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辽金元诗歌史论》分为三编，辽诗、金诗、元诗各为一编，当然是把它们作为各自独立的单元来论述。不仅仅是依据于断代作如此划分，还因为它们各自有其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然而，辽金元诗又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有“血缘之亲”在其中，同时，又是依次层递发展的，不能全然割开来看。
辽诗存篇不多，恐怕当时创作就很少吧。在辽诗中最有成就的是契丹诗人，如萧观音、寺公大师等。汉族士人的诗传下来的很少，又不见更为鲜明的特色。契丹诗人的创作，更明显地体现出豪放清疏的特点，同时也可看出，契丹人对汉诗的掌握并未完全深入腠理。现存的契丹诗人创作中几乎没有近体律绝，说明了他们对于近体诗的严密格律还不能运用自如，这样说恐怕是不违背实际情况的。
金诗承绪宋诗与辽诗，但有了很大变化。金诗数量较多，元好问编金诗总集《中州集》，不包括他自己在内，选录了249位诗人的作品共数千首之多。加之《遗山诗集》以及其他几位诗人传下来的别集，那就更多了。金诗的数量已构成一代之诗的规模，而且出现了元好问这样杰出的大诗人以及像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完颜璹、王庭筠这样一些艺术上成熟、具有自己风格的优秀诗人。元好问足以代表金诗的成就，是“国朝文派”的最大代表，就是与中国诗史上一些“大家”如陶、谢、李、杜、白、陆等相比，也是各有千秋、自领风骚的，完全可与“大家”之列。遗山诗的成就也足以说明辽金元诗歌何以能在中国诗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元诗现存13万多首，规模宏阔，而且出现了如“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和杨维祯、萨都剌这样一些重要的诗人。元代的诗歌成就是十分可观的。与此相比，以往的元诗研究就显得过于薄弱了。尽管与唐宋诗相比较，元诗没有那样鲜明的特色，但是，在艺术的成熟上，是远轶辽、金的。元诗的主要创作倾向是宗唐复古，鼎盛时期的延祐诗坛，许多作品表现出缥缈超逸的风格，非常含蓄蕴藉，缺少那种源于社会深层的令人感荡的力量，却被视为“盛世之音”，实际上却难与唐诗同日而语。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否有着足资深思的原因呢？我们以为，这些“盛世之音”，恰恰潜藏着汉族士大夫在暴戾的元蒙贵族统治下一种“如履薄冰”的心态。而后期“铁崖体”的崛起，则打破了延祐诗坛的诗学模式，使元诗出现了新的局面。
理学盛兴于元，成为官方哲学。元代理学成为宋明理学之间的中介环节。很多诗人又是理学家，如刘因、许衡都是元代硕儒。程钜夫、虞集等人也都是理学人物。元代理学之兴盛，不能不影响诗歌创作，不过元代理学家并没有那种“文以害道”、否定文学价值的腐儒观念，也不在诗中谈经论道，写那些“语录讲义之押韵者”，绝没有导致“堕于理窟”的现象。相反，元代诗人对于宋诗中某些“尚理而病于意兴”[7]的倾向是相当反感的。元诗更多的是清绮流丽之风，与宋诗判然不同，这说明理学对宋诗与元诗的影响是不甚相同的。我们以为，理学对元诗的影响，首先是儒家“雅正”观念对元代诗论与创作的深远影响，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详细论述了“雅正”观念在元代诗学中的主导作用；其次是理学家轻视事功而重视心性的思想传统，使元代诗词曲有着普遍性的对于现实政治的离心倾向，视功名事业为虚空诞幻，而大量歌颂隐逸遁世，成为元代诗词曲普遍的思想内涵。元代诗人心目中的英雄不是刘邦、项羽，不是诸葛亮，而是泛舟五湖的范蠡、不仕光武的严光与挂冠躬耕的陶渊明。这些隐逸人物是元代诗人的价值认同所在。这里一方面有全身远祸的动机在内，另一方面，来自理学轻视事功思想传统的影响。元诗更多的是抒写创造主体的内心世界，而很少直接反映动荡的现实风云，也不能不说是来自于理学的深层影响。
金元诗歌的发展，都表现为不同的阶段性。以往的论者，对金诗和元诗提出了大致相同的分期法。一般来说，是把金诗分为前、中、后三期，把元诗分为两期。这种分期自然是有相当充分的理由的。而本书参照着以往的这种分期法，仔细考察了金元诗史的发展流变过程，提出了新的诗史分期。本书将金诗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金初诗坛，也称“借才异代”时期；二是金诗的成熟时期，主要是大定、明昌诗坛；三是金诗的繁荣时期，时间上是从“贞祐南渡”到元兵围汴之前；四是金诗的升华时期，时间上主要是金亡前后。这种分期法主要的依据是诗歌发展的自身过程，而不同于更多依赖于史学分期的“三分法”。从思想方法上而言，我们主要是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重要命题的直接启示，从诗歌的内在演变轨迹出发而提出的。史学分期只是一个时序上的参照系，关于元诗我们提出前期、中期、后期的分法，不同于以往以延祐为断限分为两期的观点，其出发点，同样是在于元诗的内在流变转折，思想方法与金诗分期是一致的。
“诗歌史论”中“诗”的内涵是广义的，包括了词、散曲这样诗歌的种类在其中，因而本书的论述也兼及了金元词与元代散曲。但从以往的研究状况看，辽金元三代之诗，研究最为薄弱的还是狭义的“诗”，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有关辽诗、金诗、元诗的断代诗史，那么，本书的重点是放在狭义的“诗”上面的。为辽金元之诗立一部草创之史，是笔者的心愿。因而书中论述的主脉，在于狭义之诗的流变。那么，给词和散曲以很少的篇幅，其用心就需要读者的体谅了。金元词有相当数量，也有一定特色，而出于本书的考虑，只作了粗略的勾勒，尤其是元词更为简单，也许是令读者大为不快的。但元词的成就确实无法跳出宋词范围之中，无甚开拓性，篇幅之少，也算是体现了笔者的看法吧。至于元代散曲，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给诗史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散曲的成就足以使元代文学增价数倍，在某种程度上，散曲更能体现元代文学的特色。如果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宁举元曲而不举元诗。但元曲已有相当深入之研究，非常丰富之著述，本书又侧重于诗的流变，因此，只是侧重于探索了散曲的本体特征与诗史价值，对于非常丰富的散曲创作，采取了动态扫描的方法，以见其一斑，“人多言之，我寡言之”，如是而已。
从辽金元诗歌的独特风貌与文化负载着眼，本书更多地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透视这三代诗史的走向与风貌的。笔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民族学的一些思想方法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构架的支撑点，尤其是辽诗与金诗两编着重贯穿了这种理论祈向，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质所决定的。民族文化的互相融合，确实是辽金元诗歌独特风貌的一个重要基因。
作为一部“史论”，既要大致勾勒出辽金元诗歌的轮廓，又要站在今天的高度给予价值评价、理论剖析。然而，这部初辟草莱的著述在辽金元诗史的研究方面还是刚刚起步，难以达到理想境界。既然是“史论”，笔者就不致力于论述所有的诗人，而只是在史的轨迹上论及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及其创作，因而，这部书又不敢全称为史，只是立起一个史的框架而已。而从论的角度来看，笔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以自己的观点和研究角度来构造本书的框架的，但辽金元诗史的草创性质又决定了本书必须作一些基本情况的介绍，这就不同于唐诗史论、宋诗史论等为人们所熟知的领域，可以摆脱这些考虑，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思想的翅膀；在这个人们相对生疏的领域中，首先是应该使读者对辽金元诗歌的发展流变，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然后方能进入更深的理论探索。这种情形，不能不给本书带来某种局限。这也是需要得到读者体谅的。
耕耘刚刚开始，收获自然是可以期待的。这块土地是丰饶而广袤的，决非一人之锄犁可以捧出累累硕果的。本书以一己之“锄犁”虽然投下耕耘之力，但必须汇入众人的合力中方见涓滴之功。前此，后此，都有诸多学者的辛勤劳作，大获之期，当不远矣！
笔者愿以不乏勤苦却又笨拙的劳作，来分享收获时的喜悦。
[1] （唐）魏征等：《隋书》卷76《文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30页。
[2] （元）郝经撰，秦雪清点校：《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遗山先生墓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8页。
[3]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9页。
[4] （元）脱脱等：《金史》卷84《耨盌温敦思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81页。
[5] （宋）赵珙：《蒙鞑备录》，引自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1页。
[7]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