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7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143669.7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以开放促进改革。随着国家经济整体实力的提升，我国的服务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截至202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53.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4.9%，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5个百分点，分别高出第二产业13.9、16.5和1.4个百分点，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意味着我国经济从“工业化”向“服务化”转型的逐步加深（夏杰长、熊琪颜，2022）。中国经济在今后四十年或者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于“双循环相互促进”，既要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以内部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对外开放创造更好的前提条件，使中国市场更具吸引力，也应以外循环的高水平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完善和发展（李晓，202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高端服务业被誉为当代经济发展的皇冠，其最基本的功能是能够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各国产业发展的制高点，甚至决定了国家产业发展。因此，高端服务业自然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发展产业之一。同时，由于服务产品具有无形、难以储存和不可分割等属性，使得服务业对专业化劳动力和本地市场规模的依赖度较高，因此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李江帆，2018）。服务业集聚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典型事实之一，被视为我国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通过高端服务业集聚充分发挥其宏微观经济效应、纠正其资源错配效应，或许是中国未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突破口。同时，高端服务业集聚也已成为全球产业布局调整的焦点之一（戴美虹，2020）。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虽然我国的很多商品产量、出口量稳居全球首位，但缺乏对这些商品的定价权，没有较为稳固的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原材料供应渠道；外资在我国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中占有很大的份额；我国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缺乏在世界范围内统一配置的能力；虽然中国很多产品产量很高，却存在产品普遍质量不高，生产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很多重要企业存在核心技术缺失或者受制于外国企业的问题，虽然消费市场巨大，却没有引导全球消费的能力〔安瑟兰（Anselin）、斯尔米诺夫（Smirnov），1996〕。

中国存在的许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实行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经济政策框架，即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丰富且低成本的优势，以及我国初级资源优势，承接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推进加工贸易超常规发展（李勇坚、夏杰长，2012）。例如，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集中到工业部门实现工业化，将资源集中在出口部门实现出口导向战略等。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一体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为了攫取价值链中大部分的价值，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很多高端服务业环节，如研发、设计、定价、技术专利、品牌管理、融资等的控制权被发达国家牢牢掌握。同时，发达国家将一些相对低端的制造企业或服务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促使发展中国家承接那些能够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和区域优势、附加值较低的产品生产，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紧紧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出现发展中国家被“低端锁定”的现象。这种情况也促使我国形成了以投资拉动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在产业发展模式上，我国形成了以第二产业发展为主，第一产业份额下降，第三产业缓慢增长的格局。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格局已经难以持续，根据全球经济长期的发展趋势，下一阶段我国必须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均衡发展产业和经济结构，以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型增长。而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稳速增效”的第二增长阶段，以持续效率改进促进结构进一步优化是本阶段的主要特征（张平，2012），但高端服务业发展落后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突出问题（李海舰，2012）。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整体放缓，我国也进入了结构性减速的进程。针对危机发生的原因，许多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的战略。然而，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资源的过度消耗，我国第二产业中的某些行业有转移到比我国资源禀赋更为优越的发展中国家的危险。一方面，许多东南亚国家正致力于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与我国争夺成本优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使一些原来在我国生产的外资高端制造业回流到发达国家，导致我国吸引外资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如果第二产业外迁，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会上升，但是由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较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这将拉低我国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加速我国的“结构性减速”进程（李文秀、夏杰长，2012）。为了能够有效应对“结构性减速”，积极推动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成为我国当前升级产业结构，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速，进而提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选择。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服务业的增加值已经超过了制造业的增加值，并不断扩大，这主要源于服务业内具有较高增加值和较强带动作用，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然而，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恰恰是因为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发展高端服务业的重要性已经在我国政府部门间达成了共识，促进高端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产业政策调整的方向之一。对我国决策者和部门的一些会议（包括讲话）和文件进行梳理发现，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对服务业重要性的认识逐步加深，产业政策依次向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倾斜。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拓展生产性服务业”，要“大力发展主要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细化深化专业化分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了进一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要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紧迫性，也表明发展我国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

为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切实改变我国服务业发展迟缓的状况，2007年1月深圳市《关于加快我市高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将服务业发展的重点由现代服务业具体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背景下要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也第一次提出了高端服务业的概念。2007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国务院印发的《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更明确指出，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之一就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中、高端发展，深化产业融合，细化专业分工，增强服务功能，提高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我国产业综合竞争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也强调，“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李克强在2013年5月29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但中国服务业依然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块‘短板’。201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6%，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份额，也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他指出，中国将把发展服务业作为提升中国经济的战略措施。2014年8月，我国为了加快重点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向结构调整要动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大措施，既可以有效激发内需潜力、带动扩大社会就业、持续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于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意见中还提到现阶段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重点发展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务、商务咨询、服务外包、售后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和品牌建设”。而所有这些均是属于高端服务业的范畴。同时在意见中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其中一个基本原则：坚持集聚发展。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发展服务贸易主要任务的重点就是促进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提升高端服务业在服务进出口中的比重，从服务贸易角度对提升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提出了总体要求，对高端服务业寄予厚望。十八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提出了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目标。对服务业来说，就是要大力发展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高端服务业，原因是其不仅本身占据着价值链高端环节，而且还可通过其在其他产业中的渗透与融合提升其附加值，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中获得绝大部分利润，更对其他分工主体形成一种控制力（马鹏、李文秀，2014）。

从针对服务业的会议和文件的密集程度及内容可以看出，我国对服务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越来越明确。笔者通过梳理上述文件并形成一条清晰的发展主线：2007年，先提出要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并提出了高端服务业的概念；到2012年，《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中、高端发展；再至2014年，国务院意见指出要发展高端服务业，而十八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提出了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目标。这一目标意味着高端服务业是我国下一阶段发展的重点，而集聚发展则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然而，高端服务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国外虽然研究了高端服务业，但研究系统并不成熟，而我国高端服务业概念的提出较晚，对高端服务业的研究相对匮乏，对高端服务业发展的理论探讨还很少，基本上停留在对高端服务业的概念、内涵、外延及其发展重要性的定性分析上，对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研究非常少，结合高端服务业集聚效应的研就更少，而且绝大部分的相关研究只停留在对其定性描述上，有关的定量研究非常匮乏。研究范围基本上以全国为样本，缺少对我国区域的研究。同时，已有学者对高端服务业集聚的研究采用传统的经济理论，很多缺乏对我国区域间高端服务业集聚进行空间相关性的检验。由于忽视了空间效应的影响，仅使用传统的计量方法进行研究，可能造成模型的设定和估计是有偏或无效的。

我国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如何？高端服务业是否存在集聚发展的现象？高端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高端服务业集聚能否促进制造业升级和自身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本书是基于以上问题展开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