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举世皆以中华为礼仪之邦，然而我们的关注点不能仅止于此。我们更关心为何中国能成为礼仪之邦，以及礼仪起源于何时、何地，礼如何沁入中华民族的心脾、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世世代代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等系列问题。其所涉及的问题宏观而又具体，繁难而又重要，需要做系统探索。
从某种意义上说，礼制的起源可能和中华文明起源一样古老，或者说中华文明起源本身就包含礼制起源的问题。然而包括出土文献在内的文献史料关于礼的系统记载，恐怕只能追溯到商代。因此，商周礼制特别是西周金文礼制研究上可追溯中华文明之源，下可观览中国传统文化之流。其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说包括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两个层面。
一 阐发礼乐文化内涵，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源。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研究礼制、阐发礼乐文化的内涵则是研究、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题中之义。
“中”是古人规划时空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政治及文化体系、哲学体系皆导源于斯[2]。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尽在于“中和”二字。中和是治理天下之大道，《礼记·中庸》即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和思想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政治制度中的具体体现则是礼乐，《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说“礼”确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要所在[3]。
礼以中和为内涵，需时时刻刻求中不倚，内心之平和会形诸外之仪容。可以说礼容是礼的重要外在表现。因此，古人格外重视个人外在的形象，时至今日人们还会以有没有礼貌来评价一个人，而且这是很重要的评价。欲使人有礼有节，必须加以教化。因此，古人将礼列为六艺之一，是学子必修科目，《论语·季氏》即云：“不学礼，无以立。”其礼即后世之《仪礼》，故三礼之中唯《仪礼》称经。罗惇衍序《仪礼正义》云：“夫礼者履也，礼者体也。使人约其心于登降、揖让、进退、酬酢之间，目以处义，足以步目，考中度衷，昭明物则，以是观其容而知其心，即其敬惰以考其吉凶之故，《春秋》所记其应如响，故先王所以教，君子所以履，莫不于是尽心焉。”其说甚得礼经之神髓。古人正是将深邃、高妙的礼义、礼旨寓于揖让进退、居处跪拜之间，故《仪礼》为礼之根本。古人行礼，举动之间关乎天下苍生、礼仪道德，其核心思想在今天并不过时。研究历史，其目的之一即在于服务现世。
“和”是礼乐文明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它既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更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这一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4]。这种包容的世界观与西方的零和思维截然不同。尚“和”而不求同的价值取向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一带一路战略都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这一概念虽然古老，它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的概念，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5]。
礼既为日常行为规范，经过数千年的教化、熏染已经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礼记》等传统文献所记的很多日常行为规范在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而且还会世代传习下去。比如“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礼记·曲礼上》），乃劝人庄矜、谦虚的千古至理名言。“夫为人子者，出必面，反必告，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礼记·曲礼上》），乃千古不易的孝子之道。“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礼记·曲礼上》），乃尊师重道之仪。“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人心如是则医患、师生关系必大有改观。“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摄”（《礼记·曲礼上》），虽富足也不颐指气使、自觉高人一等，虽贫寒亦必不自怨自艾、报复社会，行礼若是则人人自尊、自信、自爱，世间自会多得一分温情、少了几分戾气，举目尽是柳下惠，当世再无严夫人。真正的文明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固然重要，然内心的富足、安详与高贵也同样重要。如此，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路必自信、理论必自信、制度必自信、文化亦必自信。富强、民主、文明的和谐社会，可计日而待也。
以中和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也深深影响中华民族的性格。礼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其自我约束性，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求中和、修仁德，必须约束自我。中华民族浸淫礼法数千年，克制和隐忍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民族性格最为显著的特点。这一性格特点影响广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以隐忍克制为要。个人修养谦逊礼让、国家大政不滥用武力都是郁郁周文、君子之道，因此中华文明是包容而不具有攻击性的文明。我们国家倡导的不称霸、不扩张等对外方针是基于我们民族性格所发出的真诚的声音。
礼乐文明不仅是中国文明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光辉灿烂的华章，她深深影响了中国及泛东亚文化圈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性格、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的形成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也是最高领导层强调存续和传承古文字学等绝学的题中之义[6]。这也充分说明了包括古文字学在内的中国考古学对于发掘、研究、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的价值所在。
二 识文说礼整理国故，探究中华礼乐文明起源发展
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制度，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有重要意义。《史记·礼书》论之曰：“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汉书·礼乐志》亦云：“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礼制起于上古，成于三代，三代礼制实发后代制度之端，因而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古代专论典章制度的名作如《史记·礼书》、《封禅书》、《汉书·礼乐志》、《郊祀志》、《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都力图勾稽三代礼制。
然传世文献却不能提供三代礼制的完备蓝本。首先，文献不足征。《汉书·艺文志》有云：“《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踰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相似记载亦见《史记·儒林列传》，知礼制文献在东周时期已为僭越之诸侯所恶，礼书被灭，至孔子之时其书已不全。《论语·八佾》有云：“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是孔子之时已有文献不足征之叹。而当孔子之世礼制尚颇备考稽，《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是其证。至秦始皇焚书“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私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而秦皇焚书之缘起恰是博士淳于越以周制非秦法，因此礼书必在焚毁之列，事皆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后得《周官礼》，大、小戴又传《大戴礼记》、《礼记》便构成了今所见最见系统之三代礼制文献，其他大率亡佚。礼书一再遭厄，其间损失不知凡几，可资征考者鲜矣。再者，文献时代不易判定。传世文献时代颇有争议，其是否能反映商周礼制之全部史实，亦难定论。且礼缘人情而制，仪依人性而作，其间或增或损所由来尚矣。三代礼制损益亦为传世文献所难呈现。因此，真实商周礼制的构建需依据直接史料。
甲骨与彝铭直出先人手笔，是研究商周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其大量发现及研究为讨论商周礼制奠定了坚实基础。商周礼制研究或当从商入手，次及西周。甲骨文多卜辞，事关商代礼制问题的材料十分丰富；而殷商及两周金文多叙事文辞，内容完整，对于礼制研究易于获得清晰的认识。再者就传统文献而论，商代记载较少，而两周则相对集中。且周礼颇为圣人推崇，夫子尝言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而本书拟先从金文入手探索西周礼制。
西周金文礼制研究的学术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其一，考古学价值。就考古学研究而言，三代礼制关乎国家及文明起源研究，因此三代礼制研究很自然地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考古学学科发展规划将其列为重要研究课题，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更明确指出“在三代各种制度的研究中，礼制是核心问题”。[7]因此，三代礼制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西周礼制乃三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待西周礼制相对清晰之后，再结合殷商甲骨及东周彝铭、考古及文献材料，可上及殷商下达东周，将整个商周礼制进行总体讨论，对国家及文明起源研究也将有所启示。
其二，历史学价值。通过对西周金文所见五礼的全面搜集整理，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西周礼制的种类和规模，为全面认识西周礼制奠定基础。礼制与职官之关系如同《仪礼》与《周礼》一般，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可在礼制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官制等其他政治制度展开讨论，或能对西周政治制度作一整体探索。
其三，文献学价值。西周金文礼制研究可使我们对传统礼制文献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或能获得《仪礼》、《周礼》等所记西周礼制及其源流、形成过程的清晰脉络，对全面揭示文献所记礼制有所赞益。
其四，金文研究和西周礼制研究价值。西周时期礼乐文明高度繁荣，因此有必要在礼制背景下重新审视西周彝铭。目前金文研究已不能满足于一器一铭之解释，其中不少彝铭其大意虽明，然前后文之逻辑关系及整篇文辞的意旨尚待推敲。如裘卫四器之卫盉言“王爯旂于丰，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历来研究卫盉的学者多将这两句割裂开来，然而二者之间或有联系，甚至“王爯旂于丰”可能是通读全篇铭文的关键所在。“瑾璋”乃西周重要的仪具，因此盉铭所载似也与礼制相关。诸如此类的彝铭恐亦不在少数，对此类铭文的解读可推动金文和西周礼制的研究。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 业师冯时先生指出，规划时空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首要的工作。尤其对于农业民族来说，掌握时间和季节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发展所必备的知识。古人认识和规划时空的实践所建立起来的五方五位的方位体系，及在此基础上对时间和季节的认识，不仅为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保障，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尤其是“中”这一概念的产生，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的渊薮。详参氏著：《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3] 梁启超说：“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钱穆赞扬此语“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转引自彭林：《重拾中华之“礼”的当代价值》，《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2日005版。
[4] 丁鼎：《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这一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6]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7] 全国社科规划考古学科调查组：《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17日第5、7版；《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