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古代政治诗的价值取向
（一）正统政治
中国历代政治诗包含很多长传不衰的政治文化观念，作品的价值取向十分鲜明。其中，正统政治文化观念是历代政治诗最突出的价值观之一。所谓正统政治，是指政权权力的来源和继承具有正当性，得到天下臣民的普遍认可；政权秩序的存在和维持具有权威性，得到天下臣民的普遍服从。政权在统绪上一脉相承，亦即强调政权的延续具有排他性，不承认僭窃、偏安政权的正当性；政权在统治上完整有效，亦即强调政权具有统一性，坚决清除对政权的完整性构成威胁的叛逆势力和造反行为。正统政治，突出强调政权的正当性天经地义，政权的权威性不容挑战。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中，就王朝政权权力的来源而言，其正统性来自天。天，本来是覆育万物的大自然。“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66]“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67]在古人敬畏的仰视下，天又进一步升格为主宰万物的天帝：“获罪于天，无所祷也。”[68]“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69]将天帝视为必须敬畏的主宰者。这里的天帝和授予君权的天神是同一个主宰者。即孟子所称：“‘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70]是天帝给予尧舜以天子之位。“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71]“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72]即董仲舒所称：“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73]天子的权位是天帝授予的。也即韩愈《元和圣德诗》所称：“天锡皇帝，为天下主。”是天帝赐予天子为天下之主的权位。“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是大一统。大一统的政治中心是天子。天之子就是人间的最高权威，是政治权力的核心，也是大一统的中心。”[74]“在中国，一个从未间断的政治传统就是：政府存在于皇帝，也即政府依附于绝对而至高无上的天子。”[75]从商周直至清末，历代最高当政者都被赋予代天行政的政治资格，皇权（王权）天然具有正统权威。“西周统治阶级把王权与天命进一步结合起来。”[76]这个传统自西周即已十分明确。“周人崇拜的保护神被称作‘天’，也被翻译为‘上天’。为了证明他们推翻商朝神圣国王的正当性，他们诉诸于‘天’，自称‘受命于天’。‘上天’为惩罚商朝的罪恶，剥夺了其统治权，代之以道德广厚的周人。‘上天授命’成为有效统治的条件，这一原则成了后来所有统治者的标杆。”[77]在中国古代的天道观里，天子被赋予如此之高的权位，只是意味着天子权位具有正统性，并不意味着天子可以为所欲为。相反，天子必须履行天子之责，不违天意，不违天道，不违天理。中国古代天道观强调，天道无亲，天道公正，无偏无私。“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过天祸之。”[78]天帝护佑那些治国良善的君王，惩罚那些治国恶劣的君王，体现的就是这个天道、天理。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语境里，天是自然秩序，更是社会秩序；天道是自然秩序，更是政治秩序。“在董仲舒那里，天便具有了双重涵义：它既是广义的自然，又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而后者在其整个体系中又居于更主导的地位。”[79]王朝政权的正统性来源于天，即受命于天，君权神授；王朝政权的正统性也取决于天子执政的结果，即天命所归，天佑德政。君权神授与天佑德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
中国历代颂政诗有大量作品宣示当政者承天命而治天下，即强调王权（皇权）的正统性。如，《诗·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赋予了周部族必然兴起的天命正道的神圣感。《诗·周颂·敬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认为天理不可欺违，敬畏天意理所应当。晋代傅玄《夕牲歌》:“皇矣有晋，时迈其德。受终于天，光济万国。万国既光，神定厥祥。”赞颂晋朝皇室受天命而得天下。荀勖《正旦大会行礼歌》:“光光邦国，天笃其祜。丕显哲命，顾柔三祖。”颂赞晋帝拥有天下是天命所赐。南朝宋王韶之《高祖武皇帝歌》:“惟天有命，眷求上哲。至道惟王，大业有劭。”歌赞皇帝秉承天命，获得治国之资。南朝梁萧子云《胤雅》:“天下为家，大梁受命。眷求一德，惟烈无竞。”专意宣示了梁朝“建国”是以符合天道的“受命”而实现的。唐代武则天《郊庙歌辞·武后大享昊天乐章》:“大阴凝至化，真耀蕴轩仪。德迈娥台敞，仁高姒幄披。”宣告作为女性掌权者秉承至高无上的天道至理君临天下，堂堂正正，无所愧惧。宋代赵湘《法天》:“天监王德，莫如宋赫。宋道平平，莫如法天。皇法昊天，覆罔攸私。达乎鬼方，化被孔时。”歌赞了宋室秉承天命以统治天下四方的法统合理性。元代铁穆耳《守成之曲》:“天开神圣，继世清宁。”歌赞元朝得到神圣皇天的眷顾，王朝延续了清平安宁的局面。明代陶安《驾幸狮子山应制》:“圣皇应天运，出以安民生。拨乱反之正，仁敷臻泰宁。”称赞皇帝顺应天命，平息战乱，为天下带来太平。清代魏源《天助师》:“所至天佑，天讵我私。”“帝王天授，靡人是任。”歌赞努尔哈赤率领“大金”军队与明朝军队在萨尔浒决战，得到皇天护佑，君权得之于天。魏源已是清代后期的诗人，以组诗回顾清朝诸帝的历程时，仍不忘强调清朝政权受命于天的正统地位。历代政治诗强调君权天授，是要天下臣民认可：“皇帝承受天命而为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其所秉承的秩序原理是天所定的。”[80]其实质目的和价值就是赋予皇权以神圣的正统性。这些颂政诗对政权来源正统性的强调，不论其意愿真伪如何，但在表达上都不会违逆这个政治文化传统。事实上，皇帝作为王朝政治的最高代表，其政治权力的边界自然也是无远弗届：“皇帝具有颁发诏旨、封授赐予，大赦天下，大阅军队，接受朝贺，颁定律例、追夺籍没，以及蠲免钱粮、税银等特权。总之，全国生杀予夺的一切权力，均属于皇帝。”[81]历代颂政诗对皇权的颂赞，即是对王朝政治正统性的强调和张扬。
除了政权来源的正统性外，政权秩序的正统性也是中国古代正统政治文化观念的重要成分。维持政权秩序的稳定，保证对国家实行统一有效的统治，这是政权具有正统地位的基本要求。其中，天下一统是政权有效统治的重要标志。这里的“天下”意指全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82]“先秦时代，百家并存。除了老子提倡的‘小国寡民’和庄子所崇尚的虚无观念外，其余各家说法尽管不同，却都是主张统一的。”[83]孟子回应梁惠王“天下恶乎定”的问题称：“定于一。”[84]明确指出，归于一统，天下就会安定。即如朱熹所释：“王问列国分争，天下当何所定。孟子对以必合于一，然后定也。”[85]因此，中国历代治国方略，将武功安邦定国作为国家政权保持正统地位的基本条件。中国历代政治诗有大量颂政作品称颂一统天下，讨逆平叛，定国安邦。先秦时期，如《诗·大雅·常武》:“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颂扬周宣王平叛安邦、维护一统。汉魏南北朝时期，如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竟全大功，抚安四极。”称颂汉高祖平定天下，安宁海内。石崇《大雅吟》:“荡清吴会，六合乃同。”歌赞晋室先帝一统河山的功业。唐宋时期，如李世民《执契静三边》:“执契静三边，持衡临万姓。”“已知隆至道，共欢区宇一。”称颂皇室完成统一大业的丰功伟绩。赵湘《宋颂》:“天下一致，夫何虑思。清之净之，平之泰之。倏变于道，殊途同归。”称颂海内一统的安宁局面。元明清时期，如忽必烈《皇帝入门》:“熙熙雍雍，六合大同。维皇有造，典礼会通。”表达了对大一统事业的欣然赞美。释希陵《正元祝赞诗》:“天锡皇元，混一寰宇。”“天锡皇元，作万邦主。”歌赞元朝海内归一，统治四方。杨维桢《舟次秦淮河》:“九天日月开洪武，万国山河属大明。”称颂新朝开启了久违的大一统安宁秩序。朝廷乐歌《大一统之曲》:“大明天子驾飞龙，开疆宇，定王封。江汉远朝宗，庆四海，车书会同。东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图中。遐迩畅皇风，亿万载，时和岁丰。”将统一海内称颂为王朝奉天承运的千秋大业。田从典《拟七德九功舞歌效乐天体》:“八年荡扫昆明穴，普天率地归皇图。羽骑宵驰传露布，从此江山复如故。”“嘉与吾民共休息，欲偕斯世为陶唐。”称颂康熙皇帝平藩胜利，终于安邦定国、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叶方蔼《海氛清》:“与子偕作，与子同仇。悉率左右，歼此群丑。”“彼强者跳，我攘我逐。彼黠者穷，我殄我戮。”称扬清廷征伐郑氏政权，彻底收取台湾的赫赫武功。诗篇充满杀伐之气，显示王师奉诏实施统一之战的威严和伟力。弘历《巡幸铙歌》:“混车书，山河一统。声灵四讫，万国来修贡。”诗篇对大一统的国威浩荡充满了自豪。从先秦到明清，历朝历代，即使南北朝时期的分裂状态、分治政权下的臣民，即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也都尊崇这一价值传统。如南朝梁周舍《梁鞞歌三首》组诗歌赞“文轨同一土”“天下咸所归”“就日朝百王”的一统局面，诗篇描述的江山一统与南北分离的现实图景有很大差异，是对偏于一隅的南方王朝版图现状的夸饰，但其中流露的希冀一统的愿景，仍然折射出鲜明的大一统观念，也是借以标榜自己的政权具有正统性，表现出对正统政治观念的内在认同。又如元代苏天爵《送都元帅述律杰云南开阃》:“世祖神武真天纵，万里中华归一统。”这是来自蒙元王朝统治阶层的声音，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中华版图宏大完整的颂赞。历代政治诗称颂一统江山，显示对一统和大同观念的持久认同。这种价值取向，是中国古代政治诗奉行正统政治文化观念的重要表征。
为取得天下和统治天下，实行征战杀伐，通过对征伐对象的武力征服，使政治集团在伐暴诛恶、替天行道的政治号召下获得政权，并巩固和维护政权的正统地位，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权共同经历的正统地位的实现途径。历代颂政诗中有大量作品歌赞王朝政权建立、巩固、延续过程中发生的征战杀伐，往往都突出了这样的征伐所具有的正统政治意义。先秦时代，如《诗·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诗篇凸显将士衔命征战、维护天子威严、维护政权秩序的军事行动的正统意义。汉魏南北朝时期，如缪袭的组诗《魏鼓吹曲十二曲》，连篇累牍称颂曹魏集团的征战杀伐之业。其《初之平》云：“汉室微，社稷倾。皇道失，桓与灵。阉宦炽，群雄争。边韩起，乱金城。中国扰，无纪经。赫武皇，起旗旌。麾天下，天下平。济九州，九州宁。创武功，武功成。”其后的《战荥阳》《获吕布》《克官渡》《定武功》《平南荆》等，无不彰显征战杀伐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彰显恢复政权正统地位的征伐意义。唐宋时期，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颂政诗都热烈地称颂平定藩镇叛乱的系列战争。如韩愈《元和圣德诗》，刘禹锡《平齐行二首》，柳宗元《奉平淮夷雅表·皇武命丞相度董师集大功也》 《奉平淮夷雅表·方城命诉守也卒入蔡得其大丑以平淮右》等。韩愈《元和圣德诗》力赞唐军对藩镇武装的攻伐，突出了王师之威和王师之义，尤其突出了征伐所要达到的维护政权正统地位的政治目标。“天地中间，莫不顺序。幽恒青魏，东尽海浦。南至徐蔡，区外杂虏。怛威赧德，踧踖蹈舞。掉弃兵革，私习簋簠。”江山一统，皇权威严，正统神圣，诗篇题旨包含的征伐行动的政治意义十分明显。元明清时期，伯颜《克李家市新城》夸示元军征战的威势：“皇天有意亡残宋，五日连珠破两城。”诗篇以皇天之名宣示了征战的正统政治目标。《军回过梅岭冈留题》描述元军江南征战的武功：“马首经从庾岭归，王师到处悉平夷。”除了夸示元军武功的显赫之外，也突出了元军“王师”的定位，强调了元军征伐的正统意义。刘基《平西蜀颂》《上陵》《圣人出》《战城南》等，陶安《阅兵奏凯》《大明铙歌鼔吹曲》《重登凤凰台献歌奉进时岁丙午剪除群凶殆尽喜而有作》等，歌赞统一天下的征战，都突出宣示了征战的正统政治价值。朱琦《新铙歌》组诗作于清代后期，包括《战图伦》《战界藩》《沈之阳》《辽以西》《天佑兵》《山海关》《平逆藩》《噶尔丹》《平台湾》等数十首作品，称述自太祖、太宗、世祖开基创业，以武定国，统一天下，到圣祖、高宗、仁宗平定叛逆，怀远招抚，安定边疆，拓展版图，保境安民，都着力凸显了这些征伐所包含的正统政治文化价值取向。
与此相关，主张实行威政严治，对“盗贼”予以剿灭，维护江山社稷的稳定，这种立场符合士大夫文人维护政权秩序的正统政治观念，也符合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治逻辑。在德政与威政的关系上，古代政治诗反映的良政，不是单一的德政，而是结合有必要威权的有效统治。在历代政治诗中，谴责恶政虐政，赞颂威政严政，动机都是为了维护政权秩序的稳定和延续。古代政治诗对民变抗官的大量“盗贼”事件，基本持谴责和否定的态度，是因为这些“盗贼”事件威胁到政权秩序的稳定和延续。也有大量诗作对导致这些事件的缘由予以解释，对赋敛沉重、施政苛酷而逼良为盗的民变事件表达了怨愤情绪，事实上承认了官逼民反的道理。这种态度从动机上看，也是希望纠改弊政，消除官逼民反的根源，维护政权秩序的稳定。唐宋以后，这类政治诗尤为增多。如宋代李光《海外谣》:“嗟尔海南民，遭此脏吏厄。衔冤无所诉，相炽起为贼。”吴芾《有感》:“我闻江湖间，细民竞流离。疗饥已无食，卒岁还无衣。民穷聚为盗，自古诚有之。”方回《五月初二日闻祁门县四月二十七日大水没鼓楼蛟龙斗争溺死者多休宁县江潭等处亦多漂溺》:“民叛非无说，官贪有自来。”元代舒
《故里叹》:“仁义日益衰，盗贼日益昌。古今治乱象，此理明昭彰。”“始因官府贪，朝廷乏忠良。”明代高启《送陈秀州》:“中间致兹变，主吏失抚循。须知奋梃徒，原是负耒民。虐之乃为敌，爱之则相亲。”钱嶫《悯黎咏》:“生当剥肌肉，死则长已矣。薄诉吏转嗔，锁缚不复视。黎儿愤通决，挺身负戈矢。”清代郭廷翕《警捕人之虐》:“流民便作贼，迫于不得已。”这种既维护皇庭统治秩序，敌视叛逆的民间武装，又同情百姓、期望仁政的政治立场，在许多古代政治诗作者身上都存在，是政治诗创作的一个正常现象。诗人对朝廷、官府严厉剿灭“盗贼”的支持是毫不含糊的，对贪官虐政的谴责是极其严厉的。这种态度看似矛盾，又不相矛盾，都鲜明表达了希望维护政权秩序的政治态度。如清代黄遵宪《喜闻恪靖伯左公至官军收复嘉应贼尽灭》，对剿灭“盗贼”持完全拥护的立场。虽然看到了“盗贼”作乱包含有走投无路、官逼民反的因素，但仍然表示了不允许对抗王朝政权的态度：“黄天当立空题壁，赤子虽饥莫弄兵。”这类政治诗对朝廷“剿匪”“杀贼”的支持，代表了那个时代士大夫阶层维护政权秩序的正统立场，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和标准去简单地否定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
（二）德型政治
中国古代政治诗鲜明地展示了德型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价值的德型政治，其要素包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修德抚远，等等。德型政治文化的传统早在周代之前就已萌芽，周代已经比较成型。“德惟善政，政在养民。”[86]把良好政治的标准定为能使民众过上好生活。德政和善政是紧密相关的。前述君权神授与天佑德政不可分离，跟此述的中国古代德型政治在观念和逻辑上是相通的。天佑德政，意味着天帝（天道）以君王施政是否仁德惠民而决定护佑或惩罚君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87]“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之于人，无有亲疏，惟有德者则辅佑之。民之于上，无有常主，惟爱己者则归之。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88]这种将民众置于核心地位以考量施政优劣成败的政治观，是中国古代德型政治的最突出特征之一。更早时候的民为邦本的命题，与天佑德政的命题，在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89]唐代孔颖达注疏：“民惟邦国之本，本固则邦宁。”再次强调了重视民众地位的治国之道的实质。春秋时代，人们对德型政治已有明确认识，如评述郑庄公的治绩称：“既无德政，又无威刑。”[90]将“德政”和“威刑”对举，把对民众的仁慈善惠的政治措施和取得的政绩称为德政，说明了德政的要义是善待民众、善利民众，得到民众的拥戴。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焦点论题之一是王道、霸道孰优孰劣，孟子为代表的学派推崇王道主张，申张的是以仁义治理天下、以德政服膺臣民的根本治国之道，这个主张成为后世长盛不衰的政治理论。孟子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91]王道政治的要义就包括当政者要善待民众、善利民众，让民众有恒产从而有恒心，当政者因得民心而得政权永固。可以说，王道政治就是德型政治。
德型政治推崇德政，德政是德型政治在国家治理中要实现的基本功能。如《周礼》提及的荒政十二条措施中，前四条都是直接资助民众急需、直接减缓民众负担的办法：“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92]“散利”即发放救济物资给灾民；“弛力”即放宽向灾民征派力役。这些举措都体现了救助民众以争取民心的民本政治的宗旨。儒家所谓仁德之政，实际上跟善利民生最直接相关：“仁政必有具体之设施。孟子所言，似可以教养二大端概之。而其养民之论，尤深切详明，为先秦所仅见。七篇之中，孟子所注重者为裕民生、薄赋税、止争战、正经界绪事。”“孟子于养民之要不厌反复申详，而教民一端则多附带及之，仅举梗概。”[93]周代古圣先贤首创的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作用远远超出了纯理论的范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民本论对于现实政治影响巨大，它对上层统治者行使政治权力给予指导，并对各种违反民心的政治行为从思想上、舆论上加以制约，构成中国传统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基础。”[94]清人唐甄曾论及民和政的关系：“为政者多，知政者寡。政在兵，则见以为固边疆；政在食，则见以为充府库；政在度，则见以为尊朝廷；政在赏罚，则见以为叙官职。四政之立，盖非所见。见止于斯，虽善为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叙，政日以坏，国随以亡。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95]非常明智地指出，有“民”才有“政”,“民”决定“政”的成败；见“政”不见“民”的政治不是好的政治，以民为本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康熙皇帝晚年回顾自己的施政宗旨：“朕临御天下垂五十年，诚念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迭次蠲租数万万，以节俭之所余，为涣解之弘泽。惟体察民生，未尽康阜，良由生齿日繁，地不加益。宜沛鸿施，藉培民力。自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96]可见民为邦本、政在养民的政治文化传承十分久远。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德型政治的核心价值：“‘民惟邦本’之说，系中国上古文化之精华。”[97]中国古代颂政诗和怨政诗从正反两方面鲜明传达了民为邦本、政在养民的德型政治观念。
中国古代政治诗对德政的描述，多与民生有关，行政恤民，施政惠民，往往体现在具体的民生政策层面。如宋人赵蕃《呈赵常德四首》（其三）:“丰年易为政，凶年易为德。政本拙催科，德乃足民食。蛮貊忠信行，田里愁叹息。德政只如斯，何用求赫赫。”所谓“德政只如斯，何用求赫赫”，目标并不高远难求，让老百姓丰衣足食就是德政的实际体现。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在独尊儒术的理论形成主导地位后，儒家仁德为政的核心理念在后世当政者治国过程中一直得到不同程度的贯彻，即使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其政权高倡的立国准则也没有偏离传统的仁德政治。如元代文矩《题中庆学庙壁二首》:“吾元有至德，万古钦皇仁。”在自诩之中，还包含了对仁德政治的价值认同。“一般说来，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是中国古代社会人群的政治价值共识。”[98]这种价值传承，虽经改朝换代，但历久未易。“数千年来人们如何不断地复述相关的语句，乃至数以千计的政论性图书的大部分篇幅如抄袭之作而了无新意，更谈不上创新性的思维。”[99]包括施行德政在内的德型政治，为历代士大夫文人所赞同和拥护。德型政治文化观念，也是历代政治诗评判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价值标准。
德型政治必然涉及国家治理中的赋税政务问题。处理好恤民、惠民的德政与征税于民的税政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长期难题。与德政和税政相关联的各种社会生活场景，即税赋相关的场景，在中国古代政治诗中有最大量的直接记述。这些作品对各种税政生活场景的褒贬描述，极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诗作者们秉持德型政治观念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生产为经济基础，国家行政体系、军事体系等庞大社会体系是以向天下农夫织妇征收赋税，获取巨量物资资源来维持运转的。如宋代李觏所言：“民之大命谷米也，国之所宝租税也。”[100]又如，关于明代田赋支出，当代学者有简明的概括：“明代的田赋，主要供官僚、军队和宫廷消费。明代田赋消费分为存留和起运两大部分。存留粮归地方开支。它包括，第一，地方官俸禄。第二，生员廪食米。第三，抚恤孤寡病老等社会救济。第四，分封在各地的皇族禄米开支。起运粮主要供京师中央政府和边境驻军消费。供京师中央政府消费粮称‘京粮’，供边军消费称‘边粮’，两者合称‘京边粮’。”[101]这个概括很有代表性，而明代之前和之后的历代税赋维持政权运行的情形也大致类似。历代朝廷和官府的核心政务之一就是向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征收赋税，税赋政策及其实施效果是考察中国历代政治成败的主要指标，也是考察国家治理优劣状况的主要指标。“按照中国传统，对农民课以轻税总是被奉为一个重要的准则。”[102]中国古代政治诗有大量作品描写历朝历代税赋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这些作品有小部分是颂政诗，大部分则是怨政诗。涉及税赋政策的颂政诗，一般是歌咏朝廷和官府蠲免税赋，宽缓税期，将这些政举称颂为德政，歌赞其政悯民，其政惠民，依据的标准当然为是否善待民众、善利民众。如，明代朱瞻基（宣宗）《减租诗》郑重昭告天下：“下诏减十三，行之四方均。”宣宗从国家政治高度强调了轻徭薄赋、减租减税要达到的目的：“兹惟重邦本，岂曰矜吾仁。”明确表示悯农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要贯彻民为邦本的施政理念。民为邦本的施政理念在蠲减赋税的政策中得到了具体的推进，明宣宗的《减租诗》典范地展示了以蠲减租税赢得民心的德型政治观念。明代赵同鲁《平赋诗》:“天子元首，我公股肱。一德交孚，福我苍生。”评议当朝赋税政策，歌赞仁君贤臣德政惠民。又如，清代龚鼎孳《蠲租行用元次山舂陵行韵》称扬了清王朝新政权施行的蠲免租税的仁政举措。“国计在本根，毛附先存皮。民困必失所，拯溺焉能迟。丞相下郡国，一切蠲除之。”诗篇申明，纾解民众之困是长治久安之道，新朝在此大政国策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唐孙华《壬午岁特诏蠲江南租赋恭述三首》称颂皇帝蠲免租税的德诏。“圣主深仁正汪濊，普天翘首望循良。”将蠲减租税的政举视为体现皇帝仁德政治的善政良策。鄂尔泰《雍正三年恩免苏松浮粮四十五万恭纪四章》描述苏松百姓对朝廷大幅度蠲减粮税的莫大喜悦：“吴民喜逾望，流涕翻浪浪。”“一朝天语颁，万户乐无央。”表现德政惠民的社会效应，虽有夸大，但价值取向是正面的。杨芳灿《粮草税》:“我朝覃天泽，深仁被边氓。蠲赈若山积，休养致太平。”歌颂朝廷对边地百姓蠲免租税，德政泽民。宋翔凤《纪邓嶰筠中丞善政》组诗，直接将邓廷桢据实上报民情地力、奏请朝廷蠲减赋税等政务称颂为“善政”，以示对惠民德政的拥戴。
在涉及赋税问题的政治诗中，绝大部分是怨政类作品。一方面，说明历代诗人感知到朝廷和官府征收赋税的普遍苛重和百姓承受赋税重负的普遍痛苦；另一方面，说明历代政治诗能够直面社会现实中的税赋痛苦，以仁德政治的标准谴责朝廷和地方的苛酷税政，是诗人们奉行德型政治文化观念评判社会政治问题的必然结果。反映税赋问题的怨政诗，主要有两个关注点：（1）朝廷蠲减赋税的德政良策被地方官府欺上瞒下的渎职行为严重扭曲。如唐代白居易《杜陵叟》:“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元代黄庚《田家辞》:“官司明文减分数，苛征急欲催全课。我愿君王莫赐租，转教官吏急追呼。”明代何景福《伤田家二首》:“缫车未歇取丝分，私债官逋夜打门。里正不慈胥吏酷，穷民空感半租恩。”傅维鳞《望都谣》:“曾闻有诏岀京华，来年仍未到贫家。贫家犹纳已赦税，不知恩诏果赦未。”“前时有诏民尽知，后来有诏民狐疑。昨日纳税到官府，依稀沾惠闻天语。”清代孙宗彝《责田》:“国恩有蠲除，胥吏肆贪黩。多寡是耶非，止凭算手画。知之不敢问，问之惧生毒。”李光地《农民苦》:“朝廷时有蠲优诏，农钱多不上官衙。”“或逢徭役富者免，追胥仍向农家挝。”孙廷铨《挽船行》:“蠲除虽有诏，趦趄未敢言。哀哀挽船行，时命亦已然。”叶兰《匿誊黄》:“圣恩宽大赦赋缗，布告天下咸使闻。省颁誊黄逮州县，嗟尔乡民未经见。”（2）地方官府施行严苛税政，冷酷催科逼税。如唐代张籍《野老歌》:“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山头鹿》:“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促促词》:“家中姑老子复小，自执吴绡输税钱。家家桑麻满地黑，念君一身空努力。”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杜荀鹤《山中寡妇》:“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宋代欧阳修《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今者吏愚不善政，民亦游堕离于农。军国赋敛急星火，兼并奉养过王公。”苏轼《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李若水《农夫叹》:“卒岁辛勤输税外，倒囷试量无斗储。”陆游《秋赛》:“常年征科烦棰楚，县家血湿庭前土。妻啼儿号不敢怨，期会常忧累官府。今年家家有余粟，县符未下输先足。”元代王冕《悲苦行》:“前年鬻大女，去年卖小儿。皆因官税迫，非以饥所为。”“今年老小不成群，赋税未知何所出。”杨维桢《吴农谣》:“吴农竭力耕王田，王赋已供常饿眠。”朱希晦《冬雨叹》:“格斗况未息，中原拥戈
。天家重租税，疮痏谁能怜。”舒
《秋霖怨》:“天不解民忧，民苦天亦愁。征繁敛愈重，荼毒何时休。”“官府酷虐甚，贫富俱入禁。如此便作仁政看，天下纷纷恶乎定。”陈高《即事漫题五首》:“官粮预借三年后，军食尤居两税先。”李晔《田家苦》:“老农有胆谁尝苦，租吏敲门夜骑虎。”明代盛彧《夜宿顾墓田家》:“租税急星火，诛求尽鸡豚。”“十室九逃散，如何卖儿孙。”何景明《冬雨叹》:“乡中饿叟纳官赋，白头赤脚行中路。薄暮临河望郡城，水深岸滑何由渡。”孙承恩《苦雨》:“老翁昼哭夜叹息，妇女稚子无人色。不愁朝夕救死生，只恐官司租赋迫。”杨巍《示祈雨官吏》:“正赋不能入，兼之工役繁。政令如水火，征求到鸡豚。”清代吴嘉纪《税完》:“输尽瓮中麦，税完不受责。肌肤保一朝，肠腹苦三夕。”施闰章《冬雷行》:“百年怪事真罕见，俭岁嗷嗷偏谷贱。催科力尽无金钱，上下相看泪如霰。”胡会恩《湖口行》:“正税还兼杂税供，九税何曾入大农。”沈德潜《论苏松丁粮》:“天家阙财赋，浚削竟何效。官司惧失职，加耗议欢噪。”赵曾《吴中田家叹》:“可怜胼胝三时劳，租税才完室已空。”这些数不胜数的怨政诗，诉及朝廷和官府税赋政策的严苛沉重，是将其作为德政的对立面加以否定的。称颂德政，谴责苛政，这正是德型政治文化立场的诗人在面对税赋问题时采取的价值取向。
朝廷和官府的徭役事务也是中国历代政治诗重点记述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颂政诗称扬朝廷和官府减轻徭役的德政，从正面传达了德型政治文化观念；怨政诗斥责朝廷和官府繁重派役、冷酷督役的苛政，从反面传达出反对苛政的德型政治文化观念。从徭役的性质看，徭役政务当然是国家机构必须推行和办理的重要事务。“古代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和行使其职能，不仅需要消耗相当数量的物质资料，而且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供它支配，为它效劳。国家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是从社会强制的、无偿的征集的，它所需要役使的劳动力，也是从社会强制的、无偿的征集的，这就是古代的劳役，又称徭役。劳役包括兵役和力役。国家要建立一定数量的军队，百姓必须按照规定服兵役。力役则是为国家从事各种劳务，如修建宫室、城池、官府，运送官物，追捕盗贼以及官府差遣百姓从事的其他活动。赋税是对人民财产的直接榨取，是对人民劳动产品的掠夺。而劳役则是对劳动者人身的直接奴役和驱使，是对人民的生产劳动时间的直接侵占。”[103]除了朝廷和官府的额定役务外，往往还有官吏假公济私向百姓额外派征的徭役，大大加重了百姓的徭役负担。这种额定和额外的双重役务压迫，最终全部落在普通百姓身上。史家曾概括这类情况称：“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杨阜是故忧愤，贾谊所以流涕。至于民间诛求万端，或供厨帐，或供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于民。又复多遣游军，称为遏防，奸盗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设，或责脚步。”[104]地方官吏贪婪冷酷的万端诛求，正是历代徭役繁苛的基本原因。
历代政治诗对徭役事务的广泛描写，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历代诗人据以记述和感发徭役事务的德型政治文化观念。历代颂政诗只有很少篇章涉及减轻徭役的德政，历代怨政诗则有大量篇章怨责徭役繁重的苛政。以宋代为例：如王安中《宣和七年九月二十三睿谟殿赏橘曲燕诗》:“云谁知帝力，初弗夺民时。佳种今仍降，来牟此独贻。上方轻赋敛，人益劝耕耔。”歌赞重农恤民，仁政宽厚，轻徭薄赋，所谓“弗夺民时”即不以徭役耽误农时。释文珦《田家谣》:“诏收宽徭榜村路，悍吏不来鸡犬乐。”赞扬朝廷减轻徭役的诏令宽仁厚恩。与宋代颂政诗寥寥无多的作品述及徭役事务的情况相反，宋代怨政诗述及徭役事务的作品很多，描写直接而深切。如，梅尧臣《田家语》:“前月诏书来，生齿复板录。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韣。州符今又严，老吏持鞭朴。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 《汝坟贫女》:“郡吏来何暴，官家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种去携杖。”“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田家》:“自从备丁壮，及此常苦煎。卒岁岂堪念，鹑衣著更穿。”《故原战》:“散亡归不得，掩抑泣山阿。纵横尸暴积，万殒少全生。”邵雍《不愿吟》:“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惟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李复《兵馈行》:“人负六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十日未便行十程，所负一空无可索。”“丁夫南运军北行，相去愈远不接迹。”“来时一十五万人，凋没经时存者几。”唐庚《城上怨》:“戍边役重畏酷法，去国年多思故乡。”“传闻黠虏动熙河，战士连年不解戈。”赵崇
《书事》:“大儿里胥缚送州，小儿遁逃卒未休。老夫忍饥特未死，犁耙典尽春无牛。身为王民合徭役，运米操舟操不得。江湖风水未足愁，楫丧樯倾误人国。”罗椅《挑壕歌》:“去年十月霜凄凄，挑壕人立霜中啼。今年一春春雨多，泥滑将奈挑壕何。”“几人带雨壕上啼，半湿半饥春病疟。”“只愁挑得壕始竟，公家又有守壕令。”戴复古《梦中亦役役》:“半夜群动息，五更百梦残。天鸡啼一声，万枕不遑安。一日一百刻，能得几刻闲。当其闲睡时，作梦更多端。穷者梦富贵，达者梦神仙。梦中亦役役，人生良鲜欢。”刘克庄《开壕行》:“遍村开田起窑灶，望青斫木作楼橹。天寒日短工役急，白棒诃责如风雨。”“壕深数丈周十里，役兵大半化为鬼。”方回《筑城谣》:“从军去筑城，不如困长征。从军去掘堑，不如鏖血战。”“每调一军役百室，一日十人戕六七。”宋代怨政诗连篇累牍描述的这些徭役场景，直观呈现了宋代徭役给百姓带来的巨大压迫和摧伤，表达了作者对朝廷和官府徭役政策施行效果的否定。宋代及历代怨政诗人，以德型政治的宽仁施政主张为评判标准，批判朝廷和官府的徭役政策，痛责朝廷和官府的苛酷役务对百姓的严重伤害，折射出历代怨政诗人对德型政治观念的采纳和坚持，是德型政治文化价值观在怨政诗创作中的自然流露和真实呈现。
为政以德的思想是德型政治文化的重要理念。为政以德的观念体现在德型政治的很多方面，其中也包括皇德和官德在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中所起的作用。皇德和官德在国家及地方治理中所起的作用，是历代政治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对皇德和官德在治国安邦、地方施政中的作用，历代政治诗有直接的评定。如明世宗朱厚熜《御经筵讲大学堂衍义有感赋此》:“帝王所图治，务学当为先。下作民之主，上乃承之天。致治贵有本，本端化自平。人君所学者，其序有后前。正心诚其意，志定必不迁。吾志既能定，理道岂复颠。身修本心正，家国治同然。国治乃昭明，万邦斯协焉。于变帝尧典，思齐文王篇。万国修身始，朕念方拳拳。”把帝王个人的修身立德视为治国安邦的必备条件。清代萧霖《题谭桂峤明府平傀儡山贼记卷后》:“告尔守土者，为政在有德。”把仁德提到为政的核心位置加以强调，提出“德厚贼亦民，德凉民亦贼”的命题，认为以德行政，“盗贼”可转化为民；如果不以德行政，民众也可能被逼为“盗贼”。把是否以德行政看作地方治盗成败乃至地方治理成败的决定因素。历代颂政诗有很多作品都热衷于描写天子圣德和天子德政，把天子圣德看作国家政治的保障，把天子德政看作是国家治理的盛绩，如《诗·周颂·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展示了周朝当政者对文王政德的缅怀。《诗·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呜呼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将文王光明纯正的品德视为施政不违天道的根本保证。汉代朝廷乐歌《武德舞歌诗》:“休矣惟德，罔射协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对刘秀秉承良善政德统治天下，汉室江山得以长远稳固相传，寄予了莫大的期待。晋代荀勖《正旦大会行礼歌》:“世德作求，奄有九土。”称颂晋帝秉持圣德，得到天帝眷顾，拥有天下。南朝宋刘彧《圣祖颂》:“衍德被仁祉，留化洽民灵。”歌颂刘宋先帝仁德惠民，泽被天下。唐代魏征《享太庙乐章·长发舞》:“配天载德，就日重光。本枝百代，申锡无疆。”歌赞唐王朝奉天兴业，以德享国，国运久长。宋代梅尧臣《庆历圣德颂》:“既明且断，惟皇之德。”称颂仁宗治国英明果决，圣德泽惠天下。元代耶律楚材《和平阳王仲祥韵》:“逆取乃顺守，皇威辅深仁。”称赞朝廷取得天下后以仁德治国的根本之道。明代杨荣《赐游西苑诗》:“圣皇仁明尽诚孝，四海生民安德教。”歌咏皇帝圣德感召天下，百姓得到礼乐教化。清代查慎行《恩赐新刻御制诗集恭纪二首》:“武功文德并宣扬，间采风谣到省方。耕凿万方民击壤，箫韶九奏帝垂裳。典谟媲美尊虞夏，花月成篇陋汉唐。”称颂皇帝武功文德，造就了国泰民安的欣荣盛世，诗人的礼赞包含了对效法古代圣君仁德治国之道的推崇。
历代颂政诗还有不少作品称颂地方良官善治，宣示德型政治文化的为官之道。官员施政秉持仁德之心，勤政履职，惠民一方，这类事迹为历代颂政诗所称扬。如两汉民歌《汲县长老为崔瑗歌》:“上天降神明，赐我仁慈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歌赞官员崔瑗把仁慈运用到施政，实实在在造福一方百姓。及至宋代，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就是不少文人士大夫参与创作着意表现地方德政善治的作品。如王安石《新田诗》歌咏地方官员施行新政以惠民兴业，黄庭坚《曹侯善政颂》称赞惩治恶吏，赵鼎臣《河间令尹》称颂地方官员德政嘉誉，曹粹中《周侯德政谣》歌咏地方长官德政惠民，张孝祥《鄱阳使君王龟龄闵雨》称颂地方官勤政悯民。虽然前代民间颂政诗更多表现的是百姓对地方官员的感恩，宋代文人颂政诗更多关注的是地方治理的成功之道，但对德政善政的价值推重是一致的。元代以后，文人颂政诗称颂地方官员施行德政赢得民心的作品比前代更为突出。如胡祗遹《送信县令乐平任满东还》:“爱民诚惨怛，守职更愁煎。”描述“信县令乐平”仁厚爱民、悯民施政。张之翰《检荒租》:“十八年愁今日散，爱民使者检荒来。”作者对自己施行宽缓惠民的政策进行自我表彰，也是对仁德政治的推崇。元代官员郭郁尽职奉公，勤政惠民，在吏民中广有美誉，先后有数十个儒士献诗称颂郭郁政德政绩，如姚畴《昌江百咏诗》序文所言：“皇庆壬子，复斋郭侯来尹吾州，公明廉惠之政，洋溢乎耳目，铭镂乎心肝。同僚和衷以治，邦人乐而歌之，纪善政为民谣。”对良官德政的称颂蔚然成风。明代陶安《咏当涂张县尹善政》:“克施有政，民德亦新。”“侯兼其德，政有纪纲。”称赞仁德爱民、勤政尽职的为官之道。徐贲《农父谣送顾明府由吴邑升常熟》:“乡无吏胥门户静，家家尽称官长贤。”顾明府贤明施政，吏风好转，赢得百姓衷心拥戴。余继登《田夫谣送马瑞河父母之沾益》:“信是田家乐，赖得官长贤。”诗篇称赞良官贤能，揭示农家能够安居乐业，跟官长的仁德施政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清代王元启《题杜太守甲知通州日罢榷油酒杂税文稿后》:“乃知盛明世，选吏须循良。德泽不下究，吏实乖其方。”在称赞地方官员的善政后，表达了良吏才能实现德政的信念。谢启昆《台州勘灾纪事》:“只宣上德布仁风，匪博群黎诵生佛。”凸显了地方官府救灾行动的仁政内涵。朱绶《寄林少穆督部》:“五年抚江南，屡活万人命。”记述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期间善政恤民、为民请命的治绩和政德。《永康谣》:“救民生死地，令敢上官诤。此令强项哉，上官悚生敬。”歌赞地方官员置个人仕途于度外，为百姓力争生存之机，彰显仁政悯民惠民的本质特征。为政以德的政治文化观念也表现在最大量的描写苛政、虐政、劣政的怨政诗中。与颂政诗相反，怨政诗是以仁人贤士对苛政、虐政、劣政的谴责和痛斥，传达着作者们所秉持的悯民爱民的仁德价值观。这类怨政诗多不胜数，本书各章将予以详述。
中国古代政治诗还有大量的怨政作品怨责贫富悬殊、社会不公，从一个重要侧面透露出德型政治文化的价值标准和评判尺度。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里，对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社会状况表达忧思，不仅儒家忧患不均的政治思想广为人知，墨家也有对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105]历代怨政诗反映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抒写的基本都是对社会不公的怨愤，而不是简单的仇怨财富和富人。如唐代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贫富境况悬殊，引人恒久慨叹。孟郊《寒地百姓吟》:“无火炙地眠，半夜皆立号。”“高堂搥钟饮，到晓闻烹炮。”寒冬里的两个世界，冷暖差异不仅在身体，更在内心。张籍《野老歌》:“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穷人孩子和富商犬只，境况悬差。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轻肥》:“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权贵和饥民对比，震人心魄。宋代梅尧臣《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劳而无获，不劳而获，反差鲜明。王令《饿者行》:“道中独行乃谁子，饿者负席缘门呼。高堂食饮岂无弃，愿从犬彘求其余。”贫富悬殊，已到伤天害理的地步。陆游《岁暮感怀以余年谅无几休日怆已迫为韵》:“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因穷礼义废，盗贼起蹙迫。”贫富悬殊，已至逼良为盗。元代黄镇成《采薇行》:“家家捣薇根，舂杵声相闻。经旬不粒食，杵重筋力微。”“达官贵客不到此，日醉华筵知不知。”一边是野菜充饥，一边是华筵醉饱。王冕《痛哭行》:“京邦大官饫酒肉，村落饥民无粒粟。”对比十分强烈。明代黄淳耀《暑日见耕者叹之》:“忆昨经高门，凉风韵琅玕。八珍将九酝，暴殄非一端。”“岂知力耕者，秋至有饥寒。鞭扑昼夜加，骨肉昼夜剜。”不劳的富豪，劳苦的贫者，对立显然。清代沙张白《洛城谣》:“洛阳城内多金穴，洛阳城外多饿殍。金聚一家不厌多，殍散四方不厌少。”贪得无厌的社会机制，维持了贫富悬殊的状况。陶誉相《逃荒行》:“进固维艰退不易，全家环泣天黄昏。天黄昏，更断魂，强颜乞食投豪门。豪门箫管多车马，一曲缠头珠盈把。”贫富悬殊摧毁了人的基本尊严。历代怨政诗描写贫富悬殊、劳而无获、不劳而获的社会现状，抒写对社会不公的怨愤，对公平政治的向往，是德型政治文化观念的有力表达。
中国古代政治诗德型政治文化的主导价值来自儒家，也包含了墨家、道家、农家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元素。如墨家的爱民节用。明代杨巍《示祈雨官吏》:“所贵修政事，及时救元元。爱人与节用，鲁叟非空言。”诗人对施政原则的强调，就直接来源于墨家的主张。历代政治诗中表现扶弱抑强、佑善护民的作品，也多与墨家精神相关。又如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运用于国家治理，为历代许多当政者所尊崇，在历代政治诗里也得到反映。南朝梁沈约《明之君六首》:“舜琴终已绝，尧衣今复垂，象天则地体无为。”唐代李世民《重幸武功》:“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宋代金君卿《范资政移镇杭州一百韵》:“致君无为坐以治，四气成顺岂有愆。”王炎《题清江常宰道院》:“拨烦何自文书省，治道由来贵清静。”明代刘基《战城南》:“小臣献凯未央殿，陛下垂拱安无为。”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在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的决策体系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与民休息，垂拱而治，在价值取向上与民为邦本的德型政治文化相辅相成，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宝贵思想资源。又如重农固本的思想，在农耕社会的生产条件下，客观上具有利国利民的社会效果，也可归属德型政治文化的范畴。像这类以重农为天经地义的政治思想，是中国农耕社会的治国之道的真实反映，不仅是儒家，法家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这样的主张。“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而朴可正也。”[106]“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107]“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108]“王者以四海为一家，以兆民为通计。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巿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能不为非。为非则奸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109]在这种重农思想中，养民、安民、治民的治国目标都涵容于其中。大量古代政治诗传达这样的理念，是重农固本思想深入人心的自然体现。如宋代李光《三月六日闻五马同郡僚出郊劝农》歌咏朝廷和府衙重农励耕：“遥闻鼓吹出城关，露冕褰裳意在民。父老莫疑频驻马，使君那顾采桑人。旋移瑶席盍朋簪，日暮行庖簇柳阴。力劝耕农颁汉诏，应知圣主爱民心。”元代图帖睦尔《镇宁之曲》歌颂重农强本，国基稳固：“以社以方，国有彝典。大哉元德，基祚绵远。农功万世，于焉报本。显相默佑，降监坛
。”称颂朝廷实行重农的国策，坚守安民的根本。明代黄珣《应制劝农》歌咏当朝皇帝东郊亲耕，重农悯农。诗篇不仅描述皇帝参加亲耕的场景，更直接强调了皇帝对农耕的重视：“念兹民所天，珠玉安足珍。一日苟不作，饥寒将立臻。”“九重尚结念，况尔谋其身。”指出皇帝尚且这么重农悯农，各级官吏更当尽忠职守，劝农力耕。清代崔如岳《省耕诗》歌赞皇帝重农固本的治国之道：“圣主重民事，农官占岁祥。”“民间舒疾苦，天上沛恩光。”“耕九无他虑，余三有积仓。闾阎闻舞蹈，俯仰颂虞唐。”“督稼资军实，省耕筹岁荒。”因重农而使天下衣食丰足，这种万民努力农耕的格局是治国者施政期待的结果。沈德潜《百一诗》亦言：“食为民所天，重谷本王政。”诗篇宣扬重农固本思想，与政在养民、政在保民的德型政治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政治诗述及对外交往的国策大政，具有鲜明的古代中国国家交往的道义取向，即以修德抚远为主，恩威并举为辅。这种以德服人的国家交往观念体现了鲜明的德型政治文化属性。即如典籍所言：“惟德动天，无远弗届。”[110]相信善德能到达遥远的异域。“明王慎德，西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111]相信圣明君主的高德大义能使蛮夷之人因心悦而臣服。“亲仁善邻，国之宝也。”[112]以仁德之义与邻邦异国交往，是国家的良政善策。“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113]孔子认为，好的政治使远方的人产生向往之心。“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14]孔子提出了以善德感召远方之人的交往之道。历代颂政诗有不少作品传达了这种思想。如三国吴国韦昭《章洪德》叙述与周边邦国部族的交往，既显其武功，又彰其文德：“章洪德，迈威神。感殊风，怀远邻。平南裔，齐海滨。越裳贡，扶南臣。”将孙权修德抚远的政治风范展示得十分醒目。南朝齐谢朓《明德凯容之乐》:“远无不怀，迩无不肃。其仪济济，其容穆穆。赫矣君临，昭哉嗣服。”歌赞齐代皇室对外修德抚远，对内谨慎勤政，这样的君临天下，自然获得四方敬服。宋代杨亿《皇帝正冬御殿文舞》:“八佾俱陈，万邦有奕。玄化怀柔，远人来格。”称颂今帝怀远安天下，以德服众，四方邦国都来敬贺。元代耶律楚材《和李世荣韵》:“明德传双叶，宽仁洽万方。九服无不轨，四海愿来王。”自信新朝能修德抚远，赢得四方来贺。明代朱棣《勃泥长宁镇国山诗》:“一视同仁，匪偏厚薄。”昭示明皇室对待远方小国也是宽厚仁德的标准，没有歧视菲薄的态度。夏原吉《圣德瑞应诗》:“普天歌至治，率土发灵储。爰有诸番国，能忘万里途。”彰显明帝及明王朝对诸国的辽远影响力来自比肩尧舜禹汤的圣德勋业，也间接颂扬了明帝及明皇室修德抚远的政治成就。杨荣《来远人讨不庭二章》描写永乐年间修德抚远、恩威兼用的对外交往：“圣皇施仁浩无垠，普天率土皆王臣。岛夷卉服咸尊亲，如彼葵藿迎朝暾。”“远涉巨海趋天津。不惮险远谒枫宸，方物上陈兼异珍。”“远人屏营望天门，喜瞻中国明圣君。仰聆天语何谆谆，感兹苍穹雨露均。”描写满剌加国王至北京觐见明朝皇帝，表现出明朝圣德远播、远人敬服的和谐邦国之交。作品蕴含的道德优越感、道义崇高感十分强烈，是德型政治文化倾向的自然流露。“人们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115]远播四方的“华夏声教”，核心内涵就是中国传统的仁德礼义教化。“华夏声教”所包含的道德优越感和道义崇高感，既是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长期领先世界而产生的心理状态，也是古代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坚持与人为善、修德怀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的真实反映。中国古代政治诗传达的仁德抚远的思想，属于德型政治文化的重要表征。
文航生
四川南充，西华师范大学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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