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朱自强学术文集》（第10卷）自序“‘三十’自述——我所体验的当代儿童文学学术史”中，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三十年不仅对我个人的学术生命具有历史感，而且也与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开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重合在一起。在这三十年里，尽管还很不如人意，儿童文学学科依然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我通过儿童文学理论、中国儿童文学史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日本儿童文学研究以及儿童文学视角的语文教育、儿童教育研究，参与到儿童文学事业的建设中来，可谓尽心尽力地挑过几篮子土。”[1]
这本自选集就是以一种形式呈现着我对儿童文学学科的理解和建构的方式，因此书名题为“儿童文学：学科与建构”。
任何学科都不是一个实存的实体，而是一个建构的观念。每个人都会以各种方式建构属于自己的学科观念。每个人的研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学科的理解。由于本文集所入丛书的体例要求，每辑的文章篇数有限，不过，我仍然希望所分类的五辑及所选文章能够在整体结构上显示出我的儿童文学学科理念：儿童文学是一个学科，拥有自己富于特色的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具有理论上的跨学科性和实践上的应用性这两个属性。
我个人认为，本文集中的论文，为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话题和学术观点。在此，就各辑论文的研究内容择要作如下说明。
第一辑 中国儿童文学史论
这一辑选文最多，篇数基本是其他各辑的两倍。用意在于显示我本人对文学史这一学术领域的重视。择要而论，所收入的文章呈现出以下特点或创见。
（一）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一体性”
1994年，我师从东北师范大学孙中田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在孙老师的同意、支持下，我将当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研究与博士论文写作这两项工作合为一体。因为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这一课题之初，我就想把现代儿童文学置于整个现代文学的格局中进行阐述，所以用了较长的时间调查、研读《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新文学报刊以及周作人、鲁迅、叶圣陶、冰心、沈从文等现代作家的著作。孙中田教授是国内著名的茅盾研究专家，虽然当时已经年近七十，但是，在学术上充满与时俱进、锐意求新之青春活力。孙老师充满思想和创见、富于激情和雄辩的授课以及组织的博士生的学术研讨，把我从儿童文学领域引向了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学术天地，进一步强化了我将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融为一体进行研究的意识（顺便说一句，在中国大陆，我应该是以儿童文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儿童的发现”：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美国影响为中心》《“儿童”：鲁迅文学的艺术方法》《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论冰心〈寄小读者〉的历史局限——兼谈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两个“现代”》《张天翼童话创作再评价》几篇论文都具有将儿童文学置于整个新文学的框架中论述的意识，希望凸显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儿童文学的运行和生产，都归属于整个文学的结构之中，是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不仅同步发生，而且同路发展，具有明确的“一体性”。作为现代文学有机组成部分的儿童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量”的增加，而是“质”的生成。“儿童”和儿童文学的被发明，不仅给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人的文学”以具体的内容，而且强化了它的现代性质地，提高了它的现代性价值。
从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一体性”着眼，会看到单纯的现代文学或单纯的儿童文学角度所难以看到的文学史内涵。
比如，《“儿童的发现”：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一文就指出：“以往的研究者在阐释《人的文学》时，往往细读不够，从而将‘人的文学’所指之‘人’作笼统的理解，即把周作人所要解决的‘人的问题’里的‘人’理解为整体的人类。”“其实，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的文学，首先和主要是为儿童和妇女争得做人的权利的文学，男人（‘神圣的’‘父与夫’）的权利，已经是‘神圣的’了，一时还用不着帮他们去争。由此可见，在提出并思考‘人的文学’这个问题上，作为思想家，周作人表现出了其反封建的现代思想的十分独特的一面。”
比如，《“儿童”：鲁迅文学的艺术方法》一文认为“鲁迅是凭回忆进行创作的小说家”，鲁迅的小说名篇“大多有故乡这一实有的环境或往日生活中确有的事件或人物。似乎有一个规律，每当鲁迅的小说与他的童年和故乡发生深切的关系，作品往往就会获得充盈的艺术生命力”。现代文学界几乎有一个定论，说是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但是，我通过对《狂人日记》《故乡》《社戏》《孔乙己》《阿Q正传》的索解，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文学的世界是丰富而复杂的，‘儿童’‘童年’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但是，它却弥足珍贵。如果没有‘儿童’‘童年’这一维度的存在，鲁迅文学的思想和艺术都会大大贬值，鲁迅文学的现代性也将不能达到现有的高度。”
再比如，《论冰心〈寄小读者〉的历史局限——兼谈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两个“现代”》一文，将冰心的《寄小读者》放在“西学东渐”这一大背景中进行细读，指出：“冰心的儿童文学创作，不论是在艺术表现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并没有因游美一遭而从儿童文学正生气勃勃发展的美国汲取任何现代新质。在冰心的《寄小读者》这里，我们看到了冰心文学与西方文化和西方儿童文学之间的隔绝。这也是冰心作为新文学作家的严重缺憾。”
在《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一文中，我还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鲜有研究者论及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有机的一部分，而且还标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高度。儿童文学的论述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述的题中之义。将儿童文学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之中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凸显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面貌和真实的现代性质。”
上述列举的观点正确与否不敢妄自评断，不过，说它们给中国现代文学相关领域的研究，增添了一些新的话语，恐怕并非言过其实吧。
（二）发展出建构主义的本质论这一治史的理论方法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问题上，儿童文学界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以王泉根、方卫平为代表的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另一种是以我本人为代表的任何国家的儿童文学都是“现代”文学。但是，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却陷入了僵局，原因是双方都在拿“实体”（具体作品）作证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近年来，我有意识地将现代性话语与后现代理论相融合，提出了以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来解决上述争论的方法——“作为‘实体’的儿童文学在中国古代（也包括现代）是否‘古已有之’这一问题已经不能成立！剩下的能够成立的问题只是，在中国古代，作为建构的观念的儿童文学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在古代社会，我们找不到‘儿童文学’这一概念的历史踪迹”，“作为‘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儿童文学这一‘知识’，是在从古代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代产生、发展起来的。”（《“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
（三）针对中国儿童文学“传统”的“思想革命”
“思想革命”一语取自周作人于1919年发表的《思想革命》一文。他在文中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重要。”我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一直重视儿童文学的思想问题，面对当代儿童文学的教训主义这一传统，进行了“思想革命”的实践。
在这方面，收入本文集的《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一文具有代表性。在发表于1988年的这篇文章中，我作了这样的论述：“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儿童的文学’，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作家为儿童之‘纲’，君临儿童之上进行滔滔不绝的道德训诫甚至政治说教，仿佛儿童都是迷途的羔羊，要等待着作家来超度和点化。在儿童文学中得到满足的常常不是儿童的合理欲望和天性，倒是儿童文学作家的说教欲。儿童文学作家十分虔诚地相信自己尊奉的教育观念的正确性，一心坚决而又急切地要把儿童领入成人为他们规定好的人生道路。这是一种带有强制和冷酷色彩的儿童观。历史已经令人可悲地证明了两点：一是我们的作家们过去所信奉的许多教育观念是错误的，二是在作家们高高在上的道德训诫和说教之下，遭到压抑甚至扼杀的是儿童们合理的欲望和宝贵的天性。”
这一批判教训主义传统的观点发表以后，也引来了鲁兵、亦古等人对我的观点的批判。但是，毋庸置疑的是，1978年以来的儿童文学，就是在逐渐摒弃“教训性”的过程中发展过来的。
（四）提出“分化期”这一重要的断代史概念
目前，儿童文学领域对1978年以来的当代儿童文学进行阶段性描述时，往往把这三十余年划分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这三个阶段。这是一种自然时间的呈现，而不是价值时间的判断。历史的研究，包括文学史的研究必须对价值时间进行阐释。在此之前，我曾经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指出并论述“八十年代”是“向文学性回归”的时代，“九十年代”是“向儿童性回归”的时代。那么对“新世纪”这十多年应该如何进行价值时间的阐释呢？对这十多年，儿童文学理论、评论中频繁出现了“商业化时代”“电子媒介时代”“网络时代”“读图时代”等语汇，出现了“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等研究表述。不过，这些语汇和表述表明的都是儿童文学所置身的一种重要“语境”，而这种“语境”，成人文学也同样置身其中并深受影响。所以，我们的目光应该穿透那些影响儿童文学的“语境”，逼视和追问儿童文学特有的历史发展或历史变化的形态究竟是什么？
怀着这样的问题意识，经过认真研究和慎重思考，我提出了“分化期”这一概念，用以描述进入21世纪以来儿童文学重要动向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或曰“共通的特征”。
“分化”原是生物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原始干细胞在发育中渐趋成熟的过程。通过分化，细胞在形态、功能、代谢、行为等方面各具特色，各显其能，从而形成不同的组织和器官。我借用“分化”这个概念来表述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则是指儿童文学本来应有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此前一直处于发育不良的“未分化”状态，而这些“未分化”的“原始干细胞”，近年来终于开始出现了“分化”。所以，目前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分化，是一种多元的、均衡的发展状态，是走向成熟所应该经历的一个过程。我主要指出了四种重要的分化形态：“幻想小说从童话中分化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正在约定俗成，逐渐确立；图画书从幼儿文学概念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特有的儿童文学体裁；在与语文教育融合、互动的过程中，儿童文学正在分化为‘小学校里的儿童文学’即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儿童文学分化出通俗（大众）儿童文学这一艺术类型。”（《论“分化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及其学科发展》）
我所提出的“分化期”这一断代史概念，得到了曹文轩、谈凤霞、陈恩黎、赵霞等学者的重视和肯定。
第二辑 儿童文学理论
因为篇幅所限，儿童文学理论这一辑没能选入文体论方面的论文，主要侧重于儿童文学观这一理论问题。我建构儿童文学观的方法是以儿童观为原点，所建构的儿童文学观是在继承周作人的现代“儿童本位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当代的“儿童本位论”（这一“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也成为我建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要坐标）。
在这里，我不对“儿童本位论”的内涵作具体陈述，只介绍刘绪源、眉睫、赵大军等学者对我所发展出的当代“儿童本位论”的评价。
刘绪源在《〈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重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28日）一文中，这样解读“儿童本位论”：“统观全书，我感觉到，在朱自强所构建的未来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中，‘儿童观’应是其逻辑起点，这与他早年入行时的思考相一致，可谓一以贯之；而真正潜伏着、发展着、有着无穷前途的理论内核，就是‘儿童本位论’……”
年轻学者眉睫在《近六十年儿童文学观的演变》（《文学报》2013年12月16日）一文中说：“朱先生堪称儿童文学理论全才，他在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图画书和幻想小说等儿童文学门类的研究、儿童文学教育、儿童文学翻译，甚至儿童文学创作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深耕细作式的工作。早在多年前，他提出的‘儿童文学是教育成人的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的两大属性论，即理论上的跨学科性和实践上的应用性（个人认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性与文学性之争’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新世纪历史条件下的时代强音。尤其可贵的是，朱先生将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注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新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儿童本位论’。”“朱先生‘新解’儿童本位论，其实已经提升了‘儿童本位论’的意义和内涵，这无疑是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最大收获。”
赵大军在其博士论文《儿童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和方法》中说：“朱自强先生在九十年代先后推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和《儿童文学的本质》两本著作，把‘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阐述得系统而透彻。如果说周作人当年提出‘儿童本位的文学’是山泉出岫，那么到《儿童文学的本质》已经是泱泱大河，一种至今对我们的文化仍属某种程度上的异质的文化完整地展现出来。”
当然，对“儿童本位论”，方卫平、吴其南、杜传坤等学者也提出了反对和批评的观点。也就是说，在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界，以对“儿童本位论”的态度、立场为分水岭，显现出并不同质的两大学术脉流。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这一点，对今后进一步建构“真实的”儿童文学学术史，建构更自觉的儿童文学学科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辑 儿童文学批评
回头检视这一辑的儿童文学批评文字，才发现大多数文章主要关注的是“思想问题”。原本拟收入，因为篇幅所限又删去的《被压抑的自我与被解放的艺术——曹文轩性心理小说的精神分析》这篇文章倒是侧重于艺术形式分析。由此可见，我在潜意识中非常在意儿童文学的“思想问题”。
与成人文学相比，“思想问题”对于儿童文学尤为重要。原因即如我在《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中所说的，“儿童文学是一种必须在儿童教育上选择、站定立场，并且有所作为的文学”。该文引述了我在2002年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的论文发言中的一段话，“在儿童生命生态令人堪忧的今天，儿童文学缺乏‘忧患’‘思考’‘深度’‘凝重’，是十分可疑的现象。虽然秦文君写了《一个女孩的心灵史》，但是，这种姿态似乎是无人喝彩、无人追随。这个时代，多么需要卢梭的《爱弥儿》、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式的作品。如果众多儿童文学作家退出关注、思考教育问题的领域，对儿童心灵生态状况缺乏忧患意识，儿童文学创作将出现思想上的贫血，力量上的虚脱。这样的儿童文学是不‘在场’的文学，它难以对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儿童负责”，然后指出：“在破坏童年生态的功利主义、应试主义的儿童教育面前，相当数量的作家患了失语症，创作着不能为儿童‘言说’的儿童文学。导致这种状况，与作家人生痛感的丧失、思想的麻木甚至迷失有关。”
儿童文学作家张洁曾这样谈论她读这篇文章的感受：“不得不说的一个人：朱自强。平凡主题，深邃思考，独到见解，激情表述，得当铺陈——这是我对朱自强作品的感受，《中国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恰切地点到了中国儿童文学既普遍又被忽视的问题。他是目前为数不多仍旧专注于国内儿童文学纵深面研究的专家，他的研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积累和发展都有很大作用。”（《中国儿童文学1/4——大约在冬季》，《学生导报》2005年3月7日）这样的评价虽然受之有愧，但试图以儿童文学批评的方式，“专注于国内儿童文学纵深面研究”这一意识，在我内心还是有一点自觉的。
大体上可以将这一辑的儿童文学批评，看作是我所建构、奉行的“儿童本位”理论的一种实践过程。
第四辑 日本儿童文学论
这一辑中的论文属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自1987年至今，我曾经四次赴日本从事学术研究，其中三次的课题均为日本儿童文学研究。几次留学日本，除了对日本儿童文学本身进行了研究，亦对我的儿童文学研究意识和方法有很大的影响，也常常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重要参照或新的视角，特别是使我意识到，在中国，儿童文学学者更需要具有国际视野。
我特别想提及的是，有幸师从已故的日本著名学者鸟越信先生，对我的儿童文学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带来了珍贵的资源。鸟越先生博览群书、记忆超群、治学严谨。在先生的指导下做研究，既有压力，也有动力。鸟越先生对我在学术方面要求很严格。1988年12月，我和日本著名作家阿万纪美子女士在大阪图书馆有一场讲演、对谈会，鸟越先生为主持人。我深为自己的日语口语水平担心，但是，鸟越先生闭口不谈请翻译的事情。我意识到，在鸟越先生的学术观念里，在日本留学的日本儿童文学研究者就应该用日语讲演，这似乎是学术常识。所以，自己只能殚精竭虑、用心准备。1989年，鸟越先生约我为《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学报》撰稿，也不谈翻译问题。我就知道，这是要求我直接用日文撰写。正是在鸟越先生的严格要求和不断施压之下，我的学术能力和日语水平才有了更大进步的可能性。
这一辑中，有两篇文章是日中儿童文学比较研究，反映了我研究日本儿童文学的“他山之石”之意识。《〈买手套〉论》为日文写作，是对日本儿童文学作家新美南吉的童话名篇《买手套》所做的文本细读和深度诠释，文中对古田足日、佐藤通雅、西乡竹彦等学者的解读进行了商榷。该文写作之时，我正在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做客座研究员，写好后请鸟越信先生指教，他说论文“写得很有意思”，推荐到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出来。
2013年2月14日，一代儿童文学学术大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的鸟越信先生驾鹤西归，9月13日，我专程从青岛赶到大阪，参加了恩师鸟越信先生的追思会。现在想起这篇论文的写作和发表过程，对鸟越信先生的思念油然而生。
第五辑 语文教育与儿童教育研究
如果说，前面四辑体现了儿童文学横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学科，那么，这一辑的论文则不仅跨入了语文教育和儿童教育领域，而且还体现出儿童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属性：实践上的应用性。
其实，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之初，就与小学语文教育存在着天然的血缘联系。1920年，周作人发表于《新青年》上的《儿童的文学》堪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诞生的宣言书。在文中，周作人就表示，他曾想过用“小学校里的文学”作为该文的题目。郑振铎发表于1922年的《儿童文学的教授法》一文，就是他当年面对小学教师的一篇讲演文。可见，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生初期，就体现出了实践上的应用性这一学科属性。
遗憾的是，1949年至1978年间，儿童文学研究出现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本来自1923年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起，在语文课程标准中，儿童文学都是明示的教学资源，但是，自1963年的《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始，“儿童文学”这一表述消失了。1963年，恰好是张志公、叶圣陶开始提倡“工具论”这一语文教育理念的年份，两者似乎有着某种联系。无论如何，1949年以后的儿童文学学科淡漠乃至遗忘了儿童文学的应用研究本是儿童文学学科的题中之义。
客观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儿童文学学人中，我是最早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维度的语文教育研究的。说起来，我的儿童文学的应用研究意识，还是得益于日本留学的经验。1987年，我受教育部派遣，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东京学艺大学研究儿童文学。10月24日，与导师根本正义教授刚一见面，他就赠送我两本他的学术著作《国语教育的理论和课题》《国语教育的遗产与儿童文学》。这是我第一次获得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密切关联这一学术信息，因为那时国内的儿童文学学者，似乎都没有在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之间建立联系。《国语教育的遗产与儿童文学》的书名已作显示，不用说了，《国语教育的理论和课题》一书主要研究的是小学语文的文学教育，而进行文学教育的语文资源就是儿童文学。
我于1999年承担了教育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的教材研发项目，项目成果《小学语文文学教育》一书于2001年出版。这是一本主要以儿童文学为视角和方法，将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相融合的小学语文教育研究著作。在该书中，我所倡导的小学语文“文学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其资源就是儿童文学。这是我真正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开始。
第五辑中的《“工具论”与“建构论”：语文教育的症结和出路》《儿童文学分级阅读的五项原则》两篇论文是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资助项目“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成果《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一书已经出版）。
在《“工具论”与“建构论”：语文教育的症结和出路》一文中，我在反思、批判“工具论”语文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论”语文观。我不知道国外是否也有用“建构论”这一词语来表述的语文观，不过我在思考“建构论”语文观时，的确是受到了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的语言哲学，维果茨基、乔姆斯基、斯蒂芬·平克等人的心理语言学的直接影响。我认为语言具有建构性这一思想已经蕴含于他们的学说之中，我不过是悟出了这一思想，再加上对“工具论”语文观进行反思这一现实需求的激发，才提炼出了“建构论”这一语文观。我感觉到，如果单一地说出语言是建构性的，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当用语言的建构性来质疑、批判统治着语文教育领域的“工具论”语文观时，它就是很了不起的一种观念了。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质疑、批判“工具论”语文观的（必须有这组限定词语）“建构论”语文观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一定会被人们所认识。
《儿童文学分级阅读的五项原则》提出的分级阅读的五个原则是“从口语到书面语”“从韵文到散文”“从‘故事’到‘情节’”“从‘形象’到‘意象’”“叙事在先，写景、抒情、议论在后”。应该说，这五个原则的提出，结束了儿童文学分级阅读研究对于分级的标准一直语焉不详的状况。
《童年的身体生态哲学初探》一文属于儿童教育哲学范畴的研究。在文中，我针对关闭儿童的身体生活，崇尚书本知识的应试教育，提出了“生态学的教育”观念：“生态学的教育就是使童年恢复其固有的以身体对待世界的方式。身体先于知识和科学，因此，在童年，身体的教育先于知识的教育，更先于书本知识的教育。”“身体的感觉是真正的生活的基础，是第一生活，而书本知识的学习是建立在身体生活基础上的第二生活。没有第一生活，第二生活难以成立。”我认为，生态学的身体生活的教育，才是回到了教育的根本。
本书是我出版的第七本学术文集，与前面六本文集相比，其特色在于较为全面地呈现出我个人主要涉足的学科领域，并且以近五年的学术成果居多（篇数刚好占了一半）。近五年来，我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有意识地借鉴后现代理论，将其与现代理论相融合，从而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打开新的视野，建立新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深切体会到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广度、深度和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集中的学术成果与儿童文学学科应有的高度尚有较大距离，所涉及的一些重要学术问题还有待更严谨、更深入的讨论，而我也相信，自己已经积蓄了继续向儿童文学的学术高度攀登的力量。
我在前面讲到，中国儿童文学正处于“分化期”。我在收入本文集的《论“分化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及其学科发展》一文中，提出了在“分化期”结成“跨学科的‘儿童文学共同体’”这一发展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的设想，现将这段论述摘录下来，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儿童文学的分化是对儿童文学现有学科能力的一种严峻考验。面对分化，既成的儿童文学研究者需要进入新领域、新学科的再学习，甚至可能需要学术上的转型；年轻的学人一方面需要获得儿童文学的整体性学养，一方面要在某一两个领域深扎根须，凝神聚力，成为专才；最为重要的是，儿童文学整体需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一方面主动融入相关学科，一方面以开放的姿态，接纳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结成跨学科的“儿童文学共同体”，把学科做大做强。
总之，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应该抓住“分化”这一宝贵机遇，积极应对、处理“分化期”中国儿童文学出现的纷繁复杂、混沌多元的诸多现象，通过这一处理过程，使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真正获得跨学科的性质，进一步走向成熟，一方面为学术积累做出贡献，一方面使儿童文学与社会发展实现互动，更多地贡献于社会。
朱自强
2015年8月13日
于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
[1] 朱自强：《朱自强学术文集》（第10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年版，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