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利弊分析

就如同后现代主义本身的含混多义、头绪众多、难以界定一样，西方史学界在反思和回应其历史观念对现代思想与历史知识体系挑战时的态度和立场也是纷繁各异的。当我们具体分析其中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哲学家、史学理论家、史学史家对后现代主义在其各自学术脉络上所造成的实际影响时，就会发现他们的评价和兴奋点远比上述所归纳的三派五类态度要复杂得多。从总体上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明显采取的是积极应对、批判性汲取的理性态度，并且表现出较为强烈地超越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局限性，以期在更高层次上探寻一条综合性发展道路的趋向。而这一立场和路径的选择是建立在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学术价值做出较为客观的利弊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一）弥合科学主义与叙事主义哲学之间的鸿沟

德国历史哲学家约恩·吕森（Jörn Rüsen）指出，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含混之义使得它在哲学和历史领域造成了多种不同的影响。作为极其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其特征是完全缺乏方法上的合理性，在现在与过去之间进行武断任意的联系；于是历史学只不过是文学，只具有审美和娱乐的功能；由于完全放弃真理和合理性的追求，使得后现代主义在面对大屠杀这类历史经验的时候就显现出其局限性。但作为更好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它指的则是“对于传统的、‘现代的’历史思维概念所进行的富有成效而让人信服的批判”；它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在“根本上对于各种视角的强调”，那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单一、完整的历史”，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不只存在某种真实可靠的认识；这就为历史学“开辟了多重视角的前景”，“使得历史研究更具活力”，它同时还带来了有关历史经验的新范畴概念化的理解[14]。

关于历史哲学向叙事主义的转向问题，吕森认为“叙事主义在史学理论上是一个重要推进。它对于人文学科中历史学科的特性带来了新的见解。历史意识通过叙事的心理程序将实在概念化”。但他同时批评叙事主义忽视了方法上的合理性和真理标准，认为应该维系关注合理性和理性的史学方法论和史学理论传统。他表明自身的立场是，试图综合相互对立的科学主义与叙事主义两种哲学，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寻求这两种视角的融合，“而不是将它们之间久已存在的对立延续下去”[15]。他特别强调：“只要历史研究还是一门学术性学科，我们就得谈论真理，我们就得对意味着客观性和真理的认识策略进行反思和强化。”在以往科学化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们忘记了历史学的语言和修辞策略，代之以对研究方法上的技巧和程式的认识；而目前的情况恰好相反，怀特及其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使我们日益加强了对修辞和语言策略的认识，而对于合理性、方法和意味着真理的考古学程式的认识却日渐衰微[16]。这种情形使我们似乎感到“当前的史学理论中有一种精神分裂症”，即对历史学中接近于文学的语言、修辞、叙事的程式保持着敏锐的意识和反思，而在理论层面对历史研究的技巧、量化、统计学等有助于历史学家从史料中获取信息的辅助手段缺乏重视。这可以说是当前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谬误所在，它所蕴藏的最大危险是“可能会丧失掉我们对于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文化生活、主要是在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传统功用的了解”。它可能使人们片面地将历史研究看作以文学和语言策略创造意义的方式，这就忽略了历史研究在科学化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批判能量[17]。

（二）寻求客观性信念与相对主义之间的中间性道路

德裔美国史学史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在谈到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编纂学的挑战时说，他非常认真地看待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因为它对于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写作方式“提出了各种各样合情合理的问题”[18]。在他所写的关于20 世纪西方史学整体发展的专著中，还特别指出后现代主义已经对史学思想与实践提出了重要修正，同时也使得历史研究的主题日益转移到“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来”，使史学家更积极地投身于下层研究、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更广阔的领域[19]。

伊格尔斯赞同后现代历史叙述学所提出的隐喻在历史理解中的重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历史思想中都含有某种隐喻性的成分，但他不相信一切历史都可以被化约为纯粹的隐喻[20]。关于所谓隐喻性的真理，伊格尔斯指出，“问题在于隐喻究竟是纯粹的虚构，还是一种把握实在的努力”。有时我们发现，“伟大的小说往往会比之历史文本，更加贴近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化的现实”。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文本置身于事实与虚构之间”[21]。在这个意义上，他赞同怀特的观点，因为怀特表明历史作为叙事在多大程度上要被理解为文学文本，但伊格尔斯对于将史学著作完全等同于纯粹的文学文本表示怀疑[22]。

关于客观性问题，伊格尔斯既不能接受兰克或德罗伊森的客观主义路线——史料可以使我们获得对过去不偏不倚的理解，也不能完全接受怀特的相对主义路线，尽管其正确指出了叙事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伊格尔斯认为，在兰克的客观性信念与怀特的相对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着一条中间道路，虽然对于过去的重构都反映了某种视角，因而没有最终的历史和最终的解释，但仍然可以“有并非纯粹武断的对于过去的逼近”。因此，他将自己的立场定位在介于后现代主义与某种更保守的立场之间[23]。

安克斯密特、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等人认为不存在真理和认识真理的可能性，这基本上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完全重建过去。但伊格尔斯认为，存在着一个过去，尽管意识形态和权力的操控表现于历史著作中，但我们仍然看到了客观性的成分，可以趋近它。他对怀特、安克斯密特的立场有点担忧，因为“倘若我们拆除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将历史等同于虚构，面对大屠杀从未发生的断言，我们还如何能够为自己辩护呢？”作为一个从大屠杀中侥幸逃生的犹太人，伊格尔斯对这其中的内涵保持着极高的敏感性[24]。

（三）建立综合的历史哲学和各种历史写作方式并存

波兰著名史学理论家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认为，不能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某种极端思想就低估它的影响，他甚至提出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灵感具有“重新点燃生机的作用”。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代表了某种理论趋向，其对传统思想基础的挑战“可以用激进程度不同的各种方式来加以解释”。源自后现代主义的启示，“有助于我们抛弃掉某些根深蒂固的看法”，引起一场思想震荡，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很多观念“将会成为人类思想成就的组成部分”[25]。

从历史哲学的发展来看，托波尔斯基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哲学领域比之在历史学领域本身走得更远”。因为在其影响之下，经典形式的分析历史哲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叙事主义或后叙事主义）正当其时。如果说历史叙事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提供知识与逻辑的、修辞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那么分析的历史哲学着重于第一个层面——主要涉及解释模式，但他们脱离了历史学家的实践，造成了某些片面的视角，同时其弱点还表现在相信所发现模式的解释能力。而新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重要成就在于，“对于那些模式在认知方面的价值提出了疑问”，指出了模式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神话和修辞性的东西。因此，后现代主义转向的重要性“首先就在于怀疑主义的加强，对那种天真的认知的确定性提出了质疑。在某种意义上，那就意味着解构”[26]。这也预示着“在历史哲学中我们将会达到某种综合。后现代主义给了我们改变自己心态的机会”[27]。

托波尔斯基针对波兰史学界说，历史学家们到目前为止对于吸纳后现代主义并不热切，或者说“后现代主义只是与他们擦肩而过”。这种情形表明，历史学似乎“要以特定的防御机制来抵抗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极端”，史学家们意识到了“采纳后现代主义最激进的主张，其结果就会是多少世纪以来占据了主导地位的那种历史学的毁灭”。历史学家不会接受后现代主义者关于历史写作的终结、历史学中时间轴的取消、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边界的消除等极端的观点，因为这意味着从一种教条主义（只有唯一的真理）转到了另一种教条主义（相对主义和完全没有支撑点的教条主义）[28]。

关于真理观，托波尔斯基强调，当下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古典的真理观，也不可能再回到古典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要相信后现代主义对于真理标准在历史叙事领域的适用性进行限制的企图。虽然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后现代主义取消主导性观念和追求选择自由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认识论和对真理的追求。因此，他将自己定位于当代史学理论家中接近左翼的，但不那么激进的左派[29]。我们看到，这里托波尔斯基一方面肯定了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思想震动，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它在认识论和道德方面可能带来的更大危险。正如他所说：“源于后现代主义的走得太远的相对化，让人们失去了支点”，特别是他们抛弃了真理观念，而“真理范畴也是一个道德范畴”，它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支点之一[30]。

最后，托波尔斯基并不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使当前的历史学处于危机之中，他甚至不认为传统史学处于危机之中；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只不过使历史学家认识到，“在历史学的基本假设和新历史哲学的基本假设之间存在着冲突”，而将会呈现的趋势是“各种各样写作历史的方式并存共处，包括后现代主义的”[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