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公孙鞅（商鞅）变法
秦国的老大，也就是第二十四任国君嬴师隰挂了，他的儿子嬴渠梁接班，成了第二十五任国君，也就是后来的孝公。嬴渠梁那时候才二十一岁。那时候，黄河和华山以东有六个牛气冲天的国家（齐国、韩国、赵国、魏国、燕国、楚国）。淮河、泗水那一带还有十几个小国。楚国和魏国都跟秦国是邻居。魏国为了防着秦国，从郑县开始，沿着洛河，一直到上郡，修了条长城。楚国呢，从汉中开始，经过巴城，南到黔中，占了一大片地。这些国家都觉得秦国是个土包子，中原的各种高端聚会都不带秦国玩。这种瞧不起人的态度让嬴渠梁觉得特别没面子，所以他决定要好好搞搞内政，提升一下文化水平，让秦国也牛起来。秦国贵族势力强大，社会风气保守，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军队战斗力低下，甚至被东方六国嘲笑为“虎狼之国”。
秦国国君孝公嬴渠梁在首府栎阳（今SX省XA市临潼区）发布招贤令：“从前我们的国君穆公，在岐山、雍县励精图治，东边与晋国以黄河为界，帮助晋国平定内乱；西边称霸夷狄，疆土扩展千里，被天子封为盟主，各国国君都来祝贺，为后世奠定了万年基业。可惜后来出现了一些昏庸的国君，如厉公、躁公、简公、出公，导致国家动乱，无力顾及外部事务。于是晋国占领了我们祖先的河西领土（今SX省合阳县、大荔县一带，魏长城至黄河之间），让我国蒙受耻辱。我父亲献公即位后，将首府迁到栎阳，准备东征，收复失地，重振当年的声势。可惜他壮志未酬就去世了，每当想起此事，都让我痛心不已。如今，我公开招揽贤才，无论是本国百姓还是外来的宾客，只要有能力让秦国强大，我愿意重用他，赐予高官厚禄和土地封赏。”
卫国贵族公孙鞅（即商鞅）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西行投奔秦国。
公孙鞅是卫国国君庶子的后裔，研究法律，爱好秩序，笃信法家学说，最终成为法家学派的巨子。他在魏国宰相府担任职员，得到宰相公叔痤的赏识，后者试图推荐他给魏国国君。然而，魏国国君对公孙鞅不信任，公叔痤甚至建议如果不用他就要杀掉他，以免他投奔他国。公孙鞅最终通过景监的推荐进入秦国，提出富国强兵的方案，得到孝公的支持。
公孙鞅在秦国变法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来自旧贵族和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
商鞅对孝公说：“普通人面对重大变革，起初不会热心投入，但等到成果显现，便会欢欣接受。真正有远见的人不随波逐流，建立非凡功业的人也不需要迎合所有人。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传统并非不可打破。”
他的意思是，改革虽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但只要能带来国家的强大，就必须坚决推行。他强调，真正的圣人不会拘泥于传统，而是以实际效果为导向。
高级官员甘龙反驳道：“遵循传统和既定的法令，可以让官员和百姓各安其位，避免动乱。”他的立场代表了保守派的思维，认为传统是最好的保障，任何改变都可能带来风险。
公孙鞅反驳道：“普通人习惯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专家往往被自己的专业知识限制，无法看到更大的格局。他们适合处理日常事务，但不适合参与重大改革。贤明的人推动变革，平庸的人固守现状。”
他进一步指出，真正的智慧在于开创而非守成，贤者应引领时代，而非被时代束缚。他还明确表示，变法的核心是“不法古，不修今”，即不盲目效仿古人，也不因循守旧，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
孝公嬴渠梁最终采纳了商鞅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左庶长，负责实施变法。商鞅的变法内容包括：
连坐法：十家为一单位，互相监督，一家犯罪，九家连坐。鼓励告发犯罪，告发者可获得与杀敌相同的赏赐，隐瞒或庇护犯罪者则与投降者同罚。
军功制度：奖励军功，按功授爵，废除世袭贵族特权。无军功者不得封赏，贵族若无军功则取消特权。规定：“斩杀敌军将领者，赐予爵位和田地。”这一政策激发了民众的尚武精神，秦国军队战斗力迅速提升。有位普通农夫因在战场上表现英勇，被赐予“百户候”的爵位，成为村民羡慕的对象。这一故事激励了更多人从军报国。
农商政策：鼓励耕织，禁止弃农从商。农耕有功者可免赋税，懒惰者全家罚为奴隶。
爵位升降：根据军功和贡献决定爵位，废除无功受禄的特权。
行政改革：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强化中央集权。
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为后来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他的改革措施彻底改变了秦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结构，使秦国成为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通过这些措施，商鞅成功地打破了旧贵族的特权，推动了社会的转型，为秦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商鞅在变法初期，深知民众对新政策的不信任。为了让大家相信政府的承诺，他在栎阳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杆，他还特意选了一个粗壮的木头，象征新法的“坚固与不可动摇”，并贴出告示：谁能将这根木杆搬到北门，就赏赐十金（相当于240两黄金）。人们觉得这个任务太简单，却没人敢动，因为大家怀疑这只是空话。
于是，商鞅提高了赏金，说：“搬过去的，赏赐一百金（1200两黄金）！”这次，有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搬了过去。商鞅当场兑现承诺，赏赐了那人一百金。这一举动让民众意识到新法是认真的，政府说到做到。
然而，变法推行一年后，各地百姓纷纷到栎阳投诉新法带来的不便。就在民众怨声载道时，
太子嬴驷因不满新法，多次违反法令，成为变法的阻碍。一次太子嬴驷因违反新法而被牵连。这是变法成败的关键点，因为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如果他不受罚，新法就无法真正落实。
商鞅冷静应对，他说：“太子触犯新法，不能因为他身份特殊就免责，但太子年幼，责任不在他本人。那些教导太子却不尽责的老师，才是问题所在！”于是，他逮捕了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对他们施以劓刑（割鼻子）和黥刑（在脸上刺字）。这一雷霆手段震惊全国，也让民众意识到新法的权威不容挑战。
第二天，秦国上下立刻遵纪守法，没人再敢仗势欺人或破坏新法。十年后，秦国因这次改革一跃成为强国。变法推行一段时间后，秦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孙鞅的新政得到了大多数百姓的支持，大家不再随意丢弃财物，也无人去捡拾他人的遗失物，社会风气变得淳厚。民众积极从军，不再私斗械斗，村落城镇一片安定祥和。当初反对变法的那些人，见新法确实有效，也开始转而赞扬变法。
然而，公孙鞅并不因此松懈。他认为这些转而称赞变法的人，正是当初那些破坏新法的乱法之民。为了彻底巩固变法成果，他将这些人全部流放到荒远的边陲地区，以杜绝任何破坏新法的行为。
从此，秦国上下没有人再敢随意议论法令的是非。新法得以严格执行，秦国的社会秩序更加稳定，国力也因变法而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