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屈雅君
一 关于使用“性别批评”概念
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西方新女权运动的女权主义批评，立场鲜明，视角独到，话锋犀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话语日益丰富，形态更加多样，方法越发成熟。
这套丛书的命名，并未沿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概念，而使用了“性别批评”，旨在强调以下两层含义。
（一）“性别”不是一个中立的概念
“性别”，或者说“社会性别”这个词[1]，和“阶级”“种族”一样，一旦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个立场中立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首次在她的性别研究中使用这个词时，就试图探索人类历史上女人受压迫的根源。“社会性别是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它是性的社会关系的产物。”[2]美国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将性别划定为一个“分析域”，一种“分析范畴”，她在定义“性别”一词时，提出了两大核心命题：“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3]虽然“性别”这个词在有些人看来，较之那些带有鲜明女性立场的“女权主义”“女性”“妇女”等词汇，貌似更趋向于客观、中立，然而事实是，它在妇女研究领域的广泛流行、被高频率使用，正是女性主义理论进一步深化的标志。
“性别”之所以成为女权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在于它包含着一个清晰的逻辑命题，即：既然有别于“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那么，它就有可能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无论是女权运动，还是女权主义理论，抑或是女权主义批评，都肩负着关注妇女命运、促进两性平等、推动社会进步的天赋使命。
（二）性别分析不可能依靠单一性别，它关乎两性，关乎社会整体结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权主义理论大多用“性别”研究取代以往的“妇女”研究。琼·W.斯科特在她的论著中引述并认同一种看法：“将‘性别’作为‘妇女’的代名词，这表明，与妇女相关的信息亦与男子相关，对妇女的研究意味着对男子的研究。这种看法表明，女性世界是男性世界的一部分，它产生于男性世界，由男性世界所创造。”“孤立地研究女性，会强化这样的信念，即男性的历史与女性的历史毫不相干。”[4]
20世纪60年代，在新女权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其目光从一开始就不仅仅限于女性，女权批评家们最先是从男作家的文学作品入手，将男性中心社会所创造的整个文学世界作为观照对象。她们既剖析男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也剖析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她们既关注男性批评家对女性形象的分析，也关注他们对男性形象的阐释，简言之，女权批评家们将两性作家、两性批评家、文学中的两性人物形象，以及两性的阅读群体全部纳入了她们的批评视野，从而构成一个宽广宏阔的比较平台。她们从性别入手重新阅读和评论文本，将文学和读者个人生活相联系，激烈地抨击传统文学对女性的刻画以及男性评论家带有性别偏见的评论，从而揭示文学中女性从属地位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源。因此，全社会的男女两性，以及无论何种性别标记的人群（而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单一的性别），才是妇女研究、女性研究、女性主义理念研究的应有视野。
二 关于“性别批评”研究对象
（一）性别批评作为文学批评
作为性别批评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一个仅仅与“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相呼应的概念。但在中国高等教育中，虽然“女性文学”“妇女文学”作为文学课程体系中一个边缘的、细小的分支，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但是，在中国知识界以及高校文科学生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甚至学者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仅仅理解为“对于女作家作品的批评”。因此，这里重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必要的。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爱莲·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曾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或曰范围作了经典概括。她将其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女性主义评论（feminist critique）。这种批评是以女性读者的眼光来观照文学，它探究文学现象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设，这种研究也被称为“女性阅读”研究。其二是“女性批评家”（gynocritics）。它涉及作为作家的女性，即制造本文意义的女性。这种研究也是“女性写作”的研究。[5]
“女性阅读”研究可以概括为对迄今为止的文学史进行女性主义清理。具体包括：（1）梳理女性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理论，以及由这些理论所引申出的文学批评理论，其中包括那些与女性、妇女、性别相关的理论，也包括可为女性研究、性别研究运用和借鉴的理论；（2）阐述女性主义的批评原则，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女性研究、性别研究、女性文学批评所采用的基本理念、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批评策略；（3）对文学文本的主题或曰意指系统的性别研究；（4）文学体裁类别的文化认定及其中心/边缘结构的性别研究；（5）对于隐含在文学题材区分和划定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的研究；（6）文学文本的形式主义批评，诸如对文学叙事的诸要素，对文本的表层含义与深层含义，对文本的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方法的性别分析等。在这些具体研究中，所有关于“本文”与“价值”的分析方法都可以进入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视野，同时都可供她们有选择、有条件地借鉴。
“女性写作”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探索和发掘一个被人遗忘的女性文学史，从而使整个人类文学的历史变得更加丰富。具体包括：（1）对于历史上女性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的发掘和梳理。文学史上曾有一些男性批评家和男性学者做过类似的工作，因此这种工作既包括了以新的性别眼光对这些已经梳理工作的再梳理，也包括了重新发现、找寻、拾遗、填补新的女作家作品；（2）女性创作能力的心理动力学，特别是与诸如“母爱”等女性独有的经验潜意识对女性创作的影响的研究；（3）通过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的性别研究，去发现、发掘由于各种原因已然形成的女性特有的言说方式；（4）女作家群研究；（5）女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等等。同样，无论是对文学史料的整理，还是在作家作品研究中对“史”与“论”之关系的研究，都不应是任意的、无章可循的。女性主义在批评实践中尊重所有批评理论长期积淀的学术规范，同时以冷静敏锐的眼光审视这些规范中所潜藏的性别偏见，并逐渐尝试一些不同的原则和规范，这些原则和规范的存在使文学批评领域在性别视角的调整过程中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多元、立体、深广。
（二）性别批评作为艺术批评
在中国，无论是在学术界、教科书里，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向是“文学”与“艺术”并提。并且在广义的艺术分类上，也一直将文学作为诸多艺术门类之一种——语言艺术。因而从逻辑上讲，“文学”与艺术中的其他门类（如音乐、绘画、舞蹈等）应该具有平等地位。但是，无论是在西方哲学史、文论史界还是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文学中心说”影响深远。已有学者对西方哲学史的相关理论作过详尽的梳理，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理论依据：第一，文学是艺术发展的最后阶段（谢林、黑格尔）。第二，文学是艺术最高样式或典型样式，文学是最偏重内容、在思想上最有力度的艺术（黑格尔、别林斯基）。第三，文学是各类艺术的基础。一些综合性艺术样式如戏剧、曲艺、电影、电视等都离不开文学（脚本）基础；各种艺术的思维、构思、创作以及对它们的理解、阐释、评价也离不开文学语言这一基础。第四，文学性或曰诗意精神是所有艺术的共同因素，也是艺术的真正生命和灵魂（马利坦等）。[6]
就中国当代社会而言，“文学中心论”体现于学校教育的设置，语文课程（课本内容中绝大多数是文学作品）贯穿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全过程。就其分量和地位而言，没有任何一门艺术课程（音乐、美术）可以与之相比；在大学教育中，非艺术类专业不再开设艺术课程，但所有专业学生都要学习“大学语文”；在中国任何一所综合性大学里，中文专业（语言文字课程占据了绝对比重）一向独立，且地位绝对超过所有艺术专业之总和。也就是说，在一个人一生所接受的全部艺术教育中，“语言艺术”的教育自始至终占据着绝对中心的位置。
必须指出，“文学中心论”与女性主义消解二元对立的基本思维方法在本质上是冲突的。女性主义从诞生那天起，就作为一种边缘力量不断地向各种各样的“中心”发起挑战。就“文学中心论”而言，它的根本问题不是语言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而是语言的本体论意义。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价值体系中，语言不是工具，不是手段，更不仅仅是艺术的一个分支，语言是目的，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
上述“文学中心”的事实，是文学批评向艺术批评拓展的基础，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向“女性主义艺术批评”拓展的前提。在批评实践中，正如文学批评的许多基本原则都适用于其他艺术一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分析框架，如对于影视作品、流行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还包括电视综艺、各种网络视频艺术等（甚至包括介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各种新型的、另类的制作），无论就其主题的呈现，还是题材的选择、人物的设置等要素的性别分析都具有相当广阔的覆盖面和适应性。即使是偏重于形式材料的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也能够以它无可替代的概括力为其他艺术研究提供某些方法论启示。
（三）性别批评作为文化批评
按杰姆逊的说法：“文化从来就不是哲学性的，文化其实是讲故事。观念性的东西能取得的效果是很弱的，而文化中的叙事却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小说是叙事，电影是叙事，甚至广告也是叙事，也含有小故事。”[7]如此，叙事就不局限于文学，甚至不局限于各种艺术，而是充斥于全社会整个的文化空间之中。从批评形态上看，女性文学批评是一种对文学艺术的外部研究或曰社会学研究。它所关心的不只是妇女在文艺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通过她们的文学地位来透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现实生存状态，并通过文学批评实践与整个女性主义运动相连接。在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社会解放理论对于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不同寻常的影响，这种从文学艺术出发而指向文学艺术以外的倾向更加突出。同时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也格外强调文艺的道德价值和社会功能。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可以是女性主义理论在文学领域，进而在艺术领域的延伸，同时也是一种对全社会的性别观念施加影响的力量。它的基本原则不仅可以用于其他艺术批评，而且可以用于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比如对既存的流行时尚及公众审美标准的探讨和评判，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如新闻、公益宣传、商业广告，以及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中使用的教材，为各个年龄段量身定制的各类畅销读物，以及社会风尚，与大众日常息息相关的各类生活要素的流行趋势，等等）的性别分析和研究等。以广告为例，虽然它只是一种商业现象，但它同时又是一种艺术集成，几乎运用了所有的艺术手段：文学、绘画、摄影、音乐……因此对于商业广告的性别分析离不开最基本的文学批评方法。由于大众传媒内容普遍涉及思想倾向、审美趣味、内容与形式、语言风格、人物、叙述模式等专业问题，因此，对它们的分析不应是情绪化的阅读反应，不应是纯道德的声讨，不应是独断的政治说教，也不应仅仅是一般社会学方法的借用或套用，而需要依据强有力的思想文化理论作为背景资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本身就是对那种拘泥于纯美学思考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如新批评等）的突破和发展。作为后结构主义批评思潮的一个分支，它与西方当代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一同生长发育，它借助语言哲学、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现代阐释学、符号学等一系列学科作为理论背景。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责任也有能力承担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使命。
女性文化批评的另一项使命是参与女性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比如，对被男性文化所轻视、忽略和埋没的民间妇女文化（织物、绣品和其他手工艺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这种研究不应只是知识的介绍、装饰感的展示与民俗学的说明，而应该是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所照亮的，具有一定思想穿透力和理论高度的，充分融入了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于世界的新的解释。
上述种种，是本套“性别批评丛书”孜孜以求的目标。它的面世，正是全体参与其间的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2019年5月于西安
[1] 英文gender一词，在中文中有“性别”和“社会性别”两种译法，此概念无论在何种语境中出现，都强调它自身与sex一词（sex也有与gender相对应的两种译法：“生理性别”或“性别”）的区别。
[2] [美]盖尔·卢宾：《女性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载[美]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3] [美]琼·W.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8页。
[4] [美]琼·W.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6页。
[5] [美]埃莲·肖尔瓦特：《走向女性主义诗学》，载[美]埃莲·肖尔瓦特编选《新女性主义批评》（纽约，1985年），转引自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6] 以上“文学中心说”中对西方哲学史相关观点的归纳和梳理详见李心峰《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文艺研究》1997年第4期。
[7]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