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约稿
孙中山之后的大亚洲主义：民国时期中国的日本认识
村田雄二郎 著[1] 宋舒扬 译
【摘要】本文基于中方人士倡导的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与近代日本的“アジア主义”在内容和性质上的不同，将选取几部主要的论著，追溯“后孙中山时期”中国亚洲主义的发展过程，以此揭开孙中山遗留下来的若干谜题。
【关键词】亚洲主义 孙中山 戴季陶 胡汉民 中日关系 王道精神
有关近代中国亚洲主义[2]的发展过程，以往的研究已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亚洲主义的阙如及其薄弱的存在感。孙歌指出，对中国大陆这一在历史中形成的国家而言，东亚只代表了其地域概念的一部分，东亚论基本没有成为关乎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思想课题。[3]换言之，在中国看来，“中国”即是亚洲，以“中国与亚洲”的方式将亚洲外部化的地缘政治学契机与文化基础都是极为薄弱的。
第二，近代中国积极论说亚洲主义的学者，多局限于曾亡命日本、留学日本的人物，或日中关系中的当事人。其中既有赞同日本的亚洲主义的，也有反对日本中心主义，提倡其他类型的亚洲主义的（如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戴季陶的《新亚细亚》[4]、“民族国际”[5]等）。无论哪一种，其论说与发言的背景都以某种形式与日本发生联系。结合第一点来看，可知中国率先论说亚洲主义的内在动机较为薄弱，只有在受到日本“触发”的种种情形下，方能出现有关亚洲主义的言说。
第三，除胡汉民将“大亚洲主义”与“抗日”合论之外，中国人提倡的亚洲主义大多都有“亲日”倾向或“日中提携”的要素，不能对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有所批判。特别是汪精卫一派在所谓“和平建国”运动中鼓吹的“大亚洲主义”，以其割离了孙中山晚年对日本的尖锐批判而受到质疑。[6]在日军枪口之下叫嚷的“大亚洲主义”只是为了使日本的侵略正当化，披上了“善邻友好”、“东亚和平”伪装的意识形态。因此批判的矛头直指其自甘堕落，背离了孙中山构想的真正的“大亚洲主义”。
笔者基本同意以上三点，先行研究对近代中国亚洲主义特征的论述是大致确当的。不过，上文概括的中国亚洲主义的普遍规则，与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进行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似有一定的偏差。如该讲演结尾著名的一段[7]，孙中山结合“王道”与“霸道”之争这一传统的文化价值，演说其理想中的亚洲主义。这不能单纯理解为受到日本人论调启发的言说，而更应从孙晚年“回归传统”的思想脉络中加以解读。毋庸多言，孙中山有关亚洲解放的展望中包含着对苏俄的期待与将尼泊尔视为“属国”的中华中心论的亚洲观，这些都是日本的亚洲主义所不具备的思想要素，不能将其简单视为对抗日本的言说。
孙中山受日本人邀请，在日本神户面向日本人作了生平唯一一次“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但仅从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角度论述其意义，本身便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孙中山晚年所提及的“王道”论，其模糊多义的文本如同一个谜团，至今仍刺激着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驹込武在其讨论近代日本殖民思想的著作中，分析了伪满洲国成立之际标榜的“王道主义”，称其“反用了孙中山的权威，作为基于亚洲主义原理的‘连带’论大致可以成立——姑且将日本帝国主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视为次要问题”。[8]尽管程度不同，这一结论亦可适用于日本军政统治下，或汪精卫政权下的中国出现的“王道论”或“亚洲主义”言说。“可能性”固然仅仅止步于“可能性”，但将中国的各种亚洲主义言说暂时从“侵略与连带”的二分法中解放出来，则是今天不可或缺的工作。
遗憾的是，笔者现在还没有准备从正面论述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历史意义。然而，暧昧而存在多样化解释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谜题，通过孙中山之后，包括其“继承人”在内的各类亚洲主义言说方能触及。这亦是将孙中山的演讲稿作为一份开放的（open-ended）文本加以解读。如此一来，我们或将看到“大亚洲主义”演讲所蕴含的可能性的核心部分。
下文将选取几部主要的论著，追溯“后孙中山”时期中国亚洲主义的发展过程，以此揭开孙中山遗留下来的若干谜题。
一 日军出兵山东前的日本论
首先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日军出兵山东之前中国国内的日本观与日本认识。
众议院议员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东京：宝文馆，1916）使大亚洲主义在日本广为人知。该书作为系统讨论亚洲主义的发轫之作，两年后便出版了厚达1200多页的中译全本（东京：百城书舍，1918），在中国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和阅读。这一时期的“亚细亚主义”多取范于以人种概念划分的“泛～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等），论说东亚黄种人的联合与“人种同盟”的必要性。[9]
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一文中严厉批判了日本流行的亚洲主义论，称其为“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是侵略、吞并弱小民族的军国主义。日本人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基本没有得到共鸣。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经历了“二十一条”（1915）与《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18）风波后，中国已基本不可能对日本提出的“亲善”与“连带”抱有期待。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因“二十一条”而恶化的对日感情有所缓解，两国关系在经济、文化层面逐渐好转。日本政府顺应华盛顿体系，实行协调外交，调和与各国关系，重视经济合作，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国内随之出现了主张正确认识日本、理解日本的声音，各大报纸与杂志开始刊登介绍日本文化与历史的文章。这一时期，外国人研究日本的若干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一些没有留学经历、不懂日语的学者开始通过译书或英文文献研究日本。如谢晋青的《日本民族性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陈恭禄编《日本全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陈德征的《日本研究提要》（上海：世界书局，1928）、潘光旦的《日本独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上海：新月书店，1930）等，都是早期日本研究的成果。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日本论大多提及日本人的国民性与民族性。其动机在于：“二十一条”之后，中国国民多关注日本的政治与外交，试图理解其对华政策所反映的日本人的思考与感觉模式。人们尤其对“武国”日本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综合其直接、间接所见所闻的日本军人的言行，探寻其起源与背景。“尚武”、“军国”因之成为论者热衷的话题。如戴季陶《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结合日本人固有的“信仰力”分析其好勇斗狠的民族性，将“尚武”精神视为日本在“开国以来”漫长的历史中养成的习性，是这一类研究的代表作。此外，受到梁启超所作《中国之武士道》（1904年初版）的影响，这一时期对武士道背后的日本人的伦理与精神的关注也呈现出高涨的趋势。
在人们对“武国”日本的关注日益增长的大环境中，王朝佑的《亚洲之日本》[10]可谓独树一帜。该书非但毫不掩饰其亲日的立场，更积极应和日本人鼓吹的亲善、提携论。不同于主流的反日、抗日的日本论，该书因其主张亲日的少数派论调受到了日本国内及在华日本人的欢迎，刊行后不久就被译成了日语。[11]下面对王朝佑的生平和他的日中提携论作一详细介绍。
王朝佑1886年出生于山东曹州，1905年留学东京，入东亚同文会创办的同文书院学习。两年后学毕归国，于北京开设私塾“日文专修学校”，自任校长，致力于培养有留学日本意愿的中国人，并曾短期任北京山东中学校校长一职。1927年应山东军阀张宗昌之邀，任直鲁联军外交署秘书、外交署日本科主任。其后动向多有不明之处，但可知其1938年与宋介等人共同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新民会中央指导部委员会委员（日本四人、中国人三人）。[12]王朝佑在新民会中似无突出表现，仅在会刊《新民周刊》中发表过有关“亚细亚联盟”的论说。[13]
其著述除《亚洲之日本》外，还有《我之日本观》（北京：京城印书局，1927）与《中国灭亡论》（北京：东和印刷局，1934）等。《我之日本观》从“民族心理”、“社会制度”、“哲学”、“信仰”、“艺术”各个角度广泛论述了日本的国民性，是最早系统全面考察日本“国民性”的论著之一。卷末“留学时代之观察”一节尤具史料价值。作者结合自身体验，生动描绘了清朝留学生学习生活的情形，如陕西籍留学生在激昂之余，以巨石砸碎靖国神社展示的缠足女人的鞋子、鸦片烟枪、“万民伞”、名门高第的匾额等从中国得来的战利品的情景。王朝佑在20年后以回忆形式记述了当时留学生的心情与意识，可知留学时代对日本国民性与社会生活的好感，孕育了其日后提倡的日中亲善论。
《中国灭亡论》则是一本不足40页的小册子，作者感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现状，官僚政客自私自利，残虐人民，伦理败坏，道德沦丧，军人为祸，盗贼横行，指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号召国民决心改革，发奋图强。所谓“中国灭亡”，乃“警惕国人之语”（自序）。颇有意思的是，作者还提及了《我之日本观》出版后，被目为“亲日家”，遭到诽谤污蔑的经历。“中国国民应有之认识”一章论及日本，与《亚洲之日本》论调相同，都主张过激的反日、排日无益于中国的富强，只有学习先进国家日本，与日本相互提携，才是救中国于灭亡命运的唯一出路。
此外，王朝佑还在《北京繁昌记》（作者为寓居北京的著名中国通中野江汉）第一卷（1922）出版后马上将其译成中文，用原题由醉中印刷社出版。又著有《四十四年落花梦》（北京：中华印刷所，1943）一书，为编年体的近代中国大事记，各条附著者按语，内容有不少涉及日中关系。
从《亚洲之日本》自序中“中华民国十七（1928）年六月十四日”的日期可知，该书是在日本出兵山东、制造皇姑屯事件后，两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时出版的。其核心主张为全面刷新中国政治、解放亚洲民族，日中两国的合作不可或缺。王朝佑虽表示“吾之所希望于日本者，欲其入于王道，而不愿其流于霸途也”（第42页），却并未言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考虑到王对国民党的对日政策一贯持批判态度，这亦是理所当然的。尽管书中没有直接出现“大亚洲主义”一词，但高唱“亚细亚之经纶”，强调“亚细亚民族之团结”，对抗白种人的西方文明，这显然是一种中国版的亚洲主义。略引其说如下：
日本者，东亚之强国也，世界之霸王也，其对于亚洲所负之使命，果如何之重且巨乎。吾以为日本对于亚洲之人民，应有详细之调查，确定具体之办法，下以决心，持以毅力，勇猛作去，勿退缩，勿顾虑，以东亚全体人类之幸福为目标。方针既定，顺序进行。（第4页）
我东亚人民，对于日本应有绝大之希望，予以艰巨之责任，政治如何改良，教育如何振兴，实业如何发达，交通如何便利，财政如何整理，货币如何统一。（第14页）
中国之秩序恢复，欧美之野心自泯，其他亚洲各国，必将眉飞色舞，与中日两国，共图进行。关于此，日本之外交，不能取远交近攻之策，事事仰欧美之鼻息，以压迫中国，宜居东亚长兄之地位，为亚洲各国，保护权利，增长利益。（第20-21页）
上述亲日路线在当时获得了多少读者，现不得而知，在日本的反响概如上文所述。王朝佑在本国并未因此博得文名，可见其言论当被视为毫无社会基础的奇谈怪论。该书虽专设一章论日本出兵山东，称中国国民激愤，批判日本暴行，但“亦应责备自身”（第64页），其立场依然倾向日本。日本如有恶意，早晚必将暴露，现今“我国民宜以沉静之态度，为充分之自励，时时知耻，时时奋发，抛却私心，忠于国家”（第63页）等论调，在爱国感情高涨的中国想必是很难被接纳的。
在此要指出的是，王朝佑“亲日”的亚洲主义的理论结构成为其后出现的各类日中提携、亲善论的先驱。大致整理其要点如下：（1）高度评价富国强兵模范国日本；（2）反之感慨中国的停滞与衰落；（3）对欧美侵略亚洲抱有危机感；（4）期待先行者日本给予中国支援；（5）鉴于彼此军事力量的巨大差距，否定日中开战论。以此为前提，固然可以得出一些推论，如以日中亲善为核心的亚洲民族解放，乃至以日中两国为盟主的“东亚联盟”的结成。但抛开其可行性不论，这些构想与抗战时期中国出现的“日中亲善”、“和平建国”论在理论结构上并没有太大差别。
至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王朝佑认为不平等条约不足为道，只一味期待日本发挥“指导”作用。在企图向大陆扩张的日本军部、政府耳中，再没有比这更动听的亲善论了。与之相对地，在奋起要求回收国权、改订条约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看来，这无疑是最不可接受的“卖国”论。
无论如何，王朝佑的上述论调体现了与排日、抗战不同的一类“和平型”救国论。所谓“和平型”，是指主张避免与日本武力冲突，在寻求一定的协调与提携的同时，扩大本国权益、提高国家地位。[14]王朝佑过度追求与日本同步的态度只能遭到社会的排斥与嘲笑，然而在这一时期，尽管较为薄弱，但确实存在着对“亲善”、“和平”寄以希望的言论空间。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动用武力，战争日益激化，自由灵活地讨论日本的言论空间亦随之逐渐缩小了。
二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论
1928年4月，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攻入山东，日本田中义一内阁随即决定出兵，命第六师团及天津驻屯军开往济南（即第二次出兵山东）。5月3日两军爆发冲突，后演变为日军对济南城展开总攻击，导致日侨十余人被害，逾3000中国军民伤亡，中国称为“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令广大中国人倍感愤慨。日本出兵山东，使得因“币原外交”有所缓和的对日感情一夕逆转。不仅如此，以济南惨案为转折点，北伐以来中国排外感情的矛头更由英国一齐转向了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事件则使得中国的对日感情进一步恶化。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一行乘专列从北京返回大本营奉天途中，在奉天郊外遭到日军有预谋的爆破，包括张在内的多人遇难或重伤。暗杀张作霖的消息一出，东北（满洲）中国社会对日舆论沸腾，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亦因此改变对日合作的立场，转而与国民政府合流。
日军出兵山东后，中国有关日本的图书与杂志论文剧增。人们关注的焦点都在日本的对华政策、日军的暴行等政治、军事方面。倭寇记忆的复苏亦是在这一时期。论者多将提着日本刀、趾高气扬地蹂躏中国的日本军人的形象与记忆中的倭寇联系在一起，强烈批判日本的侵略行为。
国民党的月刊杂志《新生命》日本研究特集号（第1卷第7号，1928年7月）最早对济南惨案作出了直接反应。[15]该特集号共收入了20篇文章（其中一篇译自日语），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劳动运动、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当时的中国称得上是一部高水平的日本论集。
特集开篇论文的作者是1938年追随汪精卫逃出重庆任汪政权要职、战后背负汉奸骂名的周佛海。他在这篇题为《日本的危机和我们的努力》的文章中称，日本虽侵略中国，其国家实则危机四伏，中国只要努力就能够促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周佛海认为其危机主要在经济方面，并列举了铁、煤依靠国外输入，资源匮乏，市场购买力低下，对外贸易减少，财富集中于少数财阀，财政赤字增加，贫富差距扩大，土地集中，劳动争议与农村阶级斗争的激化等十大危机，称日本资本主义正日渐动摇，最后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与中国革命的成功乃表里一体，“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以促日本帝国主义的夭亡”，号召国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
从周佛海此文可以看出，《新生命》杂志的特点在于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以经济问题为中心，分析各国资本主义的现况。该特集号中亦有多篇值得注意的论文，分别讨论了日本财政、金融、贸易、殖民政策、劳动运动等问题，剖析了日本资本主义过去与现在的状况。值得注意的是，该杂志的作者多为有过留学经验的学者以及这一时期学问日趋专门化的时代背景。与以往以游记、印象记、体验记为主的日本论不同，该特集所收的文章乃是基于文献与数据的专业性讨论，日本政治与经济也成为这类运用学术方法分析的对象。特集的组稿与文章内容均体现了这一特点。
该特集虽以反日、抗日为总体基调，但客观冷静的日本批判也不在少数。如曾留学美国的政治学家周鲠生的《日本的对外政策》一文，依时间顺序详述了日本“开国”以来的外交史，并回顾了以日俄战争为转折点，日本正式开始侵攻大陆，形成意图吞并中国的大陆政策的过程。该文没有大声疾呼地批判日本，而是在准确把握满洲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华盛顿会议之后的协调外交及日本“二重外交”中的外交权分配等要点的基础上，详略得当地分析了日本的对华政策，较之今天的历史叙述亦不逊色。此外，武懿的《日本思想界的变迁》则阐明了日本从神话时代到现代的主要思想潮流，该文颇有分量，一方面指出儒教、佛教及西洋文化并非日本固有的思想，另一方面则具体考察了各个时代日本人吸收上述外来思想的历史过程。两篇文章都足以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日本研究和日本认识的深化。
日军出兵山东后，舆论纷纷转向反日，有关日本的书籍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戴季陶的《日本论》。该书出版恰逢日军第二次出兵山东，因此得以多次重版，阅读者众多，对中国人日本印象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作者一面赞叹“切腹”、“殉死”所反映的日本人钟爱崇高性的审美趣味，一面援引田中义一的“积极政策”，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起源于“神权迷信”，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乃是武士道的“堕落”。今天许多耳熟能详的日本批判，不少都来自戴季陶。进而言之，蒋介石、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军民二分论”（认为日本国民与中国国民同样都是日本军阀的牺牲者），很可能也直接来源于戴季陶的日本认识。戴季陶曾在《日本论》的雏形《我的日本观》（《建设》第1卷第1号，1918年8月）中表示，敌人只有日本的“军阀”，“他大多数从来没有插过双刀、做过御用商人的日本人，到底还是中国的好朋友”。耐人寻味的是，戴季陶在《我的日本观》的基础上改写《日本论》时，却将这段话删除了。
戴季陶掀起的日本研究热潮，因九一八事变势头愈增。事变爆发后不久，中国各地便陆续刊行了有关日本的书籍杂志，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南京日本研究会编辑的《日本评论》。该杂志的前身是创刊于1930年7月的《日本》，执笔成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九一八事变后，于1931年11月改名为《日本评论三日刊》，不久再次更名为《日本评论》，改为月刊，出版地也移到了首都南京。该杂志是当时罕见的专门研究日本的长寿杂志，1932年7月创刊，1937年临时停刊，1940年1月在重庆复刊，后一直存续到1945年3月。[16]
尽管南京日本研究会的编辑和作者阵容带有鲜明的国民党色彩及半官半民的性质，但该杂志广泛刊登了与日本有关的论文与评论，涵盖政治、军事乃至金融、经济、教育、文学等各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会还以每周一册的频率出版了总计90册的“日本研究会（小）丛书”，其内容举凡日本军费膨胀、国际贸易、财政制度、共产党之发展、法西斯运动、日中关税协定、中东铁路等，在蔓延的战火中为中国人了解日本现状、获取日本相关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对于日本历史（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的近现代史）也愈加关注。其理由不言自明：不少中国人意识到要将富国强兵的先驱、现代国家建设的优等生日本的发展道路，作为一部中国侵略史来重新审视。其中固然有许多议论时局的肤浅速成之作，以及国外（包括日本）著作的译本，但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全7卷，天津：大公报社，1932-1934）这类严肃学术著作的出现也不容忽视。
如上所述，从日军出兵山东到九一八事变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疾呼抗日救国，日本研究亦逢其时，诞生了一批社会影响力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但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总体质量是否有所提高，还颇为值得怀疑。戴季陶之后，脍炙人口的日本论的阙如便是最为明显的证据。尽管如此，在华北战线陷入胶着、两国缔结停战协定的情势之下，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仍静静掀起了一股客观地、真实地研究日本的潮流。而第一次上海事变（1932）后一时巨减的留日学生数量在1934年开始回升，1935年7月达到了4500人，11月更增至与清末相当的8000人。这同样也反映了上述的社会状况。[17]
其中，一部分日本论因其作者在日本的实际体验及与日本人的交往，而呈现出了一定的广度与深度。《宇宙风》“日本与日本人特辑”号可视为顶峰。[18]该特辑分两次刊登了约40篇论文与随笔，由于其文艺杂志的性质，内容较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艰深”的话题，而多为讨论日本文学艺术、社会生活与国民性的作品。特辑收入的周作人的《谈日本文化书》等多篇文章，既体现了作者对日本文化本质的准确理解，同时又兼具了中国人独特的视角，耐人寻味。倘若不以抗日意识的强弱为评价标准，只论观察的深度与表现手法的巧妙，则特辑所收各文堪称近代中国所孕育的日本文化论的杰作。
其理由为何？线索正在于作者日本体验的质量上。除周作人清末留学日本、年龄较长之外，大正时期（民国初年）赴日的中国留学生大致皆求学于旧制高中，呼吸“大正教养主义”的空气，并精通欧洲文学与经典。留学生在日本生活、学习、进而思考，期间短则四五年，长则近十年直至大学毕业。严安生考察了其代表人物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的文学活动，得出了饶有兴味的结论：“20世纪20年代之前，留学欧洲者尚为少数，且多专攻实学。虽有数人转而为文，成就诗名，却鲜少有人与就读于旧制高中的郭（沫若）等人一般，有同等的公学或文理中学的学习经历。因此，就西方人文学素养而言，其知识的广度、阅读的量与质，乃至高度与精度，都难与旧制高中稳扎稳打的学生同日而语。”[19]这一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30年代中期《宇宙风》日本特辑号作品群问世的背景。
三 抗日与大亚洲主义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同于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方针，中国社会要求“全面抗日”、“彻底抗战”的呼声高涨，学生、市民的反日活动亦日趋激烈。抗日救国成为舆论主流，与日本提倡的日中提携、亲善论表里一体的亚洲主义言说自然难以摆脱日益边缘化的处境。而此时胡汉民却以其特殊的立场，反其道而行之，将“抗日”与“大亚洲主义”相提并论。
这一时期，胡汉民在其主办的政论杂志《三民主义月刊》上发表了三篇有关“大亚细亚主义”的论文：
《大亚细亚主义与国际技术合作》（第2卷第4期，1933年10月15日）
《再论大亚细亚主义》（第4卷第3期，1934年9月15日）
《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第7卷第3期，1936年3月15日）
上述文章反映了胡汉民“抗日”、“反共”，以孙中山思想的正统继承人自居的基本立场。胡汉民称，大亚细亚主义的目的“在打破欧洲霸道民族对亚洲民族的压迫，恢复亚洲民族固有的地位”，其方法“在以亚洲民族固有的王道文化做基础，联合各部民族为亚洲民族之共同利益而奋斗”。现在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推行的“国际技术合作”只能使各国均沾中国利益，以致中国有沦为国际殖民地之虞，这与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在文中，胡汉民强烈批判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姑息政策，更甚于批判日本：“我们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以对日抗战来自救，由自救以建立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大亚细亚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与国际技术合作》）。
至于民族主义与大亚细亚主义的关系，胡汉民解释如下：孙中山提倡大亚细亚主义，目的是为了实行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间的一层连锁，说清楚些，是由民族主义过渡到世界主义的一座桥梁”，谈大亚细亚主义不能无视民族主义（《再论大亚细亚主义》）。
基于上述论点，胡汉民猛烈抨击当时日本所称颂的大亚细亚主义，称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为“亚洲的门罗主义”，“是帝国主义间预约的分赃主义”、“侵略的利益均分主义”。批判日本大陆政策，笔锋雄健，毫不留情。即，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大亚细亚主义”，“为东方的王道主义的，非西方的霸道主义的，为济弱扶倾主义的，非巧取豪夺主义的，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非帝国主义的独占主义的”。因此，今天日本的“亚洲的门罗主义”乃是独占的侵略主义，与孙中山先生的“大亚细亚主义”大异其趣。只有“以平等互助为原则，注意于民族之济弱扶倾，各个发展，以共同抵抗外来之侵夺为主旨”，才称得上是孙中山先生真正的继承人（《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
胡汉民于此时略显突然地搬出“大亚细亚主义”，实际蕴含着对抗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之意。[20]作为国民党党内反蒋集团的领军人物，胡汉民意在借助孙中山嫡传的“大亚洲主义”，批判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主张自家党派的正统性。而日本政府与军部亦有意策划扶植蒋介石的敌对势力西南派，则使得事态变得更为复杂。
松井石根是此处的关键人物。1936年2月，已转入预备役的松井远赴香港，拜访旧友胡汉民，希望西南派扛起反蒋大旗，践行大亚洲主义，走上对日提携的道路。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一文便是与松井会面后不久，发表在各大报刊上的谈话记录。文中，胡汉民一面回顾了与松井多年的深厚友谊，一面批判当前日本的对华政策，反复陈说其引以为傲的孙中山嫡传的大亚洲主义。尽管两人私交甚笃，双方在大亚洲主义的认识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分歧。
松浦正孝从经济合作计划入手，研究了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与日本的关系，其论足资参考。[21]松浦指出，“满洲国”成立后，胡汉民、萧佛成等人为对抗蒋介石攻略西南的筹划，接受了关东军的提议，获得了日方一定的军事援助。当时日本方面计划联结以广东为核心的华南地区与台湾、满洲，建立一个跨区域经济圈。这一计划得到了日本陆海军、在华领事馆与台湾总督府的支持与推动。其目的不言而喻，乃是为了阻挠蒋介石统一全国，进而扩大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势力。在此背景下，1933年前后松井石根（时任台湾军司令官）与胡汉民等人的接触，无疑暗含着加强中国西南地区与台湾经济联系的企图。松井于同年发起成立大亚细亚协会，并曾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产生共鸣，与除胡汉民之外的国民党要人也有所来往，是军人里的“支那通”。
在胡汉民看来，推进对日经济合作在对抗南京的问题上，的确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然而面对日本的接触，他的反应仅仅代表了一种政治态度，正如他从未承认过日本军事行动与建立“满洲国”的正当性。尽管他对日本提出的经济合作方案表示过赞同，但作为西南派的领导人，眼前最迫切的依然是南京中央政府推行的西南地方化，以及因此导致的自身势力削弱的问题。胡汉民对松井等人口惠而实不至的回应，实际应当视为其牵制南京国民政府的手段，于此时特意搬出“大亚细亚主义”，一方面向日本展示了表面上的亲善态度，另一方面则借批判日本“亚洲的门罗主义”，向国内舆论宣示其孙中山思想正统继承人的地位。如上所述，这一时期胡汉民高唱的“抗日”与“大亚洲主义”如同车之两轮，成为向国内外宣扬自家（新国民党）存在意义的两块政治招牌。
四 从新民主义到大亚洲主义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部为整合京津治安维持会及各地方“自治政府”，扶植华北新“政府”，开始着手政权设计与纲领制定，于1937年12月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为笼络人心，又设立了思想教化团体新民会，以新民主义为指导思想。新民会接受日军的“内部指导”，发起人为华北当地权贵与来自满洲协和会的小泽开作、张燕卿等人。其早期《章程》鼓吹“剿共灭党”，以“歼灭”国民党、共产党，铲除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之一。
除民众教化之外，新民会还开展了青年职业训练、农事试验场普及、农村合作社运动等多项事业，人员与组织规模迅速扩大。然而，随着军队势力的膨胀，早期新民会中央成员之间龃龉迭生，1939年12月不得不全面改组，被迫与军队宣抚班合并。新班子由“临时政府”首脑（行政委员长）王克敏出任会长，缪斌、安藤纪三郎任副会长。在此期间，致力于创制新民会理念的正是因抗战末期对重庆“和平工作”闻名的“中央”指导部长缪斌。[22]
缪斌于1922年加入国民党，历任党内若干要职，堪称精英。缪虽有留日经历，但九一八事变之后也曾明确批判过日本的扩张政策“借王道之名，行霸道之实”[23]。原在抗日阵营的缪斌没有参与过明显的反日活动，属于“在反抗日本支配与沉默服从之间寻求出路”的一类人。[24]在两国开战前夜曾主张日本应“废除其霸道之武力压迫，本于王道主义，援助中国之复兴”的缪斌，究竟经历了何种思想转变，最终投于身傀儡政权，其过程难以查考。但现在可知的是他参与成立了“临时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成为新民主义最有力的鼓吹者。
缪斌称“新民主义，以实行王道为志”[25]，其实践方法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亲乡、治国、平天下”（第5页），在《大学》原有的八条目中，加入了“亲乡”一条。何为“亲乡”？依照缪斌的说法，“齐家之后，必须经过亲乡之程序，始可达于治国之域”。具体而言，“亲乡者，地方自治之谓也”（第15-16页）。“地方自治”之真意在于“能使政治家之治民，作之君而作之师，使政教合一。逐渐养成社会之善良风俗，使人民各守其分，各安其业”（第17页）。老子的“小国寡民”、“无为之治”，才是新民主义追求的理想的自治=教化=德治，缪斌将其概括为礼治主义、德治主义、生产主义三点。
早期新民会不仅反对共产主义，更抨击三民主义不符合中国传统的王道、仁政。如新民会举办的系列讲座常常将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与三民主义作为批判对象，称其与传统的东方文化背道而驰，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物质主义”的产物[26]，对晚年转向联苏容共的孙中山也不以为然。1938年1月设立于北京的新民主义教育机关新民学院，其教学大纲中亦设有“东洋政治学”课程，意在“讲授皇道、经子学之要义，发扬新民主义，批判共产主义、三民主义”。[27]
然而，随着1940年3月以汪伪政府“还都”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南京）被汪伪政权吸收合并，新民主义的教义不再与三民主义针锋相对，转而重释教义，寻求二者协调。下表列出了北京新民会纲领的变化，可知在1940年后，其反国民党的色彩逐渐淡化，重心转移到了日本标榜的“新东亚秩序”建设。[28]
众所周知，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是日本军队的拱卫之下的傀儡政权。尽管如此，它仍标榜三民主义为建国理念，自称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始终以中华民国的正统政权自居。1939年11月23日，汪精卫在上海的演讲中称，“善邻友好”是“大亚洲主义的理想”，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孙中山提倡三民主义的用意，一贯有着“中日合作”的信念。[29]至于“国家”象征之一的“国旗”，汪精卫亦不顾日本反对，坚持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区别于重庆国民政府，旗上另加“和平反共建国”之三角旗）。足见在统治的意识形态上，新“政府”无疑试图与日本以对等的立场，解决两国间的种种悬案。
有关汪精卫将三民主义与大亚洲主义作为新“政府”“国家”理念的动机，土屋光芳作出了如下解释：“汪精卫定义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适用到亚洲便是大亚州主义。这一理论与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东亚共荣圈’形成对照，宣示了汪政权与日本的对等立场，以此强化其作为和平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30]由于日军违背了撤兵约定，汪精卫政权的傀儡本质昭然若揭，然而其当初提出的“和平”“救国”的政治目标及其背后的大亚洲主义的理念，确实赋予了汪政权意识形态一定的独立性与特殊性。至少在汪政权成立前后参与了对日合作的人员，多少对上述的“建国理念”（时称“指导原理”）抱有期待，期望随着战争走向的变化，该理念能够成为对抗或取代日本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其说汪精卫本于三民主义的大亚洲主义论从意识形态上屈从于日本，不如说它与日本的东亚新秩序论与东亚联盟论不无微妙的重叠之处[31]，是在日中两国因民族解放、不平等条约改订等问题处于紧张关系之下，逆流而行提出的民族自存自救的纲领。从结果来看，该尝试以惨败告终，然而不可否认，亚洲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全面战争这一极限状态下开拓了孙中山思想的一种可能性。
回到新民主义。汪精卫政权诞生后，新民主义敌视国民党、反对三民主义的理念不得不面临根本改变。入江昭认为，由于新民主义的理念渗入了汪精卫的新“中央政府”，因此南京“政府”的官方思想与新民主义并无二致[32]，这一结论颇有商榷的余地。今井武夫曾对身处汪政权中枢的缪斌表示了担忧：“足下既为新民会最高责任人，汪精卫自任国民党副总裁，欲树立国民党政权，主义上恐难与足下相容。”[33]足见在旁人看来，新民主义与三民主义亦迥然不同，而缪斌毫无原则的转向则招致了同僚的鄙夷。
1940年3月之后，新民会仍然继续运作，并于1943年成立了南京分会。但日美在1941年12月开战后，为削弱军队影响，当局转变方针，要“使新民会成为支那人之新民会”，大量日本职员离任，新民会活动逐渐走向低潮。后南京新“政府”为动员民众发起“新国民运动”，吸收新民会的运动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更加速了该会衰微的步伐。抗战末期，随着后盾日军、南京“政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势力日益衰弱，新民会的命运亦有如风中残烛，摇摇欲坠。1945年8月16日，波多野种一等日人职员一行拜访副会长喻熙杰，与新民会干部召开了半个小时的座谈会，这次聚会实际上成为新民会的散伙会。[34]
新民会的宣传活动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今日难以推知。但除了一部分沦陷区之外，其影响力应当是非常有限的。而其统治理念新民主义，抛开当事人的自吹自擂，在民众间渗透到何种程度，又是否成为足以对抗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亦十分值得怀疑。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对于生活在傀儡政权统治下，远离战争与政治的中国人来说，新民主义所鼓吹的王道、仁政、亲乡（地方自治）等理念充分具备可接受的价值。入江昭的研究表明，新民主义的宣传向无意接受国共两党指导的中国人，提示了一个易于接受的意识形态体系——一个热爱祖国，祈愿和平的外壳。[35]这符合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愿望：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的支配，不依靠舶来思想与制度，取法传统价值，重建国家，救社会于战乱疲弊。这亦是“和平型”或“对日合作型”“救国论”的另一种体现。
五 结语
本报告最初计划通过分析新民主义之后在汪精卫政权下展开的最具体系性、理论性的大亚洲主义言说的代表——周化人的《大亚州主义论》（南京：大亚州主义月刊社，1940）[36]，讨论世界秩序重建与大亚洲主义的关系，并进一步选取周幼海（周佛海次子）的《日本概观》（上海：新生命社，1944）[37]这一抗战末期颇为特殊的日本论，考察“对日合作型”救国论的心态与逻辑。但限于篇幅，上述内容拟另文专述。
报告最后将简单讨论与亚洲主义互为表里的王道论的性质问题。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多赞颂古典渊源深远的王道与仁政，称其为东方优越的政治价值。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固不必多言，戴季陶、王朝佑、胡汉民、缪斌、汪精卫等皆无一例外，均主动把亚洲主义与王道相提并论，指责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为霸道，而将中国固有的王道文化传统作为通向未来社会的重要指引加以称颂。
至于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在上述论者看来，王霸之论乃自明之前提，毋庸赘言。然而，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满洲国”所标榜的王道主义的“建国”理念？如山室信一所说，武力操控之下的国家不歌颂霸道，反将美化的“王道乐土”作为建国理念，诚为巨大的历史讽刺。[38]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如何评价王道主义？
迄今有关王道论的议论多停留在抽象层面，论者同床异梦，留下了较大的解释空间，反之削弱了其作为理念的凝聚力。而王霸之别由谁规定、如何规定则是另一个问题。少数服从多数不适用于王道。纵观中国历史，只有承受天命的王者（胜者）才有资格谈论王道，败者与敌对势力通常被贬为霸者。然而，“实力”是现实中实现王道的必要条件。因此便出现了有“力”者单方面向无“力”者宣示仁义道德的悖论。
论者往往援引《孟子》（公孙丑上）作为王道论的依据：“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从价值层面而言，“以德服人者”（王者）显然凌驾于“以力服人者”（霸者）之上。然而我们能否断言，“中（衷）心悦而诚服”的王者姿态中不存在自恃道德之力（软实力，soft power），自欺欺人的一面？而“中心悦而诚服”的期待中，又是否包含着对他人的尊重？借道德之“力”，使他人屈从于己，这毋宁说更接近于我们所谓的行使“霸权”（hegemony）。从根本上看，在“王者”缺席的民主政治中，原理上的“王道”是否能够成立？
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的演讲的末尾，将“欧美的霸道文化”与“亚洲的王道文化”作对比，质问日本究竟要走哪一条道路。这是演讲中尤为著名的一段。对于寄希望于新生苏联的孙中山来说，王道之所在是否不言而喻？王道文化是否完美无瑕？而有权决定王霸之别的又是何人？
这又是孙中山留给21世纪我辈的未解之“谜”。
Asianism in the post Sun Yat-sen era：Chinese Image on Japa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Abstract：Regarding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Asianism（Yazhou Zhuyi），the previous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ese three limitations：（1）ambiguity of the concept and its slight presence in real politics；（2）Active advocators of Asianism were mostly limited to those who have exiled or studied in Japan.；（3）except the Hu Hanmin’s “Great Asianism” statement，Asianism on Chinese side obviously had the “pro-Japan” tendency. I basically agree to these points. However，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the Chinese Asianism emerged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hadits own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ome characteristics which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counterpart of modern Japan. This paper will tracethe various kinds of Asian-oriented texts written by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examine thedilemma as a theory or an idea for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Finally，I also focus on the famous speech on Pan-Asianism by Sun Yat-sen in 1924.
Keywords：Asianism；Sun Yat-sen；Dai Jitao；Hu Hanmin；Sino-Japan elationship；kinglyway
[1] 村田雄二郎：日本同志社大学Global Studies研究科教授。
[2] 本文援引藤井升三的研究，将亚洲主义定义为“团结亚洲各民族、各国家以反抗欧美列强的压迫、侵略的思想运动”。藤井昇三：『孫文の「アジア主義」』，辛亥革命研究会編『中国近現代史論集――菊池貴晴先生追悼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95。又，藤井昇三『近代中国対日観の研究』（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70）是日本学界研究近代中国日本观的初期成果。
[3] 孙歌：『アジアを語ることのジレンマ――知の共同体を求めて』，東京：岩波書店，2002。吉沢誠一郎「近代中国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諸相」，松浦正孝『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
[4] 吉沢誠一郎：「近代中国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諸相」，第306-308页。
[5] 张玉萍：『戴季陶と近代日本』，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11，第186-189页。
[6] 安井三吉『講演「大アジア問題」の成立とその構造』，陈徳仁等编『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京都：法律文化社，1989。
[7] 前引安井论文等研究早已指出，这段有名的话实际上在演讲中并未出现，很可能是事后添改的，但这一事实并不会对演讲内容的解读产生太大影响。
[8]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第245页。
[9] スペン·サーラ：『アジア認識の形成と「アジア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戦前後の「アジア連帯」『アジア連盟』論を中心に』，長谷川雄一編『アジア主義思想と現代』，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4。
[10] 王朝佑：《亚洲之日本 附人类论》，北京：日文专修学校，1928。村山節男訳『支那から見た亜細亜に於ける日本の立場』，東京：发行人：村山正隆，1929。以下引用标注中文版页码。
[11] 日文版跋文为获赠该书的头山满与德富苏峰的谢函，附录还收入了长达36页的《新闻杂志界之评论与读者之声》，可见其在日本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反响。
[12] 八巻佳子『中華民国新民会の成立と初期工作状況』，藤井昇三編『1930年代中国の研究』，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75。
[13] 王朝佑：《亚细亚联盟》，《新民周刊》第18期，1939年3月。王任职于新民会期间还著有《从改善国民精神谈到建设东亚新秩序》（《新民周刊》第41期，1939年11月）、《青年与国家之前途》（《新民周刊》第42期，1939年12月）、《新民会与新中国》（《新民会讲演集》第一辑，北京：新民会出版部，1938）等。
[14] 这类救国论不应视为结果论，而应定义为身处变动而不透明的状况之下的一种政治选择。可参考下述周佛海在汪精卫政权成立后的一段自白：“重庆各人自命民族英雄，而目余等为汉奸，余等则自命为民族英雄。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故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第294页）
[15] 由特集最后《国际方面对日本在济南暴行的舆论》一文可知，本期杂志是在受到济南惨案的冲击之下组稿编辑的。
[16] 瀧下彩子：『一九三〇·四〇年代における日本研究団体へのアプローチ――南京日本研究会の活動状況』，『近きに在りて』第23号，1993年5月。
[17] 徐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的日本认识——基于〈宇宙风〉杂志的考察》，商务印书馆，2010。
[18] 张竞·村田雄二郎編『敵か友か1925-1936（日中の120年 文芸·評論作品選②）』（東京，岩波書店，2016）收入了《宇宙风》日本特集号中郁达夫、周作人、丰子恺、夏丏尊、钱歌川、刘大杰等文的日译版。
[19] 严安生：『陶晶孫その数奇な運命――もう一つの中国人日本留学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2009，第234页。
[20] 有关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关系，详见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电函电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1] 松浦正孝：『「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第6章『汎アジア主義における「台湾要因」』。
[22] 作为战后最早被逮捕处决的汉奸，缪斌流传于后世的形象颇为不佳。如今井武夫回忆称：“支那事变后，〔缪斌〕经日人疏通，奔走自荐于王克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汪政权，中国同僚以其卑躬屈节，甚为不齿。”
[23] 缪斌：『日支の危機に際し両国の猛省を希望す』（原载『祖国』第8卷第1号），東京：義松堂印刷所，1936。
[24] 入江昭：《新文化秩序へ向けて——新民会》，入江昭编著，冈本幸治监译《中国人と日本人——交流·友好·反发の近代史》，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2012，第293页。
[25] 缪斌：《新民主义》，北京：新民会中央指导部，1938。缪斌《新民主义》（寺島隆太郎訳），東京：青年教育普及会，1938年5月。以下引用标注中文版页码。
[26] 缪斌：《从东方文化说到国民党》，《新民会演讲集》，北京：新民会出版部，1938，第23-26页。
[27] 泷川政次郎：《我观新民主义》，《改造》1938年6月号。有关新民学院，参照島義高『国立新民学院初探』，『早稲田大学人文自然科学研究』第52号，1997年10月。
[28] 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第380-381页。
[29] 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上海《三民周刊》第2卷第1期，1940年1月。
[30] 土屋光芳：『「汪兆銘政権」論――比較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による考察』，東京：人間の科学社，2011，第222页。
[31] 参照石源华《汪伪政权的“东亚联盟运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裴京汉《汪伪政权与“大亚州主义”》（《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柴田哲雄『協力·抵抗·沈黙――汪精衛南京国民政府のイデオロギーに対する比較史のアプローチ』（東京：成文堂，2009）等。
[32] 入江昭：『新文化秩序へ向けて――新民会』，第304页。
[33] 今井武夫：『日中平和工作――回想と証言1937―1947』，第175页。
[34] 以上主要参考堀井弘一郎『新民会と華北占領政策（下）』，『中国研究月報』1993年3月号。
[35] 入江昭：『新文化秩序へ向けて――新民会』，第303页。
[36] 土屋光芳的『汪精衛政権の「大亜洲主義」とその実現構想――周化人の「亜細亜連盟」（汎亜連合）』（収入松浦正孝『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基本是目前研究周化人亚洲主义的唯一著作。
[37] 张竞·村田雄二郎編『侮中と抗日1937-1944（日中の120年 文芸·評論作品選③）』（東京，岩波書店，2016）收入了摘译版。
[38]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州国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