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归国日本遗孤的现状

一、被人遗忘的日本遗孤

中日邦交正常化9年后的1981年开始的日本遗孤寻找亲人的活动在日本各大媒体高频率地播出，众多的日本国民都被亲人重逢的感人场面所震撼。日本遗孤遗留在华的坎坷经历让那些逐渐忘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对世界的战争纷乱漠不关心的日本人感受到了超越战争悲剧的人类大爱与家族温暖。更重要的是，这些情感背后深藏的国家与民族、战争与人类的“大故事”，深深触动了那些在富足、和平生活中变得冷漠的人们心底最柔软的心弦。

1995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的《大地之子》受到了日本国民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反映战争历史与日中关系的极具历史见证内涵的电视剧。观众们认为，“日本遗孤的悲惨命运，无论看多少遍都让人泪流满面”“让平时从不流泪的男人也不禁动容”“让人们重温日本与中国的历史，也让人再次深思和平的宝贵”。

然而，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隧道，经历喜极而泣的拥抱，感情的潮水在汹涌澎湃之后慢慢归于平静，日本人逐渐再次遗忘了这群人。很少有人知道，回归日本的这群遗孤是如何在新环境中生存的。然而，在被遗忘的角落，日本遗孤与他们众多的家眷陆陆续续来到日本。如今有大约10万名遗孤及其家属生活在日本，他们大部分生活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也有的散居在日本各地的都市和农村。

截至2023年，大部分日本遗孤已逾80岁，平均年龄已经81.5岁。2007年7月的日本遗孤国家赔偿诉讼[13]以和解的方式结束后，日本遗孤的生活水准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距他们回国高峰的20世纪80年代已经过去了近30年。

感动过后，现实问题浮出水面。归国日本遗孤的生活现状如何？由于语言难关无法突破，众多的日本遗孤归国之初无法找到正式工作，只能从事临时工种，因而无法享受日本厚生养老金待遇。即使幸运地找到了正式工作，加入了厚生养老保险，他们的就职年数往往不长。而日本的厚生养老金的支付额直接与就职年数挂钩，日本遗孤即使工作了十年，能够领取的厚生养老金也只有每月三四万日元（合人民币1500—2000元），无法维持正常生活。更多的人只能以依靠国民养老金为生。也正因为如此，到2007年7月的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和解之前，61.4%[14]的日本遗孤家庭都只能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为生。

二、日本国家的支援政策——新支援政策制定之前

日本政府把支援日本遗孤及其家属的归国、在日本社会的适应与自立作为一项国家事务来看待。厚生劳动省负责日本遗孤的接收、自立支援事务，并委派地方政府直接执行。厚生劳动省制定接收、自立支援的方针，地方政府依据方针进行具体的操作。在具体开展支援时，则由厚生劳动省委派的自立指导员直接进行指导和监督，政府无法照顾到的细节由义工进行辅助。

（一）厚生劳动省面向中国归国者的支援政策概要

2007年新支援政策制定前，厚生劳动省对“中国残留邦人”采取了以下援助措施。

一是短期归国援助。对那些没有永久归国打算的日本遗孤，如果本人有回国扫墓和拜访亲人的意愿，同意他们每年短期归国。同时，由于在日亲属拒绝接收或者本人身份未判明的情况，可以参加由“中国残留孤儿援护基金”发起的集体短期归国。二是永久归国援助。对有永久归国意愿的日本遗孤，同意他们永久归国。三是适应、自立援助。日本遗孤常年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生活，要适应日本社会并完成自立，需要直面语言、生活习惯、就职工作等多重困难。对此，以厚生劳动省为首的相关部门、地方公共团体紧密联系，制定了细致的援助措施。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回到日本后入住“中国归国者适应促进中心”。在回国后的前6个月内，接受基础日语及生活习惯的习得研修。之后，去往亲人或者身份担保人处定居（入住公营住宅）。

（2）之后的8个月继续到“中国归国者适应促进中心”接受基础日语及生活习惯的习得研修。

（3）灵活使用“中国归国者适应促进中心”。回国4年后仍然可以到该中心进行日语学习和生活问题的咨询。除了入住“中国归国者适应促进中心”者之外的所有人，回国后任何时候都可以享受该服务。

（4）派遣自立指导员。回国后的最初3年，有专人进行日常生活和面向自立的各种指导。

（5）派遣自立支援翻译并实施巡回健康咨询。

但是，日本遗孤分为两类，一类是接受国家援助的公费归国者，另一类是不接受援助的自费归国者。公费归国者作为国家的援助对象，可以享受归国旅费的支付、身份担保人的斡旋、入住“中国归国者适应促进中心”4个月等一系列的援助。而自费归国者则被排除在这些援助之外，不难想象，自费归国者要想适应日本社会的生活会更加困难。

《关于中国残留邦人等的顺利归国促进及永久归国后的自立支援法律》[15]的第一条中写道：“本法律，考虑到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不能归国，不得不滞留在本国以外的地区生活的中国残留邦人等的境况，以促进这些人的顺利归国及永久归国后的自立支援为目的而设立”。从这个条文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知道，日本政府的中国归国者的援助项目的出发点是援助那些因为侵华战争而战后仍旧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归国及归国后自立，即被视作“战后遗留问题处理”中的一环。

（二）关于日本遗孤的养老保险

日本政府就日本遗孤的问题，从1996年4月开始实施了国民养老保险的特别措施。在此之前的1994年，设立《中国残留邦人归国促进、自立支援法》，与此同时养老金法得以修改。

日本的国民养老保险的保险金为自己缴纳三分之二，国家承担三分之一，只有加入时间超过25年以上才有资格领取。正因如此，在特例措施实施以前，归国期间未超过25年的日本遗孤们，甚至连领取国民养老金的资格都没有。然而，作为国民养老金的特例措施，日本政府决定把从国民养老金制度创立的1961年4月1日到日本遗孤永久归国的前一天这一期间作为保险金特殊免除期间，也就是说，日本遗孤在中国生活的那段日子被看作“免除期间”。

在这期间，日本遗孤可以领取国民养老保险金的三分之一（相当于由国家负担的金额），而且，也可以利用生活福祉资金贷付制度追缴保险金。换言之，日本遗孤可以领取由国家负担的那一部分保险金，并且可以追缴免除期间的保险金。具体来说，正常缴纳40年的养老保险，可以每月领取66000日元的保险金。通过特例措施，日本遗孤们虽然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也可以领取到国库分担的部分，即22000日元，并且如果追缴在中国期间的养老保险，就可以领取全额养老金。

（三）日本遗孤的生活实况

日本厚生劳动省曾于2003年11月20日至2004年3月31日，进行了中国归国者的生活实况调查。[16]这个调查的实施期间恰逢日本遗孤们发起的国家赔偿请求诉讼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期。从这个调查中我们也能大致窥见日本遗孤当时的生活状况。

1. 就职状况

从日本遗孤的就职状况来看，“现在正在工作”的占13.9%，“之前有工作”的占35.3%，合计为49.2%。“从未参加工作”的占44.2%。并且，当时正在工作的人的大部分为65岁以下的人。

以家庭为单位来看，仅有日本遗孤本人就职的家庭占8.8%，仅遗孤配偶就职的占6.0%，遗孤和配偶均就职的占5.1%，双方均未就职的占80.1%。未就职的理由中，由于“高龄”占50.3%，“生病或受伤”占39.1%。就职的平均月收入，遗孤或配偶单方就职的家庭为13.8万日元，双方均就职的家庭为28.8万日元，全体的平均为17.8万日元。

2. 养老金状况

从养老金的领取状况来看，遗孤的35.8%，残留妇人等的66.2%，中国归国者整体的52.4%正在领取养老金。从正在领取的养老金的种类来看，国民养老金最多，遗孤的52.7%，残留妇人等的59.2%都为国民养老金；次之为厚生养老金，比例分别为遗孤36.5%，残留妇人等24.2%。从领取的养老金的金额来看，36万日元以下（月额3万日元以下）的占51.2%，36万至60万日元（月额5万日元以下）的占25.1%。

3. 最低生活保障金的领取状况

从最低生活保障金的领取状况来看，遗孤家庭的61.4%，残留妇人等家庭的55.2%，中国归国者整体的58.0%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厚生劳动省在2000年进行的生活实况调查显示，当时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的领取比例为，遗孤家庭65.5%，残留妇人等家庭64.%。由此可见，随着归国年数的增加，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比例有所下降。此外，在遗孤本人就职的家庭中，只有10.9%的家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

4. 日语习得状况

从中国归国者本人的日语的理解能力来看，“日常会话没问题”的比例分别为，遗孤16.2%，残留妇人等56.9%；“购物、乘坐交通工具没问题”的比例分别为，遗孤51.5%，残留妇人等77.0%；“仅会简单几句”“完全不会”的合计为，遗孤47.1%，残留妇人等22.1%。

从年龄来看，日本战败时，年龄越长者（调查当时70岁以上）的理解度越高，年龄越低者的理解度越低。此外，归国者配偶的日语理解能力，“日常会话没问题”的比例为13.3%，“购物、乘坐交通工具没问题”的比例为25.6%，合计为38.9%。可见，配偶的日语习得程度与中国归国者本人相比较低。

5. 归国后的生活状况

对现在的生活状况的评价来看，遗孤的64.6%，残留妇人的53.5%，中国归国者整体的58.6%认为“困苦”“比较困苦”。和归国前的生活相对比，认为“变轻松了”“有些变轻松了”的比例为35.8%，认为“更加困苦了”“比较困苦”的比例为28.0%。

从他们归国后的感想来看，认为“好”“较好”的比例为，遗孤53.7%，残留妇人等73.4%，中国归国者整体的64.5%认为比较满足。其中，认为“好”的理由中，“能够在祖国生活”的意见比例最高，占中国归国者的64.5%。认为“后悔”“比较后悔”的归国者的比例为，遗孤的16.1%，残留妇人的7.7%，后悔的理由最多的是“对老年后的生活非常担忧”。

6. 地域生活状况

关于中国归国者本人与近邻交往的状况（多项选择），“有可以互相招待的关系亲密的人”为24.0%，“有可以聊天的人”为26.7%，“完全没有交往”的为18.4%。关于可以商量烦恼的对象，选择家人（子女、配偶）最多。中国归国者本人参加过的地区活动中（多项选择），“小区会议、自治会的地域清扫”最多，占75.6%，次之为“小区节日”占27.8%，“防灾训练”占19.4%，“从未参加过”的比例为14.5%。

7. 家庭人口状况

平均一名中国归国者的在日家人的数量，包括公费归国同伴及招致的亲属，遗孤为9.4人，残留妇人为11.8人。中国归国者留在中国的家人数目为，遗孤0.9人，残留妇人1.3人。

8. 生活支援的状况

60.2%的中国归国者回答，从子女家庭中“获得了某种生活援助”，其中，“获得了生活费的援助”的比例为17.7%。生活费援助的程度为，“零钱程度（1万日元以下）”的比例最大，为48.8%，次之为“生活费的一部分”27.7%，“生活费的大部分”为14.2%。

（四）中国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请求诉讼的状况

2002年，在日本民众逐渐淡忘了日本遗孤的时候，媒体再次聚焦了这个群体。然而这次的聚焦点是他们状告日本政府。永久归国的日本遗孤的2155人（2006年3月1日统计）在全国的15个地方法院，以国家疏于对他们早期的归国的支援与归国后的资助为由，向国家提起了集体诉讼（见图1-4）。

诉讼的目的是要求日本政府对曾经的不作为谢罪，恢复这些人本来应该作为“日本人”所拥有的权利，因为“中国残留邦人的大部分遵循国策被送往伪满洲国，却被遗弃在当地，并且常年以来国家没有采取招引归国措施，在归国后也没有设置适应、自立、生活保障等措施。在明确国家的法律责任的同时，对中国残留邦人至今承受的苦难进行赔偿，保障他们今后的生活和人权”。诉讼者认为在战后近60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对归国遗孤实施的援助政策以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为主，缺乏政策性。归国遗孤面对政府的拖延甚至不作为感到忍无可忍，以被日本国家政策戏弄、归国后生活不安定的义愤心情，请求日本政府将援护金支付制度法制化，以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

日本遗孤依据以下的理由，认为日本政府侵犯了他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有尊严地活着”的基本权利。一是日本政府在战后遗弃了遗留在华的国民，使他们成为“弃民”；二是在认识到遗孤存在的情况下，在1959年通过“战时死亡宣告”制度，把遗孤们“宣告法律死亡”；三是在遗孤归国后，没有采取充分的生活支援对策。

日本遗孤与日本政府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日本政府是否对在华遗孤问题的发生负有责任；是否承担了让遗孤早日返回日本的义务；是否尽到帮助遗孤在回到日本后实现自立的义务。

这场集体诉讼高举“在祖国日本的土地上，作为一个日本人，堂堂正正地活着的权利”的旗帜，要求日本政府对每个遗孤支付3300万日元的受害赔偿，要求赔偿总额约200亿日元。如此大规模的原告团，在日本实属罕见。原告辩护团也规模庞大，包括在东京及邻县的约150名律师参与了诉讼，并且大量的律师新秀也活跃在第一线。

以2002年12月的在东京法院提起的第一次诉讼为开端，原告团在鹿儿岛、名古屋、京都、广岛、德岛、高知、札幌、大阪、冈山、神户、长野、福冈、仙台、山形等地的法院相继提起诉讼。集体诉讼的原告数目占到了归国遗孤的80%以上。从中国归国者整体来看，比遗孤年长的残留妇人的诉讼，也在东京、高知、埼玉的三个法院展开。

在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十几年来，归国遗孤曾多次请愿和写信，要求日本政府制定合情合理的政策，让他们回国后有依靠，过上安宁的生活，但他们的要求被搁置一边。现在他们走上公堂，索取赔偿，也希望借助司法力量能让日本政府反思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的深重伤害。在此之前的2002年，麻风病患者状告国家胜诉，之后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救济制度。日本遗孤们也期盼通过诉讼，唤起舆论的关注，从而促使国家改变政策。

在第一次口头辩论（2003年4月18日）中，一位原告代表陈述道：“由于战争，自幼被遗留在中国，长期无法回到日本，我们的这种不幸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吗？我不会说日语，是我的错吗？希望通过诉讼，让日本政府承认自己的责任，起码让遗孤们能够在祖国安享晚年，能够像‘一个普通的日本人那样有尊严地活着’，请一定理解我们的诉求”。在诉讼结束后的报告会中，这位代表高兴地说道：“我终于在法庭上进行了陈述，行使了一名日本人参与诉讼的正当权益，我非常高兴！”。这位代表的这番发言也成为极具代表性的报道。

日本遗孤的这场集体诉讼，由全国的原告团、律师团紧密联合，持续进行。2005年7月大阪地方法院率先给出了第一次判决，结果为全面败诉。对此判决内容，日本全国的媒体进行了一致的批判。大阪原告团也进行了上诉。2006年10月26日，207名日本遗孤提起诉讼的名古屋法院对其中168名遗孤给出了审判结果，日本遗孤败诉。

神户地方法院也在2006年12月1日下达了判决。桥诘审判长说：“存在妨碍日本遗孤归国的违法措施”，承认了国家的一部分法律责任，并判决国家对61名原告支付总额为4亿6860万日元的赔偿金。[18]这个审判是第一个承认对日本遗孤的国策存在失误的审判，对之后的诉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政府对神户地方法院的判决不服，在同年12月11日向大阪高级法院提起上诉。旁听上诉的东京原告代表团的宇都宫孝用中文表示：“日本遗孤的养老金非常少，且超过7成的人接受最低生活保障金。我非常遗憾这个上诉。”同日，作家井出孙六等文化学者19人，召开紧急记者会，要求政府尽快全面解决日本遗孤问题。井出指出：“让战后60年一直被置之不理的遗孤们，能够到达幸福的终点”。[19]

东京地方法院的第一次审判在2007年1月30日进行。加藤谦一审判长陈述：“不承认日本政府负有实现日本遗孤尽早归国及自立支援的法律义务”“原告所受的损失应视作由战争引发的损失”，全面否定了原告的诉求。判决列举了三点所有原告共同的损失：一是在中国成为孤儿，被中国养父母抚养成人；二是无法与日本的亲生父母共同生活，日语无法成为母语；三是37岁之前未能回到日本。判决主张“不能承认这些损失的原因是国家的违法行为”。[20]

三、新支援政策的实现

（一）日本遗孤国家赔偿请求诉讼迎来终结

2007年6月30日，执政党项目小组（组长为野田毅元自治相）决定实施给付金制度作为日本遗孤的新生活支援政策，支付日本遗孤每个月不多于8万日元的补助金。[21]

对此新支援政策，全日本的国家赔偿请求诉讼的原告团和律师团的代表于7月8日在东京都内召开会议，最终决定接受执政党的关于国民养老金的满额发放及给付金制度的提案。九成归国日本遗孤，约2200人参与的这场诉讼也终于迎来了终结。《朝日新闻》报道：“围绕日本遗孤支援的问题终于看到了曙光”。[22]

7月9日，执政党项目小组正式确立新支援政策（见图1-5）。[23]政策决定，在支付日本遗孤满额国民养老金（每月6.6万日元）的基础上，再每月支付不超过8万日元的生活支援金。对依赖生活保障金生活的日本遗孤，把生活费由之前的8万日元增至14.6万日元。

到该政策确立前，对低收入人群的住宅费和医疗费的自我负担部分是由最低生活保障金来补充的，新支援政策中将会依据情况来另行补助。但是，有厚生养老金和工资收入的人的生活支援金将会减少，收入一旦增加，住宅费及医疗费的补助也会相对减少。

日本承认了该政策确立前的日本遗孤政策是不充分的，并制定了“作为人的尊严”和“安定的老后生活”的基本方针。盐崎恭久官房长官在7月9日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中，高度评价了新的支援政策，认为是“非常大的前进”，并表示“在支援政策的实施方面政府将制定万全的体制，希望（原告们）能够体会到回到日本是好的抉择”。[24]

7月10日，收悉日本遗孤的新支援政策后，集体诉讼原告团的约100人拜访首相官邸，与安倍晋三首相进行了会谈。原告团全国联络代表的池田澄江（62岁）抒发感激之情：“出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祖国的温暖。我认为回到日本真好！今后我想成为中日两国友好的桥梁而骄傲地活下去。”安倍首相与遗孤们握手，并亲切地对他们说：“我衷心地期望，你们能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在日本健康幸福地生活下去”。[25]

2007年11月28日，以强化对日本遗孤支援为目标的《中国残留邦人支援法修正案》，获得日本参院本会议一致通过，正式立法。[26]同时，日本政府还决定免除日本遗孤该次诉讼的全部诉讼费用。

该法案的适用对象是，在战后的混乱中被遗留在中国，之后永久归国的日本遗孤和残留妇人约6000人。该法案的重点是国民养老金的满额发放及每月不超过8万日元（对家庭中的一个人）的生活支援金制度的创立。厚生劳动省在下一年度的预算中加入了总额355亿日元的概算要求。

对于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遗孤，新法案实施后，政府发放的保障金由之前的每月8万日元提高到14.6万日元。自新法案实施之日起，由最低生活保障金负担的住宅、医疗和介护费用改名为“支援给付”而继续由国家负担。遗孤本人死亡后，由配偶者继续受领。

我们再次回顾一下新支援政策的主要内容。

① 国民（基础）养老金的满额发放。年满65岁的日本遗孤每月6.6万日元；

② 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全数退还（针对缴纳了养老保险的人而言）；

③ 发放生活支援金。残留邦人月额不超过8万日元（依照地域稍有不同。有配偶的情况，最高可拿到12万日元）；

④ 厚生养老金等收入不再计入收入认证中，可以全额领取；

⑤ 支付住宅费、医疗费、介护费等费用；

⑥ 只要不是价格特别高昂的私家车，允许日本遗孤持有。

占永久归国的日本遗孤总人数的90%，约2201人参加的这场耗时5年的国家赔偿请求诉讼，终于终结。

（二）日本遗孤的希望——新支援政策实施之后

2017年7月25日，日本厚生劳动省援护局发布了《2015年度日本遗孤等生活现状调查结果报告书》，该调查于2015年11月13日至2016年1月19日展开，目的是调研永住归国后的日本遗孤的生活现状及2014年10月开始实施的配偶支援金等政策的扶助效果。这也是日本政府对日本遗孤进行的第11次生活状况调查，也是目前为止最新的一次现状调查。国家赔偿请求诉讼结束后，日本遗孤及其家人们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吗？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数据较为直观地解读支援政策的成效。

1. 生活支援金支付状况

从“生活支援金支付状况”调查来看，已有74.9%的遗孤正在接受支援金，“曾接受过支援金但现已取消”的仅有5%，而9.6%的人“从未接受过支援金”；从“接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状况”调查来看，50.4%的遗孤表示“从未接受过”，其次是32.7%的遗孤表示“曾接受过援助但现已停止”，仅有1.1%的遗孤现在仍在接受最低生活保障金；从“没有领取支援金的原因”调查来看，较多的人是由于“不知道这一制度”，虽与前一次调查相比稍有下降，但仍然占总人数的37.4%；认为在经济上没有必要的人数比例从14.9%上升至17.9%；“申请被驳回”的人数比例从13%下降至7%；表示不愿接受来自国家的支援金的人数比例从20.3%下降至17.5%。从以上数据可见，从总体上来说，大部分日本遗孤已经接受支援金；从经济上说，部分日本遗孤的经济水平有所提高，可以暂时摆脱支援金而独立生存；从制度上来说，申请被驳回的人数减少能侧面反映制度的优化性；从自我认同上来说，抗拒国家支援的人数比例有所下降，是对于日本国家与民族的自我认同有所上升的表现。

最后，关于是否了解“支援提供制度和生活保障制度对年收入和持有资本的不同处理方式”，受支援的遗孤及其配偶中仅有33.6%表示知情，可见对于相关政策的推广工作仍待加强。

2. 配偶支援金领取状况

随着日本遗孤年岁渐长，陆续有遗孤离世。为了能让常年和遗孤同甘共苦的配偶在遗孤去世后仍旧能够安心生活，日本政府对特定日本遗孤配偶——特指从永住归国前至遗孤离世时和遗孤持续保持婚姻关系者，给予“配偶支援金”，并从2014年10月开始正式实施。支付金额相当于老年基础年金的2/3，即每月支付42933日元。这项政策是继“新支援政策”后的又一项较大的援助举措，极大程度地解决了遗孤们的后顾之忧。

2017年发布的现状调查显示，配偶支援金的受领者的平均年龄为74.3岁，其中70—79岁的占比最高，为54.9%，80—89岁占比15.5%、90岁以上占比3.3%。

对于“配偶支援金”的知晓情况，“非常了解”占10.5%，“有一定了解”占23.4%，“听过但不太了解”占23.4%，“完全不了解”的占25.9%。而对于他们了解配偶者支援金的途径，54.4%的人表示来自实施机关和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其次通过制度的宣传信息和宣传册的占20.8%，通过亲友和熟人介绍的占19.6%。

我们最为关心也是最重要的是，政策实施后他们的“满意度”。调查显示，表示“满意”与“较满意”的占75.3%。满意的最大理由是，“由于该政策的实施，减轻了对于年老后的不安”，占34.8%；其次是“自己（日本遗孤）去世后，不再担心老伴的生活”，占29.5%。表示不满意的人群的理由主要是金额过少与“尽管同样是日本遗孤的配偶者却无法享受该政策”。通过这一调查能够发现援助政策的落实与传播途径是厚生劳动省社会援护局重点关注的方面之一。

3. 支援、咨询员制度利用状况

关于“归国者支援·咨询员制度利用状况”的调查，较多人数表示经常咨询；其次是“没有咨询”与“有一些咨询”，二者比例相近，约10%至15%；较少人表示“不知道这一制度”、“咨询没有必要性”和“没有支援和咨询员”。

总之，针对日本遗孤的援助政策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最大的改变是除了关注日本遗孤群体本身之外，也把其配偶纳入了援助对象，这是一大进步。整体来说，受援助者的满意度较高，日本遗孤及其家属能够更加安心地在日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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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蘭信三指出，从1972年至1998年，归国的残留妇人及日本遗孤大约为5000人，加上他们的家人，大约为2万人。然而，他推算，算上他们的子孙及中国亲属，日本遗孤群体的数目应该为大约10万人。参见蘭信三、「中国帰国者とは誰なのか、彼らをどう捉えたらよいのか」『「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第2页。这一点是参与日本遗孤支援活动的大多数人的共识。比如，长年从事日本遗孤支援活动的八木严指出：“大部分归国者孩子都非常多，一个人有六七个孩子非常正常，因此，接收一个日本遗孤，就相当于接收六七个家庭，人数也多至二三十人”。参见八木厳、「中国帰国者の実情とその背景」、江畑敬介、曾文星、箕口雅博編、『移住と適応』、日本評論社、1996年、第27页。

[2]又被称作“试验移民”“自卫移民”。

[3]蘭信三、『「満州移民」の歴史社会学』、行路社、1994年、第47页。

[4]猪股祐介、「満州農業移民と中国残留日本人」『特集 中国残留孤児の叫び—終わらない戦後』、勉誠出版、2006年、第15页。

[5]日本总务厅，1988年。

[6]参考关亚新、张志坤：《日本遗孤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7页。

[7]猪股祐介、「満州農業移民と中国残留日本人」『特集 中国残留孤児の叫び—終わらない戦後』、勉誠出版、2006年、第16页。

[8]1934年3月8日，土龙山人民在各保保长谢文东、景振清、曹子恒、张魁武、马海亭、冯秉臣等领导下汇合各路武装农民2000多人举行抗日行动，先后击毙大佐饭冢、伪警大队长盖文义、重创日本广濑师团，打响了农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土龙山事件成为动摇“满洲国”根基的大事件。关东军的武力强收土地的方式受到了多方的质疑和责难。从土龙山事件后，关东军改变了征收土地的方式，不再直接出面收购土地，而是通过“满洲国”当局和“满洲拓殖公社”为中介进行收购。

[9]暉俊義等、『满州開拓生活図説：第三冊 日满露三民族の生活比較』、大阪屋号書店、1943年。

[10]鍛冶致、「中国帰国生徒と高校進学—言語·文化·民族·階級」『「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第2页。

[11]1958年4月30日，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在市内滨屋百货公司举办介绍中国产品展览会，会场上悬挂了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国旗。中国台湾省国民党驻长崎的“领班”常家铠，当天向长崎市政府要求取下会场上中国国旗。驻东京的台湾省国民党“大使”也于5月2日向外务省提出“抗议”。同日下午，两名日本暴徒闯入滨屋四楼将展览会场的中国国旗扯下，被当场抓住，扭送至长崎市警察局，此为侮辱中国国旗事件。但岸信介内阁却以“国内法”为借口，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国旗的立场，拒绝对暴徒进行惩处，并很快将其释放。

[12]参照鍛冶致、「中国帰国生徒と高校進学—言語·文化·民族·階級」『「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行路社，2000年、第19页。

[13]有关国家赔偿诉讼将在第四章进行详细阐述。

[14]引用自日本厚生劳动省援护局2004年3月31日发布的“中国归国者生活实况调查”。

[15]日文为：「中国残留邦人等の円滑な帰国の促進及び永住帰国後の自立の支援に関する法律」。

[16]该调查以自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至2003年3月31日，永久归国的日本遗孤（除去入住“中国归国者定住促进中心”者及永住归国后死亡者）共计5208人为对象，从2003年4月1日进始实施。共回收问卷4094份（回收率78.6%）。之前的调查均以归国十年以内的遗孤为对象，这次调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首次以全体日本遗孤为对象的调查。

[17]鈴木賢士、『父母の国よ—中国残留孤児たちはいま』、大月書店、2005年、第150页。

[18]《朝日新闻》、2006年12月1日。

[19]《读卖新闻》、2006年12月11日。

[20]《朝日新聞》、2007年1月30日。

[21]《朝日新聞》、2007年7月1日。

[22]《朝日新聞》、2007年7月9日。

[23]《朝日新聞》、2007年7月9日。

[24]《産経新聞》、2009年7月9日。

[25]《朝日新聞》、2007年7月10日。

[26]《朝日新聞》、2007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