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
一 研究方法
本书不专门以某位国体论者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而是将幕末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历史上屡次兴起的国体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视为国体论这一特殊的思想史现象在一百多年发展链条上的一个个不间断的节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所批判的国体论，从其被揭示的特征和功能上来看，常常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体论，或是指以家族国家观为特征的国体论，而实际上这只是近代天皇制发展到法西斯阶段的国体论，是国体论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的形态。在这个阶段，国体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自我民族中心主义扩展到了顶峰，其非合理的一面也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138]但问题是，这个阶段国体论呈现的是一个极端状态，它的反动性特征当然在这个阶段最为明显，但国体论最初是为克服封建制的危机和回应近代国家建构的课题而出现的，而这个历史功能在它的极端阶段已被其反动性特征所压倒。如果仅从这个极端状态中去观察，就相当于仅从结果来看问题。当看结果的时候，事物的运动已经结束，因而呈现静止的面貌。当它尚在进行中时包含的许多歧异的方向和多元的问题，在完成了的形态中恐怕都消失了，呈现出来的只是单一的面貌。国体论从结果上来看，当然是反动的、自我民族中心主义的、独断和狂妄的言论，但是如果止于这个结果，日本近代化的特殊性和为了近代化在政治上所做的复杂取舍就完全无法进入视野。实际上，国体论出现在近代天皇制的预备期、摸索期、形成期、停滞期和法西斯期的每个阶段，在这个跨度达120多年（如果从1825年的《新论》开始算起）的时间里，国体论一直在发展演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功能。这只有将国体论视为一个整体才能把握。
本书拟采用政治思想史的方法，分析日本的近代化为什么会需要国体论这样一种思想，它又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对日本政治及精神领域发挥了何种功能和影响。当然，处理时间跨度这样长的一种庞杂思想，难免会牺牲某些有意义的细部，但要想真正把握国体论的实质，除了将它当作一个整体、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期它的历史功能之外别无他法。从约120年的国体论史中剖开一个纵切面，要比仅从某一思想家的作品出发考察的横断面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国体论作为意识形态，具有掩盖某种现实的作用，所以它的实际意义并不完全等于被宣扬的内容。因此，本书将采取两种姿态，一方面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思想的内部，把握其逻辑内容和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则立足于思想外部，着眼于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双向运动，关注思想的社会功能。因此，对于国体论的考察必须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一方面，需要分析它的价值观体系以及对它形成支撑的个人与国家的理论，厘清国体论的思想来源和发展演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观念和意识形态，国体论还产生并发展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因此对它的考察还必须联系特定的历史状况和政治实践，分析它作为一种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互动。本书力图深入国体论这一研究对象的内部，在“理解”的基础上（虽然理解并不等于赞成，但理解仍十分重要）做出思想批判，试图避免抽象的意识形态暴露和情绪化的政治表态。因为以抽象的方式对国体论名下的一切思想统统划为意识形态，站在它们的对立面进行否定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遮盖了这些思想在历史中所担负的功能和历史责任。对于国体论的真正批判必须进入历史的具体状况之中，否则，预设了二元对立立场的抽象批判，不能透彻把握批判对象的本质，反而容易陷入与他们所批判的国体论者同样的逻辑。
通过国体论对日本近代政治文化做一接近，这种方法是否具有可行性呢？前人研究指出，一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概念，是这个社会政治文化的集中表现。通过这一概念，我们能获得接近这个社会文化的媒介。石田雄在《近代日本的政治文化与言语象征》中专门以“国体”这个语词为例，指出了语词与其背后的政治文化的关系。他也点明，通过考察一个语词随着时代变化而形成的轨迹，可以获得这个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线索。[139]
“国体”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概念。从明治时期天皇制国家确立起直到日本战败为止，国体论一直是日本正统的、官方的意识形态，它是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也是权力的正当性依据，并通过国民道德教化长期控制了日本的国民意识。国体论与日本政治权力之间具有的这种亲缘关系，使它成为考察近代日本政治文化的一个绝好视角，是理解日本近代精神构造时回避不了的问题。本书的目的首先是从思想内部的逻辑演变来把握国体论的历史变迁，试图通过对国体论这一思想所经历的历史变迁，透视日本自明治维新始直到战败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到底具有怎样的精神构造。
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我们必须要注意两个问题。因为从语词本身的语义演变中透视社会的政治文化，有其视角上的局限，只有在对这一局限有清醒认识的情况下，才会获得时代的正确信息。第一个问题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口号所宣扬的内容未必等于实际的时代状况，出于种种现实的考虑，口号往往超前或滞后于现实，也就是说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所宣扬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二者之间并不能直接画等号。比如明治宪法中虽然确立了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为日本的国体，并在《教育敕语》中讴歌君民的情意和忠君的道德，但在这两个文本出现的明治初期，天皇由于在长期的武家政治中被架空，并不具备它们所宣称的那种权力，对于民众更是如同“云上人”，并无文本中宣称的那种密切关系。因此，虽然语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但也必须分辨语词本身具有的“虚像”和“实像”。这就需要引进作为社会意识的语词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视角。对于国体论这一天皇制国家的意识形态，要一方面从“内部”出发，分析内部价值及逻辑整合性，另一方面要从“外部”，揭示这一思想的社会背景、发挥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功能，以及这一思想背后隐藏的主观动机和意图。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国体论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了异质因素的复合体，它不是一个均质的思想体系。国体论是一个统称，其内部包含了方向歧义的思想，并非铁板一块。作为后发国家，日本一方面要迅速实现近代化，另一方面又怕丧失了日本之所以为日本的东西，于是这两种意图同时被整合进国体论中，在国体论的内部形成对抗，同时又互相妥协。这使得国体论的内涵及表现形式都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它既可以是神权政治的、保守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的，亦可以是民主的、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如北一辉）的，在政治体制上同时表现为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既表现为分权的、又同时是专制的，甚至维护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和反抗君主专制的革命思想，都可以奇妙地统一在“国体”这一个名称之下。如在北一辉身上体现出的以国体论对抗国体论的情形，以及1935年国体明征运动中体现出来的“显教对密教的征伐”等奇妙的现象。
因此，国体论不是一个用制度论就可以穷尽的问题，它虽然外在表现为政治制度——以天皇为顶点的绝对主义体制，但同时又内化于日本国民的精神结构之中，“国体”一词总也不能仅以西方法学的解释来定义，而总是被赋予“国家之根本”、“民族精神之源泉”之类的价值判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国体论也不能仅从制度背后的内容来把握。因为国体论不仅是制度背后的运作内容，其本身即体现为制度，那就是绝对主义的天皇制，所以“结构—内容”的分析框架对国体论也是失效的。
二 本书的视角
本书立足于这样的视角，即国体论作为一种言论和思潮是在日本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大规模接触下出现的，它所处的历史位置正是日本从封建制向近代国民国家过渡这一过程。在这一视角之下，本书将思考如下问题。
（一）“国体”概念体现了日本作为异于西方的后发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独特性
日本的“国体”是多含义、多侧面、多层次的含混概念，是日本近代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在西方政治学中无法找到一个与这一“国体”相对等的概念。其他的如“民族国家”、“民主”、“法”、“自由”等概念，也都无法以它们在西方国家里的含义原样套用在日本的近代语境中。要么是这些概念无法囊括日本的情况，要么是在日本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已不自觉地发生了语义的变化。而如果把目光扩展到日本以外，可以发现在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的“民族”、“国家”等观念以西方现有的政治学的概念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已是学界的公论。而这并不单单是词汇使用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现代社会科学多是西学，与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相适应，所以非西方国家在使用时不得不面临从西方借用资源的困境，而这些借用来的资源又存在着无法完全适用于本国情况的问题。在西方国家掌握现代社会科学话语权的情况下，许多西方学者或是由于对东方国家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常常把西方现代科学里的概念类型作为唯一标准，而把那些不符合这些框架的东方国家的情况作为例外，抑或是将西方的理论作为现代、民主、进步、理性的标准，而把前现代、非民主、停滞和非理性等词加诸于东方国家身上。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这些与西方概念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思想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厘清这一概念在东方国家语境里的用法的同时，本书也试图借由这一操作指出，同一概念在东西方的不同，其根本原因是概念所反映的历史事实的不同。就日本的国体论而言，它已不单是个词汇的问题，还是关系到日本的近代社会史、政治史、宪政史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国体论中包含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日本应走何种近代化道路的思考，他们既无法原样照搬西方的模式，又无法原样保存日本的传统，国体论所体现的正是他们在这一困境下的最终选择。
在上述视角下，本书将首先厘清“国体”的概念，并试图指出“国体”存在着三个层面：
1.政治层面：不仅仅体现为政治制度（天皇制），同时还是其背后的运作原理；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和国家支配原理。
2.社会层面：日本近代的国家和社会边界不清，国家与社会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国家渗透甚至包括了社会，政治的原理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一套社会组织原理和价值体系，包含了日本人的国家观、道德观和伦理观，与日本的民族认同、民族存续的问题息息相关。
3.宗教层面：呈现为一种与西方近代国家不同的政教关系。国体论一方面通过国家神道形成了一个以天皇为顶点的、金字塔形的国家祭祀体系，通过这种神社的等级体系来支配国民的信仰；另一方面又通过教育敕语、国民道德论等国民教化手段对本属国民私人领域的伦理和道德进行支配，以“非宗教的宗教”的形式对国民的忠诚进行着宗教般的极端要求。
（二）“国体”的两重性
保守（或是封建、反动）与进步、复古与革命、善与恶、对与错，这种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图示惯于在意识形态的批判中被使用，在国内外学界对日本的研究中，也常可见到这样的模式。但是，历史本身是复杂而具体的，担负了重大时代课题的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家的决断一定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在权衡纷繁复杂的利害关系之后做出的，他们在时机和顺序（timing and sequence）孰先孰后上常不得不有所取舍，因此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反而常常是，在一个人身上或是一种思想内部，并存着进步和反动两种对立因素，并在斗争和妥协这两极之间不停地交互运动。这使得某些历史人物和思想从表面看来并不一定呈现一以贯之的性格，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因此，将事物简单分为好和坏的二元对立图示虽然在价值判断上方便易行，但在对人和政治的认识上却未必是一个好方法，如果不深入到历史的复杂性内部，就很难透彻把握人物和思想的性格，而有流于简单化和抽象化的危险。
国体论就具有这样的复杂性质。它一方面具有从封建制向近代国民国家转化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又有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统治阶级的自我保存问题，使它又具有保守和反动性。更由于其中一直贯穿了日本民族的自我保存这条线，使得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这种复杂性隐含了一个重要的提示，那就是国体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对它封建还是近代、是复古还是革新的甄别上，而在于这矛盾的两面性对立并存的状况之中。因此，不管是强调封建还是近代，单纯对其中一面的揭示无助于全面把握国体论的本质，必须超越二元对立立场的预设，才能接近其本质。
在日本战败之后，国体论作为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原理，被划拨到民主的对立面，对其封建保守性的揭露成了国体论批判的中心（而与之相对，右翼和保守的自由主义学者则竭力辩护，说国体论与民主主义并不矛盾）。国体论成为与民主截然对立的反动的代表，在这种批判的根底，依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二元对立思维，那就是绝对化了的“民主”对“反动”。国体论具有封建反动的性质是确定无疑的，但如果它纯粹是一个封建的复古的东西，很难想象靠它能完成日本近代化的任务。使国体论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国体论的封建性，而是因为它内部存在着与时代课题相适应的部分。如果仅仅看到它封建和反动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近代性，那么当对战前进行清算时，就很容易认为国体论的内容不值得深入剖析，只贴上个“封建”的标签抛弃即可。这种轻易的否定，同时意味着对一个深刻的事实的忽略，那就是国体论不仅是推动幕末倒幕运动使日本进入近代化进程的思想基础，而且还在近代通过国民道德教化长期规定了日本的国民意识，如果对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就难以体会到与国体论相对决究竟是怎样一个艰巨的课题。仅仅贴上个“封建”的标签就将之抛弃的做法，很容易使国体论被排除在研究的视野之外。实际上，战后对国体论的研究之所以较少见到对其本质真正透彻的把握，这种简单的民主—反动二元对立的图示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三 创新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选题新颖
国体论是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核心意识形态，也是日本近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与目前学界对其研究的不充分之间形成了反差，这本身亦成为国体论这一现象的组成部分，也成为国体论值得研究的一个理由。日本学界碍于这一课题的政治意义而有所回避，而中国学界多是将国体论作为天皇制研究、神道研究或政治体制等研究中附带提到的问题，基本上未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对待。而且这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多是局限于某一人的国体论或国体论的某一侧面，难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国体论这一日本近代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难以有整体的把握。本书试图超越简易的意识形态揭露，将论点不一、角度各异的国体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考察国体论这一现象与日本的近代化课题之间具有何种关系，以及国体论对近代乃至现代日本精神构造的复杂影响。
（二）概念澄清
本书对“国体”与“国体论”的概念做了梳理与界定，澄清了学界对此似是而非的理解。国内现有研究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将“国体”等同于“天皇制”，因之将国体论混同于天皇制论，而且由于并未对日本“国体”一词的含义和用法进行清晰界定，许多研究对“国体”的语义变迁没有意识，往往将自古以来的国体用法和明治之后的“国体”混同使用，这就导致了对“国体”和国体论似是而非的理解，无法对国体论回应近代化课题这一层性质有所认识，也就无助于揭示国体论的研究意义。
本书对“国体”的概念用法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指出，国体论作为一种言论的兴起，是从封建时期向近代转化时才出现的现象，它与自古以来被使用的“国体”用法之间既有继承，又有明显的断裂，国体论是日本向近代国民国家过渡过程中一个特有的现象。国体论中近代的一面在国内学界的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根本上与对“国体”用法的似是而非的理解有很大关系，概念的澄清虽是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但由于“国体”的传统用法与近代用法在能指上并无太大不同，其区别在于所指，所以要在结合其历史功能的视角之下，才能正确甄别同一“国体”概念的语义差别。
（三）研究视角
迄今为止的研究多是把国体论当作纯粹封建的、复古的、前近代的东西对待。而本书认为，国体论作为一种言论与思潮，是在日本与西方文明大规模接触下出现的，它所处的历史位置正是在日本从封建制向近代国民国家过渡这一过程之中。立足于这样的视角，本书认为，国体论虽然包含大量迷信的、神秘主义的和前近代性质的内容，但它是以包含了前近代的形式存在的近代的东西。它具有两面性，既包含了对传统和封建制的打破，也包含了封建势力的自我保存。这两面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体论的性质只能从这个矛盾的同一性当中去寻找。
在此视角之下，本书试图指出一个超越国体论这一具体问题的问题，即对于东方世界里许多问题无法用西方现有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解释，如果削足适履地硬塞进西方的理论框架里去，无疑会牺牲东方世界里问题的丰富性，也会进一步强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态度。其实，对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的梳理，恰恰蕴涵着真正了解东方社会的契机。这一视角在迄今为止的国体论研究中从未出现过。[140]
（四）观点的提出
第一，本书指出，国体论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采取的制度与政策提供正当性，另一方面是塑造和凝聚国家认同，吸取民众自下而上的支持，完成向近代国民国家的过渡，并维持政治体制和社会的稳定。它体现了日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对于近代化、对于日本在近代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反思，是一种自觉的建构。但与此同时，国体论又基于日本的传统思想与传统文化观念，是日本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对近代性的理解和对日本传统的执着之间的一种调和。这种观点的提出在国内的研究中尚属首次，在日本学界的研究中也并不多见。
第二，本书指出了国体论有政治性、社会性和宗教性三个侧面，并以国家建构为主线对这三个侧面进行了剖析。这在以往的国体论研究中尚未曾见。以往的国体论研究往往只是追究其中一个方面，但对其他方面没有涉及，或是专注于某一个人的国体论，因此无法对国体论的整体有实质性的把握。
[1].日语语境里的“近代”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指具体的历史分期，指封建时代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日本史上就是指从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结束这段时期，而太平洋战争失败以后的日本则称“现代”（也有的将1955年自民党成立之后称为“现代”）。除却具体的历史阶段划分之外，日语里的“近代”还包含了另一层抽象层面上的含义，相当于英语里的modern time、modernization，包括了中文概念里的“现代”、“现代性”乃至“现代化”，含义非常庞杂。这第二层含义在中文里则多是用“现代”表达，考虑到近年来学界在讨论日本问题时也开始使用“近代化”一词，为了用语的统一，避免混淆，本书一概用“近代”和“近代化”分别表达以上两个层面的含义。
[2].国务相金森德次郎语，这也是他代表政府发表的见解。关于这次争论的详情，可参照横田喜三郎：『天皇制』（新版）,ミュージアム図書編集部1997年版。
[3].原武史：「 『国体』 の視覚化——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天皇制の再編」，網野善彦［ほか］編集 『王を巡る視線』 所収，岩波書店2002年版，第136頁。
[4].和辻哲郎：「国体変更論について佐々木博士の教えを乞う」,『和辻哲郎全集』 第14卷所収，岩波書店1962年版，第358頁。京都大学法学部担当宪法讲义的佐佐木惣一博士在《世界文化》1946年11、12月号上发表了“国体变更”（「国体は変更する」）的论文。和辻针对佐佐木的“国体变更论”做出回应，在《世界》1947年3月号上发表这篇“关于国体变更论请教佐佐木博士”，之后佐佐木在《季刊法律学》1948年6月刊上回应，发表“国体问题的诸论点”（「国体の問題の緒論点」），和辻于同年7月以论文“关于佐佐木博士的教示”（「佐々木博士の教示について」）做出回应。和辻的这两篇文章和其他几篇关于天皇制的论文都以“国民统合的象征”为题收入《和辻哲郎全集》第14卷。
[5].和辻哲郎：「佐々木博士の教示について」,『和辻哲郎全集』 第14卷所收，第373頁。着重点为原文所加。
[6].伊東多三郎：『国体観念の史的研究』（1936年），转引自色川大吉 『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266頁。
[7].久野収、鶴見俊輔：『現代日本の思想——その五つの渦』，岩波書店1956年版，第136頁。
[8].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
[9].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
[10].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
[11].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
[12].伊东多三郎语，转引自色川大吉 『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266頁。
[1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14].［瑞士］菲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2页。
[15].日本学者已在使用“国体民族主义”一词。如丸山真男的论文《现代日本的革新思想》（「現代日本の革新思想」,『丸山真男座談』 第六冊，岩波書店1998年版，第7頁）以及韩裔日籍学者姜尚中的著作《民族主义（Nationalism）》（『ナショナリズム』，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3頁），等等。
[16].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像の形成』，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3頁。中文译本译作“自慎”，参照［日］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刘金才、徐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7].里見岸雄：『国体思想史』（『日本国体学』 第二巻），展転社1992年版，第38頁。
[18].转引自［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代序言》，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9].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1961年版，第14頁。
[20].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1961年版，第33页。
[21].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像の形成』，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81頁。
[22].转引自久野収、鶴見俊輔 『現代日本の思想——その五つの渦』，岩波書店1956年版，第74頁。
[23].对于后期水户学对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影响，尾藤正英呼吁应给予高度重视，认为日本后来对“忠君爱国”的极端提倡以及军国主义的理念，其实都是水户学提出的“尊王攘夷”思想在近代的变形，这些形成了国民道德的核心，并与国体观念一起通过教育普及到国民中间。笔者十分认同尾藤的这一论断，就国体论而言，后期水户学为“国体”概念赋予的含义极大地形塑了后世国体论者的论述，但如果着眼于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国体论的整体功能，则仍不能不更多侧重于近代。
[24].“为了不让‘国体’倒退到再次成为‘征服、斗争、帝国主义’的象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国体’的自然化。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力陈‘国体研究的必要’。”橋川文三：「国体論·二つの前提」,『橋川文三著作集』 第二巻，筑摩書房1985年版，第118頁。
[25].［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姚仁权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26].［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姚仁权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脚注。
[27].山県太華 「講孟箚記評語」，转引自尾藤正英 「水戸学の特質」，今井宇三郎、瀬谷義彦、尾藤正英校注 『日本思想大系53 水戸学』 所收，岩波書店1973年版，第556頁。“水府”，即指水户，水户学指幕末以水户藩为中心形成的一门学问，也称作“水府学”。
[28].桐原健真：「東方君子国の落日—— 『新論』 的世界観とその終焉」，明治維新史学会『明治維新史研究』 2006年12月第3号。
[29].NCC宗教研究所是NCC-J日本国家基督教理事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in Japan）的一个研究机构。
[30].Martin Repp（NCC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Japanese Religions,Kyoto）,“Reviewed work（s）: Shintô und die Konzeption des japanischen Nationalwesens（kokutai）.Der religiöse Traditionalismus in Neuzeit und Moderne Japansby Claus Antoni,”Asian Folklore Studies,Vol.58,No.1（1999）,p.245.
[31].Joseph M.Kitagawa（1974）,“The Japanese‘Kokutai' 〈National Community〉 History and Myth,”History of Religions,Vol.13,No.3.（Feb.,1974）,p.224.
[32].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1961年版，第31頁。
[33].里見岸雄：『国体学総論』（『日本国体学』 第一巻），日本国体学会展転社2005年版，第255頁。
[34].里見岸雄：『国体学総論』（『日本国体学』 第一巻），日本国体学会展転社2005年版，第261—262页。
[35].里見岸雄：『国体に対する疑惑』，展転社1928年版（2000年刷），第24頁。
[36].里見岸雄：『国体に対する疑惑』，展転社1928年版（2000年刷），第101页。
[37].日本学士院編：『帝室制度史』 第一巻，吉川弘文館1979年版，第9頁。
[38].船口万寿：『国体思想変遷史』（国体科学叢書第八巻），国体科学社1930年版。
[39].河野省三：『国体観念の史的研究』，電通出版部1942年版。此书是当时的文部省推荐图书。河野省三：『日本の国体』，明治神宮社務所1962年版。
[40].牧健二：『（増訂）日本国体の理論』，有斐閣1944年版。
[41].村岡典嗣：『日本思想史研究Ⅳ 日本思想史概説』，創文社1961年版。
[42].村岡典嗣：『日本思想史研究Ⅴ 国民性の研究』，創文社1962年版。
[43].国学院大学紀要（特集号）: 『国体論纂』 上下巻，国学院大学1963—1964年版。
[44].永井亨：『日本国体論』，日本評論社1928年版。
[45].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在“纲领草案”提出的是“废除君主制”。“31年纲领”中已开始多次使用“天皇制”这个词语，但这个时候的“天皇制”未必是作为集中表现近代日本国家权力特质的抽象概念来使用的。所以在说到提出“天皇制”这一用法的纲领时，主要指“32年纲领”。直到“32年纲领”之前，当时的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党还没有把天皇制与一般的君主制的概念区别开来。
[46].安丸良夫：『現代日本思想論——歴史意識とイデオロギー』，岩波書店2004年版，第104頁。
[47].宮村治雄：「天皇制論の遺産」，鷲見誠一編 『転換期の政治思想——20世紀からの問い』 所収，創文社2002年版，第31頁。
[48].犬丸義一：「マルクス主義の天皇制認識の歩み」，遠山茂樹編 『近代天皇制の展開』所収，岩波書店1987年版。
[49].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像の形成』，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0頁。
[50].［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书化的类型》，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25页。
[51].丸山真男：「現代の政治」,『丸山真男集』 第七巻所収，岩波書店1996年版，第183頁。
[52].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増補版），創文社1964年版，第495頁。
[53].姜尚中：『ナショナリズム』，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125頁。
[54].通过这样的揭示，丸山从根本上拒绝了如“制度—精神”、“传统—欧化”或是“日本对抗西欧”这样的二元划分模式，这是因为在如上所示的日本式思想中，并没有纯粹的日本的成分，也就没有真正的足以与西方相对立的“日本传统”可言；而且制度也有其精神史的脉络和前提，只有创造制度的精神和制度中的精神，而将制度和精神截然分开，正是日本以扭曲的形式实现的近代化所采用的方法。因此在丸山那里，抽象化简单化了的“制度—精神”、“传统—欧化”模式只是一种虚假对立，它并不能成为讨论日本近代问题的历史的方法，也无法揭示天皇制的真正本质。正是通过对日本式思想中这种高度抽象化了的、与现实脱离的理论存在的揭示，他同时隐含了这样的提示：以先验的、政治正确性的、高高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理论批判的模式，对日本的思想无法形成真正的批判，而丸山所拒绝的这种“理论信仰”，正是战后日本的天皇制批判中的问题所在：尽管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批判性知识分子的知识操作却与民众的日常感觉脱离，以至于不仅在战中无法撼动他们所批判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在战后也无法遏制如“自由主义史观”等狭隘民族主义的泛起，在后者从感情上轻易抓住民众的时候无法将理论批判工具形成有效的武器。这一尴尬现象的存在进一步印证了丸山所批判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思想上无法具有生产性。因此他对于包括“国体”在内的日本思想的揭示，不仅同时等于对日本近代化病理的剖析，同时也具有认识论上的深刻意义。
[55].東京女子大学丸山真男文庫，資料番号：720-2-0-0，資料名 「O 正統とL 正統（含·国体論）」，第44、46、52頁。
[56].東京女子大学丸山真男文庫，資料番号：720-2-0-0，資料名 「O 正統とL 正統（含·国体論）」，第51頁。
[57].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 増補版所収，第13—21頁。
[58].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1961年版，第35頁。
[59].［日］丸山真男：《幕末维新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与日本的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60].藤田省三：『［新編］天皇制国家の支配原理』，影書房1996年版，第26頁。藤田省三在这里专门对“共同体”和“共同态”两个概念做了区分，他认为Gemeinde相当于共同体，Gemeinschaft相当于共同态（这延续了大塚久雄在“共同体的基础原理”中的解释），并把共同体作为个别的、具体的存在，如部落，而把这些个别的共同体的秩序原理扩大后形成的更加一般化的社会形态叫作共同态。藤田所用的Lebensgemeinschaft指建立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基础上的“共同态”。参照藤田《（新编）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第62页注42。
[61].久野収、鶴見俊輔：『現代日本の思想——その五つの渦』，岩波書店1956年版，第132—134頁。
[62].这一事实在丸山真男分析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承担者时也被指出。丸山真男：「日本ファシズムの思想と運動」,『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 増補版所収，第63—64頁。
[63].久野收：“因为许多学者不能违背学术的良心，不能兼容这两者，结果有很多成为牺牲品。”久野収、鶴見俊輔：『現代日本の思想——その五つの渦』，第136頁。
[64].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案内』，岩波書店1999年版，第137頁。
[65].高畠通敏：「天皇制における潜教的性格」（『東京新聞』 1975年1月11日）,『討論·戦後日本の政治思想』 所収，三一書房1977年版，第193頁。
[66].无独有偶，法学者长尾龙一也曾指出，在战后日本，对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企业的忠诚取代了对天皇和国家的忠诚，成为新的行动原理，并把战后日本出现的“纵式社会”、“娇宠”理论等日本人论称作“新国体论”性质的日本人论。長尾龍一：「国体論史考」，青木保〔ほか〕編集 『近代日本书化論2 日本人の自己認識 』 所収，岩波書店1999年版，第85頁。
[67].宮村治雄：「天皇制論の遺産」，鷲見誠一編 『転換期の政治思想——20世紀からの問い』 所収，第38頁。
[68].尾藤正英：「水戸学の特質」,『日本思想大系53 水戸学』 解説，第559頁。
[69].橋川文三：「国体論·二つの前提」,『橋川文三著作集』 第二巻所収，第118頁。
[70].尾藤正英：「水戸学の特質」,『日本思想大系53 水戸学』 解説，第559頁。
[71].历史学家安丸良夫（1934—）的《近代天皇观的形成》（『近代天皇像の形成』，岩波書店2001年版）是从民众史角度对天皇制所做的研究。安丸年轻时曾深受丸山学说的吸引，他把自己《近代天皇观的形成》称作“安丸版的的《日本的思想》”。安丸也从日本人精神构造的角度剖析天皇制问题，他与丸山真男有着相同的问题意识，但安丸的民众史的研究思路使他在分析方法、史料和逻辑构成上都与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不同。
[72].对于民众，吉本隆明不称“民众”而称呼“大众”。
[73].色川大吉以三多摩地区为中心，对明治时期的地方民权运动和负债农民的运动进行了积极的史料调查，于1968年发现了明治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一个全新的史料——五日市宪法草案。该宪法草案的起草者是属于平民阶层的千叶卓三郎，属民间私拟宪法，已具备成熟的人权思想，这一史料及人物的发现为明治时期民众的刻画提供了新的依据。
[74].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292—293頁。
[75].关于这一“非常事态”，吉本隆明指昭和时期的战争，色川大吉则指的是日俄战争。
[76].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298頁。
[77].在这一点上竹内好与丸山是一致的，竹内好认为如果日本的社会还存在着这种“共同体”，那么“天皇制”的根就不会断绝。竹内好、鶴見俊輔対談 「十年の幅で考えて」,『展望』 1969年12月号。转引自色川大吉 『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294頁。
[78].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294—301頁。
[79].限于篇幅，本书在此无法过多涉及丸山真男对日本式思想的批判性研究，读者可参看国内学者孙歌的《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这篇对丸山的批判性研究进行的深入探讨被作为序文收入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中。
[80].老一代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有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田中耕太郎、安倍能成等。
[81].和辻认为“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才是天皇本质的意义，而这即使在日本这个国家分裂解体的时候也仍然存在，所以真正的国体未必一定要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它必须是与国家不同次序的东西。所以这个统一不是政治的统一，而是文化的统一。「国体変更論について佐々木博士の教えを乞う」,『和辻哲郎全集』 第14巻，第367頁。
[82].丸山真男、福田歓一編：『聞き書 南原繁回顧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版，第338—339頁。
[83].橋川文三：「国体論·ふたつの前提」、「国体論の連想」,『橋川文三著作集』 第二巻所収，筑摩書房1985年版。
[84].渡辺浩：「『教』 と陰謀—— 『国体』 の一起源」，渡辺浩·朴忠鍚編著 『日韓共同研究叢書11 韓国·日本·「西洋」 その交錯と思想変容』 所収，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5年版，第403頁。
[85].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岩波書店1997年版，第200頁。
[86].米原謙：『近代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政治』,ミネルヴァ書房2002年版，第5頁。
[87].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 〈日本人〉 の自画像の系譜』，新曜社1995年版，第136—151頁。
[88].昆野伸幸：『近代日本の国体論—— 〈皇国史観〉 再考』,ぺりかん社2008年版。
[89].関口すみ子：『国民道徳とジェンダー ——福沢諭吉·井上哲次郎·和辻哲郎』，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
[90].松浦寿輝：「国体論」，小林康夫、松浦寿輝編 『メディア-表象のポリティックス』所収，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第309—331頁。
[91].松浦寿輝：「国体論」，小林康夫、松浦寿輝編 『メディア-表象のポリティックス』所収，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第313页。
[92].松浦寿輝：「国体論」，小林康夫、松浦寿輝編 『メディア-表象のポリティックス』所収，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第317页。
[93].松浦寿輝：「国体論」，小林康夫、松浦寿輝編 『メディア-表象のポリティックス』所収，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第316页。
[94].吉田博司：『近代日本の政治精神』，芦書房1993年版，第6—7頁。
[95].長尾龍一：『日本法思想史研究』，創文社1981年版；『日本憲法思想史』，講談社1996年版；「国体論史考」，青木保〔ほか〕編集 『近代日本书化論2 日本人の自己認識』 所収，岩波書店1999年版，第63—85頁。
[96].増田知子：『天皇制と国家』，青木書店1999年版。
[97].大原康男：「明治憲法と天皇制」，国学院大学日本书化研究所編 『近代天皇制と宗教的権威』 所収，同朋舎1992年版；「天皇統治と象徴天皇の間」，国際交流基金 『国際交流』,1995年第68号。
[98].大原康男：「明治憲法と天皇制」，国学院大学日本书化研究所編 『近代天皇制と宗教的権威』 所収，第162—164頁。
[99].姜尚中：『ナショナリズム』，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7、88—94頁。
[100].姜尚中：『ナショナリズム』，第92—93頁。
[101].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义（1868—189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02].武心波：《“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103].陈秀武：《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104].转引自许介鳞《谁最了解日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05].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写于1887年，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895年才出版。（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6].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107].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页。
[108].姚宝猷：《日本“神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专刊第二期抽印本，1935年版。
[109].王迅中：《日本历史概说》，正中书局1942年版。
[110].朱谦之的《日本哲学史》最早于196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人民出版社发行了新版。
[111].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2].今井宇三郎、瀬谷義彦、尾藤正英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3 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版，第560—561頁。
[113].潘昌龙：《试论 〈明治宪法〉 中的国体论思想》，此文本为油印版，印于1988年8月，后作者略加修改后发表于《外国问题研究》1989年第1期（此刊1999年起更名为《日本学论坛》，于2009年起又改用原名《外国问题研究》）。因发表于期刊上的论文日期较新，下文所引页码均指期刊版。
[114].潘昌龙：《试论 〈明治宪法〉 中的国体论思想》,《外国问题研究》1989年第1期，第17页。
[115].潘昌龙：《试论 〈明治宪法〉 中的国体论思想》,《外国问题研究》1989年第1期，第17页。
[116].汤重南：《浅谈近代日本的国体——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研究》1999年第4期。
[117].张允起：《幕末明治初期的“宪法”与“国体”》，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十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118].张宪生：《论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起源——读会泽安 〈新论〉》,《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4期。
[119].王琪：《日本国体论源史考》,《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20].王新生：《“神之国”与“国体”惹风波》,《世界知识》2000年第13期。
[121].王金林：《近代天皇制的理论结构》,《日本学刊》1995年第6期。
[122].王金林：《江户幕府末期日本的国学和国学神道》,《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
[123].王金林：《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
[124].王金林：《皇室神道的形成与天皇的神化》,《日本研究》2007年第1期。
[125].陈秀武：《论日本大正时代的知识分子》,《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文中有对北一辉的评介。
[126].陈秀武：《记纪神话中的日本政治意识初探》,《日本学刊》2007年第1期。
[127].陈秀武：《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8].武心波：《“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日本学刊》2007年第3期。
[129].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国族叙事——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
[130].李永炽：《日本的近代化与知识分子》，台北水牛出版社1991年版。
[131].许介鳞：《谁最了解日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132].王小林：《“职分”、“世间”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2005年7月第36卷第2期。
[133].Kokutai no Hongi: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he national entity of Japan，由John Owen Gauntlett翻译，哈佛大学出版社1949年出版。后又于1974年推出新版。Kokutai no Hongi: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he national entity of Japan,translated by John Owen Gauntlett,edited by Robert King Hall,Newton,Mass.: Crofton Publishing Co.,1974.
[134].Basil Chamberlain（1912）,The Invention of a New Religion,London: Watts ＆ Co.,17 Johnson's Court,Fleet St.,E.C.
[135].［美］埃德温·O.赖肖尔、马里厄斯·B.詹森：《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孟胜德、刘文涛、汪绍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229、230、79页。
[136].［美］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王晓山、戴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5—128页。
[137].［日］丸山真男：《评贝拉的 〈德川宗教〉》，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附录三，第296页。
[138].如在1941年文部省教学局编纂的《臣民之道》中，连吃饭、睡觉都成了与国家有关的事。“日常我等称之为私生活的，归根到底都是臣民之道的实践，都是翼赞天业的臣民的事务，都具有公的意义。……虽是一碗饭、一件衣，也不单单是自己之物，即便在游闲、睡觉之时，也不是离开国家的私我，一切都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我等在私生活中也须勿忘归一天皇奉仕国家。”
[139].石田雄：『近代日本の政治文化と言語象徴』，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7—9頁。
[140].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最近的例子，是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书中以清末与英国接触时围绕“夷”字的使用发生的矛盾为例，厘清了“夷”字在中国和英国的用法，揭示了“夷”这一语言符号背后，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的帝国霸权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