，都是极严重的命题，《孟子》分别借用两种食物不可兼得的现象和古代历史里诸英才崛起于困窘艰难中的事例来类比譬拟之，从而使抽象、复杂的道理简单明晰化，妥帖精当，便获得晓畅易懂的良好效果。“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在比喻里有两个因素要浮现在我们眼前，首先是一般性的观念；其次是具体的形象”[27]。看起来，孟子是早已深刻认识到比喻中主、客体之间的微妙对应关系，并掌握着娴熟的使用技巧。
再推进一步，《孟子》书中并不止于此，还将较单纯的比喻发展衍变作具载一定情节内容的故事——寓言，使之更加可读而富有趣味。如历来被人称道的《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
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英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它所写者极带嘲讽性的喜剧色彩，“良人”的虚伪卑劣、“妻妾”的愤慨悲伤，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末尾的点睛之笔，则径直揭示出那些为求得利禄荣达而不择手段、丧失廉耻，“昏夜乞怜于权门，白日骄人”的钻营者的普遍本质，借事明理，实属诛心锥骨语。另一方面，孟子还通过虚构的“齐人乞食”的荒诞行为，严厉批评了齐国虚荣伪饰，只看重现实功利而不讲节操的不良社会风气。他是鲁人，作为“姬周旧邦”，民风朴实诚恳，崇尊名教礼制，自是不同、或许也不满于齐地实用躁进而多机巧的价值取向，故设譬托寓以刺之——这便属两种异质文化碰撞的范围了。总之，“齐人”章作为小说的雏形与发端，已备具了人物、环境、情节三个基本要素，对后代影响甚大，流传颇广。如黄庭坚《清明》颈联之出句“人乞祭余骄妾妇”，便用此为典故；明、清的山东剧作家又据之扩展编写成戏曲。但它还不止于此，除却虚构的完整故事情节之外，其明显的讽喻意义和倾向性，则表现出寓言的特征。《庄子·寓言》云：“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又同书《天下》云：“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故寓言者，虽托寓寄意在此而却别言假说于彼以达之，无论曼衍杂俎、奇思诡想皆无不可，然旨趣必归之正；那么，象征、拟人、夸张等便是它使用的主要艺术手段了。其他如《公孙丑上》的揠苗助长、《滕文公下》的邻人攘鸡、《告子上》的奕秋诲二人弈棋等，都是故事生动有趣，指义深邃丰厚，启导人回味联想，它们标志着战国中叶诸子寓言的最高成绩。
二 史传散文中的奠基创体之制：《左传》《国语》和《晏子春秋》
先秦的史书首先应属于历史类著作，而非本体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只是带有若干文学性，或多或少地采取了文学表现手法而已，仍呈杂散文形态。故对其称谓颇不统一，缺少明确的概念界定，如或名历史散文，或呼之曰传记文学，皆可混杂使用。不过，现在看来，前者的外延似乎过于宽泛模糊，所涵盖的作品几无所不在。而后者则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失，因为它本义兼指历史传记和杂体传记——杂传、散传与个人传记之类。且历史传记习惯上系指专门记载人物一生行迹的《史记》《汉书》之类，难以包容以记事记言为主的先秦著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为避免归类上的缠夹不清，此处借用《文心雕龙·史传》中阐释“传”之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予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因为“这是把释经的文字叫做‘传’。《左传》是解释《春秋》经的，《春秋》是经，也是史书；《左传》是传，也是史书。这样，就把史和传联系起来，可称为‘史传’。《史传》篇还论述了其他众多的历史著作，包括《尚书》《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等非解经之作，可以说，刘勰所谓‘史传’，包括上起虞夏，下至东晋的各体史书。史传文学中‘史传’二字的含意，就是这样的概念。从先秦到六朝，有一批历史著作，它们不仅是其中的某一篇章，或某一段落具有文学色彩，而是整部著作都堪称文学杰作，它们做到了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的有机统一，它们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著作”[28]。不同的是，我们这里将时限范围划定在先秦；又以为“文学”的观念过于笼统，故依据文体现象，只称作“史传散文”。
如前所述，史传散文的第一义为史籍，其次才能谈及文学特征，而散文乃是其物化形式。既然为历史著作——史籍，自然要以显现社会演化进展过程、揭示其间规律并阐明变动原因为旨归，作为自身的价值定位之所在。另一方面，还必须遵循史籍的操作规范和原则，如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序》所言者：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
其第一条即“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三年》），“疑以传疑，信以传信，著以传著”（《谷梁传·桓公五年》），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在这条首要标准上，无论中外认识都是一致的。如古希腊思想家卢奇安（125？—192？）便说过：“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历史家要讲的事件已经摆在他的面前，既然是真实的事件，他就不得不如实直陈。”“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29]第二条与上引卢奇安“实用”之说相近似，即以古鉴今、经世致用的“资治”意义。清王夫之认为：“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其实，这种观念古书中早已有之：“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召诰》）、“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八佾》）、“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礼记·经解》所言书教）。那具体要求或目的，就是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对世风有以教化、有所警诫，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再清楚不过地标明了史书“致用”于当世的指向。至于第三条，实质上属于对如何表现、怎样写才能“动人观感”的探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讲的便是“文采”，或者推衍言之，即史传散文的文学性。
此等文学性，当源自对历史的审美感受与情感体验。所以，纷纭繁杂的史实便不再是枯燥单向的罗列排比，而化为一种以曲折多变的情节故事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解绎的历史运动，一幅社会生活与众生万象的缤纷画卷，能够供人直觉观感，引发共鸣。所以，这种建筑在情节、人物的基础之上的叙述文，也便成了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的发端，泽被后世，影响深远。而山东先秦时期的史传散文著作，不仅于数量上占据着当时的大部分，并且主要体现了其间所能臻达的最好水准，由之形成为中国古代史传散文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或者说是第一次高潮——而第二次、也即最后的高潮为两汉时期，其代表作是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但已经同山东无关——它的具体特征则有下列两端：首先是充实的内容与成功的艺术表达，其次是形式的创造或极大发展，如编年史体的《左传》、国别史体的《国语》、人物传记专史体的《晏子春秋》，皆称楷模经典，为人参照学习的范本。以下将分别论析之。
先说作为史传散文中编年史体奠基之制的《左传》。
关于编年体的外在形式特征，晋杜预曾定义云：“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春秋左氏传序》）唐刘知几则认为其便宜处在于：“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史通·二体》）总之，它是取纵向的时序脉络为主纲，而横向连缀以同一片断时间里发生于不同空间范围内的各种事件，一一先后依次记载下来。故是这种以时系事的方法，条畅明晰，“属词比事而不乱”（《礼记·经解》所言春秋教），“将有其末不得不录其本”（《谷梁传·庄公十七年》），井井然昭显“秩序之美”，因为其根本在时间观念上。
《春秋》是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以鲁国为中心，自鲁隐公始而至鲁哀公止共历12君，兼及周天子与其他诸侯国事。在此特定时间段落内，展现出覆盖着整个中原地区的空间框架里的诸自然社会活动，全部历史的流转行程和动态面貌；而贯穿通体的，则是褒贬劝惩的强烈思想倾向与深沉历史意识。于此，孔子表白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过，尽管《春秋》纵横交织的时空记载严密，并提供了观照审视历史的一种方式，具载开创性意义，但它过于简略省约，无论多么复杂的事件，也只用几个字记之，致使来龙去脉不清，谨严有余而灵动形象不足，缺乏文学色彩与审美意义。
也正缘由《春秋》只记军国政局大事，“春秋笔法”过于隐约简要，随后便出现了阐发述解它的“春秋三传”。所谓三传，皆仿照《春秋》的编年史体例，依次载记春秋时代各国军政要事，详略不等。其中《公羊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11卷，据班固自注，作者“公羊子，齐人”，唐颜师古注云：“名高。”而《谷梁传》，据唐杨士勋疏云：“谷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其实，它们是先秦流传下来的古书，经汉人写定始著乎竹帛，书中叙事成分较少，主旨在于阐讲辩明《春秋》的“微言大义”，故文学价值无足深论。刘知几曾批评二传说：“理有乖异，言多鄙野。”（《史通·鉴识》）“乖异”是对比“三传”中的另一传《左传》而言，“鄙野”则谓其大大逊色于《左传》的文采富艳。确实，《左传》作为相对独立于《春秋》的一部文史杰著，于历史价值方面既已有了高度的升华，而其表现技巧和审美意义，较诸《春秋》也取得质的突破发展，亦远非《公羊》《谷梁》二传所得肩并。《左传》的叙事方法、结构形式，以及从中体达出来的艺术精神，不仅为编年史体的，甚至为整个史传散文开辟了一片全新天地，是其真正成熟而走向辉煌的奠基之巨石。
有关《左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其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而《汉书·儒林传》则名之为《春秋左氏传》，同书《司马迁传赞》又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同书《艺文志》并说明左丘明是鲁国太史，具体生卒时间不详，其生活年代应较孔子稍晚，故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谓：“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义，随义而发。”然而，自唐宋以来，左丘明作《左传》之说受到人们的怀疑，并陆续提出一些证据，但终因文献不足征，难以推倒旧说。现在看来，左丘明当时广泛采集诸史书文籍，加以修订整理而汇集成型，“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唐啖助《春秋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所以个别地方有他们的增损窜入，原是常理，并不足为怪。
《左传》之记事，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止，一仿《春秋》按鲁国十二公次第编年，共计历经255年的漫长时间。书后又附记鲁悼公四年（前464）赵魏韩三家灭智伯分晋事，已是战国时代的开始了。而总观其思想倾向，主体上接近儒家学派。首先是它鲜明的民本观念。如《桓公六年》记叙李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为了抵御强大的楚国的侵略，他提出“道”“忠”“信”三点，以取得民力普存、民和年丰、民心无违的效果，才能够“成民保国”“成民取胜”，从而实现“神降之福，故动而有成”的目的。再者是对礼制的强调与崇重。春秋之际，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各种非“礼”的思想与行为纷纷出现，故书中特别注意载记诸侯国君或大夫以违礼而遭受惩罚的事件，如晋惠公、成肃公、陈五父大夫等。这是因为礼具有着“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隐公十一年》）的重要作用，所以，《左传》将之提升到维护国家社稷安定、宗法制度存亡，乃至个人安身立命、福祸死生的高度上来，甚至还力图使礼制意识融入人们的身心，成为一种自觉追求与价值归宿。
但是，《左传》也流露出一些与儒家思想不一致，甚至明显违背的地方，这集中体现在对霸权的推崇和霸业的支持上。前已言及，《孟子·梁惠王上》倡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主张以“王道”“仁政”治国，否定“霸道”。而《左传》却对春秋时的五位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美颂有加，对大国相互之间争霸的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鞍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吴楚柏举之战等，都给予生动细致、绘声绘形的描述，使之成为全书的最精彩篇章。而这背后的主导思想，则是尚武尚战，对以武力攻伐征服的霸道的首肯：“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宣公十二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襄公二十七年》）也就是说，天下纷乱，战争无法避免，只能用兵威与霸权去阻止、消弭战争，故武力不可弃置不用。[30]
清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曾提出“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的两种写作方法，并对前者解释说：“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读第五才子书法》）这其实就是史传散文的特征，即基础在“实录”的原则上，对历史事件重新进行编排组织，通过流畅生动、富有个性化的语言表现出来，除却其史籍的第一性质外，还兼具文学作品的双重身份。据此衡量，则《左传》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历史总是呈现作一种众多事件不断产生、变化而延续不绝的流动形态。相应地，在叙事性文学中，故事或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是立体的，而叙述的时间却是一种线性时间。[31]《左传》站在第三人称的立场，从全知视角把握住历史的复杂进程，完整、准确地叙述有关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条不紊，委曲周详，使之明晰在目。其中最常被人称道的是《隐公元年》所记之“郑伯克段于鄢”：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遂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共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这是写统治者为争夺权力而骨肉相残的史实。从庄公即位到平息共叔段叛乱、迫其外逃，共经过了22年的漫长岁月；但作者只着重记叙难产、请京、祭仲和公子吕进谏、平叛等几件大事，便将军国政治，乃至家庭中母子兄弟的变动讲得清清楚楚，具有很强的传奇故事性，仿佛一篇曲折动荡的小说。而不同人物的个性特点，如庄公于再三容忍时潜隐的大谋略其实极富心机，姜氏违背礼制的偏颇中显示出固执绝情，共叔段的骄纵轻妄，颍考叔的善解人意巧于进言，都随着情节的推进被逐渐凸显出来。结尾庄姜母子隧道复见、相共咏歌的戏剧式场面虽无关乎国政，似乎为闲笔余波，但它调节、缓解了前面的严峻紧张气氛，为之平添出若许情味，使行文疏密缓急有间，且表现出人物情感的变化，使其更加丰满充实、富艳多彩而有立体感。
一般说来，历史的进程中会出现许多必然和偶然事件，而事件总是由若干个具体细节结构汇集所成。《左传》便善于对之作细腻生动的描摹，从而避免大而化之、粗疏浮薄的弊病，遂使整个历史“活”起来，洋溢出旺盛的生命力，变单纯的理性记忆、理解为具象式的感受和情感认同。如《僖公三十三年》的“秦晋殽之战”，记叙僖公三十二年（前628）冬晋文公病死，秦穆公乘机派兵袭击晋的友好郑国，以图称霸中原，事前蹇叔极力劝阻，但穆公不听：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秦穆公使人诅咒蹇叔老而不死的话虽刻薄，却形象而多有审美意味；蹇叔哭子的一段话则又缘由于一种深邃的绝望与悲怆，不禁泫然喟叹。总之，字里行间都笼罩着浓郁的悲剧色彩，情味悠远沉挚，让人回想无穷。
《左传》中还有不少篇章，从横断层上正面描述铺写大的战争，着笔较为详细的便达十余次之多，这自然与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的主导思想有关。诚如清吴闿生云：“左氏诸大战，皆精心结撰而为之，声势采色，无不曲尽其妙，古今之至文也。”（《左传微》）它善于把握波澜壮阔、激烈残酷的场景，以简括精练的语言表达繁复的内容，却层次分明、张弛浓淡间虽错杂而井然有序，特见出卓越精纯的叙事能力。如《成公四年》描述的齐晋鞍之战：
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余勇！”癸酉，师陈于鞍。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疾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痛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枪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这是齐晋两个大国在今济南北郊华山下的一场争霸战争。“灭此而朝食”，说明齐侯的自信与轻敌；“流血及屦，未绝鼓音”，见出大战的紧张惨烈程度；晋军主帅与御者的互相激励被以重笔载记之，是为了显示其勇猛坚毅、上下同心，那么，齐军的失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三周华不注”，正是其逃溃的狼狈慌乱像。这与《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写晋军败阵，“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同系传神之笔，虽不如它的生动形象，而简洁过之。
在事件的叙述和细节的描摹中，必然会涉及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左传》于这方面也很成功。它的笔下有不少个性特征鲜明突出或复杂多变，而形神毕现的角色，从雄主昏君、贤相佞臣、勇将懦夫，乃至行人商贾、淫妇义女等，不胜枚举赘言。最精彩者，如《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四年》所写的晋公子重耳。他因骊姬的陷害被迫逃亡国外，历时长达19年，在浪迹列国中饱尝屈辱、备经艰窘困厄，终于由一个平庸因循的贵公子磨炼成雄才大略的霸主。书中通过其坎坷多难的人生遭际，生动表现出性格发展演变过程与立体式的人物形象，颇具典型意义。其中记叙重耳流亡至楚国时，楚王对之优礼有加，并乘机提出回报的要求，“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榖？’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橐鞭，以与君周旋。’”回答得不亢不卑、入情合理，委婉拒绝了楚王的要挟，充分显示出他的成熟机敏与未来大国之君的闳阔气度。以后又写重耳要返回晋国即王位了，“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这里不仅显示出已是屡经忧患、深谙沧桑炎凉的老年人的重耳的宽容、豁达和睿智，为他当国君后捐弃前嫌、招降纳叛的举措预作铺垫，并且弥漫着悠长的抒情意味。
概括说来，“《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32]。作为叙事文学作品，历来也被尊奉为典范。《春秋左氏传序》云：“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史通·杂说上》更详而论之：“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败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后来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推《左传》为冠冕，就辞命、议论、叙事三项分类，认为叙事最得体要。故清章学诚总结其法有“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化工，其法莫备手《左传》”（《论课蒙学文法》）。清刘熙载亦分析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三方，斯为大备。”（《艺概·文概》）这些话都有助于对《左传》表现特征与艺术手法的理解。可以说，《左传》和《诗经》堪比双璧，共成奇葩，不仅是山东地域，也是整个先秦时代诗文坛上的巅峰，是其高度繁荣的最好标志与绝佳景观。
再说创国别史体的史传散文著作《国语》。
关于《国语》之书名，始见于《史记》，其《太史公自序》《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皆言及；又司马迁《报任安书》曾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故被认为《国语》亦出自鲁太史左丘明之手。此后《汉书·艺文志》于“春秋类”中著录“《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大约即循沿司马迁之说所来。同书《律历志下》又有《国语》为《春秋外传》之称，继之汉刘熙《释名》、王充《论衡·案书》、三国吴韦昭《国语解序》，皆以“外传”名，并以《左传》为“内传”。当然，对于作者问题，后人也颇存疑问，只是提不出确凿材料以证左丘明著书之误，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持平之言：“《国语》出自何人，说者不一，然终以汉人之说为近古。”总之，左丘明的身份可能是失明的“瞽史”，口头讲授流传下来的各国历史，至于“著于竹帛，辑为一书，是后来的事”[33]——它和《左传》的辑录定型成书，情况是相似的。另，《国语·周语上》载召公论“天子听政”时有“瞽史教诲”之说，同书《楚语上》记申叔提出教诲太子的诸种史籍中亦有《语》，可并参。
《国语》记载的历史上迄西周穆王征犬戎（前967？），下止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韩、魏、赵三家分晋，约有515年，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将近《左传》的一倍。内容包括周、鲁、齐、晋、郑、楚、吴、越8国史料，共计21卷，但其中仅只有《周语》《郑语》的个别章节为周平王东迁（前770）之前的事迹，《晋语》以很少篇幅叙及战国之初，而剩下的绝大部分都记载春秋时期诸国的军政等事，与《左传》类近，甚至还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内容基本和《左传》相同。然而，有异于以鲁国纪年为主线次第记事的编年史体《左传》，国别史体的《国语》却是分国记史，且重在选记其要言大事，并不拘执在系统始终的逐年为纪。所以，它自然便显得详略不均、差别有等。如《周语》历时最长，但多为记言论政之文；《鲁语》大部分系一事一议的片段；《齐语》只记管仲与齐桓公的数次对话，中心是国政；《郑语》仅存一篇郑桓公为司徒及向史伯问政的谈话；《楚语》则侧重于记事，《吴语》和《越语》单述两国之间的攻伐争霸；只有《晋语》最称详细，共9卷，几占《国语》全书之半，写自武王而到智伯倾亡的漫长过程。
虽然《国语》的内容比较庞杂，举凡“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顺逆之数”（《国语解叙》）无不涵纳于内，但考察其主导思想倾向，仍然接近于《左传》，大体上归属儒家学派，中心是“重民”“崇礼”“尚德”。不过，与《左传》相映成趣的是，它也存在着若干和儒家不一致，甚至相违背的地方。如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国语》却以近似欣赏的态度载记了不少神话传说与怪异之事；另外，它还兼容着墨家（如《鲁语下》敬姜论劳逸）、道家（如《越语下》范蠡谏言勾践持盈、定倾，以阴阳刚柔之道复国胜敌，吴亡后，即知机退隐，归宿于自然）、法家（如《齐语下》管仲教桓公以霸术）等学派的思想。[34]这主要是因为二书的基本形成时间和书中所跨越的历史时期大体相同，故而共同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意识与思想特征。
从文学表现特征而言，比较《左传》和《国语》，向来认为前者长于叙事，后者重在记言。就总体上看，《国语》虽浸润于《尚书》的传统中，但已取得长足进展。首先，它一改《尚书》古奥艰深、佶屈聱牙的旧习，别采用接近当时流行口语式的语言，结果便能备具清畅通达、晓易平实之妙，述情达意无不委婉周详、深辟明彻而曲折自如，断无难显之隐与难尽之理。其次，是为了扩张气势，强化感染力，《国语》所载记的言论辞令每每喜用排比句法，二字、三字、四字或字数多寡不等，其间涵纳了丰富的事典喻譬，活跃着生动的形象性，饱蕴激情色彩，而铺张扬厉、腾涌连毂以滔滔泻下，使人应接不暇，其中有的已开《战国策》中策士谋臣的游说之风。后来柳宗元不满《国语》的义理，指责说：“病其文胜而言尨，好诡以反伦。”（《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但却极赞其文辞之盛美：“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非国语序》）并且认为为文须“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最后，是讲析事理的旁征博引和严密逻辑性。《国语》所记之议论说辞，常好引经据典，追本溯源，再伴之以层层推理、步步逼近或铺排展衍，每寓教诲警诫之意于其间，务使深透精辟，无懈可击，受方为之折服。
著名章节如《周语上》的“召公谏厉王弭谤”，事记独裁暴君厉王为控制舆论，严禁民众的批评，乃派出卫国神巫四处监听，任意斩杀，使“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自以为得计。但召公深不以为然，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接着他以先王广泛听取臣民意见以处理政事，才能避免错误的范例谏劝厉王，再详细阐述说：“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这里借塞堵川流来喻拟阻止民众说话将会产生的严重后果，举例古事以教诲现实，反证正导，可能与必然互相映照，结构谨严，丝丝入扣，这是有关国家政治举措大事的话题，言近旨远。至如《鲁语上》之“里革断罟匡君”，则注目于生活劳动，事因宣公一味贪求经济增长，违反鱼孕周期的客观规律而大肆捕捞，大夫里革乃断网以匡谏之：
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
，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人，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
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乎禁罜
，设阱鄂，以实庙疱，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搓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
，鸟翼
卵，虫舍蚳
，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
这篇文字朴实无奇，只是通体陈述古训：必须遵从鸟兽虫鱼的生长繁殖特点，保护幼雏，促进其蕃衍，才能取用不竭——如此就事论事、看似简单的育物用物道理中，其实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更说明山东地域的先民们，很早便懂得维持生态物种的平衡、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禁止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和破坏。这些认识与制度，对现代社会的人们仍然不失启迪借鉴作用。于表现方法上，也依照时节先后及相应的鸟兽虫鱼品类顺序叙去，虽直陈事实而不务夸张藻饰、不作芰蔓延绵，然因有宾主交映变换，连类并举，仍觉动荡有致，无失粗拙板滞，由之便收层次分明、错落递进之效。辞详而婉却是理透以深，故逼出结尾，直责宣公“不教鱼长”、肆意捕收的行为是贪婪无度，不合古制：“贪无艺也”！剀切犀利，不留丝毫余地圆转，气势浩荡不曲。
《国语》也叙事，但一般都很简略，仅仅杂夹在各种人物谏讽应对的言辞间，作为辅助手段，以述写梗概、点明事件的进展过程而已，并不注重周围背景气氛和人物动作情态等细节描摹刻划。如《越语上》里“勾践灭吴”的长篇文字，只用败于吴后，“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夫差将欲听，与之成”“是故败吴于囿，又败之于没，又郊败之”，“遂灭吴”一些粗疏载录，以契领终结这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充满起伏变化而惊动心魄的历史故事。那大量出现的，则是勾践、文种、伍子胥、伯嚭、夫差等人的说议论辩。正是从这些言辞间，显示出其心态个性和身份处境，各具特色，绚烂多姿，成功建构起自己的人物长廊。故是陶望龄认为：“《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鲁尚矣。……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引）
总体以论，《国语》的文学性不如《左传》浓郁，艺术表现水准亦不及它高超。但在一些局部描写方面，《国语》却自有其优胜之处。如上述晋公子重耳事，系《左传》刻画得最成功人物形象之一。然而，《国语》记载的不仅更加详尽，且有所丰富发展。对此，《晋语》一、二用了8、9节的文字叙写，关于重耳流亡到齐国时，桓公妻之，有马20乘，重耳贪恋眼前安逸的生活，不再思进取，是以妻齐姜与舅子犯设计让他离开齐国。对此，《左传》只简要记载说：“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晋语》却就此细节生出一段活灵活现的文章来：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亦无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
重耳的极度愤怒，子犯的机智调侃，寓庄于谐，都在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中被生动地展示出来，幽默隽永，使人解颐。
最后说“传记之祖”的史传散文著作《晏子春秋》。
据《史记·管晏列传》云：“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这是《晏子春秋》的名称最早见诸文献记载。其后，汉刘向《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等书皆有著录。不过，关于其成书时代和作者，历代的说法却颇存歧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发现的西汉初期墓葬中，得见《晏子春秋》残简120枚，除极个别篇外，现存的绝大部分都已保存，可证它于秦、汉之际就广泛流行，正是司马迁说的“至其书，世多有之”。故推想其基本定型在战国中后期，为先秦古籍当无疑，此后又陆续有所增益，也是可能的。而作者，《隋书·经籍志》等径直标名“晏婴”，显然错误，因为这是杂纂之书，且叙述皆出之以第三人称，并涉及晏婴身后事，所以，它不同于先秦其他诸子书的自著性质。一般说来，《晏子春秋》的作者非一人，大约系晏婴门客后人，或其他学者士子依照齐国史书与传说等多种材料，逐渐采录汇辑所成，故是其间有些故事，亦并见于《管子》《韩非子》《韩诗外传》《新序》《说苑》等先秦及汉人古籍里，只不过记载各异罢了。这诚如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言者：“《晏子春秋》的成书，有长时间的积累和演化过程。原始的材料可能有两类：一类是古书（如《齐春秋》等）里的零星记载；一类是民间流传的故事。”
虽然自汉以来，多将《晏子春秋》归属于儒家或墨家著作，但它却殊异于通常意义上的“子书”，实质上应为史书——“春秋”本即为史书之名。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将其划入《史部·传记》类内，是名副其实之举。因它多方记述晏婴生平的言论行迹，其叙事形式也与一般的史传无二。不同的是，尽管其他史书也记晏婴事，如《左传》有19处涉及他的言行，12篇与《晏子春秋》类同，却均不能分离出来以独立成章，只不过属于全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晏子春秋》则大不然，它是以晏婴为中心人物去开展，或者说专门给单个人物的历史作传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视其创个人纪传专史体的史传散文，并开后来《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之先河，以后各代的官修正史皆循此体例而作，那影响非常深远。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即《晏子春秋》断非信史，实颇有区别于《左传》与《国语》——虽然它们都具载着程度不等的文学性质，这就牵涉到上文所略过未谈的史书中也存在多少不一的“因文生事”问题。对此，金圣叹给出的定义乃“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读第五才子书法》）。若就史书而言之，除却须遵循“实录”的原则外，于细事末节等琐屑方面，往往好“因文生事”，增加若干想象或虚构内容，然而这点并不在根本上影响、更不会否定其信史意义。至于此等被普遍运用的写作手法，前面论述《左传》《国语》时，因行文要避免繁复重叠，故受到限制，未曾涉及，这里一总迻录钱钟书有关二书的精当见解以为参照：
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虽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大事书策，小事书简，亦只谓君廷公府尔。初未闻私家置左右史，燕居退食，有珥笔者鬼瞰狐听于傍也。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
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注者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餍心息喙。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一曰：“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麑论》曰：“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李伯元《文明小史》二五回王济川亦以此问塾师，且曰：“把他写上，这分明是个漏洞！”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文心雕龙·史传》篇仅知“追述远代”而欲“伟其事”“详其迹”之“讹”，不知言语之无征难稽，更逾于事迹也。《史通·言语》篇仅知“今语依仿旧词”之失实，不知旧词之或亦出于虚托也。《孔丛子·答问》篇记陈涉谈《国语》骊姬夜泣事，顾博士曰：“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左传》成公二年晋使巩朔献捷于周，私贿而请曰：“非礼也，勿籍！”“籍”，史官载笔也。则左、右史可以徇私曲笔（参见《困学纪闻》卷一《中说·问易》条翁元圻注），而“内史”彤管乃保其“不掩”无讳耶？骊姬泣诉，即俗语“枕边告状”，正《国语》作者拟想得之，陈涉所谓“好事者为之词”耳。……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斯言虽未尽想象之灵夸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阙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宪足，则至当不可易矣。《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35]
文中所质疑的宣公二年
麑事，《国语》也有记叙，而且较《左传》还要详细：“麑退，叹而言曰：‘赵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镇也。贼国之镇不忠，受命而废之不信，享一名于此，不如死！’触庭之槐而死。”这段临终前的表白肯定系作者的揣摩想象之辞，但是，它并未违背、更改基本的历史真实，反倒是增加了故事性，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所以，这种充分文学化的虚拟手法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大有益于张扬史书的感染力。只不过它必须被制约在“信史”的本质真实范围内，一旦超过一定适当限度，如所记叙者真伪参半，“虽不尽真，也不容尽伪”[36]的《晏子春秋》，便是过于靠拢小说、院本，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摇摆中倾向文学方面了。故有论者从小说的“故事性、娱乐性、通俗性”三种特征去评析《晏子春秋》叙事的整体倾向，并认为：“《晏子春秋》的小说化、个性化，是受制于它的史书特征的。即：全书记言多于记事，晏子的谏言答语被拿来作为表现晏子的主要手段，而这些言语又多发宏论，言必君臣国家，这都大大妨碍了晏子的个性化，也妨碍了作者的个性化，作者自身也在努力地与史书趋同，这些表现了小说在它的初起阶段，不得不依附于史传的历史特点。”[37]
《晏子春秋》全书共8卷，前6卷为“内篇”，计有“谏”“问”“杂”各上、下；后2卷为“外篇”，计有“重而异者”、“不合经术者”。传主晏婴（？—前500），谥平仲，东莱维（今高密）人。刘向《晏子叙录》称他“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食五百余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驾敝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就书中表现的主体思想来看，既有忠君、崇礼、爱民的一面，又有节用、非乐、斥鬼的内容，可谓兼容儒、墨二派学说。这正是战国末期及齐国当时诸家之说林立、学术繁荣而争驰并传的总体社会文化背景的反映，同时也显示出与西邻鲁国儒学独盛局面的差异。
于结构上，《晏子春秋》每卷含若干节，全部共约近190节，各自皆独立成文，长短不等，相互间既无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亦不存在明确精细纪年，只是大体依顺晏婴仕辅庄公、景公的经历，乃至死后事为基本时间框架。但也有颠倒，如开首即先记景公时事，且景公朝所占的篇幅也较多。其实，每个独立的小节便是一段小故事，它们分别记叙了晏婴各方面的言行，涉及到其政治外交、日常生活等多种活动；而汇集于全书，则立体化地建构起晏婴正直敢言、仁爱清廉、机智笃诚的历史形象，生动显示出他性格的丰富深沉。如为人熟知、已成为常用典故的晏婴与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即“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载《内篇·谏下》），和“晏子使楚”的二节（“晏子使楚楚为小门晏子称使狗国者入狗门”；“楚王欲辱晏子指盗者为齐人晏子对以橘”，载《内篇·杂下》），便颇具代表性。其实，于“使楚”二节之前，先已有“晏子使吴吴王命傧者称天子晏子佯惑”一节了：“晏子使吴，吴王谓行人曰：‘吾闻晏婴盖北方辩于辞、习于礼者也，命傧者曰：‘客见则称天子请见。’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请见！’晏子蹴然。行人又曰：‘天子请见！’‘晏子蹴然。又曰：‘天子请见！’晏子蹴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恶乎存？’然后，吴王曰：‘夫差请见。’见之以诸侯之礼。”在这里，晏婴机警多谋，终于以柔克刚的干练得到鲜明体达。3次用“蹴然”，形象地体现出他的情态神貌，用笔较细致，措词准确。另外，吴王夫差欲僭用天子名义见客，与《左传·宣公三年》所载“楚子问鼎”事性质相似，凸显了其狂傲与称霸中原的潜在野心。而所有种种，都根源在“崇礼”的基本思想上，丰厚于后面“使楚”的只是维护个人、乃至本国的尊严的单一主旨。
其他如《内篇·杂上》“庄公不用晏子晏子致邑而退后有崔氏之祸”所记：
晏子为庄公臣，言大用，每朝赐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与爵。爵邑尽，退朝而乘，喟然而叹，终而笑。其仆曰：“何叹笑相从数也？”晏子曰：“吾叹也，哀吾君不免于难；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无死矣！”崔杼果弑庄公，晏子立崔杼之门，从者曰：“死乎？”晏子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独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吾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凌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能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祸始吾不在也，祸终吾不知也，吾何为死？且吾闻之，‘以亡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为义者不足以立功’。婴岂婢子也哉，其缢而从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总体看来，《晏子春秋》仍属记言体，或者说详于记言而疏于记事，很有些语录体散文的味道，后来人们将之划归子书类，大约也有这种形式方面的原因吧。而作为史传散文著作，它的表现方法则接近于《国语》，距离《左传》较远。但上引的这段却与众不同，它虽也是记言多于记事，然而已有较多的动作性叙述文字夹杂其间，由之组合为细节，错落有致地被安排到整个情节进程之中，最终形成了统一有机的故事，塑造出性格色彩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开头写晏婴以不见信用，便退还齐庄公赏赐的食邑爵位，待尽后“喟然而叹，终而笑”的一段，显示了他对朝廷政局的深刻洞察力与正确预见性，故善于全身而退，皆缘由睿智大度；那种松了一口气，既多慨喟又自我庆幸的情态，尤其传神，真是细微处特见精神。以下，“崔杼果弑庄公”，晏婴去凭吊的大段文字，也颇具层次，用笔从容有致而一一毕现。立崔氏之门，关于“死”“行”“归”的对话，既是因为其持正有备而来，故理直气盛；也基于晏婴的深明大义、临危不惧，这当系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观念的实例阐释和发挥，是山东先哲们最为光彩耀目的地方。再照应到文末说崔杼坚持不杀害晏婴，原因在于放了他能获得民心，更补足并深化了这种宝贵思想。另外，晏婴的数次回话，崔杼“子何不死？子何不死！”的两度诘问，口气均惟妙惟肖，可谓十分个性化的语言，足以据之悬想揣摩人物的神貌心态。至于“遂袒免坐”至“三踊而出”的动作摹写，也不仅是刻画形象，其实还深一层地显现出晏婴“崇礼”的一贯作风。再参照紧接着的后面“崔庆劫齐将军大夫盟晏子不与”一节，也有相类似的艺术表现特征，只不过突出了他大义凛然、宁折不弯的刚烈果敢的另一面。“《诗》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谓也。”
《晏子春秋》的语言，一般趋向于质直朴实，缺乏富赡华丽的文采。但偶尔亦可见到简洁有味情韵悠远之笔，如《内篇·谏上》的“景公登牛山悲去国而死晏子谏”一节云：
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据皆从而泣。
这种生命不永、岁月匆遽的时间意识，以深长而难以掩抑的叹息出之，其中弥漫的伤感意绪，与上古的记言首作《尚书·秦誓》“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同出一辙且一脉承传。它标志着社会文明程度进步背景上人生忧患感的不断强化，并且作为一种审美观照方式，涵纳着“诗”的意味，沉积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传统里，从而获得了恒久的不朽意义。其他的文学化趋向方面，还有譬喻比拟手法的使用，如《内篇·问下》“景公问廉政而长久晏子对以其行水也”一节里，晏婴回答齐景公关于清廉正直的人，有着能够长存久安和迅速灭亡的两种不同情形，其德行各是什么样时，说前者“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而后者“其行石也，坚哉！石乎落落。视之则坚，循之则坚，内外皆坚，无以为久，是以速亡也”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局；其实是想说明外圆内方、讲求谋略善以应变，强调注重自我保护的道理——这或许是政治家的晏婴，身处艰危复杂、错综迷离的权力中心，所特有的感悟与经验之谈吧。又如有关治国为政之道的：
景公问于晏子曰：“治国何患？”晏子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谓也？”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讫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以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宋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术之士，欲千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啮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主安得无壅，国安得无患乎？”（《内篇·问上》“景公问治国何患晏子对以社鼠猛狗”）
这里用土地庙里的老鼠和酒店门口的恶犬，来比拟国君亲近的佞臣奸人与妒贤嫉能的当政者，略具情节内容，已带有寓言性质了；较诸前面的水石之喻，形象既更丰满，含义也更深刻，自然也就产生更强的艺术感染力。
总上所言，可以看出，从文史交融的《左传》《国语》到小说化的《晏子春秋》，清晰地描画出先秦时期山东史传散文的演化进展轨迹，由历史向文学靠拢、切近的过程。再继续往前走下去，就该将是大量涌现于汉魏六朝时期的志人小说了——遗憾的是，山东文坛至此而停步中断，以致出现了一段长长的空缺。他们所失落的，已经有其他地域的作家完成，不过，这已经不在本书论述的范围内。
[1] 史学界对此认识不一，有各种“封建说”。此处参用范文澜说，见《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 转引自陈庆元、林怡《诗经楚辞要义》（乔力主编《中国文化经典要义全书》第9种）中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3] 参见赵沛霖：《兴的源起·兴与诗歌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参见牟世金：《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 参见高亨：《诗经今注·诗经简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7] 陈子展：《诗经直解》卷八，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 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9] 陈子展：《诗经直解》卷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0] 《风诗类钞》甲编，《闻一多全集》第4卷，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
[11] 《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7页。
[12] 此处说本高亨：《诗经简述》，见《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13] 《殷周制度论》，见《王国维学术经典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14] 《闻一多全集》第4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15] 参见高亨：《诗经简述》，见《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16]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17] 说本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13页。
[18] 何满子：《泮水》赏析语。见金启华、朱一清、程自信主编：《诗经鉴赏辞典》，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842页。
[19] 杨树增：《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乔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丛书第9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20] 方孝岳：《中国散文概论》，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页。
[21] 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页。
[22] 冯其庸等：《历代文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第53页。
[23] 关于孟子生卒年，古今有多种推断。今生年从杨伯峻说，见《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页。卒年从元程复心《孟子年谱》说。
[24] 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页，第14页。
[25]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6页。
[26] 方孝岳：《中国散文概论》，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3页。见《中国文学八论》第2种。
[27] ［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页。
[28] 郭丹：《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乔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丛书第10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29] 《论撰史》，载章安祺编《缪灵珠美学译文》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196页。
[30] 参见郭丹：《左传国策要义》（乔力主编《中国文化经典要义全书》第4种）上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489～495页。
[31] 参见兹维坦·托多罗夫著、朱毅译：《叙事作为话语》，见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32] 朱自清：《经典常谈》，见《朱自清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43页。
[33]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34] 参见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1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35] 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4～166页。
[36]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37] 郭丹：《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乔力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丛书第10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并参见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