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下来的内容

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要展示一部新的人类历史，还要邀请读者进入一门新的历史科学，这门历史科学会恢复我们祖先全部的人性。在开头，我们不打算问人类是如何落入不平等的境地的，而是要首先探问“不平等”最初是如何成为一个问题的，然后逐渐建立起一个更贴近我们当前知识水平的替代叙事。如果人类进化过程中95%的时间不是以小规模的狩猎—采集游群的形式度过，那他们都在做什么？如果农业和城市不意味着陷入等级制与支配统治，那它们意味着什么？在我们通常认为出现了“国家”的那些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往往出人意料，并透露出人类历史的进程可能并没有我们惯常假定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充满更多有趣的可能性。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只是试图为一部新的世界史打下基础，就像戈登·柴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新石器革命”或“城市革命”之类的术语时一样。这样一来，它必然是不平衡和不完整的。同时，这本书也是一场追寻真问题的探险。如果“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并非我们最该关心的历史问题，那么那个问题应该是什么？正如曾经的俘虏又逃回森林的故事所表明的，卢梭并不完全是错的。有些东西的确已经失落了。他只是对失落的是什么有一个别具一格的（而且终究是错误的）见解。那么，我们该如何描述失落之物呢？它到底失掉了多少？它对今日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约10年以来，我们两位笔者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话。正因为此，这本书在结构上有点不同寻常。对话从探究那个问题（“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的历史根源开始，将其追溯到17世纪欧洲殖民者与美洲本土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接触。这些接触影响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启蒙运动，也影响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基本理解，其影响比我们通常所愿意承认的要更加微妙和深刻。我们发现，重新审视它们将以惊人的方式影响今天我们对人类过去的理解，包括农业、财产、城市、民主、奴隶制和文明自身的起源。最终，我们决定写一本书，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我们自己思想的演进。在那些对话中，当我们决定完全远离像卢梭这样的欧洲思想家，转而考虑那些从根本上启发了他们的原住民思想家的观点时，真正的突破时刻到来了。

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

注释

[1]例如，Ian Morris在其《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 How Human Values Evolve，2015）一书中，野心勃勃地尝试设计一套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测量不平等的统一标准。他将冰期的狩猎—采集者以及新石器时代的农耕者的“价值”转化为当代经济学家熟悉的术语，用以确立他们的基尼系数（即正式的不平等率）。这是个精神可嘉的试验，但也很快导向了一些奇怪的结论。例如，Morris在2015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以1990年的币值换算，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日平均收入大致为1.1美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或许和日平均食物摄入的热量值相关。但如果要拿这个数字和今天的日平均收入做比较，难道不该额外考虑进我们需要付费获得而旧石器时代的觅食者们免费获得的东西吗？例如安保、争端调解、基础教育、养老、医疗，更不用说娱乐、音乐、讲故事和宗教服务。就算单论食物，我们也得考虑到质量，毕竟，我们这里说的可是用最纯净的天然泉水清洗过的百分之百有机散养的农产品。当代人将大部分收入投入了房贷和房租。但想想看在多尔多涅河或是韦泽尔河（Vézère）沿岸那些选址一流的旧石器时代营地露营的开销吧，更不用说自然主义风格岩画和牙雕的高端夜间课程，外加所有那些皮大衣。这些合在一起，一天的花费自然远超1.1美元。我们在第四章将看到，人类学家有时会称那些觅食者为“原初丰裕社会”，这可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样的生活放到今天必定所费不赀。必须承认，以上所述有点愚蠢，但那正是我们要表达的：如果把世界历史归纳为基尼系数，蠢事必将随之而至。

[2]Fukuyama 2011: 43, 53–4.

[3]Diamond 2012: 10–15.

[4]Fukuyama 2011: 48.

[5]Diamond 2012: 11.

[6]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福山和戴蒙德从来没有接受过相关学科的训练（福山是政治科学家，戴蒙德是胆囊生理学的博士）。然而，就算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尝试宏大叙事时往往也会奇怪地得出某种类似的卢梭理论的微调版本。例如，Flannery和Marcus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通往奴隶制、君主制和帝国之路》（The Creation of Inequality: How our Prehistoric Ancestors Set the Stage for Monarchy, Slavery, and Empire，2012）为不平等可能怎样出现在人类社会提供了各种有趣的见解，但他们关于人类历史的整体框架明摆着仍然拘泥于卢梭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认为人类要想有一个更平等的未来，最好是寄希望于“让狩猎者和采集者领导”。Walter Scheidel的研究更侧重于经济，其作品《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The Great Level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7）的结论同样令人沮丧：我们对不平等真的无能为力，文明始终会将小部分精英推上掌权位置，他们攫取了越来越多的资源，而唯一能成功赶走他们的是战争、瘟疫、大规模征兵、大范围的痛苦和死亡等重灾。折中的措施永远不会奏效。因此，如果你不想回到洞穴生活，也不想死于核灾难（最终的幸存者可能也得过洞穴生活），你就只能接受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存在。

[7]Rousseau 1984 [1754]: 78.（该书选段的中译文均引自［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7。）

[8]正如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理论家Judith Shklar（1964）所强调的。

[9]Rousseau 1984 [1754]: 122.

[10]事实上，卢梭与霍布斯不同，他不是一个宿命论者。对于霍布斯来说，历史上所有大小事件都应被理解为由上帝所启动的力量的逐步展开，就根本而言是超出人类控制能力的（参见Hunter 1989）。即便是一个裁缝要做一件衣服，从下第一针开始，他就进入了无力抵抗且基本无从察觉的历史纠缠中；他的细微动作都是构成人类历史的巨大因果链中的微小环节；并且，在这个相当极端的形而上纠缠论中，认为他能以其他方式做这些事情，就意味着否认整个不可逆的世界历史进程。相反，对于卢梭而言，人类总是可以取消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或至少以不同的方式创造。我们可以把自己从束缚我们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只是这并不容易（关于卢梭思想这一方面的经典讨论，还是参见Shklar 1964）。

[11]Pinker 2012: 39, 43.

[12]如果我们的陈述多少带点不耐烦，那是因为，太多的当代作者貌似很享受将自己想象为像霍布斯和卢梭这样的启蒙时代伟大社会哲学家的现代同行，展开同样宏大的对话，只不过对话中的人物更加明确。这种对话来自社会科学家的实证发现，包括像我们这样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可事实上，他们的经验性概括并没有更出色，在某些方面很可能更糟。有些时候，真的有必要收走孩子们的玩具。

[13]Pinker 2012; 2018.

[14]Pinker 2012: 42.

[15]Tilley 2015.

[16]Formicola 2007.

[17]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经这样做过。她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的标志不是使用工具，而是一具1.5万年前的骨架，上面有股骨断裂后愈合的迹象。她指出，从这样的伤势中恢复过来需要6个星期。大多数动物在股骨断裂的情况下会被同伴抛弃，从而很快死亡。人类之所以独特，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会相互照护。

[18]参见下方注21。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亚诺玛米人往往会6个人甚或10个人共睡一张床。这需要一定程度友好的互相迁就，鲜有当代社会理论家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真是本科教学中那种脸谱化的“暴烈的野蛮人”，那世上也不会有亚诺玛米人了，他们早该因为打呼噜而自相残杀、同归于尽了。

[19]现实情况是，亚诺玛米人远非我们“祖先状况”未经干扰的范本。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当夏侬在他们中进行田野调查时，欧洲人已经入侵此地几十年了，而且因为在此发现了黄金而变本加厉。在此期间，亚诺玛米人因为感染传教士、探险者、人类学家和政府官员带来的传染病而人数锐减。参见Kopenawa and Albert 2013: 2–3。

[20]Chagnon 1988.

[21]一些质疑针对的是夏侬提供的统计数据，以及夏侬所声称的达到仪式纯洁状态（unokai）的男人会比其他人获得更多妻子和后代的事实。夏侬从未澄清过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不是只有杀过人的男性才能达到仪式纯洁状态，还有其他方式，例如向已死敌人的尸体射箭，或者以巫术这样的非物理手段致人死命。有一些批评指出，大多数达到仪式纯洁状态的男性年龄偏大，有些还是村庄头人，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确保他们有更多的后代，而无须直接参与战事。还有一些批评指出了夏侬的一个逻辑漏洞，因为在他的表述下，杀戮既遏制了进一步的杀戮（达到仪式纯洁状态的男性已经赢得了暴烈的名声），同时又促使含恨的亲属们循环上演报复性杀戮：某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对夏侬的批评见Albert 1989和Ferguson 1989，夏侬的回应见Chagnon 1990。

[22]Geertz 2001. 学者中非常容易出现“分裂演化”现象，我们将在本书中多次探讨该现象。

[23]例如，美国宪法的制订者曾明确反对民主，并且公开声明，他们设计联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杜绝“民主”在某个前殖民地爆发的危险（他们尤其担心宾夕法尼亚州）。与此同时，在非洲或亚马孙河流域多地，或者在俄国或法国的农民集会中，实际的直接民主决策过程已经稳定践行了上千年。参见Graeber 2007b。

[24]例如，人们就不必再浪费时间找些拐弯抹角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欧洲之外的看起来像民主的决策形式并非“真正的”民主，为什么采用严格逻辑形式的关于自然的哲学论证不是“真正的”科学，等等。

[25]夏侬（Chagnon 1998: 990）选择用一则逸事来结束他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著名论文，其中就表达了这层意思：“1987年，一个年轻的亚诺玛米人向我提供了一个特别敏锐的洞察，关于以法律的力量阻止仇杀。他从传教士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被送到地方首府接受临床护理的培训。在那里他发现了警察和法律。他兴奋地告诉我，他拜访了镇里最大的帕塔（pata：地方长官）并敦促他为人民提供法律和警察，这样人民就无须再参与复仇战争，也不必再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

[26]Pinker 2012: 54.

[27]由瓦莱罗向Ettore Biocca讲述，并于1965年由后者署名出版。

[28]关于这一点，请见J. N. Heard于1977年的一篇论文中所汇编的证据：《18世纪和19世纪美洲边境的俘虏同化》（“The Assimilation of Captives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29]在《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1782）中，克雷弗尔（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记述了战争结束后父母如何到印第安人的市镇中寻回他们的孩子：“这些父母悲伤得无以言表，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完全印第安化了，很多孩子已经不再认识他们，而那些年龄较大的虽然还记得自己的父母，却断然拒绝跟他们回去，还跑到养父母那里寻求保护，以逃避他们不幸的亲生父母满溢的爱意。”（转引自Heard 1977: 55–6，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克雷弗尔的结论，即印第安人一定拥有一种“非常迷人的社会纽带，远远优越于我们社会中任何可以夸耀之物”。）

[30]Franklin 1961 [1753]: 481–3.

[31]“唉！唉！”詹姆斯·威拉德·舒尔茨（James Willard Schultz），一个来自纽约名门望族的18岁少年［他与黑脚人（Blackfoot）结婚，并在黑脚人被驱赶至保留地之前一直与其共同生活］如是写道，“为什么这种简单的生活不能继续？为什么……成群结队的殖民者要侵入那片美好的土地，并从土地主人手中夺走一切赋予生命以价值的东西？他们无忧无虑，没有饥饿，没有匮乏。从我的窗口，我听到大城市的轰鸣，看到人群行色匆匆……‘被绑在命运之轮上’，非死亡无以逃脱。而这就是文明！我坚持认为，那里没有……幸福。平原上的印第安人……才知道什么是圆满和幸福，而那，便是我们被告知的首要人生目的——没有匮乏、忧惧和顾虑。文明永远无法满足这个目标，除了对极少数人而言。”（Schultz 1935: 46，另见Heard 1977: 42）

[32]参见Heard 1977: 44，以及延伸参考文献。

[33]比如17世纪北美洲东北部的温达特（“休伦”）社会（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到）。关于他们，Trigger（1976: 62）指出：“友好关系与物质互惠以贸易形式扩展到休伦联盟以外。在历史上，贸易不仅是奢侈品的来源，也是肉和皮的来源，后两者对于周边狩猎区资源不够用的人群来说至关重要。然而，尽管这些商品很重要，但对外贸易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它被嵌入一个社会关系网络，该网络在根本上是休伦联盟内部友好关系的延伸。”（黑体为本书作者的强调。）关于“古风时代贸易”的人类学综述，经典文献可参见Servet 1981; 1982。大多数当代考古学家很了解这些文献，但他们往往会陷入“贸易”和“礼物交换”的区别之争，并认为两者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提高某人的地位，或通过利润，或通过声望，或同时通过利润和声望。虽然大多数人也会承认，在这种旅行的现象、对远方的体验和对奇异物品的获取中存在某些内在的价值，甚至是宇宙尺度上的价值；但最后，它们大都被归结为地位或声望问题，好像人们的远距离互动不存在其他可能的动机。关于这类问题的一些进一步讨论，参见Wengrow 2010b。

[34]关于易洛魁人的“梦经济”，参见Graeber 2001: 145–9。

[35]参照Charles Hudson（1976: 89–91）对卡韦萨·德巴卡记述的解读。

[36]DeBoer 2001.

①布须曼人即桑人（San），是非洲南部从事狩猎采集的原住民族群，主要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和其周边地区，包括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国。——编者注

②觅食是一种自然的能量获取方式，主要指猎取野生动物、采集野生植物以及捕鱼，因此习惯上使用“狩猎—采集者”一词作为“觅食者”的同义词（这两个词在本书中也常被互替使用）。觅食者主要利用现成的野生资源，被认为并未刻意改变所开发资源的基因库。具体而言，觅食存在多种形式，觅食者也有很多类别，不过人类学家依然压倒性地认为“觅食者”（狩猎—采集者）是个界定相当清晰的分析类别。按通常的观点，大约2万年前，人人都是觅食者，而今天，人类中只有一小部分仍然是觅食者。（脚注内容主要参考［美］伊恩·莫里斯：《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马睿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第二章）——编者注

③1991年9月在意大利与奥地利交界处的南蒂罗尔附近发现的一具被命名为“奥茨”的生活于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冰冻木乃伊。——编者注

④昆人又称昆桑人，是前文提到的桑人（布须曼人）中的一支。——编者注

⑤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泛指宗教领袖。——译者注

⑥掷梅花石游戏是一种在北美洲原住民部落广泛流行的游戏，通常由妇女两两对垒，游戏中以碗或篮子摇晃5块刻有不同分值的梅花石，摇出碗外则不计分，以分值大者为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