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前沿
周期变动与四重政治板块：全球化视野下的“200年中国”政治体制[1]
〔日〕西村成雄[2]
摘要 19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以25年为一个周期发生变动。20世纪，中国在与全球化压力互动的过程中，经历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立宪共和制”“政党国家”四大政治板块的发展变动。这四大政治板块层叠并存，其政治推手是李鸿章（北洋大臣）集团、光绪帝与康有为等君主立宪制的倡议者、国民党与共产党等政治团体与党派。以全球史以及宏观深度史为视角，从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基础中理解200年来中国政治中四大板块所显示的“混合政治及其周期性变动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方法看似迂回，但可以通过此种事后观察捕捉到周期性规律及其与国际潮流的相互渗透性，这是把握今后中国政治变化的一个支点。
关键词 中国 君主专制 君主立宪制 立宪共和制 政党国家
引言：“200年中国”的政治视域
若放眼19世纪以来中国的200年，则可发现其政治板块在与世界历史发展的碰撞中产生了周期性变动。从宏观史角度观之，这种政治演变的阶段性与周期性究竟是什么呢？
在2004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20世紀中国の政治空間』青木書店）一书中，笔者提出了“100年中国”的观点，大致是从1900年到2000年。1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1901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清政府被迫与11个西方国家及日本缔结《辛丑条约》并赔付巨款。100年后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意味着中国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尽管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争议不断。
若将19世纪的100年也纳入视野的话，中国在这“200年”间，从国际社会的边缘地带，逐渐发展成为影响世界的大国而登上国际舞台。本文尝试从内在政治体制变动的视角，考察19、20世纪的中国在被迫卷入近现代世界体系时产生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内在的四大政治板块。这四重政治板块集中镶嵌于民国时期的政治空间，因此本文暂时以20世纪前50年为中心展开讨论。
一 20世纪中国政治的周期性变动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20世纪的中国史大约每25年发生一次周期性政治变动。如将1900年稍做前伸，可追溯到1898年6月至9月，康有为、梁启超等拥护光绪帝，推行以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史称“戊戌变法”），因西太后等保守派的镇压，百天后以失败告终。康有为和梁启超均亡命日本，暂住神户须磨。康有为在日本旅居一年半、梁启超六年半。孙文在1895年10月广州反清起义失败后，从香港乘坐日本邮船“广岛丸”，于同年11月9日首次到神户，经神户去横滨，其后经夏威夷、美国逃亡到英国伦敦。
我在须磨附近舞子的“孙文纪念馆”（公益财团法人孙中山纪念会）帮忙做一些工作，其馆长是爱新觉罗·恒翼（爱新翼，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名誉校长），是清康熙帝的后代。孙文是志在推翻清朝的革命家，恒翼却在神户担任孙文纪念馆馆长，这是一件颇具历史意味的事。实际上，恒翼之父是长年执教于大阪外国语大学汉语学科的金（爱新觉罗）毓本教授（1903～1982，南开校友）。爱新翼也曾在此担任过外聘讲师。
如今，世界各地与孙文和宋庆龄相关的纪念馆约有40所。2018年11月在神户召开第30次联席会议，来自32个团体的86人前来参会。曾出席新加坡联席会议的爱新觉罗·恒翼，因担任孙文纪念馆馆长被当地电视台和报纸采访报道过。当时，恒翼解释这是神户的华侨社会与兵库县、神户市民以及经济界、大学研究者等民间、国际交流的历史积淀的成果。
在日本随处可见孙文与日本的关系的遗痕，熊本荒尾的宫崎滔天兄弟资料馆中，存有与滔天关系密切的资料；在和歌山位于白浜和田边的南方熊楠纪念馆，存有南方熊楠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做研究时与流亡者孙文的往来资料；在爱知，爱知大学东亚同文书院纪念馆有山田良政与纯三郎兄弟的陈列室；长崎建有孙文·梅屋庄吉博物馆。孙文在日本居住约9年，1915年与宋庆龄在东京结婚。孙文纪念馆编纂的《孙文·日本往来人名录》（『孫文·日本関係人名録』）列出1294个往来者，能查明出生地者623人，其中大阪9人、兵库28人、京都21人、奈良6人、和歌山15人、福冈59人、熊本47人、长崎24人、东京46人、神奈川6人等（具体请参阅“孙文纪念馆”官网）。
这里之所以提及孙文，是因为如将20世纪第一周期进行拟人化表示，可概括为“孙文时代”。第一周期大致结束于1925年，孙文于是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此前，原计划于1924年11月与夫人宋庆龄经由神户去天津、北京，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11月28日，他在兵库县神户高等女学校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孙文的“大亚洲主义论”由此闻名。他提出两个主要选项，即日本是选择基于西方武力的“霸道”，还是选择成为东方价值观“王道”的守护者。11月30日乘“北岭丸”去天津。在天津，孙文被发现罹患肝癌，后于北京洛克菲勒协和医院接受治疗，1925年3月12日去世。孙文经历了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再到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转型期，这是中国政治体制从传统向现代发生重大转型的时代。由此，20世纪中国政治体制的第一周期告一段落。
孙文去世后的1925年7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北京政府对抗，宣示继承中华民国的政治正统性，中国出现权力南北对峙的局势。20世纪第二周期以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发动旨在推翻北京政府的“北伐战争”为起点。两年后的1928年6月初，北伐军占领北京，控制北京政府的张作霖离京返奉，6月4日凌晨五点半在途经京奉线皇姑屯站附近的满铁高架桥时被炸身亡，此即日军策划的“皇姑屯事件”。1927年4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1928年8月正式开始“训政”体制，确立了为外界承认、作为国民国家的政治正统性。
20世纪中国政治的第二周期，基于孙文所主张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而展开。处于中国国民党统一领导下的“训政”阶段，直至1947年国民政府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向“宪政”转型，1949年败退台湾。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针对日本扩大侵略，国共建立统一战线，展开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由此发生巨变。继孙文之后，手握军权的蒋介石控制了中国国民党及其政权，这种体制被称作“政党国家体制”，贯穿于20世纪第二周期。就此而言，20世纪第二周期可概括为“蒋介石时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此进入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个周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体制受到苏联的深刻影响，这一周期直至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文化大革命”完结而告结束，这段时期可称作“毛泽东时代”。
在经历了一段过渡期后，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中国迎来了以邓小平为政治核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引导中国新方向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实质上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政时的调整改革中即有探索。此时，中国以积极姿态对外开放、参与世界经济，由此带来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对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出于参与国际事务的考虑，2001年中国加入WTO。1997年邓小平逝世。这一时期可以概括为“邓小平时代”。21世纪的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对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GDP持续提升但政治、社会需要改革的诸多问题也日益突出。
显然，对20世纪中国政治形态大致形成的四个25年周期性的解读，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19、20世纪中国政治特点及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特征的认识。下文将基于笔者2017年出版的《如何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の近現代史をどう見るか』岩波新書）关于“200年中国”政治体制的讨论，为学界抛砖引玉。
二 25年周期性下的19世纪中国政治史
25年的周期性政治变革特点，因各阶段的政治性危机而得以呈现。这一特点在19世纪同样可以通过清王朝的帝王更替现象予以反映。
纵观清朝历史，第六代皇帝即乾隆帝在位的60年间，其凭借武力扩张使得此时的大清疆域达到极致，甚至包括现在的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以及沿海各州。然而盛世下却积聚了诸多方面、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乾隆帝1799年去世的前三年，让位于清朝第七代皇帝——嘉庆帝，但他仍以“训政”形式掌握政权。嘉庆时期（1796～1820），为平息白莲教和天理教叛乱以及治理黄河而加征税赋，社会矛盾与日俱增。直至1820年第八代皇帝——道光帝继位。19世纪上半期，随着西方侵入，社会步入新阶段，大体是19世纪的第一周期。
道光时期（1821～1850），伊斯兰教徒和秘密会社成员不断掀起暴动。1842年，清朝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惨败，不仅是19世纪第二周期的转换期，也是19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权力，在与外界交流过程中相互融合的转换期。在此，通过A.麦迪逊（Angus Maddison）对19世纪20年代清朝GDP占世界总量的统计，可以让我们从崭新的视角审视清朝历史。虽然有人评价麦迪逊的统计过于夸张，但对世界大势的反映是没有问题的。根据1820年的推算值，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32.9%，印度占16.0%，日本占3.0%，三国相加占世界的一半。同一时期，西欧占23.0%，美国占1.8%。200年后的21世纪，中国将有可能重新恢复到这一地位。这一推算，成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大目标的一大历史认识基础。
因此，在19世纪的第一个25年周期内，中国仍处于全球或是东亚地区的“中枢”位置。然而进入到第二个25年周期时，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契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逐渐下滑至“半中枢”位置，这集中反映了19世纪第二周期的变动过程。
19世纪的第三周期，大致由咸丰、同治时期构成。第九代皇帝咸丰（1850～1861）于1861年去世。恰巧此时，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在江南数省的扩张，创造出与清朝相抗衡的政治权力空间，直至1864年遭到镇压而失败。在对外方面，清朝与英法间于1856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双方缔结了《北京条约》（割让香港与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俄国趁机攫取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第十代皇帝同治（1861～1875）5岁即位，生母西太后与东太后慈安一并“垂帘听政”。由咸丰、同治时期构成的19世纪第三周期，可以看作中国从世界体系的“半中枢”走向“半周边”的变动期。
在同治帝时期，太平天国运动势力减弱，但以汉人总督、巡抚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如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等）抬头。他们承担了镇压各地农民起义的任务，同时以实现经济近代化为目标，开展洋务运动。受此影响，军事工业等官营（国家主导）资本主义化得以推进。中央政府层面，将1861年以来的“夷务”转变为“洋务”，并将关注点放在近代民族国家制度上，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日常外交。40年后的《辛丑条约》进而将其改组成为“外务部”，这恰恰反映了经历“半周边”化的清朝在国际体系中的又一次位置变动，由此正式沦为“周边”存在。
同治帝19岁去世，西太后于1874年立四岁第十一代皇帝光绪（1874～1908）即位，西太后曾在1889年宣布归政，但仍旧影响清廷政局。在这19世纪的第四周期内，经历了1885年中法战争的败北（越南的法领化）、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割让台湾等），清朝的国际地位进一步边缘化。政治危机成为光绪帝锐意改革的动力，但因西太后的干预导致了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耐人寻味的是，西太后掌权的这一时期大致与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时期相重合。19世纪的第四周期，尽管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以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高涨为节点，完成了一个百年轮回，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边缘位置，也以1901年的《辛丑条约》为节点最终确定。尽管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却为衔接于20世纪的第四周期赋予了新的政治特征。
有学者将清帝更替视为“小革命”。确实，这种更替表现出了经过权力交替重建政治正统性的特征，但19世纪仍然大致可分为每25年一个政治周期。笔者认为，这一框架有助于我们从国际关系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多角度，基于中长时段地重新考察中国政治周期的变动过程。
因此，笔者将200年以来中国政治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这种周期变动联系起来看，视其为在逐步纳入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应对多样性政治危机的反映。下文拟考察中国权力中枢即国家机构在应对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政治集团，社会方面如何应对并构建了自己的政治集团，由此力求重新解释20世纪的中国百年史。
同时，中国走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这一百年，从政治经济所呈现的依附性与独立性看，在国际体系中经历了从“周边期”（包括脱离“周边”走向“半周边”）向“半周边期”（包括脱离“半周边”走向“半中枢”）再到“半中枢期”（包括脱离“半中枢”）的变动。这一周期性变动过程也将纳入本文的考察视野。
三 20世纪前半期新政治板块的层积性
在20世纪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四大政治板块层积、并存，其形态有时如社会岩浆的喷发一般，在政治板块表层会形成褶皱。
1.第一阶段政治板块的三重构造：皇帝（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共和立宪制
首先，考察与第一周期相关的政治地层构造的转换期。对以清光绪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而言，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试图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参照对象进行重要的政治改革，即1898年的戊戌变法，这实际上逐渐构筑了以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政治地层及一定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意识到这对于维持清朝统治十分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在皇帝（君主）专制政治中嵌入新的政治因素，虽然只是部分嵌入，但包含了革新的含义。戊戌变法由于专制政治集团的反击，最终以失败告终。
戊戌变法的政治方向依然潜存。包括凭借戊戌政变重掌政权的后党在内，在义和团事件后通过《辛丑条约》加入国际体系，并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理解为君主立宪政治优于皇帝专制政治。1905年7月，清政府任命“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令其调查包括英国、德国、日本在内各国立宪与君权的关系。1906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上谕》。1907年，设置“宪政编查馆”具体设计政治体制。1908年9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君主（皇帝）大权”之下，将“如何限制议院（国会）权限”这一政治课题制度化。对于从1906年各种团体就提出的开设国会的要求，清政府回应以九年为期。此外，为了“采取舆论”，清政府于1909年在各省开设了作为咨询机构的“谘议局”，1910年在中央开设“资政院”。以上这些措施表明清政府准备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
此处导入地域社会权力视角，可以厘清各省级的政治焦点——谘议局的选举制度及其实际情况。当然这一阶段引入的选举制度是有限制的选举制，选举人资格为：25岁以上的男子（被选举人应为30岁以上），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所有者，中学以上的学历，文官要求为七品以上。1909年的选举结果，在作为调查参数的15省议员1288人中，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层（包括由进士、举人、贡生组成的上层部分和生员组成的下层部分）占1148人（89%），其余140人（11%）。[3]
另外，在作为调查参数的1643名议员中，1905年科举废除后接受新式教育的有167人（10.2%），有过日本等国留学经历的有105人（6.4%）。[4]旧科举上层出身者中的当选者尤多，他们大多有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任职的经验；在符合财产标准的当选者中，来自地域社会的富裕阶层占了一定数量。而且，中央资政院（定数200人）的议员中，一半（100人）是从谘议局被间接选举出的民选议员。其实际人数为98人，出身情况为进士22人、举人37人、贡生19人、生员10人、不明10人。剩下的“钦选”议员98人都是清朝皇族。[5]可以说，在实行直接选举的谘议局一级中出现了这样的趋势：20世纪的有限选举制代替了科举选拔制，成为地方统治阶层从边缘进入权力中枢的通道，各省立宪派的政治凝聚力不断增强，向中央施加影响。其中地方谘议局联合发起“速开国会”运动。与此同时，1908年11月光绪帝、西太后去世，随着满洲贵族集权的加剧，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地方政治势力中的“立宪派”，成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内地18省中的14省宣布独立的社会政治基础。
其次，在清朝的权力中枢，袁世凯曾为满洲贵族所排挤，但辛亥革命后又被召回。1912年2月11日，清朝宣统帝的退位诏书中写道：今后国体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同时要求“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段内容表明，北京试图建立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相同的政治体制，并实现清朝权力的转移。这里有一面准备立宪，一面由清朝皇帝制向共和立宪制转变的倾向，其社会意识基础是作为立宪派而聚集到一起的各省谘议局的绅士阶层。可以确定的是，君主立宪制板块的一部分人被纳入君主专制板块的外围，且逐渐在社会中聚集。
当然，对于农民阶层来说，没有可以参与政治的选举制度。但他们不断地发动“民变”，孙文等革命派发动的农民暴动（会党）的政治空间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扩大。由于这种暴动贯穿了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促使地方立宪派的社会政治危机感增强，逐渐倾向于共和立宪体制。
需要注意的是，孙文的政治体制论是以美国为模型的共和立宪制。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尽管明确规定“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是亚洲第一个“主权在民”的宪法，但该法与以大总统议会制为特征的共和立宪制融入中国政治的实际过程，具有极不稳定的特征。
宣统帝退位（2月12日）的次日，即2月13日（这一天袁世凯剪掉了辫子），孙文向南京的临时政府参议院提交了临时大总统辞呈。15日临时参议院选出袁世凯继任，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文正式辞职，2日南京的临时政府迁到北京。
其后在北京政局中，形成了袁世凯领导的军事、官僚集团以及立宪派等北方势力的地位高于孙文之国民党的局面。5月7日，北京临时参议院规定国会实行两院制。8月出台的《国会组织法》宣布了实行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院制，参议院由各省议会选出的274人组成，众议院则按照每80万人选出1人，定员为596人，其中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实行的第一次选举中，根据选举法进行了基于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选举人为21岁以上的男子，被选举人须为参议院中25岁以上、众议院中30岁以上者。
当选者作为调查参数的499人的详细情况为：旧科举制度绅士阶层出身者占19%，接受新式教育者占30%，有日本留学经验者占51%。关于议员的经历，在调查参数496人中，原谘议局议员99人、资政院等170人、有政府任职经验者150人、教育界106人、记者9人、工商业者3人、律师2人。根据政党派别来推算，众议院国民党系307人、附随袁世凯的进步党系289人；参议院国民党系141人、进步党系122人。在两院的势力配置中，国民党系保有相对优势的地位。但是，在1913年4月国会召开之前的3月20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人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对国民党的压制导致国民党系南方七省组织“讨袁军”抵抗。7月爆发了“二次革命”，9月“二次革命”被镇压。其间的8月，孙文亡命日本，接受了神户川崎造船厂松方幸次郎的支援，在诹访山常磐花坛别墅暂避，后住在横滨和东京。
通过上述对20世纪第一周期民国政治变动轨迹的考察可以发现，在这一看似极不稳定的政治进程中，各地都表现出共和立宪制被部分地嵌入君主（皇帝）专制政治或君主立宪制政治的特点。同时，在全国开展的选举中，报纸等媒体报道了贿选、买入场券替选等现象，还有“使用宴席和现金”的选举实态。这是由于新旧体制相互嵌入过程中残存有旧政治层的磁场，这种旧磁场仍具辐射效应，从而影响了20世纪新的选举制度。
在前文所提到的四大政治板块中，皇帝（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共和立宪制三大板块层积、并存，它们拥有各自的社会磁场，同时在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混合”或“复合”在一起。1916年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制、1917年张勋复辟，正是此种多重“混合政治”或“复合政治”存在的产物。但是共和立宪制的政治板块，贯穿于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北洋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权力而进行的混战期，这为中华民国继续发展并进入新政治阶段提供了正当性。
若将上述政治变动置入全球视野，20世纪第一周期，可理解为中国社会整体（包括上、中、下各阶层）应对《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彻底跌落至国际体系“周边”位置，寻求脱离“周边”的摸索过程。很明显，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正是中国脱离“周边”走向“半周边”的转折点。此后，在国内外诸种政治因素复杂交汇中，于1927年建立的国民政府，实现了中国的“半周边”地位，同时萌发了下一周期中国在脱离“半周边”阶段，作用于全社会的政治原动力。
2.第二阶段的新政治板块：“政党国家体制”
此后，第四个政治板块开始了层积过程。作为其形成主体之一，中国共产党接受1917年以后广泛传播的俄国革命和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的影响，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于1921年成立。随后，在1924年1月开始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由孙文去世后的国民党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从1926年开始发动推翻北京政权的“北伐战争”和以工农运动为中心的国民革命。并于1927年组建了国民党领导下的政权——国民政府，取代了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其间，1927年4月12日，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国民党破坏了国共合作。对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武装反对国民党政权，在各地建立根据地。
在中国20世纪第二周期的政治空间中，与中国国民党一样，中国共产党重生为一个在党内拥有军事力量的武装政党。该阶段两个武装政党各自拥有政治上独立支配的地区，出现了权力对峙的状态。当然，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1912年以来中华民国国家层级的政治正统性，作为获得外部承认的民族国家政府而存在。与此相对，拥有约6万红军的中国共产党不承认国民政府的正统性，创建了革命根据地，截至1930年在涉及全国8个省127个县的大小15个地区建立了地方“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成立的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国中之国”，但未获外部承认。
1930年上半年，国民党、国民政府军开始对中共控制的苏区进行“围剿”，实施军事包围攻击，1934年迫使中国共产党从瑞金撤退，共产党的部队在1935年向陕西北部移动，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将工农政权的基础扩大至人民。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基本持续至1945年。共产党默认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正统性，国民政府承认中共控制的地区为“特别行政区（边区）”。
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这一政治体制，作为将国民党以外的政党非法化的非竞争型政治体制，虽被乔万尼·萨托利定义为政党与国家制度一体化的“政党国家体制”，但其起源在于孙文的“训政论”。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进行政治指导，“训练国民行使政权”。1929年3月，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对此予以追认。1931年6月，在由蒋介石主导的“国民会议”上，以国家宪法为标准制定了《训政时期约法》，试图将国民党一党训政体制法制化。在此次党代表大会的一个文件中，有如下解说：中华民国的人民在政治知识和经验方面很“幼稚”，相当于“婴儿”，中国国民党是他们的“母亲”，训政就是“养育、教育”人民到成年阶段，再将“政权”返还（给人民），进入“宪政”。是否达到成年则由中国国民党判断，实际是提出了与“主权在民”相对的“主权在党”原则。这意味着中国从孙文所说的“以党建国”转向了“以党治国”阶段，进入了“政党国家体制”。按照某些人的理解，如果将《训政时期约法》作为准宪法，与“君主立宪制”或“民主立宪制”相对，这是“党主立宪制”。这一体制的制度化，作为20世纪第二阶段的政治板块而层积，成为20世纪第三、四周期政治体制的新基础。
但是，孙文的政治发展三段论所示从训政阶段到宪政阶段的过渡，作为国民党的政治课题，隐藏有其领导层内部孙文长子孙科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1936年5月5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按照蒋介石的主张，强化了总统权限。国民大会作为宪法制定权力机构，虽由限制选举选出的代表组成，但人们仍然期待它如期召开。在此过程中，共和立宪制政治层的磁场在现实的政治运行中发挥作用，产生了将“训政”的下一个政治阶段“宪政”（共和立宪制）制度化的可能性。这种“混合政治”或“复合政治”的实态逐步扩展，实际上各地都实施了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
不过，由于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国民大会只能中断或延期。抗日战争结束后，进入国共内战期，因此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都未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经过1946年11月的选举，国民党与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召开国民大会，于12月制定《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2月正式施行。国民党在形式上实现了从训政向宪政阶段的过渡。
1938年，国共两党因抗日而进入合作阶段，在训政体制下为抗日而要求政治民主的社会潮流高涨。在上述背景下，社会累积的立宪共和制政治层的磁场发挥作用，于7月在中国国民党的主导下，组建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政党在内的国民参政会作为咨询机构。从国民党训政体制来看，这一位于其政治制度边缘的新平台，为促使宪政民主化运动的社会化提供了制度条件。
1944年，国民参政会超越咨询机构的束缚，开始探讨如何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在9月的参政会上提出改组中央政府，成立非“一党专政”的“联合政府”，民主同盟作为第三政治势力也主张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抗日战争中，社会上对政治民主主义的呼声已经十分强烈，如何吸收这种政治力量并进行正确应对，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考验。当然，国民党对于这样的政治改革计划持否定态度，即便在1945年以后的战后政治变动期，仍将1931年的《训政时期约法》作为其统治的正统性依据。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虽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改组案，但国民党在3月的六届二中全会上予以废弃。国民党采用在“训政”体制下召开国民大会的路线。
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路线，作为国民党路线的对抗物，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和第三政治势力主张新政治正统性的新社会政治阶层。这对1948年后在国共军事冲突中确保了优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否组织新政治协商会议以构筑政治权力问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战后中国面临着中央政治的正统性依据是否继续于“训政体制”的政治选择。在20世纪第二周期，政治变动的驱动力，是“政党国家体制”板块内的权力竞争。
与国内政治的发展相照应，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再次产生变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新阶段。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召开，中国受邀参会，并成为与美、英、苏并肩的世界“四强”。这意味着在整个20世纪前半期内，国民政府自1928年以来寻求脱离“半周边”的志向已经实现，并由此获得了迈向“半中枢”位置的国际政治资本。中国正式取得“半中枢”地位，是在1946年伦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确立了战后国际体系的联合国，将中国列为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获得上述国际地位的同时，第二周期阶段内的国内外政治危机引发了新的历史循环，其起点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结语
在20世纪累积并存且拥有社会基础的四大政治板块，在与当时的全球化压力互动过程中发生了各种政治矛盾。以今天的目光观察，这种政治变动大概以25年为一个周期展开。当然，在这一变动中，既包括第一周期中出现的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废除皇帝专制制度等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重大事件，也包括第四周期中出现的具有重要的世界性意义的“改革开放”。
这四重政治板块，其实集中镶嵌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政治空间内，并积聚了相应的社会基础与磁场。广义而言，民国时期覆盖了20世纪前50年。四大政治板块的产生与层累，正是民国时期将来自外部的全球化压力内化并制度化的过程。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政治空间动态，为观察“200年中国”的政治变动提供了极具象征性的政治资源。
这种政治变动过程的主要推手，是各种政治团体与党派。在19世纪的清朝史中，尤其是在第三周期有李鸿章（北洋大臣）集团，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分享了西太后控制下的皇帝专制政治板块的权力。1912年排挤掉孙文的袁世凯，以及1928年军事政权崩溃前一直掌控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北洋政治军事集团，都是促使中国发生政治变动的重要推手。20世纪前夜，围绕1898年的戊戌变法，光绪帝与康有为等君主立宪制的倡议者与西太后和北洋系在政治上存在矛盾，但在义和团与《辛丑条约》后，其谱系事实上又为西太后和北洋系所继承。尤其是日俄战争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属于“新政·宪政”阶段。该阶段，君主立宪制政治板块渐进式地部分嵌入到皇帝专制政治板块中，但其制度化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均较表浅，于是爆发了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作为废除皇帝制的“主权在民”的政治体制，立宪共和制政治板块以辛亥革命时期进行的各种准备为基础，逐渐作为新的国家体制得到运行。但在共和立宪制政治的议员选举与议会召开的实施过程，民国政治实际上包含了诸多困难。尽管如此，以孙文的同盟会、国民党为中心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构成了代表中华民国国家正统性的政治依据。作为孙文后任的袁世凯等北洋集团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然而，袁世凯本人试图在1916年称帝，1917年张勋拥戴清朝宣统帝复辟等事件，都是皇帝专制政治板块的磁场发挥作用的结果。但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尽管各股北洋势力因争夺北京政府的权力，发生多次军事冲突，即军阀战争，但他们也是以中华民国的国家正统性和共和立宪制为前提的。共和立宪制格局基本维持到1928年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通过北伐战争推翻北京政权。
在第二个周期的政治空间中，包括地方军事实力派在内的国民党政治军事集团，提高了对全国政治的影响力。国民党否定北京政府的正统性，于1927年4月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基于孙文“训政”理论的“政党国家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板块。
1938年，在以抵抗日本军事侵略为目的的国共合作下，国民党在维持一党训政框架的同时，在其制度边缘允许成立了“国民参政会”，事实上引入了主导政党体制，直到1946年都允许其发挥作用。同时，中国国民党在当时国内宪政运动高涨，以及美国对一党制的批判中，将孙文所说的向“宪政政治”转型具体化。1946年11月，通过限制性选举，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12月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进而于1948年第一次进行了行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并成立中华民国总统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选择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党制，而是选择多党合作、共同执政的体制。在20世纪第三周期的大陆，形成了新的政治板块。历经1949年至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艰难探索阶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第四个政治周期，此时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制度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体制中的领导地位。
如果从外部视角来回顾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政治，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成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参与到了苏联布局的政治体系的边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苏联关系上，追求摆脱其边缘地位，并以1964年的原子弹研发成功为契机，开始走向半边缘地位。此后，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成为常任理事国，1972年，毛泽东决定与美、日恢复邦交，强化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为其后邓小平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搭建了国际平台。1978年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也意味着半边缘地位的确立，此后开始通过施展强有力的内外政策以求摆脱半边缘位置。2001年加入WTO，则是中国走向半中枢地位的起点。
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经1997年邓小平逝世，到2001年加入WTO，在第四周期中，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根据A.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73年的4.6%增加到了2003年的15.1%（日本在同期则从7.8%下降到6.6%）。至2010年，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由此，中国上升至半中枢地位，并以此为原动力开始了脱离半中枢地位的历程。此后的国际政治发展，虽然呈现出中美在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矛盾逐渐表面化，但从中长期视角来看，中美关系维持某种“均衡”状态的可能性极大。
综上可见，以全球史以及宏观深度史为视角，从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基础中理解200年来中国政治中四大板块所显示的“混合政治及其周期性变动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是十分重要的。
译者：辛孟轲（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博士生）
校对：王美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1]本稿原为讲演稿，故省略详细注释。
[2]西村成雄，已退休，曾先后任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暨副校长、大阪大学与放送大学教授，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理事长。现为大阪大学名誉教授，神户孙文纪念馆副馆长。
[3]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第65页表1～3。
[4]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第66页。
[5]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第68页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