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碧玉镯奇案
实业大王蒋范卿
1920年的昆明，寒风凛冽，刑场上枪声响起，一个身影应声倒下。这位倒在枪口下的，曾是云南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实业家——蒋范卿。他的死，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却很快归于沉寂。文献的缺失，让他的生卒年月、犯罪细节，甚至他的一生，都成了模糊的剪影。然而，一双价值连城的碧玉手镯，却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也成了后人津津乐道的谜团。
蒋范卿出生在清光绪初年，云南建水县曲江驿一个富庶家庭。他从小聪明伶俐，早早便显露出对艺术的热爱。年少时，他便对摄影情有独钟。光绪年间，照相机从洋人手中传入云南，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启蒙。少年蒋范卿手握照相机，不知疲倦地探索，迅速掌握了摄影和冲洗的技术。
光绪三十年，蒋范卿离开家乡，来到省城昆明。他站在翠湖边的“海心亭”前，凝视着如画的湖景，心生一计。凭着家族的积蓄，他购买了一块地皮，建起了“水月轩”，云南第一家照相馆。这座小小的照相馆，不仅为昆明的百姓提供照片，更兼售炭精画像、留声机、唱片和各种文化用品，成为了云南最早的文化综合商店。
不久，蒋范卿远赴上海、香港办货，带回了电影放映机和十几卷拷贝。最初，他和弟弟蒋朴在晚间放电影自娱自乐，后来干脆对外营业，将照相馆的大厅改成了放映场。观众付钱入场，电影成了昆明人的新娱乐。1907年，蒋范卿在《滇南钞报》上刊登广告，宣布水月轩将放映“奇巧活动电影”，其中包括日俄战争的纪录片。火车、轮船、枪炮轰击、烟雾腾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惊叹不已。水月轩，成了云南第一家凭票入场的正规电影院。
宣统二年（1910年），蒋范卿受邀参与筹办云南第一座戏园——云华茶园。茶园以京剧为主，附设茶室，用鼓书、杂耍助兴。蒋范卿亲自到上海、天津邀角，1911年4月，云华茶园开业，京剧和鼓书首次在云南登台，揭开了“京剧入滇”、“鼓书入滇”的序幕。
然而，蒋范卿的野心不止于此。他筹办滇池航运事业，买来小火轮，开拓昆明到昆阳的水上航线。民国初年，他被任命为云南模范工艺厂的总理，将厂内业务分为金工、化工、电镀等八科，生产蒸蒸日上。他还首创发售彩票，用滞销货充抵彩金，成功收回积压资金。蒋范卿的名字，成了云南实业界的金字招牌。
1914年初，蒋范卿急电弟弟蒋朴，要求将资金全部汇往上海。原来，蒋范卿在黄浦江畔，又开创了一项新事业。
这一年一座名为“小停云馆”的馆舍悄然开业。馆内设有阅报室、会客室、寝室数十间，虽不算奢华，却处处透着雅致。蒋范卿的心思细腻，他知道，这座馆舍不仅仅是他的新事业，更是他为家乡父老铺设的一条温暖归途。但凡有云南同乡经商或游历途经上海，皆可在此下榻。他甚至还提供代报关、上税、运存货物、代购车船票等服务，仿佛这座小停云馆，成了云南人在上海的一个小小驿站。
小停云馆的生意渐渐步入正轨。蒋范卿却并未因此停下脚步。他将馆务交给聘请的帐房先生打理，自己则带着为昆明工艺厂采购的一批原料，踏上了返回云南的旅途。
回到昆明不久，一场意外的风波便悄然降临。1914年6月，巴拿马出品协会云南分会与云南省第一次物产品评会在昆明南城外公园联合举办展览。作为云南实业司属下的工艺厂总理，蒋范卿奉命选送厂制精品参展。实业司还特意要求他将家藏的古玩酌送一两件，作为非卖品展出。蒋范卿没有多想，当即吩咐工艺厂选送产品，并将家中珍藏的一双碧玉手镯借给了展览会。
这双碧玉手镯，通体碧绿，滑润欲滴，仿佛蕴含着千年的灵气。它是清宫之物，曾由慈禧太后赏赐给大学士李鸿章，后几经辗转，落入蒋范卿之手。展览会上，这双镯子引起了无数人的瞩目，尤其是云南督军唐继尧的一位族人。这位族人时任司令要职，一见碧玉镯，便爱不释手，当即派人前往工艺厂，表示愿出1万银元购买。
蒋范卿得知此事，心中顿时一沉。他深知这双镯子的价值，更明白这位司令的权势。他为人正派，不愿趋炎附势，更不想因此卷入权贵的纷争。于是，他婉言回绝了对方的请求。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接下来的日子里，司令部的副官频频登门，软硬兼施，要求蒋范卿“割爱”。蒋范卿不胜其扰，心中愈发不安。
展览会结束后，蒋范卿立即索回碧玉镯，并以赴港购料为由，匆匆离开昆明。临行前，他向实业司递交了辞呈，辞去了工艺厂总理一职，并委托厂庶务员办理交接。他心中暗自庆幸，认为自己远离云南，回到上海经营小停云馆，便可避开这场风波。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这场风波才刚刚开始。
投身绿林被清算
回到上海不到一个月，蒋范卿便收到了弟弟蒋朴的快信。信中告知，他的辞职已获批准，但继任者却指控他亏欠了6000多元的公款，必须追赔。蒋朴劝他短期内不要回云南，以免陷入更大的麻烦。蒋范卿心中一震，隐隐感到事情并不简单。
不久后，蒋朴托一位同乡到上海找到蒋范卿，告诉他唐司令派人来过水月轩，声称只要交出碧玉镯，亏欠公款的事便可一笔勾销，甚至还能保他将来当上实业司长。蒋范卿听后，心中顿时明了。他冷笑一声，告诉来人：“玉镯在我妻子手中，我绝不会交出。”冷静下来后，他立即给蒋朴写信，提醒他云南旧势力强大，唐某得不到镯子，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他建议弟弟分出一部分资金，另起炉灶，以免受到牵连。蒋朴依言行事，很快便另购房屋，开起了二我轩照相馆，表面上与哥哥分家，实则暗中保护家族产业。
然而，事态并未因此平息。云南审计分处、财政厅、高等审判厅纷纷认定蒋范卿亏欠公款属实。蒋范卿在上海多次函呈云南巡按使公署，力辩自己清白，却毫无作用。他心中愤懑，终于病倒了。
1915年8月17日，《共和滇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称蒋范卿任内亏折银约八千余元，要求追缴。高审厅传讯蒋范卿到案，他请求由弟弟蒋朴出庭申述，却未获批准。最终，水月轩的房屋设备被假扣押，蒋家在建水的财产也被查封。蒋范卿的旧日发迹地，转眼间成了他人的囊中之物。
1916年4月，云南司法厅查出蒋范卿的旧案，指令昆明县追缴欠款，水月轩正式没收充公。此时，唐司令已调职高就，碧玉镯最终落入觊觎者手中。蒋范卿的旧日辉煌，一夜之间化为泡影。
1917年初夏，蒋范卿结束了小停云馆的业务，重返昆明。当他路过水月轩，看到旧日的发迹地已成为“云南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办事处”时，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他憎恨那些诬陷他、使他倾家荡产的人，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火焰。
命运的车轮并未因此停止转动。蒋范卿的行踪变得神秘起来，旧友们再也无法找到他的身影。1918年初，省会警察厅破获了一起伪钞案，传说在逃的主犯，正是当年放电影和开戏院的蒋老板。旧友们虽然知道蒋范卿曾研究过印刷，却不敢相信他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云南当局滥发钞票，地方纸币信誉一落千丈。官方对伪钞案的详情讳莫如深，生怕引发更大的动荡。
1919年初春的昆明，寒意未退，街头巷尾却因一则消息炸开了锅。《滇声报》上赫然登载：昔日水月轩主蒋范卿，竟沦为匪首，率众劫掠，惊动四方。这消息如同一块巨石，砸进了昆明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
蒋范卿，这个名字对当时的昆明人并不陌生。他曾是模范工艺厂的总理，风光无限，却因亏空公款，家道中落。如今，他竟成了通海、河西一带的土匪头子，党羽上千，横行乡里。省府震怒，派兵剿匪，一时间，蒋范卿的名字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不过，真相远比传闻更加曲折。蒋范卿并非一开始就走上这条不归路。他离开昆明后，投奔了通海县的大土匪吴学显。吴学显与他有同乡之谊，深知蒋范卿的才干，便将他视为谋士，委以重任。蒋范卿在绿林中度过了一段刀光剑影的日子，心中却始终怀着一股难以平息的恨意——他要报复那些曾将他逼入绝境的人。
吴学显看出了蒋范卿的心思，便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制造伪钞，购买大烟，贩往沪港，再购军火，壮大势力，最终推翻唐继尧的统治。蒋范卿一听，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欣然应允。他带着吴学显提供的资金，悄然离滇，经越南转赴香港。
在香港，蒋范卿化名“江月轩”，隐于市井，暗中筹划。他凭借早年对印刷技术的研究，很快制造出了一批精美的五元伪钞。这些伪钞流入云南，迅速在市面上泛滥，富滇银行的信誉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吴学显的匪部也因军火充足，四处劫掠，滇南各县陷入一片混乱。
唐继尧震怒不已，下令彻查伪钞案。省会警察厅派出专员余冠群，携年轻侦探柳遇春和银行行员刘青藜，远赴香港追查。三人历经周折，终于在九龙的一处偏僻街巷找到了化名“江月轩”的蒋范卿。余冠群老谋深算，假意与蒋范卿结交，暗中搜集证据。柳遇春则凭借敏锐的直觉，找到了伪钞的印制地点。
唐继尧得知进展后，亲自督办此案。他指示刘青藜留港监视，余冠群和柳遇春则火速回昆，面呈详情。与此同时，特派交涉员徐之琛与英国领事交涉，要求引渡蒋范卿。在英方的协助下，蒋范卿最终落网，连同大批伪钞成品和半成品，被押解回滇。
不过，云南当局并未将全案公之于众。他们担心伪钞案的真相会动摇民心，便以“投匪入伙，为害闾里”的罪名，匆匆将蒋范卿处决。
蒋范卿伏法后，水月轩也迎来了新的主人——陆军偕行社。昔日的繁华已成过往，唯有那湖光山色依旧。
蒋范卿的旧友，一位身在军界的文人，曾登上水月轩二楼，面对熟悉的景致，心中感慨万千。他提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庚申春日水月轩楼上闲咏》，却不敢直抒胸臆，只得借景抒情，将满腔悲愤化作诗句：
三棵五棵倚墙柳，一枝两枝隔院花。
北山南向当轩立，东水西流绕屋斜。
时见翠湖飞白鹭，偶看绿树宿乌鸦。
赏心只到无心处，风在林梢月在沙。
这首诗看似咏景，实则暗含深意。风在林梢，月在沙，蒋范卿的一生，何尝不是如此？他曾是昆明城中的风云人物，最终却沦为阶下囚，命丧黄泉。而那水月轩，依旧静静地伫立在翠湖畔，见证着世事的变迁与人心的冷暖。
蒋范卿的故事，如同一场荒诞的梦，梦醒时分，唯有那湖光山色，依旧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