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乾嘉碑学实践与理论之殊途同归
乾嘉碑学犹如一股潜流，渐渐地转移着书法的审美取向。但在阮元之前，书法的发展方向尚未有一个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北碑还只是处于零星的尝试阶段。邓石如的贡献在于自觉的北碑实践，而他的相关著述却十分鲜见，这使我们对他的认识更多地依据他的书迹。邓石如生活在那个传统书法的时代而不随波逐流，大胆取法新的文字资料以滋养自己的艺术，这种理念是难能可贵的。然而邓石如时代的碑学实践尚未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他也并未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嘉时代传统书学的方向，或许在时人看来他只是与众不同而已。但值得庆幸的是，比邓石如晚出生二十一年的阮元在邓石如离世六年之后公开的《南北书派论》以及同时期的《北碑南帖论》终为碑学之揭橥，他的倡导和呼吁，加之后辈学者的努力，终于使书学方向发生了转移。邓氏弟子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一书对其师极力褒扬，并在《国朝书品》中将邓氏篆书与隶书列为最高品级的神品（仅邓石如一人而已），其推尊邓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此后邓氏之书方为后人注目。传统的帖学开始动摇了，随之而来的是汹涌的碑学之潮。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又号揅经老人、雷塘庵主等，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屡任地方督抚、学政，任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阮元“入翰林后即直内廷，编定书画，校勘石经”，其治学折中汉宋，“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他主持编修《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皇清经解》等典籍，著有《揅经室集》《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龚自珍谓其：“十事彪炳，冠在当时。”阮元在经学、方志、校勘、金石学等方面的建树使他成为乾嘉时代最全面的学者之一。
阮元在碑学理论上的开山之功一点也不亚于邓石如的书学实践。但阮元碑学观念的形成却似乎与邓石如无关，这是乾嘉碑学初期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乾隆五十五年（1790），邓石如被翁方纲排挤之后离开京师，二人之后再未有交集。而早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十一岁的阮元就在凌廷堪的引荐之下结识了翁方纲。六年之后，即乾隆五十五年，阮元与纪昀、翁方纲等人于京师交游，而邓石如抵京恰在此年之秋，并有与翁方纲交恶之事。依照常理，阮元对翁、邓之间发生的故事应当知悉，而且应该有所议论，但文献阙如的遗憾使后人对阮元于此持何种观点不得而知。此后多年中，无论翁方纲与阮元在京任职或者外任期间，二人始终保持着亲近的关系：一则二人都有官场事务与应酬，二来他们都对经史、金石、书画均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他们交谊甚深的基础。直到嘉庆十五至十六年（1810—1812年）之时，年近八旬的翁方纲依然与阮元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而阮元的《南北书派论》也正是在嘉庆十六年完成的。在翁方纲与阮元诗词唱和、文章砥砺之中可以找到他们对书法审美取向的论述，但却未发现二人关于汉魏以来书法问题的讨论。至于嘉庆十六年阮元“二论”写成后是否出示给翁方纲，翁方纲又是否认同阮元的论断，也无从详考。然翁氏以晋唐为宗，而阮元力倡汉魏碑版，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分歧的核心正是碑学与帖学观念问题。
翁、阮二人私谊交好自不必说，但其书学观念却大异其趣。他们在学术上相互激励，相互陶染，却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这反映了学术本应遵从的独立与自由的原则。相反，邓石如与阮元书学旨趣相近，而邓、阮之间在书学上却似未有交集。阮元的书论中也从未提及邓石如其人其书，那么，邓石如的实践是否启迪了阮元的理论呢？这也成为乾嘉碑学实践与理论之间是否有直接关联的疑问，而这一点或许只有阮元本人清楚。
在邓石如与阮元之间可能有交集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毕沅。乾隆五十五年（1790），邓石如在京师受到排挤之后，客至武汉毕沅幕府。毕沅时任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邓氏在毕沅幕府期间颇受毕沅器重，并聘请邓氏教授其子《说文》与书法。邓石如客居三年之后，离开了武汉。乾隆五十九年（1790）九月，白莲教起义爆发，毕沅被弹劾失于防范而被贬谪为山东巡抚，于十一月抵任。当时阮元任山东学政。毕沅抚山东期间，毕、阮二人合编了《山左金石志》。毕沅在山东任上时间短暂，期间二人是否言及邓石如其人其书，虽无明文可考，但对于阮元而言，邓石如擅长篆隶、北碑，他应该是了解的。阮元书论虽未尝明言，然翁方纲、毕沅均与邓石如、阮元有所交集，由此可以推断邓石如的实践对阮元应当是有所启迪的。
阮元自谓其《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是经历了长期的思考之后的结果。他云：“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证以正史，其间踪迹流派，朗然可见。”阮元的书学态度在当时便得到了一些呼应，如钱泳《书学》称其于嘉庆甲戌春三月至淮阴拜谒阮元，阮元“款留者竟日”，并出示其《南北书派论》一篇，钱泳读后感叹其“真为确论”。可见，阮元的论断在当时便产生了共鸣。更值得一提的是，阮元“二论”影响深远，何绍基、康有为等人对阮元开启碑学先河之功都颇为认同。但在阮元“二论”的时代，北碑虽然得到呼吁与鼓吹，然真正临摹、取法者却很鲜见，更不用说宗法了。阮元个人的书法实践也莫不如此。
真正率先为邓石如鼓吹的并非阮元，而是邓石如的弟子包世臣。张元炜云：“邓氏一布衣耳，名不出州闾，位不及一命之士，世既无知之者，邓氏亦不求人知，生长蓬忧之中，行吟黄江之畔，其后少见矣，卒以与翁、钱议相左，至以不合六书相诋
，无安吴包氏，其人老死牖下汶汶以终焉耳。史迁言闾巷之士，非附青云恶能相得而名彰。自邓氏名为世重，识者未尝不引为深幸。”[41]包世臣之后，康有为等人极力推崇，遂使邓石如的碑学广为人知。邓氏于碑学的开创之功方为世所重。
翁、邓之间的芥蒂时隔多年或许早已被遗忘了。史称翁方纲訾诋邓石如乃由于邓氏礼节未周自然不乏臆测，或伤肤浅。论者称翁、邓不合实因书学派别之异也值得商榷。[42]翁、阮交谊甚笃而书学观念迥异，邓、阮未见交集却书学主张近似，这个现象让人猜测当年翁、邓之间的芥蒂或许并非南帖与北碑之间的观念之争，而更可能是邓石如书法是否合乎六书之旨的问题，这是由于学术需要求真的原则使然。当然其中或许也掺杂着一个以书法见长的学者对“少读数卷书”的偏重于技法的书家的歧视而已。
在乾嘉时代的书学转移中邓石如与阮元都功不可没。前有邓石如，后有阮元，他们对于书法演进方向的捕捉与思考是颇为吻合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原本可以有交集的时代却没有书学交往，这多少有些遗憾。他们对于碑学的思考虽然殊途，但却最终都汇入到碑学的潮流之中。
[1]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777、778页。
[2]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755页。
[3]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754页。
[4] （清）陈奕禧：《隐绿轩题识》，载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论集》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9页。
[5] （清）钱泳：《书学》，载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论集》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6页。
[6]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二十，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
[7] （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二十，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
[8] 注：（清）叶昌炽《语石》卷十第472则论金石学与书学之关系云：“国朝亭林顾氏《金石文字记》，始以碑文证明经史之学。竹垞、竹汀博闻宏览，穷源溯流，上自经史，下逮说部、文集，舆地、姓氏，莫不厘定异同，释疑匡谬。孙渊如、严铁桥继起益精，世始不敢薄金石为小道。翁覃溪、刘燕庭、张叔未皆以书学名家，故其绪论，详于古今书派，而亦不废考订，言皆有本，不为凿空之谈。”参见（清）叶昌炽撰，韩锐校注《语石校注》，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869页。
[9] （清）朱筠：《笥河文集》卷首，载《丛书集成初编》第2506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3页。
[10] （清）朱筠：《送张方海》，《笥河诗集》卷三，载《续修四库全书》14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页。
[11] （清）王昶：《吴吟香阁印谱序》，《春融堂集》卷三十七，载《续四库全书》14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12] （清）孙星衍：《平津馆文稿自序》，载《孙渊如先生全集》，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版，第225页。
[13] （清）汪启淑：《桂未谷传》，《飞鸿堂印人传》卷三，载周亮工、汪启淑《赖古堂印人传·飞鸿堂印人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14] （清）毕沅：《关中金石记》卷一，载《丛书集成初编》1524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8页。
[15] （清）毕沅：《关中金石记》卷一，载《丛书集成初编》1524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11页。
[16] （清）毕沅：《中州金石记》，载《丛书集成初编》1523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29页。
[17] （清）毕沅：《中州金石记》，载《丛书集成初编》1523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18页。
[18] （清）毕沅：《中州金石记》，载《丛书集成初编》1523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20、21页。
[19] （清）毕沅：《中州金石记》，载《丛书集成初编》1523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15页。
[20] （清）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卷九，载《续修四库全书》90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页。
[21] （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影印本，第十二册，第4320页。
[22] 参见（清）翁方纲撰《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沈津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23] （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石印本卷二十一，上海同文图书馆“民国”五年版，第5页。
[24] （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石印本卷二十一，上海同文图书馆“民国”五年版，第6页。
[25] （清）翁方纲撰：《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沈津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26] （清）翁方纲：《复初斋诗集七十卷》，稿本，藏国家图书馆。
[27] 《清史稿》艺术传二。
[28] （清）张惠言：《茗柯文补编与钱鲁斯书》，转引自穆孝天《邓石如研究资料》，中国书法家协会安徽分会主编《邓石如研究丛刊》第一辑，1983年版，第28页。
[29] （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完白翁籀篆〈阴符经〉书后》，转引自穆孝天《邓石如研究资料》，中国书法家协会安徽分会主编《邓石如研究丛刊》第一辑，1983年版，第30页。
[30] （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秦泰山琅琊台石刻合装拓本跋》，转引自穆孝天《邓石如研究资料》，中国书法家协会安徽分会主编《邓石如研究丛刊》第一辑，1983年版，第43页。
[31] 原书转引自（民国）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页。
[32] 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33] 参见王家新主编，丁庆平执行主编《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下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页。
[34] （清）赵之谦：《题司马温公家仪残册》，载穆孝天、许佳琼编著《邓石如》图版，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35] （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跋邓完白真书》，转引自穆孝天《邓石如研究资料》，中国书法家协会安徽分会主编《邓石如研究丛刊》第一辑，1983年版，第30页。
[36]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672页。
[37] 转引自（民国）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页。
[38] [日]藤冢邻：《邓完白与李朝学人的墨缘》，转引自邓以蜇为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之序，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39]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790页。
[40] 注：（民国）马宗霍谓“完白以隶笔作篆，故篆势方，以篆意入分，故分势圆，两者皆得自冥悟，而实与古合，然卒不能侪于古者，以胸中少古人数卷墨耳”。参其《书林藻鉴》。张树侯曾将邓石如与嘉庆之时陈曼生、钱十兰等人的书法相比较，谓“陈钱之清奇古雅，远胜于邓”，然“顾陈钱虽超绝，要不过弓斥弛名士，不可为训。邓则谨守矩矱，在在可以为式”。又谓“吾友罗颂西谓，邓完白书有匠气，是诚不诬，然匠人有规矩准绳，而非野狐禅可比，是亦不容漫视也”。张树侯《书法真铨·谈屑》，转引自穆孝天《邓石如研究资料》，中国书法家协会安徽分会主编《邓石如研究丛刊》第一辑，1983年版，第37页。张舜徽在《艺苑丛话》中也谓：“余平生于完白山人书法……则篆不逮钱十兰……完白奋自僻壤，闻见加隘，胸中自少古人数卷书，故下笔之顷，有时犹未能免俗耳。”
[41] （清）张元炜：《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序》，转引自穆孝天《邓石如研究资料》，中国书法家协会安徽分会主编《邓石如研究丛刊》第一辑，1983年版，第35页。
[42] 注：穆孝天、许佳琼指出：“我们认为不管这场斗争的经过和结局如何，都不是由于石如未去拜访翁方纲的所谓礼节问题，应该说这是一场南帖北碑的书派斗争。”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穆孝天、许佳琼曾认为翁方纲訾诋邓石如是由于南帖北碑观念差异，然此结论似是而非。其一，南帖北碑一说是邓石如离世六年之后而由阮元提出的观点，翁、邓隔阂之时尚未有此一说。其二，翁方纲与阮元书学观念迥异而交游多年，私意甚笃，未尝有学术观点不同而互相訾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