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 本书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一)创新与特色
在坚持学术必须具有科学化、学科化的理论自觉上,本书遵循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学术为视角,以历史为线索,以文献为基础,以史料为原貌,以通俗为风格,在研究方法上跨越了质性的思辨,吸纳应用了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做到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并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借史引论、以论鉴史,并借鉴了多学科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可能在以下方面有一些创新之处。
1.观点创新
(1)认为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信念之力、坚韧不拔之志和脚踏实地之功。
(2)探讨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的解决经济权、唱好婚姻曲、扩大教育面、提升参政度、构建组织网五维解放主要路径;提出了政治是核心基础,教育是主观基础,经济是保障基础,婚姻是客观基础,组织是行为基础等观点。
2.内容创新
(1)梳理并提出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互利共生型”动员模式: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期间,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共领导下,坚持以争取妇女政治解放、阶级解放为导向,以土地革命为载体,以婚姻自由为核心,以普及教育为手段,以健全法制为保障,围绕妇女解放这个轴心展开动员,实现了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高度耦合、互利共生,最大限度地解放妇女自身的同时,助推了苏维埃革命运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其具体表现方式为:以土地改革为内容的经济动员、以政治参与为手段的政治动员、以阶级思想灌输为方法的文化动员、以群众路线为途径的组织动员和以诉苦、控诉为形式的情感动员等多种方式,归纳了客家山歌动员的“六全”特色。
(2)认为客家妇女在运动中成了主力军,巾帼群英的作用十分重要。
(3)认为评析价值时须改变以往“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3.研究范式创新
突破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研究按照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播—确立—影响”的简单逻辑顺序而进行重复阐述和解读的研究范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相关特质。主要包括任务艰巨性、过程曲折性、路径策略性、成果创新性、渠道立体性、科学感召性、精神形态价值性、人性阶级性、人性可塑性等。构建了道路、理论、制度三维框架研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成果不仅表现为理论成果,体现在实践成果,而且蕴含为精神成果。理论成果是其主要内容、显著标志和有形载体,实践成果是其出发点、目的和归宿,精神成果是其内核、灵魂和动力。三者相辅相成,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
本书的研究思路、逻辑结构并非简单对应于历史脉络的发展顺序来组织,对某些历史细节方面的考究与阐释也并非面面俱到,而是从背景愿景、路径方法、动员机制、巾帼群英、妇女心态、价值启示六维向度,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核心特征逐渐提炼出来,从而深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认识。
在当今“后现代”思潮颇有市场的学界,“宏大叙事”的表述方式受到了一定质疑和挑战,对革命的重新诠释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书力图在更为宽阔的历史视野中探究曾有的“宏大”背后本身的历史事实,始终不忘弘扬主旋律,尽量做到释放正能量,矢志于更好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力所能及地做些“凝魂聚气、强基固本”[172]的基础工作。
4.写作风格创新——诗史论结合的写作风格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江西战斗、工作、生活了8个年头,与中央苏区红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戎马倥偬之际,创作了10首不朽诗篇,差不多每年都有诗词作品,加之其以后创作的提及、反映苏区的作品,为数不少。它们是土地革命的历史见证、形象写照。在这些作品中,更有直接讴歌妇女解放运动的,既是毛泽东革命主义情怀和乐观主义精神的艺术表现,也是对妇女解放运动的高度赞许和充分评价,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和强烈感染力。毛泽东诗词魅力十足,不仅美在丰厚的内容、磅礴的气势、雄浑的意境、豪壮的语言、瑰丽的色彩,更有很强的教育意义。有鉴于此,启发笔者尝试选取自认为最贴切的毛泽东诗词部分名句串联本书各章节的想法,结合史论,试图使博士论文讲究学术理路严谨逻辑“张力”的同时,增添女性话题、女性研究者的尚美“弹力”,通过诗史论结合,从“诗”的意境联想,增加可读性;从“史”的严肃切入,增加权威性;从“论”的要求解析,增加学术性,力求做到主题突出,特点鲜明,宏观而不空洞,实际而不琐碎,试图使本书不失学术严肃性、系统性、逻辑性的同时,追求语言的趣味性、可读性、新颖性,尽量能正确朝着党史研究专家石仲泉先生所说的“如何深入研究党史、写活党史有了新思考”[173]方向上努力,避免出现使人读后产生似曾相识或落入俗套的感觉。
(二)本书局限
(1)还需进一步强化内容学理性。由于当初在中央苏区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人员文化程度偏低,且为满足动员农村妇女的需要,很多史料本身口语化,语言直白,就事论事,逻辑性欠强,间或条理混乱,甚至错别字很多,这给史料应用带来话语转换难题。况且,山歌歌词的选用、女性口述史材料的应用少不了“讲故事”的成分,弱化了本书内容学理性。而本书又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借史引论、以论鉴史,尊重历史事实,本意是好的,但由于太拘泥于历史事实也容易削弱历史研究的理论性。目前来看,在如何统筹遵循史料原生态与加强研究学术性两者关系上还得下苦功夫。
(2)文献量还不足。尽管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但仍感文献量不足、资料匮乏。在对广泛的史料钩稽爬梳鉴别中,有时很辛苦淘到一篇文献,迫不及待地查看内容时,却吃惊而又遗憾地发现,“妇女”等字样后面往往有个“(略)”,还有很多不标出“(略)”但“妇女”却杳然不见。即便不如此,很多成果对于妇女问题也吝啬到仅有一小段内容。细究其原因,主要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向来忽视、漠视或贬低女性作为的惯性作用,对妇女问题隐约难免。另外,囿于战争和保存条件的限制留下来的文字性资料不多,所以对妇女也就继续忽视、漠视或贬低。此外,中国社会长期由男性主导,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现有文献资料大都以男性为中心进行记载,直接引用,可能也会误读妇女的精神面貌,就现有史料的取材上是否科学有待于实践检验。
(3)定量分析样本量偏小。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中无数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因受所掌握资料的限制,在计量分析问题时,只能选取60位代表性巾帼群英人物进行研究,这使研究工作不充分,限制了阐释空间。还好有专家认为,在定性研究未完成前,即使是真实数字也可能并不可靠,不一定能反映数字背后的真实情况,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妇女参政比例可以说是最高,难道就可以得出“妇女政治地位或水平最高”的结论?答案是否定的。又比如,前段时间妇女下岗人数众多,比例最大,妇女回家现象严重,就业问题突出,妇女就业矛盾尖锐,难道就可以说是“妇女解放回潮”“妇女地位下降”?[174]
总之,提出这些问题,既是强化自己的问题意识,也为了抛砖引玉,敬请专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