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郭齊勇

立林博士，出自曲阜師範大學楊朝明教授門下。從碩士到博士，受到楊門學風的深深浸潤。曲阜師範大學從創校校長、熊十力與梁漱溟先生的弟子高贊非先生開始，就確定了以孔子與儒學研究作爲重點與特色學科。幾十年來，幾代學人在早期儒學與儒家文獻領域耕耘探索，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楊朝明教授繼承了李學勤先生“走出疑古時代”“重新估價古代文明”的致思理路與學術立場，尤其重視儒家傳世與出土文獻及早期儒家學術史的研究，致力於早期儒學的正本清源工作，成就斐然。立林正是在這一學術氛圍與學術理念中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近十餘年來也投身於早期儒學的研習，2016年入選山東省首批儒學領域泰山學者青年專家，可以説是對他的學術成就的一次充分肯定。

衆所周知，1998年湖北郭店楚簡的正式公佈，開啓了持續不斷的簡帛研究熱潮，迄今整整二十年了。1999年，我們武漢大學曾與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國際儒聯及中國哲學史學會等機構聯合召開了“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我作爲發起人之一親歷了盛况。隨後，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等多批重要出土文獻相繼面世。我們看到，一批批戰國秦漢簡帛的問世，吸引了大批國内國際學者參與其中，進行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與哲學的研究，極大地推動了早期中國文明研究的深化。我本人及丁四新、歐陽禎人教授等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充分感受到簡帛對於我們理解先秦儒家、道家等思想世界的重要價值與意義。經龐樸、李學勤、杜維明等先生呼吁，“重寫學術史”也成爲一時的學術方向。將簡帛研究譽爲近二十年來的“顯學”恐怕並不過分。

立林在楊朝明教授指導下，從事早期儒學的研究，充分利用了出土簡帛資料，撰著了一系列相關學術論文，現在結集爲《出土簡帛與孔門後學新探》，可喜可賀。立林寄來書稿清樣，請我作序。我匆匆閲讀之後，發現該著有幾大特色，提出來與讀者分享。

首先，本書聚焦於“孔門後學”這一學術領域，深耕細耨，將諸多相關問題予以了釐清，推動了早期儒學的研究。幾十年來，我們的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對於先秦儒學的描述，基本上呈現爲“孔子——孟子——荀子”的三段論模式，對於早期儒學紛繁複雜、多姿多彩的面貌關注不足，尤其是對於“孔孟之間”的發展鏈條，缺乏瞭解。“七十子及其後學”這一群體，無疑是這樣一種承前啓後的紐帶，但是限於資料的闕如，而無法深究。馬王堆帛書與郭店簡、上博簡等恰恰彌補了這一文獻的缺憾，猶如一座座文獻的寶庫，極大地拓寬了學人的視野。立林將目光聚集在“孔門後學”，對顔子之儒、仲弓之學、子貢思想特點、子張之儒、漆雕氏之儒，尤其是子思之儒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對很多舊説予以了駁斥，提出了新的看法，廓清了迷霧。

其次，在學術立場上，非常明確地繼承了李學勤先生“走出疑古時代”與楊朝明先生“儒學正本清源”的思路。近代以來，疑古辨僞思潮籠罩了先秦學術史乃至整個中國學術史的研究領域，從“古史辨”到“古書辨”，影響極爲深遠。大家知道，出土簡帛的問世，使得衆多學術公案與學術疑案得以澄清。一大批所謂“僞書”被“摘帽”，重新獲得了其文獻的地位。隨着類似的“案例”的不斷增加，“疑古過勇”的弊端顯然已成爲學界共識。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的，“隨着出土文獻的大量問世，很多疑古派的觀點遭到了動摇乃至顛覆，但是所改變的也僅僅是具體的觀點，很多學者的思維方式和論证方式仍然是基於疑古的。”疑古思潮本身的致命缺陷尚未得到真正的認識。立林對此有深刻反思。本書緒論就此問題在前輩學者的意見基礎上進行了辨析，提出了新見。

再次，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有充分的自覺，充分利用“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互证”的“二重證據法”。自從王國維先生提出這一方法以來，尤其是近些年的簡帛研究中，“二重證據法”顯然已經成爲常識了，同時也有學者對此提出了懷疑與反思。盡管如此，嫻熟運用好這一方法也並非易事。只有充分瞭解傳世文獻與簡帛文獻兩種學術文本，才能左右逢源，解决問題，而且傳世文獻是主要的、基本的文獻。立林在研究孔門後學時，大膽利用了《孔子家語》及大小戴《禮記》等頗有争議的傳世文獻。這些年來，他與乃師朝明先生曾先後合作出版《孔子家語通解》《孔門弟子評傳》，又撰著了《孔子家語探微》，目前正在做《孔子家語彚校集注》的整理。他們主張，《孔子家語》絶非僞書，其文獻價值與思想價值，應該得到公允的對待。不少的新出的《家語》研究的專著，都與之相呼應。這一點，也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大戴禮記》的價值也是如此。這些傳世文獻的内容並不比簡帛文獻少，價值也極大，應該受到合理的認真的關注。充分利用郭店簡、上博簡及馬王堆帛書等簡帛，將之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证，就相關學術問題進行辨正、廓清，是本書重要的特點。

2013年立林申請了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的博士後，以“孔門後學與儒學的早期詮釋”爲題，陳述自己的研究計劃，希望由我做他的合作導師。因爲名額的關係，直到次年才入站。我瞭解，立林有明確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和儒生定位。這是受到錢賓四、徐復觀先生等新儒家的啓示的結果，這一點很可喜。他對儒家問題的看法，抱持一種“温情與敬意”“瞭解之同情”，反對所謂“純客觀”的態度。他認爲，没有這樣的立場，難以走進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思想世界，總是在外面打圈圈。當然，這樣的立場，在本書中是隱性的含蓄的，它並不影響作者對學術問題進行理性的探討與分析。

立林最終確定的博士後選題是“徐復觀的早期儒學詮釋研究”，雖然研究徐復觀這樣一位現代新儒家，與研究孔門後學看上去相隔萬里，但是關懷是一致的。我向來主張，對儒學的研究，不能忽視兩頭——先秦儒學與現代新儒學。立林的學術興趣，恰恰聚集在這兩個方面，我很欣慰。希望他在不能忘懷的繁重的儒學普及工作的同時，能够俯下身子，繼續爬梳、不斷思考，取得更好的成績。

是爲序。

戊戌年正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