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普世价值”的相关概念介绍：价值、价值观、普世价值

一 价值

价值，从词源学的角度讲是源于古代梵文wer（护栏、掩盖、保护）、wal（围墙、掩盖、加固）和拉丁文vallum（堤）、vallo（加固、保护），后来价值（value）按照“对人有维护、保护作用”的含义演化而来。价值概念在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都有使用，因此很难对其进行一个较为统一的分类、定义和把握。而其中使用最多的主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学范畴，另一个是哲学范畴。在经济学范畴中，价值表示商品交换的社会尺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哲学范畴中“价值”的内涵与经济学范畴中“价值”的内涵不同，其主要表明物品对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用——这与经济学中“使用价值”的内涵趋近，表明“价值”离不开人的需要和物的有用性两个方面，所以哲学范畴中的“价值”表明的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由于主体需要是多元的、不断变化的，客体属性也具有多样性，所以价值的内容应该具有多样性和历史性、社会性、客观性的特点。可见，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学的“价值”主要突出物的效用，而哲学的“价值”则主要突出人的需要。

二 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在处理价值关系时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1]。价值观既表现为价值取向、追求从而凝结成的价值目标，还表现为价值尺度、准则等评价标准。价值观作为现实的人的社会意识，必然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所以其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社会历史性。价值观具体表现为信念、信仰、理想，其对于社会和个体都有非常大的作用。对于社会来讲，价值观具有批判功能、设计功能、导向功能、整合功能、凝聚功能；对于个体来讲，具有批判功能、规范功能、选择功能、定向功能、激励功能。

三 “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即是“第一，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哪个阶级、哪个个人都赞成并实践这种价值，即它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二，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任何社会，不管哪种社会经济形态都存在并适用这种价值，即它具有永恒性”[2]。

“普世价值”来源于西方国家，亨廷顿曾讲到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从思想渊源上来看，“普世价值”源于西方的普遍伦理，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学派时期西方就有了伦理主义的表达，及至文艺复兴时期，英法等国思想家对于人的价值尊严的追求从而形成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价值。如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以自然法理论或契约论为理论基础，从人的天性出发，追求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由平等，主张人生而自由、平等，每个人按其人性就该拥有各种自然权利，并以此形成了天赋人权、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价值。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赋予了这些价值以新的内容，如赫尔达认为“人道是人类天性的目的”；费尔巴哈从人是自然的产物出发把人的“理性”“爱”“意志力”这些绝对本质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将人道主义变成博爱主义。19世纪以来，尽管叔本华、尼采等现代人本主义者、唯意志主义者，萨特等存在主义者、马克思等唯物主义者或从意志的角度、或从社会存在的角度对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以追求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为目的的价值进行了批判，但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追求依然是当前资本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中最为重要的主张——这种价值追求不仅存在于自由主义者之中，同时也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流派中，如法兰克福学派、空想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这些思想流派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历史观，追求一种伦理社会主义，即普世性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

20世纪，人类面临一系列共同的生存危机，如民族国家的冲突、宗教冲突、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生态危机等，基于此，在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世界人权”的普世原则。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掀起了由一些宗教组织发起的“走向全球伦理”的运动，德国的神学家孔汉斯从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出发提出了普世伦理的概念。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该宣言界定了全球伦理，“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并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更不是指用一种宗教来支配所有别的宗教。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而个人也会或迟或早感到绝望”。[3]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全球伦理的会议，1998年北京召开了“普遍伦理：中国伦理传统的视角”为主题的研讨会，1999年在汉城召开了主题为“普遍伦理与亚洲价值”的研讨会，由此，普遍伦理成为中国学者研讨的热点。

在这期间，西方一些学者将普遍伦理扩充为“普世价值”，并注入了意识形态的特性，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在现实实践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后冷战时期更是充分地赋予了“普世价值”以政治性，将其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