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由：生命之真、伦理之善与品格之美
闲暇的本质指向自由，所谓自由，无非是指一种脱离束缚的状态。亚里士多德说：“诸知识中唯有哲学是自由的”[14]，哲学之所以自由，与闲暇密切相关。在毕达哥拉斯的比喻中，参加奥林匹克赛会的人，前面两种人都是andrapodoodees，这个词由两个词根andrapodon和eidos组成，前者指奴隶，后者指形式，因此andrapodoodees是指具有奴隶本性的人，他们追名逐利，而第三种人却摆脱了名利，所以是自由的。然而，哲学的自由源自在我们的知识领域之外还存在一个不受认识形式限制的因而是无限自由的领域，所以无限宽广自由的领地事实上时时面临认识形式的威胁，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我们确知这一认识形式可以用三个语词来表达：真、善、美。
自由首先是一种生命的真姿态。生命之真犹如柳絮随风起舞，实指人无拘无束、率性而为的一种状态。在中国哲学史诸形态中，唯有魏晋玄学显得自由。魏晋时期，儒家与政权形成的良好合作关系因门阀士族的冲击而破裂，玄学兴起，这种源自道家的学说因追求“玄之又玄”而“贵无”“崇有”，正契合了知识分子远离政权之后追求生命之真的精神状态。他们追逐自由其实是对正统儒家思想的否弃：“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刘伶放浪形骸，醉死酒乡，让他的童仆提着锄头随时准备埋葬他；阮籍独善其身，畅然物外，经常驱车任意游走至路穷之处放声大哭；向秀灌园自给，怡情山野，每每与好友寄形寄情于山水之间；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甚至与群猪围瓮共饮，他们呈现了一种生命的真姿态。
“真”是生命自由的首要意义。追求真是知识分子的天性，然而，何谓真？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是关于真的知识，而且他认为“每一事物之真与各事物之实是必相符合”[15]。换言之，真在于去除我们认识事物的阻碍，达到事物的本来面貌，是谓“去蔽”（aleetheia）。aleetheia由两个词根组成，a-是否定前缀，leetheia由动词leethein而来，意为遮蔽，aleetheia即为“去除遮蔽”，追求真理的过程就是“去除遮蔽”的过程。然而，“西方人讲真理，中国人讲道理”[16]，真理之成为真理不在于“理”而在于“真”，哲学上我们无法保“真”，现实生活中只能寄托于“理”。真理是事物之所然，而道理是事物之应然。道理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真理，也就掩盖了人的沉沦。人随时随地都可能会说谎，用非本真语言代替本真语言。非本真即为沉沦，人沉沦于世，掩盖真我，趋向异化，放弃自由。所以知识分子追逐“真”的行为，却趋向于到达“假”的彼岸，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所具有的千年悖论。
自由的第二层含义是伦理之善的责任承担。如果说，自由之于真体现了一种反思和审视，那么自由之于善则体现了一种向往和满足。亚里士多德始终“在逻各斯和伦理之间，在知识的主体性和存在的实体性之间进行调解”[17]，使他的哲学由“真”达到了“善”，由“善”体现了“真”。存在的实体性体现“真”，知识的主体性体现“善”，只有在“善”中才能发现“真”，他说：“好人同其他人最大的区别似乎在于，他能在每种事物中看到真。他仿佛就是事物的标准和尺度。”[18]也只有“真”才能达到“善”，亚里士多德以后，人们认为上帝存在不言自明、绝对为真，而善则从上帝的全善全知全能开出，到达一种基督教集体伦理。
在西方，原罪与生俱来，是一种宗教罪，也是一种种族罪，有没有人承担这种罪责呢？耶稣承担了，“十”成为西方的文化符号，而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原罪感，缺乏宗教罪，只有个体罪，人们只承担个体行为所带来的责任，“0”成为我们的文化符号。
自由的第三层含义是品味，品味是对美的鉴赏力。在哲学上，自由与品味密切相连，自由的人是有品位的，而不自由的人就没有品位。缺乏品味就是缺乏美感，而美感首先体现在感官的美，现实为美提供了一个衡量的标准，柏拉图说：“美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19]，然而，到了亚里士多德，他已经在感官的美之外发现了超感官的美。亚里士多德认为，快感虽然源自对现实的模仿，但更多地在于模仿的东西引起了人们的领悟、推断和人运用智力所做出的赞赏评价；人不仅能够模仿事物的简单形象，更能追寻事物背后“所应当的样子”，这使美实现了一种超越，向自由前进了一大步。
模仿不是美，至少不是真正的美，模仿的人没有出自内心的鉴赏力。当我们看到别人有一身漂亮的衣服、一块精致的手表、一款高雅的手机而想去拥有之时，我们已经受到别人美感的束缚。实际上，我们在模仿，而没有对美的发现性的创新。创新，在哲学上是指一种超越性的能力，它仍然源自不与世俗相关的形式化的品性。亚里士多德对美的升华使美实现了一种超越，而这种超越是由继承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督教哲学完成的，基督教的“光照说”为美赋予了一种源自上帝的背靠，从此，美跨过了感官的束缚，走向了超越之路，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美在自由”成为近代美学思想的标志，因此康德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美的艺术，甚至于可能没有恰当评判所需的个体鉴赏趣味。”[20]
如果说，真是自由的合规律性，善是自由的合目的性，那么美即为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真追求主客体的统一、善追求主体自身实现性和必然性的尺度、美追求在真和善的基础上具体的审美感，真善美共同构成自由。现代人追求自由，应该是追求生命之真、伦理之善与品格之美的理想人格，也只有达到了此理想人格，人才能真正达到自由。海德格尔说人是“向死而生”，但在“向死而生”的途中，自由则是人生存的首要意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正是对自由的追求，演变成为整个人类追求真理、追求美德、追求民主、追求科学的动力。
科学与道德不是对立的，科学的真实语义在于求“真”，而道德的真实语义在于求“善”，使“真”和“善”连接起来的是“美”，只有科学和道德实现了联合，人类才能达到自由。科学和道德确实属于不同的范畴，科学属于事实判断，道德属于价值判断，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本就是结合在一起的，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美德。”到了近代，经验论哲学家几乎众口一词肯定科学和道德的关系：培根明确肯定科学对于道德的积极作用，他将科学与善的关系比喻为印章和印文的关系，认为善良和德性源自真理，而社会的一切不和谐则源自谬误。霍布斯的机械论更是深入刻画了科学与道德的同一，他将人比作一架机器，心脏为弹簧，神经如螺丝，不仅人的生理活动可以遵循科学的物理学而测定，而且人类的思想感情、道德欲望也可以由机械力学的原理来计算。洛克也主张：“道德的知识和数学知识一样，可以有实在的精确性。”[21]但是，只有康德的论证才最终为科学和道德的同一关系问题赋予了生命力，在康德的哲学语境中，认识的世界被划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事实世界是现象界，与科学直接相关；价值世界是本体界，存在于现象之外。对现象世界的认识叫事实知识，他通过《纯粹理性批判》阐述了知识的来源以及知识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实现的问题；对本体世界的认识叫先验知识，他通过《实践理性批判》阐述了道德行为的原则，以及道德原则为什么是先天的、先验的。对于康德而言，前者探讨了“真”，后者探讨了“善”，而将两者连接起来的是“美”，他通过《判断力批判》阐释了何者为美，如何达到美，以及美如何将真与善相连接。在康德的眼中，真与善的连接就达到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在胡塞尔那里，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在科学和道德同一意义上的真正自由。
[1]李朝东：《西方哲学思想》，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第7页。
[2]Aristotle，Metaphysics，Translated by Richard Hop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2：982b10-30.〔本书所引用Aristotle著作ta Meta ta phusika 的内容，均根据《洛布古典丛书》希腊文本译出，译文参照了W.D.Ross主编的英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卷8，1928年牛津再版本。作者在引用时以商务印书馆（吴寿彭译，1959）为主，同时参照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苗力田译，2003）的汉语译本。文中所标页码为希腊原版中的页码，在英译本及汉译本中以边码形式出现。〕
[3]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74页。
[4]Aristotle，Metaphysics，Translated by Richard Hop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2：982b10-30.
[5]Aristotle，Metaphysic，Translated by Richard Hop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2：982b10-30.
[6]Aristotle，Metaphysic，Translated by Richard Hop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2：1050a10.
[7]Aristotle，Metaphysic，Translated by Richard Hop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2：1013a19-21.
[8]《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颜一、秦华典译，颜一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37b32。
[9]Aristotle，Metaphysics，Translated by Richard Hop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2：981b21-26.
[10]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in Richard McKeon ed.，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New York：Random House Inc，2001：1177b19-22.
[11]伯特·霍普金斯：《雅克·克莱恩的哲学成就》，朱光亚、黄蕾译，《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31页。
[12]伯特·霍普金斯：《雅克·克莱恩的哲学成就》，朱光亚、黄蕾译，《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31页。
[13]伯特·霍普金斯：《雅克·克莱恩的哲学成就》，朱光亚、黄蕾译，《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31页。
[14]Aristotle，Metaphysics，Translated by Richard Hop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2：982b27.
[15]Aristotle，Metaphysics，Translated by Richard Hop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2：993b10-30.
[16]李朝东：《道理与真理：中西哲学的内在差异》，《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75页。
[17]伽达默尔：《论一门哲学伦理学的可能》，邓安庆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第54～58页。
[18]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in Richard McKeon ed.，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New York：Random House Inc，2001：1177b19-22.
[19]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载《柏拉图全集》（第四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298a～299b。
[20]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第203～204页。
[21]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5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