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桐城文派之作家

桐城派成员的构成是桐城派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淮扬地域“厥土下下上错”[20]，在土地贫瘠、境内多山的桐城，儒者都有其职事。学继程朱的理念与好为古文的志趣使桐城文人在交往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桐城派。

关于桐城儒者之去处，据康熙《桐城县志》所述：“大抵学者砥躬励行，出则为卿为相，处则为师为儒。非厥材殊，抑其遇异。”[21]则其中得志者为卿相，不遇者为师儒，卿相自为文臣，而师儒或辗转于私塾，或主讲于书院。然而桐城派学者以古文相标榜，未必着意于时文，或致科场不遇，故其中文人多为师儒，桐城之文因而凭借私塾与书院得到了传播。有学者以为：“它不是‘庙堂文学’‘山林文学’‘清客文学’，自然也不是‘市井文学’。”[22]然程朱之学意在维护庙堂之神圣，桐城文士幽居山中，得山川灵秀之气，与达官相合则居于幕府，为营生计则往来市井，居于社会中流，奉行儒术，好为古文。至于渔者徐翥、理发之吴鳌地位卑微，无意于程朱之学，当不属于桐城派文人。

学者论桐城派，涉及其学术畛域，多各持己见。桐城派文人所涉艺事甚广，从诗文至于书画，有所成者颇多。然“论者谓望溪之文质，恒以理胜。海峰以才胜，学或不及。惜抱则理与文兼至。三人皆籍桐城，故世称为桐城派”[23]。则桐城派首先为散文流派。桐城派也是诗派，“自海峰先生卜居枞阳，以风雅导启后学，而枞阳诗派遂盛于桐城”[24]。故枞阳诗派为桐城诗派之流别；而吴闿生的《晚清四十家诗钞》被学者阐释为“以相当大的篇幅建构了一个以吴汝纶为核心的北传桐城诗派的力量组合”[25]。同时，桐城派与宋学有着难解之缘，桐城派以程朱理学为归，方东树《汉学商兑》开篇即称：“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26]其捍卫宋学的立场表明了桐城派的旨趣并不限于诗文创作，则桐城派为以古文面目出现之学派无疑。此外，作为文章之余事，桐城之书画声名远播，似与程朱之学相远，纵可称派，与文派不同。故新安画派与桐城派不同，并非因为其源出桐城之外，而在于绘画不以程朱之学为旨归。因此，桐城派文人，依其才略与个性，可兼为古文家、诗人与道学家。故桐城派文人多为传道授业之师，论其志趣则为文章家兼道学家。桐城“义法”中不乏理学与“经济”合一的淑世情怀、“有法”与“无法”相济的圆融之思；兴盛于康乾时之桐城，而与清王朝相始终，流播于海内外；桐城派文人多为师儒，以文章擅英声，以道学为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