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书横跨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三大学科，采用以质性方法为主，量性为辅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① 生命叙事深度访谈法；② 内容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③ 比较分析法。其中，生命叙事深度访谈法是本研究应用的重点研究方法。

一、生命叙事深度访谈法

研究方法的选择是学术研究的起点，研究方法不同，观看研究对象的视角和态度也会有所不同。以往对于边缘人群的研究，包括日本遗孤的研究大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历史的框架中建构，把他们看作是集体的符号，从而忽视了个体真正的独特生命体验和感受。不同于以往国家话语层面的宏大叙事，本次研究从有着不同经验的个体出发，也即从日本遗孤生命个体出发，以他们个人的生命故事为研究内容，采用生命叙事的研究方法，关照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自我认同和真情实感。

（一）生命叙事是什么？

生命叙事，也被翻译为生活叙事，不同学者在不同的研究中或采用生命叙事，或采用生活叙事。在中文研究中生命叙事一般运用在探究研究对象较长的人生阶段以及人生转变，生活叙事一般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根据本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特点，即经历了移民、战争、归国等较多人生变化和较长人生阶段的日本遗孤及其后代，且重在探寻日本遗孤不同阶段、不同代际的身份认同问题，本研究采用生命叙事的概念来界定所运用的研究方法。

德国社会学家舒茨率先使用“life story”和“biographical interviewing”的概念，试图以此来理解个人的根据生活经验所得的生活意义。生命叙事的方法首先被归结为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关注人们对生活经验的理解和生活经验的重要性。[72]近年来，生命叙事研究主要运用在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国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生命叙事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自由与结：一位躁郁症之子的生命叙说》以小金为主要参与者，叙说其成长历程中，患有躁郁症的父亲带给他的一连串身心感受，并通过小金的成长故事探讨躁郁症父亲带给子女生命成长的影响。[73]《“非裔美国人长者样本中的灵性与宗教性：生命叙事的方法”》（Spirituality and Religiosity in a Sample of African American Elders：A Life Story Approach），研究少数族裔老年人的储备能力，并确定即使在面临逆境的生活中也能促进更优化结果的保护因素。对10位非洲裔美国人（58—88岁）进行了生命叙事访谈，正如受访者所描述的那样，灵性和宗教信仰被用来作为他们在压力时刻能够汲取的储备资源，从而使他们因艰辛而成长。[74]《从亲人的逝去开展自我的生命意义》全文分成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说明叙说故事的原因，以及故事所拥有的力量。第三个部分则是由阿公的生与死，来思考家族关系；透过阿嬷的死与生，来思考自我的问题，其间自然涉及丧礼与葬礼的问题与功能。第四个部分为总结自己对生死的理解、回忆与自我的关系，进而说明叙说生命故事对自我的意义，可以让逝去的亲人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作者的生命之中，也让作者重新理解自我的生命意义。[75]刘慧是我国大陆地区对生命叙事研究较为集中的学者，她在《生命叙事与道德资源的开发》中提出生命叙事是指叙述主体在成长中所形成的对生命的和生活的经验、感受、体验和追求，提出生命叙事不同于一般叙事的特殊性：自主性、日常生活性、生成性。[76]

生命叙事要与生命史、自传、传记等传记方法区分开来。19世纪人类学家用生命史（life history）这一术语指称用第一人称或其他人称编造好的传记。社会学家也用这一术语指不仅包括讲述者自身讲述的故事，也包括从其他来源得到的数据，如法院、警察记录、医疗报告等。生命叙事不仅是生活史的一部分，而且是用述说告诉别人。它被描述为一种通过互动产生的“口述、自传性叙述”，因此，生命叙事的方法通常涉及一个人（主体/叙述者/讲故事者）向另一个人（研究者）讲述其生活及生命历程。似乎区分生命史和生命叙事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用生活史的方法，试图代表一种关于所涉人生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生命叙事方法试图表现生活中的经验真相。也就是说，要表达他们自己的故事，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的生活经验故事。[77]由高雄医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主办、人文社会科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2017年“生命叙事”国际研讨会在征稿启事中表明：生命叙事既是一种文类的评论方式，也是一种学术研究领域的评论方式；生命叙事常与历史、文学和纪录文献有关，其次文类更包括回忆录、日记、自述、书信、口述历史、见证记事与电影。生命叙事近年来已是人文学中最受瞩目的研究主题之一，此叙事研究涉及个人或集体的身份认同、文化调适、迁徙经验、离散与伤痛记忆和叙事者与自身的对话。生命叙事反映自我与社会的关联和文化层面的影响，书信和日记更可能透露个人与集体过去的轨迹。[78]

采用“生命叙事”的叙事视角，是因为叙事不只是对历史和生活经验的简单记录，叙事在人类思维模式中也占据重要位置。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在其影响深远的《实存的心智，可能的世界》（Actual Minds，Possible Worlds）一书中，主张人类有两种认知模式，一种是典范式认知（paradigmatic cognition），即命题/逻辑推演式的认知；另外一种则是故事性/叙事性认知（narrative cognition），关注的是人类的意图及行动，历程中的悲欢沉浮与结果。对致力于探究叙事/叙说这种认识（narrative knowing）模式的波尔金霍恩（Polkinghorne）来说，“叙事是人们用来了解人类世界的方式”[79]，这种认知让我们获得关于一个人之行为动机及行动处境的知识，并据此“使得他人及我们自身的行动可以被理解”[80]。而对于人类处境性的这种细致了解是命题式的认知方式所无法达致的，诚如Carter所言，叙事性的认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捕捉了人类事务意义之丰富性与细致性”，并且“这种丰富性与细致性是抽象命题、事实的陈述，或者定义，所无法表达的”[81]。必须进一步强调的是，叙事性的思考不仅是据以理解他人与自身行动，认识这个世界的依凭而已，亦是我们进行道德评判与选择的基础。[82]个体的生活经验和情感通过叙说成为独特的生命故事，个体在叙说中梳理自我生命历程，展现出自我身份的认同。周志建认为，叙说探究是透过生命故事来分析人类行动的质性研究设计，借由故事串联生命中的事件，运用语言和文字的转化，呈现事件内在意义与丰富的内涵。[83]波尔金霍恩将叙说视为是一种言谈（discourse）的形式，而在质性研究中，叙说一词分别指称了散文（prosaic）和故事（story）。他认为散文性的叙说研究资料包括三种基本形式：简短的回答、数字和描述。另外，有些研究里，叙说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散文式言谈，而是代表了另一种特别的言谈类型——故事。故事化的叙说形式保存了人类行动在其时间序列内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动机、偶然机遇、变动性以及脉络性；当这些事件被聚集与整合成为一个具有时间性的组织化整体过程，即是“叙事”[84]，而叙事探究则搜集了这些事件作为资料，透过叙说分析的程序而产生诠释性的诸多故事。因此，叙事探究跟一般研究访谈的差别，在于叙事探究不只是在呈现资料，叙事探究的作品是要讲一个故事，即时间序列里的一系列事件，而这些故事构成或彰显了某种文化赖以存在的那些意义。这个故事，依照布鲁纳的观点：故事所包含的就是一序列的事件，故事总是包含有个行事者（agent），他之所以行动（act），是在某种可以认知的境遇（setting）下，采用了某种手段（means），以达成某个目的（goal）。[85]克兰迪宁（Clandinin）和康纳利（Connelly）将叙事探究视为研究经验的一种方法。与技术理性典范的形式主义研究相较，他们认为形式主义是在理论里进行探究，叙事探究则倾向是与生活经验和被诉说的故事相周旋，[86]而此种叙事思考和周旋包含着三个向度：① 互动——个人与社会，内在与外在的交互作用；② 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续性；③ 情境——在地情境的地域性。[87]根据叙事的三个向度，本研究中所考察的日本遗孤的个体记忆以及自我认同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既包含过去、现在，又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上体察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同时，叙说情景和听者的特殊性将有助于叙说者的自我流露，也即我们作为熟练运用汉语和日语的中国的留日学生，在与日本遗孤的沟通中可以让叙述者选择叙说的语言，给他们自然表达的途径和场域。

（二）生命叙事在本研究中的运用

本研究先后对日本遗孤、遗孤二代、在华遗孤、遗孤养父母共计150人进行了生命叙事深度访谈，访谈时间从2005年持续至2024年。调研范围横跨中日两国，主要包括中国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京市等地和日本东京都、千叶县、埼玉县、神奈川县、茨城县、长野县、山梨县、静冈县、大阪府、爱知县、宫城县、福冈县、长崎县等地。访谈提问内容包括被访者从出生至今的全部生命历史，访谈时不拘泥于问题的顺序，顺应对话走向，并深度挖掘访谈过程中发现的闪光点。依照被访者要求，采访使用中文或者日语进行。

由于每个受访者的表达能力、倾诉欲望、记忆完整度、对事物的认知与敏感度皆有不同，及篇幅受限，笔者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进行着重呈现。笔者重视叙述的文脉和情境，选择了生命历史叙述较为完整全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典型性的访谈内容进行重点分析并适时在分析的过程中融入了其他受访者的叙述。访谈对象相关信息将在对应章节里具体呈现。

在本研究中，日本遗孤作为叙说者，笔者作为倾听者，在互动中感知他们的生命故事和自我情感。笔者把访谈内容逐字逐句文字化，力图呈现原生态的叙述和对自我的诠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他们的身份认同。笔者着重从“对话构建主义”的视角，对访谈的互动与构建过程进行诠释性分析。不仅关注日本遗孤的访谈内容，更注重对访谈的“立场”“讲述方式”及“话语的连贯性”进行诠释。

作为访谈者的笔者与日本遗孤经历相似，即长期在中国生活而后来到日本。这种相似的生活经历和异文化适应过程，使得笔者能在访谈中灵活运用中文和日语，更加容易捕捉他们隐藏在字里行间，还未能作为语言完全表达出来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变化。相较于以往日本研究者的调查，笔者更容易剖析具有独创性的日本遗孤的心路历程。

生命叙事的研究方法属于质性研究，具有较强的人文关怀，从微观的层面展示个体与社会、历史的勾连，但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具有研究上的短板。叙说者是研究中的个体，由于记忆的私人性，在叙述个体生命故事时，不免选择性叙说，以致研究材料的收集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主观性。同时，对于研究材料的解读受研究者的知识和经历影响，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同一研究材料会有不同的解读，以致研究视角和结果也会凸显研究者个体的主观性。鉴此，本书在以生命叙事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同时，辅以宏观角度探究媒体报道中展现的日本遗孤群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研究的不足，为读者呈现出更加全面、客观的日本遗孤群像。

二、内容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

美国传播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把内容分析法定义为一种客观地、系统地、定量地描述交流的明显内容的研究方法。[88]此后，内容分析法作为定量分析的重要方法之一，被广泛运用于各个社会学科。由于内容分析法本身无法处理具有意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内在概念缺陷，通常结合文本分析法一同使用。所谓文本分析法，是通过对文本的精度、理解与阐释来传达作者的意图，从而发掘文本内容更深层次的内涵与意义。本书第三章即采用了内容分析为主，文本分析为辅的研究方法。

我们首先对《朝日新闻》关于日本遗孤的报道进行研究，通过使用朝日新闻的电子数据库“闻藏Ⅱ”，对197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间的早/晚报中标题或关键词中包含“中国残留孤儿”（日本战争遗孤）的所有文章进行检索。同时，以“日本遗孤”“日本孤儿”“侵华遗孤”做为关键词，收集了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197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日本遗孤的相关报道，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筛选。通过对这些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得出相关的统计数值，随后做出描述性和预测性的宏观研究，归纳与比较出中日媒体描述中不同的日本遗孤形象。

三、比较分析法

微观层面，对归国日本遗孤与留华日本遗孤，日本遗孤与日本其他移民进行横向比较；对第一代日本遗孤与第二代日本遗孤进行纵向比较。宏观层面，对中日两国媒体所描绘的日本遗孤形象进行对比，探究日本遗孤这个群体的独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