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书所论述的，是以汉语为表现媒介的歌诗词曲，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中产生和变迁的历史。
“歌”有徒歌和入乐之分，徒歌亦称为“谣”。《诗经·魏风·园有桃》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云：“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从文体的意义上说，歌谣是接近于诗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孔子删诗，杂取周时民俗歌谣之辞，以为十五国风，则是古之有诗，皆起于此，故又通谓之诗。”所以歌、谣、讴、诵、辞、谚，皆可通之于诗；前人论述诗体的起源，也往往上溯于歌谣。本书以“诗歌史略”为上编，包括了古今体齐言和杂言诗、乐府及歌谣。词、曲都是先有曲调，然后根据其节拍配上歌词演唱，所以是“由乐以定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的。宋翔凤《乐府馀论》说：“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从文字的角度看是词，从音乐的角度看就是曲。前人也往往将词曲并论，如王易的《词曲史》、龙榆生的《词曲概论》等。本书以“词曲史略”为下编，其中“曲”只限于散曲，不包括杂剧和传奇。广义地说，这里的歌诗词曲都可以用“诗”来统摄；因此，本书所论述的对象，也就可以说是中国诗学。
本书原为“中华文化通志”中的一种，这决定了其论述的范围、重点以及写作方式有别于一般的诗歌史或词曲史论著。
本书涉及的时间段，从《诗经》时代直至20世纪40年代，约有两千五百年。作为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之一的文学，其产生和变迁的过程，也往往体现出文化的变迁。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中，文学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因素。在历史上，也出现了大量少数民族的优秀诗人，他们用汉语为表现手段从事创作，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诗歌宝库。本书列专章讨论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正是着眼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更广泛的范围中来看，汉文化不仅对于少数民族，而且对于周边接壤的邻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汉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汉文学，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文学史上也曾经被视为正统文学。域外的许多优秀诗人，也曾用汉字写作了大量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的作品。这些作品，既受到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又往往带有异域的馨香。从文化的传播与变迁的角度看，认识域外的汉诗学，有利于从整体上了解汉文化，使人们在了解汉文化的主流之外，更能了解各汉文化支流与主流、支流与支流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特色。正因为如此，本书将域外汉诗也置于讨论的范围之中，以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文化对域外的影响。
精神文化在开创时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种开创意味着文化由原始阶段进入高级阶段时人类精神的突破和宗教传统的开端。相对于未来，她是开创的；而相对于过去，她又是转折的。传统的特殊性往往决定于这个时期，所以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这一阶段称作“轴心时代”（Axial Age）。从文化的角度看诗学，则一个民族诗学的特殊性也往往奠基于其开创阶段。由此而导引出本书的两个写作重心：一是注重中国诗学初创期的讨论，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即观念上和技巧上；二是注重中国诗学转型期的讨论，它也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即题材上和审美趣味上。而对于缺乏这种初创和转型意义的部分，如叶燮指出的“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原诗》内篇下），则略言之。
从文学角度认识文化，当然也须注意文学自身的特点。韦勒克（René Wellek）与沃伦（Austin Warren）在其名著《文学理论》中，曾引用贝特森（F. W. Bateson）的一段话说：“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倾向产生的压力造成的。”作者同时又加以修正道：“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文学同样也给予语言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1所以，注重诗歌语言的变迁，也就成为本书的另一个重心。语言的变迁包括句型上的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和自由体，词汇上的古语、新词、方言和口语，句法上的对偶、平行、倒装，以及韵律上的平仄和押韵等。由四言发展至五七言、长短句，由诗而词而曲而新诗，所反映的也是诗歌语言逐渐向接近自然的语言靠拢的趋势。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诗歌历史的国家。在诗教传统的影响下，中国诗人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的敏感性，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相当突出的。现代评论家往往指出我们的文学传统中缺少“纯文学”的观念，太多的作品中含有道德训诫和政治讽谏的意味；即便是表达男女爱情的诗歌，其中也往往寄托着君臣遇合之感。用这样的眼光从整体上来概括中国诗学，难免失之片面，但以上的指陈也的确说明了中国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研究视角的不一，许多优秀的有关诗词曲史论的著作，未能充分地展现那些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诗学面貌的各种文化因素。这一缺憾，希望能够在本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同时，本书较少对作品进行纯文学的鉴赏和分析，也是由题旨本身所决定的。
总之，想在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中，描述两千五百年诗歌词曲的复杂而曲折的变迁史，挂一漏万诚为难免，顾此失彼竟是追求。清人王士禛论诗云：“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赵执信《谈龙录》引）借用其语，透过本书对中国诗学的“一爪一鳞”的描述，读者或许也能联想到首尾完好的“龙”的全身吧；透过对其屈伸变化的过程的勾勒，或许也能预示其继续腾飞的方向吧。
1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6—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