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文明”与“文化”

“文明”与“文化”是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两个概念。然而，这两个概念自诞生以来，就处于一种混用状态，其内涵与定义众说纷纭。英语中“文化”的定义有260多种，据说是英语中意义最丰富的两三个词之一。[7]现代意义上、扩展了的“文化”和“文明”的概念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后，culture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8]

汉语中“文化”一词最早可分解为“文”与“化”。在金文和甲骨文中，“文”字象征一个人前胸被纹以图案或挂了一串贝壳；[9]“化”字象征“人”字一正一倒之形，表示变动、变化和转化，其本义为生成化育，可引申为教化之意。“文化”一词的连用最早见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文德”与“武力”相对，使“文化”具有明显的“以文化之”之意。[10]“文明”一词在汉语中出于《易经》。《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在注《易经》时的解释为：“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文明也。”从这里看，文明应指一种人类社会的气象，“有文章”教化之后的一种整体风貌。可见在汉语中，文化与文明最早并不是一回事：一个是指一种有意识地推行改造过程；一个是指特定意识、价值观念下所显现的气象。从孔颖达的注释来看，“文明”还应该含有物质层面的内容。[11]

19世纪末，开放条约口岸引发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传统“天朝”观与“华夷秩序”受到冲击。方维规指出，在“文明”“文化”概念流行之前，多半使用“声名文物”“政教修明”“文艺”“文教”“教化”“开化”等词表达与欧洲近代文明相近之含义。[12]洋务运动的失败，使维新之士开始在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展开愈来愈强烈的批判同时，将西方现代文明视为一个整体，对其持赞赏态度。戊戌时期，现代“文明”的概念及其传播，已开始较为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运动，逐渐有力地改变人们的部分价值观念，并初步显示出必将进一步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力量。[13]尽管现代“文明”的引入伴随着西方列强在物质层面的侵略和渗透，但在近代知识群体意识到冯桂芬所谓的“四不如夷”后，他们有别于19～20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截然二分，在肯定物质层面的“文明”时更体现出一种精神层面的价值观意涵。梁启超认为：

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14]

康有为更注重“文明”一词的教化功能：“国之文明，全视教化。无教之国，即为野蛮无教之人，近于禽兽。”[15]鲁迅认为物质生活“不足尽人生之本”，由“客观的物质世界”转向“主观之内面精神”才是“将来新思想之征兆，亦新生活之先驱”。[16]

从词源上比较，“文”与“明”的组合与欧洲思想史中的重要概念enlightenment（英语：启蒙）、aufklaerung（德语：启蒙）的相通之处，也许是维新之士青睐“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17]在维新之士眼里，西方近现代文明所造就的新式文化，已将与其对立的、过时的、阻碍进步的“老中国文化”排除在外。“文明”一词作为一个内涵广阔的整体，象征着近代西方的“富强”，在知识界中广泛流行并被纳入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中。“夫泰西之民，人怀国家思想，文明程度若甚高矣。”[18]“民富而文明之治以兴。”[19]这一“文明”与进化论及线性历史发展观相联系，意味着运动、变化和进步，自己的传统一无是处，成了发展民族国家的障碍，是一个必须要推翻的、堕落退化社会的残障。通过“广开学会”、建立现代市政及公共设施等手段，能将现实努力的整体价值目标和进化论的理论逻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现代“文明”观念在变革功能上涵括“进化论”而又超越单纯“进化论”理念之所在。[20]梁启超在肯定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同之域”的趋势，把文明看作一个进化过程的同时，对中国实现“文明”、赶超西方的前途充满信心。

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21]

一战爆发导致的灾难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端，使19世纪欧洲人的历史进化观受到了冲击。对经济技术和物质发展之优越性的怀疑与日俱增，西方知识界陷入一片“世纪末”的悲观论中。“他们认为这场愚蠢的破坏是一种物质和科学文明的结果。”[22]如果说此前对西方文明失去信心只是个别人的观点行为，此时则“成为了西方思潮、大学，甚至宗教生活的主流”。[23]欧游的梁启超写道：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害。……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24]

这一时期，原本同义的“文明”与“文化”开始分裂：德语中原有的对“kultur文化”的青睐越发明显并慢慢在欧洲普及，成了“zivilisation文明”的反命题，“文化”和“文明”有了高低之分，“文化”更具有精神与道德含义。[25]伴随对自身历史发展的失望，西方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告别过去、拥抱东方文化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对儒家文化表现出高度向往。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1919年致泰戈尔的信中写道：

大战之惨祸，已明白昭示欧洲文化弊病深重，非吸取东方文化之精髓，融东西文化于一炉，不足以言自存。[26]

中国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产生于保守主义对现代西方文明挑战的迎战过程中。[27]晚清知识群体因面临“保国”抑或“保教”的严复式问题而压抑的弘扬文化传统之民族主义形成的必经阶段，在一战后得到唤醒。欧洲兴起的“东方热”促进了中国知识群体的文化认同。随着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知识界认识到西方对“文明”与“文化”的区分，注意到斯宾格勒等人的多种文化形态的独立性立场。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开始真正注重“文化”与“文明”的区别。[28]1925年的五卅运动，使上海的这场危机演变成质疑中央政府执政能力和外国驻京使团的全国性危机。[29]随之而来的是反帝运动席卷全国和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周作人用愤慨的笔调写道：

中国开化至早，为世界先进之邦，顾今处列国之间，相形见绌，则何也？是固由过渡时代物质文明仓卒未备，无亦精神之际有所未逮乎？盖其趣味浅俗，感觉迟钝，二者相因，以成此状。……其一见诸色彩者。……其二见诸声音者。……其三见诸文章者。……有此三例，而知感觉迟钝之称，不为泰过。……故革除旧习，施以教养，使高上其趣味，以渐进于灵智，是迹似微末，实为文明之基础也。[30]

文明人有枪炮，野蛮人没有枪炮。西洋人有枪炮，所以是文明；中国人没有枪炮，所以是野蛮。请大家先要摸一摸腰边有无机关枪，倘若你想去同文明国人去说话。[31]

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下，周作人一面将“文明”与野蛮、征服相联系，一面流露出再造中国精神文明的希望。而这里的“中国精神文明”，实指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化上得以自立的根基。1928年后，“文化”被国民政府赋予了新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来自官方的倡导为北方知识界所接受。“文化”终于在那个民族危机阴云日益密布的时期，逐渐取代更多象征着侵略、欲望与物质的“文明”，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