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课题的确立及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本书所探讨的“国体”不是现代西方政治学里的概念，而是日本自幕末以来直至战败期间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专指日本以天皇统治为核心的国家体制、社会体制以及价值体系等。对日本的“国体”是什么以及日本的国体为什么优越进行阐述的各种思想、言论统称为“国体论”，它是日本对自身国家特性和民族独特性的自我阐述。一概称为“国体论”的各种论说其实观点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完全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却都有如下共通点：把日本看作以天皇为现人神的神国观、对天皇万世一系支配的强调、对统治关系的伦理化解释（以“家族国家观”为代表）、以日本为本国的差序的世界秩序论，等等。国体论在明治维新后被确立为近代[1]日本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与政治合法性理论。自近代天皇制在制度上确立之日起，日本就自上而下开始了对国民的长期国体教育，要求国民对国家和天皇的绝对忠诚，直至战败。通过对国民道德的教化，国体论全面规定了日本国民的思维方式，渗透进民众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结构中，不仅如此，作为日本近代唯一的正统思想，对于任何被认为有触动“国体”之虞的思想和个人都作为异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击与压制。
但有两个现象与国体论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占据的显赫地位极不相称。第一，尽管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凌驾于所有思想之上，并有官方文件对“国体”做解释，但“国体”的定义始终暧昧不清，这不能不说是个悖论。日本近代围绕“国体”一直在不停地争论，关于什么是日本的国体，日本历史上做出的解释不计其数，而且都声称自己对日本“国体”的解释才是正确的。从幕末的尊王攘夷运动、1889年明治宪法的制定、1911年的天皇机关说争论，到1935年以明确国体含义为旗号的“国体明征运动”（也叫第二次天皇机关说事件），国体论的宣扬达到顶峰，文部省于1937年特意发行了《国体之本义》作为解释国体的教科书，但对国体是什么依然没有做出清晰的回答。不仅如此，日本战败后1946年围绕着新宪法的制定又发生了一场“新宪法有否改变国体”的争论，争论到最后仅得出一个折中的结论，即国体有否变化要看国体怎样定义：如果国体仅指政治的方面，即如果仅以统治权的所在来区分国体的话，那么国体无疑是变化了的，因为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治权”，而新宪法里则规定主权归“全体日本国民”；但如果国体指的是道德和精神层面的话，由于天皇依然“是国民憧憬的中心，是与国民心心相印的”[2]，所以国体就没有变。从幕末在历史上第一次勃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体论在日本已盛行了120多年，但国体的定义却始终模糊不清，愈争论愈不明，最终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确实引人深思。
正因为如此，丸山真男曾想就近代天皇制中“正统与异端”的主题进行写作，却最终没有完成，就是因为某种思想和人被贴上“反国体”的标签打成异端的事件层出不穷，而“国体”的定义却一直含混不清，直到1945年战败都没有定论。因此据说丸山在20世纪80年代末终于放弃了“正统和异端”的说法，改称为“没有正统的异端”。[3]与之相对，有的学者则以概念的混用来结束这个问题，比如和辻哲郎就认为，“从谁总揽统治权这一点来看的国家形态，应该用世界通用的‘政体’概念来表示，不应该用这个暧昧的国体概念”[4]。“用国体这个词语，是把‘国体问题导入迷路的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国体概念，还是不用的好”[5]。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单纯的词汇问题。
和辻哲郎指出的国体词汇混用的现象确实是国体定义不清的原因之一，但这远没有触及国体问题的实质。事实上，每次国体争论都不可避免地先从定义国体开始，但这仍然不能消弭下一次国体论争的出现，而国体论在历史上的数次勃兴，都出现在国内外危机增大的重要关节点上，仅凭这一点就暗示了国体问题并不是个单纯的概念界定问题，它的反复出现、每次出现的时机、定义始终暧昧多元，其实都与日本近代国家建构中面对的课题与存在的问题点相对应。作为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国体论所关涉的不是纯学术问题，而是与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政治与社会构造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
还有一个现象与国体论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的统治地位不相称，那就是“国体”一词在战后从大众舆论层面上逐渐后退，到今天已几乎不再被提起。1936年伊东多三郎在他的著作《国体观念的史的研究》一开头就指出：“国体是什么？这一词语的含义现在无须再进行说明，凡是日本人都知道。”[6]但在战败后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一承载着巨大历史信息和责任的“国体”一词就渐渐不再出现在舆论中，现在日本虽然还用“国体”这个词，但已经成了“国民体育大会”的简称，与战前的“国体”一词完全无关。换言之，曾是天皇制的核心概念、并从明治以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压倒一切思想的“国体”一词，在战败短短二三十年后却几乎变成了一个死语。像“国体”这样戏剧化命运的存在在整个日本思想史中恐怕也并不多见。
近代日本的“国体”不仅体现为政治制度，同时还是一套保障制度运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它不仅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原理与政治合法性论述，还渗透到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在民众的思维方式与社会行为模式之中。近代以前的中国虽然也经历了漫长的皇权统治，却并不存在像日本“国体”这样的现象。其实，国体论中含有大量非历史、非理性化的内容，如日本建国的神话、皇统2600多年的计算方法以及天皇是诸神之子的“现人神”等说法，经日本实证史学的调查和研究后早已证明是虚假的。久野收曾说过，“天皇信仰与科学相冲突就不必说了，它所含有的内容甚至明确地与常识相冲突”[7]。但这样一种与“科学”甚至“与常识相冲突”的观念竟然会在日本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的过程中被树立为意识形态，这一现象本身即值得深思。如果仅给国体论贴上“封建”、“复古”、“反动”的标签而不深入对它进行考察，就会忽略国体论与日本近代国家之间的重要关系。
为什么“国体”作为日本近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地位如此重要，但定义却始终暧昧不清、无法统一？为什么不能像西方政治学里用来称呼国家形态的词汇那样具备明确清晰的内涵？本书试图从“国体”这个概念出发，厘清它在近代前后的用法，并试图指出，“国体”不仅是一个概念，同时也是从明治时期开始建构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对近代国家建构这一课题的回应。由于日本在政治、社会、宗教等方面有其独特的特征，它在向近代国民国家过渡的过程中无法完全照搬西方的近代化模式，这使明治建立起的近代国家不仅与西方相比具有诸多看似相近实则不同的特征，也使它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同属东方社会的中国。这一近代化历程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在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国体”概念上直接得到了体现。这就是为什么“国体”不能在西方政治学里找到一个对等的概念，而且无法完全归入法学政治学范畴的原因。因此本书将以近代国家建构为主线，对国体论在近代历史上反复兴起这一现象做出考察，思考它在日本国民国家建构中的作用。
二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不过，研究这样一种在现代生活中几近废语、死语的概念，是否有价值呢？或者说，在战后70年的今天，还执着于那段历史的旧事，是否有意义呢？对于历史上不断消失的思想和风物，葛兆光曾有过“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的提法，建议将思想史中对于加法的注意力适当转移到减法上来。[8]他所说的“加法”指历史上不断涌现的新思想、新事物、新文化，而“减法”（subtraction）则指“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中，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思想和观念”。[9]
“我在想，思想史为什么不应当把对于加法的注意力，适当地转移到这些减法上来呢？看看这些逐渐被有意或无意淡忘的、被边缘化的、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和社会生活秘密处的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发掘中，也许一些失落的历史会被打捞出来，仿佛在古墓中挖掘出来一些器物的碎片一样，当它们被拼合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历史的真相。”[10]
葛兆光提出这个问题所针对的是思想史研究中的现代性叙事方式。他指出在以往的哲学史和思想史中有一种对“新”的崇尚，人们“通常只关心追踪和叙述那些层出不穷的新思想和新思想家”,“撰者总是希望在历史中叙述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思想发明和知识发现”，仿佛思想和知识“一样依从着进化的规律，越靠后就越进步”[11]。而有些在过去可能是自然的、大众化了的意识或风俗习惯，由于在后世的道德观和礼教看来已难以接受、或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的限制，这些古风会渐渐地在后世的历史叙述中被边缘化甚至消失。
由于用后设的观念来看以前的历史，人们容易认为消失了的东西对现在是不重要的，或者常用进化论的观点看待那些消逝了的事物，认为它们之所以消逝是承受不住历史的考验，是对今天没有用处。在“理性”、“文明”、“进步”等现代性观念之下，与这些观念相符的事情就能够进入历史记述，而有些史实则被减去，成为“被理性的历史埋没的历史”。于是历史和思想史既在做“加法”，同时也在做着“减法”，所以葛兆光提出了要适当加强对思想史中“减法”问题的研究的看法。
对国体论的研究就相当于做“减法”的思想史研究：国体论在战败前占据了思想的正统地位，不仅频繁出现在天皇诏敕和官方文件中，而且以政府的力量向日本国民甚至殖民地人民强行灌输，使“国体”成为一个“凡是日本人都知道”[12]的词语，但在战败之后，“国体”一词却由于种种原因逐渐退出公众舆论，甚至已不再被使用。在战败已过去70年的今天，除了一小撮试图恢复战前体制的右翼、皇道派以及极少数政治家还在提倡恢复“国体”之外，一般国民则除了“国民体育大会”之外，大多不知“国体”为何物。
然而语汇的消失并不一定等于语汇所负载的社会意识的消失。因为除了那些以概念的形式表达自身的意识之外，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没有自我表达的意识。弗洛伊德在个人行为心理学中揭露出个人的潜意识，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则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对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和潜意识做了分析和解剖。[13]正是这些无意识和潜意识往往能催生巨大的政治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体”一词的消失，很难说就绝对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借用索绪尔语言学里的概念，可以把“国体”这个带有声音和形象的词汇看作“能指”，它所表达的概念内容、在人们头脑中引起的一切想象是“所指”。“能指”表示语言文字的声音、形象，“所指”则是语言的意义本身。[14]“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不固定，当人们说一个语词时，常把“能指”与“所指”在脑中连接起来，但当“能指”发生变化甚至消失时，其“所指”未必一定跟着发生变化或消失。与此相关的是，“国体”一语的消失并非自然的结果，而是带有明确的人为因素在内。符号消失之后，人们对其“所指”的意识就不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需要充分的自觉性和政治敏感度。在这个意义上，“国体”在语言层面的消失反而使人们对国体意识的影响变得不敏感。当这种意识改头换面以别的形式获得释放渠道的时候，往往会借“民主”、民族的悠久历史传统等面目来获得正当性。国体论并不是历史的陈旧物，这一做“减法”的思想史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从幕末时期开始，每当日本面临重大国内外危机的时刻，都会出现国体论勃兴的现象，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围绕着与国体的关系展开的，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在认识近代日本的国家原理与性质时，国体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国体论的确立与演变与日本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互为表里，也可以说它是有日本特色的近代化政治理论。
国体论与日本近代国民国家的建构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不单纯是一种意识形态，还和日本民族的独立与延续、“使日本不失之为日本”的课题即民族认同的课题紧密相连。由于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还形成了政治运动的弘扬国体的运动，更可称之为“国体民族主义”[15]。本书试图揭示国体论这种复杂的性格特征，以此对日本近代国民国家建构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在思想上体现出来的独特的国家观等问题做出解释。
国体论曾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本书力图避免简单地罗列这些事实，或只以“极端反动”等简单的评价结束对国体论的考察。因为尽管含有大量“前近代的”、“反动的”因素，但从逻辑上来讲，国体论是为了完成日本的近代化而被选择的，考虑到国体论在日本近代所拥有的重要地位，如果它仅仅是封建复古的意识形态，很难想象明治初期学贯东西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会拿它来服务于日本的近代化。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理清这样一种包含了大量“前近代”因素的思想是如何适应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战略和政治统治，以及为什么国体论可以做到这一点。通过从政治、社会、宗教三个层面对国体论的深入剖析，相信可以对近代日本的国家原理和性质有更深入的认识。
2.国体论虽是日本特有的意识形态与观念，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日本自身，还包含着非西方世界的后发国家追赶在经济和价值观上都具有渗透力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国体论是以民族和国家独特性为诉求的日本民族主义的体现，它唤醒了民族意识并加强了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当面对外来的压力，或是与异文化进行大规模接触时，一国对自身民族和文化独特性的认识就被激发出来，没有形成固定政治单位的民族会进而要求建立一个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相一致的国家（nation state）。许多非西方世界的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往往是在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之下被激发出来的，它们向近代国家的过渡无法采取自然演进的形式，而不得不进行人为的建构。这一过程中，统治阶层面临着学习西方并同时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双重课题，国体论所体现的就是日本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在这个课题上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类似国体论的现象未必是日本一国所仅有的，而是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变换着形式和名称出现。它既有日本的独特性，同时从后发国家回应近现代化课题的视野来观察的话，又具有某种普遍性。
3.在现实的层面上，对国体论的研究有助于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和靖国神社等问题的理解。
一个民族的历史很难有绝对的断裂，也很难有绝对的创新。“国体”对日本近代的精神结构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也给战后的日本社会投下了复杂的阴影。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是妨碍中日间达成共识的几个关键问题，再加上日本保守及右翼势力在政治上的有意利用，使这些问题更加纠结难解。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想突破就事论事的论述，就要深入到形成这些问题的思想土壤中去寻找根本症结。在直观的层面上，这几个问题可能与国体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深层次上，它们却是植根于国体论的思想结构之中。历史问题的核心是皇国史观，它是强调神国论和万世一系天皇统治的国体论的直接衍生品；被称作“护国之神”祭祀在靖国神社中的人，正是为了实现所谓国体的理想而殉身的人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如何认识日本国民并非纯粹出于被迫而产生的“协赞”行为，更是离不开对日本国民在“国体”教育之下生存状态的认识。
由于“国体”在战败之前并不仅仅体现为政治制度，而是渗透到历史、宗教、伦理道德等领域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所以历史、靖国神社和8战争责任的问题与“国体”相关就不是件难以理解的事了。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战败导致了日本政治制度的改变，但由于国体论是以诉诸日本书化，传统独特性的方式来构建国民认同，所以在战后不诉诸政治，而是以民族文化传统为旗号的许多与战前国体相关的诉求就具有了相当的隐蔽性。
比如，战后过去几十年后，日本出现了一股国家主义的潮流，其中很多都和战前的“国体”价值直接相关，更有人因此指出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比如战后废除了战前作为神武天皇即位日的纪元节（2月11日），但在1966年纪元节又作为“建国纪念日”复活。1988年昭和天皇病重并于翌年去世时，日本全国上下被要求节制一切娱乐活动，整个社会陷入一片“自肃”[16]气氛当中。1999年制定国旗国歌法，把与战争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日之丸”和“君之代”分别恢复为日本的国旗和国歌，并且发生了多起对在升“国旗”奏“国歌”时拒绝起立的教员进行处分和管教的事例。2000年前首相森喜朗在发言中提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和“如何保卫我们的国体”，引发舆论抨击。2006年教育基本法被强行改正，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通过教材和仪式加强了对爱国心的强调。
这些逆流是否等于“国体”意识的复活？如果不对“国体”概念的源流、内容和实质做出历史的剖析，将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但这同时也需要对产生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做出考察，由于这一考察的课题之大已非本书所能涵盖，因此在本书中笔者将仅对“国体论”作历史的考察，期待本书对国体论的考察能为观察战后日本的政治现象提供一个历史的视野，国体论在战后的残留影响容笔者作为今后的课题继续研究。
三 研究对象的设定
本书以日本近代以来的“国体论”为研究对象，考察的范围设定为幕末至战后日本新宪法制定这百余年的时间。对此需要做以下几项说明。
首先是“国体论”与“国体思想”以及民众的“国体意识”的区别。国体论是以论文、著作或争论的形式展现的国体思想，因此本书列入文本考察范围的多是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制造者和拥护者，即政治家以及知识分子的著述和言论，而民众对天皇的朴素感情则不作为直接考察对象。这是因为，第一，国体论在幕末的首次勃兴，就是以知识界对时局回应的形式出现，明治时期被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更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向民众推行，民众的国体意识更多的是政界和知识界宣扬国体论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日本战前和战中的民族主义存在突出的自上而下的特征，丸山真男等知识分子称之为“国家主义”乃至“超国家主义”，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第二，国体论虽然也掺杂着感情的因素，但其“原则上是以论文著作的形式出现的”，是以理论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论说（尽管这些“理论”未必具有科学性），而国体思想“更多的要从国民复杂多样的生活中去发现，就资料来说不如国体论那么单纯”[17]。对国体思想的研究较之政治思想领域，更接近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领域，因此里见岸雄在他的“国体学”中将“国体论史”和“国体思想史”分别对待。然而这种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其实国体论的意识形态功能之所以强大，与它把握了民众朴素的情感有着重要的关系，而理解战时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全民“协赞”、战败后对天皇的感情，虽然属于国民的国体意识领域，但依然可以在国体论的框架之内进行讨论。
第二点需要说明的是“国体”的多义性及定义。
19世纪的政论家白哲特（Walter Bagehot，或译作白芝浩）在谈到“民族是什么时”说，你要是不问，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要马上对它做出解释或定义，却是不能。[18]这句话几乎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对日本“国体”的注解。与“民族主义”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相似，“国体”亦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就笔者管见，“国体”的多义性至少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有关。
其一，国体论自幕末以来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与日本的政治实践存在着互动关系，为了回应不同的时代课题，其强调的重点有所转移，逻辑内容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修补。这使得国体论的内容在100多年的历史中变动不居，因而显得有些面目不清。其二，从词语本身来看，“国体”一词的多义性在于两种用法的并存：一是作为西方现代法学概念的译语，一是在西方法学传入之前在日本就已存在的用法（不妨暂称之为“传统用法”）。日本在近代以前就已使用“国体”一词，表示国家的状态、样式或是国家的体面，等等。但在西方现代法学传入日本之后，日本的法学者在翻译德语“Staasform”——表示以国家的主权所在来区分的国家形式——这一西方现代法学用语时，采用了本土语境中已有的“国体”一词，这两种语境的混用使得“国体”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法学用语，而是被赋予了浓厚的价值色彩（如“体”、“用”之分），囊括了法律、政治、伦理、道德、历史、风俗等多个领域的职能。其三，国体论在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其解释及运用皆具有鲜明的目的意识，可以说它的面目不清也是有意为之的结果。正因为含义不清，才能无所不包，这正是丸山真男批判日本式思想存在“无限抱拥”[19]特质的一个典型体现。其适用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边界，才能适应不同情况，伸缩自如。而且，国体论的定义虽然含混不清，却毫不妨碍它在打压异端时发挥冷峻强大的威力，或者说，正因为它的内容没有明确的限定，才能随心所欲地将各种思想和人物定为异端进行打压。因此丸山真男指出：“将‘国体’用特定的‘学说’和‘定义’逻辑化的行为，直接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上将国体限定和相对化，因此都被谨慎地避免。”[20]而安丸良夫则解释为，天皇的权威是各种势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与意志，利用天皇作为权威中心而人为形成的，所以为了对应社会上多元化的力量，天皇必须具备超越性和多义性。[21]
因此，想要为本没有边界的国体论设定清晰的边界，或是硬要将本来缺乏体系性和理性的国体论整理成逻辑清晰的体系，都是无益之举，反而会远离国体论的核心与实质。国体论正是以一种缺乏体系和逻辑性、内容含混不清的存在，无论是在积极的统合民众方面还是在消极的压制异端方面都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意识形态作用——这才是国体论真正的问题所在。正因为“国体”这一词语的多义性，才更值得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视野。
那么，对于国体论这样一种不具备严密逻辑和完整理论体系的思想，是否就无从定义呢？实用主义的开创者皮尔士（Charles Sandres Peirce）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他说：“如果一种概念因为不清晰而使人困扰的话，可以试着思考这个概念的对象给我们人类的行动带来了什么（一般性的）影响。这样想到的影响的总体，就是这个概念的含义的全部。如果对于某一概念（的对象），想不出它的影响的话，那就说明这个概念原本就没有什么意义。”[22]
皮尔士这段话提出了从与行动的联系中考察思想的意义，成为实用主义的格言。它本来的含义是，如果思想不产生实际的效果，就不认为它有意义和作用。这里姑且不对实用主义做评价，但对于国体论这样一种缺乏逻辑的一贯性、无所不包又没有统一定义的思想而言，这段话却提供了一个对它进行定义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从国体论发挥的作用和功能来为它下定义。
简言之，国体论是一种对日本国家特性及其基本构成进行解释的论说，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它的目的是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采取的制度与政策提供正当性，同时凝聚民众的国家认同。它发挥了阻止社会分化、削弱阶级冲突、动员民众力量、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的作用。虽然国体论的内容繁杂不一，甚至相互矛盾，但从总体上看存在一些基本的共同点，即强调日本民族历史、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在神国观、天皇制、家族国家观以及政教合一等方面。
第三点需要说明的是研究时限的设定。虽然国体论者总是号称日本的“国体”始自古代、“国体”的用法自古代至近世一直都有使用，但实际上，“国体”与“国体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体论是近代前后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是适应日本近代化这一课题而出现的，而古代就开始使用的“国体”一词则完全不具备国体论所指的含义。换句话说，国体论者只是借用了自古就有的“国体”一词，在为之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这个意义上，无异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虽然国体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确立，但早在幕末时期就已出现了具有近代元素的国体论，主要以后期水户学会泽正志斋的《新论》和吉田松阴为代表，他们的思想为幕末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提供了思想依据，并成为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所以本书将国体论的研究时限定自幕末时期起。但这个时期的国体论只能算作有近代因素，并不真正具有近代的性质，所以本书将它看作国体论的前期形成阶段，作为一个背景在文中交代，重点则放在明治时期以后。[23]
1945年的战败作为战后历史的起点，标志着战前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总揽国家统治权”的国体的崩溃。但本书并未将研究的下限设在1945年，而是定在比战败稍晚一些的新宪法制定（1947年），原因在于新宪法的制定引发了对于国体的又一轮争论，也是有关国体论的一次重要争论，因此将这次争论作为本研究的终点。虽然战败宣告了绝对主义国体的崩溃，但并不等于国体意识的立即消失。尽管宫泽俊义和丸山真男等学者将日本签署投降协定的1945年8月15日称作“八·一五革命”，但1947年的这场国体争论本身已经表明，这场被知识分子称作“革命”的历史事件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激励和理想的体现，它与真正的革命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当然，这场争论的结束也并不意味着国体论的消失，本书将这一事件作为考察的下限，只是为了突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国体论的消失与国体的消失绝非同一件事，也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
本研究大致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属纵向考察，介绍“国体”的概念变迁与国体论的学说史，即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至第五章，属横向考察，以专题的形式，围绕日本的近代国家建构，选取国体论的三个重要侧面，分别是国体论的政治层面、国体论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社会的关系）、国体论的宗教层面，深入分析其特征、结构与功能。第三部分即第六章为结论部分，围绕国体论与近代国家建构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指出日本近代国家建构的独特性，以及国体论在国家建构中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