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理论
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
当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一国内的个体、群体、民族上升到全球层次，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国家间的关系。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Realism）和新现实主义理论（Neorealism）是考察国家间关系的经典理论。
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理想主义（Idealism）相对。与理想主义认为政治秩序由一组抽象的、普世的道德原则构成，通过道德教化可以使现实世界接近并达到这些原则不同，政治现实主义从现实出发，认为现实世界是由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和组织构成的，抽象的道德原则不可能实现。研究者要做的是，理解并解释国家的行为，因为国家是国际政治领域最重要的行动者。理解国家行为不能依据政治哲学和思想，而要将现实的国家间关系放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情境中进行分析。
学者用照相和肖像画来比喻政治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区别（Morgenthau and Thompson，1985）。照片是对现实的忠实反映，无论它是否令摄影师和照相者满意，都客观描绘了照相者的外观特征。这更像是政治现实主义的研究取向。与之相对，肖像画尽管也是对人形象的描绘，但它更试图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气质。换言之，肖像画试图以描述人像为手段，展现肉眼看不到的人性（human essence），则更接近政治理想主义的立场。
现实主义理论是关于国家行动的理论（a theory of state action）。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动者，国家行动的目的是维持其现有权力地位，或最大化其权力。权力斗争的本质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国际政治就是关于权力的斗争，其中支配国家间关系的准则是权力制衡与平衡法则（checks and balances of power）。
政治现实主义假定国际政治领域的无政府状态，即国家间不是稳定的等级结构，国家间的权力关系随彼此力量的消长而变化。当权力的分布发生变化时，盟国关系也会随之变动。
新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引入了系统观念，将国家间的关系模式看作一个系统（system），并用系统的特征解释国家行为。它较少讨论国家自身的特征和内部的变动，而以国家间权力的消长来解释国家间关系和盟国关系的变化（Keohane，1986）。
批评者认为新现实主义难以解释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革。它从权力平衡出发，认为国家行动围绕着获取利益的权力斗争进行，尽管能较好地解释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却难以说明两极格局的崩塌，后者更需要关注苏美两国内部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状况（Ashley，1986）。同时，新现实主义也过度简化了国家和系统的关系。它假定系统是位于国家之上、不依赖国家而存在的实体，却忽视了国家行为可以改变系统、系统也可以改变国家行为，系统依赖国家而存在。
不过，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经典理论，启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后者均与现实主义一致，注重权力和系统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政治的基本力量是阶级斗争和不平等发展。国际历史是动态的、辩证的，而非循环式的。国家策略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及其发展蕴含的内部矛盾。世界体系理论则更多强调国家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跨国分工体系。它认为世界体系是由具有经济和军事资源的霸权（hegemonic power）主宰的，世界市场（world market）力量的运行是世界体系的决定性力量。
国家竞争理论
现实主义相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元主义（pluralism）和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e-functionalism）这些理论在涉及国家时，都更多地考虑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并不直接考察国家本身的特点及其影响。国家中心观（state-centered）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局面，同时也推进全球化理论将国家特征纳入分析框架。
社会学中的国家中心观理论深受欧陆学术传统的影响，后者强调国家的制度本质及其对市民社会的影响。Theda Skocpol 是国家中心观的代表人物，她指出：国家不仅仅是“政府”，它是行政（administrative）、法律（legal）、科层（bureaucratic）和强制（coercive）的体系，它不仅型塑了国家-社会关系，还能影响社会中的许多关系（Skocpol，1979；1985）。因而，国家可被视为有目标、有资源的理性行动者（actor），而不仅仅是工具（instrument）——作为统治者用来维护并强化自身利益的手段，也不仅仅是群体间利益比拼、利益诉求的舞台（arena）。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指的就是作为行动者的国家有自主行动、不受社会力量和国际力量干预的能力。自主的国家行动总是倾向于加强国家权威、政治长久性（political longevity），以及强化对国家机构的控制。国家自主性不是固定的结构特征（fixed structural feature），其强度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面临社会危机时，政治精英更有可能动员起来形成决策。
与国家自主性关联紧密的一个概念是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ies），强大的国家能力是维持国家自主性的前提。国家能力包括：主权统一（sovereign integrity）、对领土的稳定控制，以及对经济、金融资源的控制。
“国家中心”的研究多从以下几个角度考察国家。①官员制定政策的行为。②过去政策对现有政策的影响，即现有政策的路径依赖。③政党。政党是国家结构与社会利益群体互动的产物，执政党的行动则与国家制度结构（constitutional structure）及相关利益群体密切相关。④国家的行政能力（bureaucratic capacity）和财政能力（fiscal capacity）。⑤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Amenta and Carruthers，1988；Huber，Ragin and Stephens，1993）。
国家自主性不仅意味着国家具有自主的执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国家能影响社会互动、塑造群体间关系（Jenkins，Leicht and Wendt，2006）。美国宪政结构（constitutional structure）的特点之一是权力分散。总统拥有否决权、参议院和众议院有投票权、参议院还可以通过冗长演说（filibuster）等方式阻碍一项法案通过。通过一项法案需要上述各方都达成一致，而反对一项法案，只需要任意一方的反对即可。这种制度安排导致社会群体倾向于形成小规模的利益群体表达诉求、反对动议，而不是以阶级利益为基础，通过大规模的阶层动员（如工会作为组织机构）表达自身利益。因为在表达诉求上，小规模社会群体和大规模阶级动员没有太大区别，而在反对一项议案时，只需要小规模群体即可。相比阶层动员的费时费力的巨大成本，社会的组织方式越来越多地以利益集团为中心。这样的一个后果是，旨在保护工人阶级和中低阶层利益的社会福利制度在美国较不发达，美国也成为发达国家中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Skocpol，1995）。
受到国家中心观及相应研究取向的影响，宏观的跨国家、跨文化比较分析也开始将国家视为行动者。国家在采取行动时，既受到国际社会诸多力量的影响，包括贸易伙伴、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压力，也受到来自国内社会各种力量（利益集团、阶层等）的影响，还与国家自身的利益相关。举例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影响下，各种陈旧的规章制度迅速为国际通行的标准和做法取代，既有的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让位于融入世界、遵从国际秩序的压力。近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则体现了国家在面对全球化压力时，仍然不得不屈从于国内某些利益群体的压力。英国脱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体现了全球化进程中某些利益受损集团对国家的压力。同时，改革等国家行动也与国家自身利益有关，国家往往会通过改革（state-initiated reform）维持其政治控制力。改革能否推行，关键不在于其是否影响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在于国家官员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与既得利益集团一致。如果二者高度一致，那么改革将很难推进。
那么问题在于，国家在什么情境下会遵从国际社会的压力，在什么情境下又会罔顾国际社会的要求为国内利益群体服务。这取决于国家权力或能力（capacities）。更准确地说，答案不在于国家本身的特性，而在于国家相对于非国家的行动者来说，其掌控的资源和优势有多大（Krasner，1978）。另一个稍有不同的研究取向认为，关注对象不是国家权力相对于非国家行动者的优势，而在于国家是如何管理其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依赖关系”（interdependence within the world capitalist economy）。它指出国家与这些非国家行动者之间的“政策网络很重要”。网络观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权力的强弱，还有长期的信息交流、互动和彼此影响。
Charles Tilly（1992）在解释国家类型的变迁时，从国家间的战争关系、竞争关系出发，运用网络观的视角。他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古代的国家类型有多种，如帝国、王朝、城市国家、公国等，而近代以来，无论各国国情有多大差别，却统一为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7]。他将国家组织自身的结构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并用国家间为准备战争、获取战争胜利而开展的竞争来解释。
Tilly将国家界定为使用强制力的组织（coercion-wielding organizations），从而民族国家就是控制一块相连的国土的区域，该地区的城市则是权力集中、功能分化的自主结构。在家产制（patrimonialism）时代（990～1400 BC），社会的商业化水平很低，战争中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地租和朝贡。许多相对独立的、占有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庄园主、封建主构成权力的来源，他们为战争提供经济支持和兵源支持。这时的国家样式与此种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一致，即强制力高、资本集中度低，帝国（empire）就是这时的国家样式。在随后的佣金时代（period of brokerage），资本家的力量逐渐兴起，旧的帝国结构逐步衰落。围绕着资本主义经济，以城市为中心，出现了一批城市国家、公国这样的组织样式，他们体现了碎片化的主权。这类国家是资本集中度高、强制力低的样式。在18世纪以来的民族化时代（nationalization），民族国家逐步形成，资本家和掌权者的力量变得相对平衡。在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专门化时代（specialization），民族国家体系正式形成，为战争和准备战争而生的征兵机构、征税体系等逐步整合为现代国家管理部门，建立了面向全体国民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
在国际竞争的压力（特别是战争的压力和准备战争的压力）下，国家组织朝向高度动员能力、高度吸取能力、高度组织能力和高效率的方向演化。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样式，即资本集中度和强制力集中度双高的样式最终胜出。最初的民族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其国家样式的出现是内部战争的结果。经过战争，这些最早的民族国家显示了较之城市国家、公国和帝国在资源吸取、组织动员方面的优势，并最终塑造了欧洲的国家体系。其他类型的国家也逐步采用了民族国家的样式。
Tilly用国家间的军事、政治关系来解释国家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家间经济关系。在这方面，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世界体系理论
Wallerstein（1974）认为，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将全世界连为一体，资本主义不是存在于单个国家，而是存在于世界经济（world economy）中的。Wallerstein 与Tilly都认为民族国家与现代国家间的关系密切相关。与Tilly强调国家间的政治、军事关系不同，Wallerstein指出，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跨地区的经济分工（geographically division of labor）是相匹配的。在世界经济出现前，世界帝国（world empire）是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类型。帝国是一个只具有一个政治中心的、边界不那么固定的政体。当国家强盛时，帝国的范围随之扩大；国家衰落时，帝国的范围随之缩小。帝国是一种自我毁灭式（self-defeating）的政治结构。由于帝国覆盖相当大的领域，是同一时期世界上唯一的重要政治经济体，从而它难以通过剥削其他经济体，而只能通过内部的朝贡体系吸取社会资源。由于帝王的权力不受约束，他便倾向于不断加大对社会的剥削，最终导致社会无法维持再生产、民众起义、帝国瓦解。世界帝国的这种政治格局是不稳定的。
与之相反，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则是相对稳定、互相匹配的一种结合方式。世界经济内存在多个国家，单个国家在面临危机、需要短时间内筹措巨大资源时，可以通过向世界经济内的其他国家求助。世界经济则构成民族国家体系的基础。同时，民族国家体系也是世界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一国家体系是一个由中心（center）—半边缘（semi-periphery）—边缘（periphery）国家构成的等级体系，其中核心国家由发达国家组成，边缘国家则由发展中国家和较不发达国家构成。这些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劳动分工联系成一个整体。核心国家通过占据产业链顶端、掌握核心技术而赚取巨额利润，边缘国家则通过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赚取微薄收入。这样一个国家间的分工体系将世界经济整合为一体，通过充分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使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出远远多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产品。
世界经济体系的特点是，国家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核心国家由于利润率高于边缘国家，随着时间积累，二者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制订了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从制度上保证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和主宰具有合法性、稳定性。
总之，世界体系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及其不平等程度的加剧。然而，它未能给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做出清晰的、可操作化的界定，这极大限制了它在经验研究中的应用。尽管有学者指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per capita）是判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良好指标，但并未给出划分的具体标准（Chase-Dunn，1998）。同时，世界体系理论很难解释霸权的变化。既然国家间依赖程度加深、差距加大，霸权的地位应该更稳固才是。为什么荷兰的霸权被英国替代，英国霸权又被美国替代？什么样的非核心国家、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上升为核心国家？这些都无法以世界体系理论解释。更重要的是，它无法解释全球在制度、文化上的一体化趋势。即随着国家间依赖的增强，各国对自由、平等、和平等价值呈现越来越高的认同，各国在制度设置（如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上也呈现趋同倾向。世界政体理论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世界政体理论
世界政体理论是解释世界结构、制度变迁的一种理论，它深受制度主义的影响，又被称为全球制度主义理论（Global Institutionalism）。它是1980年代以来，以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John Meyer教授及其学生为核心（包括John Boli，George Thomas，Evan Schofer，David Frank等人）发展起来的，又被称为斯坦福学派（Stanford School）。它起初是作为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反思和回应发展而来的，强调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同构（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世界政体（world polity）又被称作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它认为世界体系（world system）是这样一个社会体系，在经济活动之外，包涵一系列的文化、制度原则，这些原则受到体系中各成员，包括民族国家、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乃至公民个人的广泛认同。这些原则不仅界定了社会行动的目标和性质，为世界体系中的行动者提供行动指南，还构成了各国制度设置、制度改革的蓝本。这样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化过程（Boli and Thomas，1997），导致了同质化趋势（homogenization）（Meyer et al.，1997）。
世界政体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社会建构论（Berger and Luckmann，1966）。社会建构论认为，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理解的现实，是一个具有主观意义的连贯一致（coherent）的世界。现实具有相对性，因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而对不同人的影响不同。例如“秋季”作为一个客观的自然节令，它的影响取决于个人认知。里尔克眼中的秋日是这样一派肃杀气氛：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而乐观诗人刘禹锡的眼中则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天比春天更美丽可爱。这里影响个人情绪的，并非自然节令本身，而在于主体的认知。
社会建构理论认为，日常生活的现实是由主体建构的这些主观意义、认知框架、制度构成的，社会现实的世界是一个主体间的世界，一个由我与他人分享的世界。“我”与他人共享着关于现实的常识。在这个主观意义共享的世界里，缺少了与他人的互动沟通，“我”根本无法存在。
人对自我的认识和反思也源于他人对我的态度，产生于社会互动中。人对他人的理解也是基于类型化图式（schema）得以实现的。即社会互动中，人首先判断对方属于什么类型的人，然后决定应以何种方式做出反应。这些类型则基于既有的社会建构、共享观念，如人们在对待“外国人”、“老人”、“儿童”等群体时，会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这些方式都源于既有的文化积累，而不是在短暂互动中临时产生的全新的互动模式。
因而，现实是被社会建构的，人际互动创造了文化，包括概念、意义、分类、秩序、角色期望、仪式等。当这些文化内容为越来越多人接受，并内化为指引人生活的原则，就被称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过程。
世界政体理论认为，这一全球性的制度化过程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同构。制度（institution），指的是长期存在的风俗、常规、惯例。人类学学者认为它与“文化”概念指称同样的内容，社会学或经济学学者则从更狭义的角度理解它，将其视为规则、原则的总称。制度主义是作为对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反思和回应而发展起来的学术传统。行为主义认为集体行为是个体选择的总后果，制度是个体特征之和，是个体选择的附带性现象。制度主义则认为，个体偏好、自我、社会行动都是由制度性力量塑造的，从而把关注的重心由个体行动者转移到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上。制度不是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逐渐形成、被多数人认可的规则体系，并根据环境的变化逐渐演化。在制度面前，个人是相对无力的：它不能自由选择制度，只能被社会化，只能接受、认同现存的制度体系。不过制度不单是约束人的选择，它还能促进人的选择，促进个人自由的实现。例如，乒乓球爱好者参加乒乓球协会，就要受到协会有关出席率、出席时间的约束，但正是这种约束使个人的爱好得以充分发挥，保障个人的爱好选择能够维持，促进实现个人兴趣爱好的自由。
在解释社会行动上，行为主义和制度主义可以被视为两极，前者关注行动者，后者关注行动者所处的情境。制度主义的各种分支都强调情境的重要性，但在情境与人的关系上立场各异。例如，经济学制度主义仍认可行动者个人做决定的能力，认为个人需要得到激励才有可能遵循制度。世界政体理论和相关人类学理论则更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主张制度性因素内在于行动者，行动者和制度的关系类似于演员和剧本的关系，行动者只能按照剧本（制度约束）来表现，很难脱离制度做出独立选择。图1.1概括了制度主义的几种立场，可以看出世界政体理论是较为强调制度对行动者的约束和决定作用的。
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遵从制度取决于这一制度带来的合法性（legitimacy）压力。合法性不仅指法律制度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由于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已成为社会成员广泛认可、约定俗成的规范，那么不遵从这些规范的行动者就很难被社会接受、很难参与社会生活，也很难在社会中生活下去。由于制度性规范具有合法性，行动者就必须认同、接受，这就是合法性压力。
图1.1 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
世界政体理论将这些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共识的规则的总体称为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世界文化具有本体论和认知论性质，它界定了行动者和社会行动，为其提供方向、价值和手段（Boli and Thomas，1997）。全球化过程同时也是个制度化过程。伴随各国间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人们在一些有关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方面逐渐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就是世界文化。世界文化不可以被化约为某一国、某一个企业或某个利益团体的文化或准则。它也许起源于某个国家，但随后向世界传播。它在传播过程中凝聚了多个人群的智慧，并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因而具有世界范围的合法性。例如“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中，原文是“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到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权宣言》（1789年），它再次出现，并改为“All men are born equal”。从那时起，这种平等观念逐步被欧洲人接受，并进而扩展到世界各地，成为普适原则之一。
世界政体是一个独一无二的（singular）、统一的（unitary）、整合的（integrated）社会系统，人们进行经济交易、市场竞争与合作，不再以地方、国界为基本限定范围，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整个世界作为行动和表达的舞台。世界文化是世界政体中指导行动者的原则的总体，是世界发展的核心要素。世界文化不仅通过共享价值规范整合了人类行为，它也是行动者之所以为行动者的源泉，它构成了（constitute）行动者。它界定了行动者的内在需求、情绪和能力，它建构了人的社会认同、身份角色及自我，并指引行动者以特定的方式满足需求、达到目标。换言之，行动者不是自主地行动（act），而是按照世界文化提供的剧本扮演（enact）角色。世界政体中主要的行动者有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这些行动者有能力运用经济、军事、政治权力参与各项活动，并遵循世界文化原则的规制（Boli and Thomas，1999）。
世界文化之所以是全球性的（global），首先是因为文化中的概念、原则和目标在世界各地都以相似的方式被建构和发挥作用。其次还在于文化规则在世界各地都得到广泛运用，例如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四年制大学体系、现代医学制度及医院。在世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国际组织、民族国家等是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例如，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通过教科文组织推动世界各国完善基础教育、提高识字率，进而传播了现代教育理念、学校制度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先锋。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等逐步形成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理念。它主张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降低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国家只需要确保市场规则顺利运行即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通常都附加条件，这些国家获取贷款的前提就是改造其经济政治制度、降低国家的财政支出、减少管制、促进市场自由。这也被称为贷款条件性（conditionality）或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更切近的一个例子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为了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享受经济一体化的好处，我国必须按规定降低关税、实现利率市场化、减少汇率管制等。这鲜明体现了世界政体的存在对我国经济和对普通人生活的显著影响力。
世界文化并非意味着完全的和谐，它同样充满了冲突和斗争。普适价值与地方价值（如“人人平等”与基于肤色、国籍、户籍、出身的歧视）、普适价值之间（如自由与平等）都可能存在冲突。冲突是社会互动的一种方式，正是在冲突中，文化价值与原则得到更广泛传播，人们在扬弃中找到更多共识（Boli and Thomas，1999）。
总结
表1.1总结了关于全球化的几种主要理论，从早期的现实主义理论到国家竞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世界政体理论。学者们发现，随着不同地区人们交往的规模和频率越来越高，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世界文化逐步成为影响普通人生活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世界体系理论与前几种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何界定、理解世界文化。前几种理论认为文化是功能性的，即它是现存经济政治关系的反映，其功能在于维持、加强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例如，世界体系理论会将西方文化进入东方称为文化入侵，认为其目的在于稳固核心国家对世界的支配地位；影响国家行为的因素包括国家利益、国家间权力格局等，并不存在世界性的共识基础。相反，世界政体理论认为文化具有本体论性质，它为行动者的行动赋予意义，并指引其行动方向和方式。世界文化是行动的决定性因素。
表1.1 各种全球化理论的特征
世界体系理论等“行动者中心”取向的理论常用来解释差异。因为基于权力大小、胜负关系、核心-边缘关系这些等级性关系模式，一个自然而然的推论就是：国家间、地区间以及人群间存在差异，胜利者和核心国家因为掌握更大权力，往往能占据更多资源。
与之相对，世界政体理论则解释制度结构的同构和同质化趋势。它假定世界文化这一普遍性的、中立的、具有全球合法性的文化引导行动者的行为，行动者为保持合法性则具有遵循世界文化原则的压力。的确我们观察到当代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同构现象，例如前文提到的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等。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同构还为减少贫困、环境保护、人权改善等提供了条件，先进技术、理念和管理经验的传播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迅速掌握新兴的文明成果，为其经济腾飞提供可能性。这也弥补了前述世界体系理论难以解释霸权国家更替的不足。
世界政体理论也存在不足。首先，它假定世界文化是普遍的（universal）、中立的文化，忽略了文化如何形成、演变，文化中的冲突如何解决。事实上，由于世界文化主要由价值和信念构成，它不可能是中立的。世界文化的许多要素都是西方世界的经济文化精英建构的。例如，环境保护、人权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受到绝大多数人认可。基于此，发达国家为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设立严格的标准，包括环保标准以及劳工标准。严格遵守这些标准必然意味着成本上升。但跨国分工体系将这些发展中国家置于产业链低端，利润微薄，遵守这些标准意味着很难盈利，不遵守这些标准又会带来中断合同、失去订单的危险。从某个角度上说，这些已成为世界文化要素的统一标准的存在看似公平，实则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的话语权，加剧了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差距，绝不可能是中立的。
其次，世界政体理论无法解释“孤岛”社会的存在。按照世界文化不断扩散的逻辑，整个世界都被囊括到世界政体中，认同同一套价值体系。一些偏远的部落、原始的村落以往由于地理的阻隔脱离现代社会，一旦世界文化进入那里，他们会迅速接受现代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按照现代社会的模板建立起民族国家，参与联合国并成为多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建立起现代教育体系，普及基本医疗。但现实中也存在相反的例子。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一些山寨位于道路不便、环境恶劣的高山之上，人们生活条件贫苦，寿命很短，人们也不识字。政府为了扶贫，在附近较为平坦的平原地带为这些山民修建了新的住房，并试图说服他们搬到平地上居住。政府还建设了学校、医院，并派出农技人员传授种植知识。起初，多数山民搬到了政府定居点。但几年后，他们又陆陆续续搬回自己在高山上的居住地，放弃了条件相对较好的新房。按照世界政体理论，一旦他们搬到平原的新房、接触到外部世界，就会迅速抛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模仿新的生活方式。但在这些人身上情况并非如此。这个例子也表明，世界文化并不是普遍的；也不是说，由于合法性压力，文化自然而然就会被世界各地的各个人群接受。世界文化有时是由强力（如国家权力）推行的，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如山民与当地人密切互动），这些原始村落的人群“模仿”现代生活方式的过程才会出现。
最后，世界政体理论难以解释“世界文化如何变化”这一问题。世界政体理论视世界文化为普遍、中立、稳定的规则总体，尽管其中会存在小规模的内在冲突。但这一理论不能解释世界文化为什么会变化以及如何变化。世界政体理论认为世界文化中的内部矛盾是变革的源泉，但这仍无法解释为什么某种文化要素成为占支配地位和最具有合法性的要素。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公司模仿日本管理模式。日本的管理模式，包括终身雇佣制、强调对公司的忠诚等，用现代经济的眼光来看，常常是低效率的和前现代的，从而与世界文化相矛盾。一个解释是，日本的经济奇迹导致了其管理方式的合法性。这也表明，理解世界文化不能将其与经济活动割裂开，文化自身难以解释其变迁。
全球社会学
本章描述了全球化进程以及相关的全球化理论。随着全球化进程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社会学学者也开始尝试使用全球化理论解释社会现象，全球社会学（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Sociology）应运而生。全球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主要用各种理论框架（制度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分析全球化过程和现象。它关注的问题包括制度同构、政策扩散、国际劳工运动、跨国公司治理、全球不平等等跨国议题。全球社会学与相关的社会学领域，如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经济社会学等的关注议题和理论框架多有密切关联，并由于其学科交叉的特点产生大量研究成果，是目前社会学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社会学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市场转型过程就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在制度结构方面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过程。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不能脱离对全球化进程的考察。作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国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一方面给我国带来了更多的资本和机会，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政治局势的影响。全球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全球社会学是美国社会学年会（ASA annual meeting）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许多社会学系正式开设的课程，也是划分社会学家专业领域的依据之一。详情可参见美国社会学协会网站关于全球社会学的介绍：http：//www.asanet.org/communities/sections/sites/global-and-transnational-sociology。
[1] 参见http：//www.yinhang123.net/news/532058.html。
[2] 参见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6-09/25/c_1119620393.htm。
[3] 参见https：//www.liuxue86.com/a/3115069.html。
[4] 参见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8-01/08/content_35458440.htm。
[5] 参见http：//dz.china.com.cn/kj/2017-06-29/50631.html。
[6] 参见http：//www.xitongzhijia.net/news/20160525/72975.html。
[7] Tilly说的national-state比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更为宽泛。后者强调国民具有一致的语言、宗教和文化认同，而前者更接近现代国家（modern state）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