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西现代性政治主体的德性论比照
中西现代性政治伦理的上述本体论区别，又是如何通过中西政治主体显现出来的呢？这就涉及中西现代性政治主体的德性论之比照，因为现代性政治伦理的本体论只有内化为现代性政治主体的德性结构，才能对现代政治生活发挥实际作用。而现代性政治主体是由各种社会阶层构成的多元性综合体，其中，资本、劳动、权力三大社会阶层的德性结构对现代性政治活动的影响至深至远。
（1）资本阶层功利与公正的德性再造是现代性政治伦理生成的前提条件。商人在传统社会自古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业资本阶层直到16世纪后才在欧洲出现，这一阶层的崛起是人类社会由传统步入现代的奠基石，他们不仅是引领现代民族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主体性力量，也是接引现代性政治伦理的催生婆。这一阶层打破了传统社会“君子不言利”的道德戒命，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并扩大再生产视为人生的全部价值之所在，他们在勇敢承担市场风险的过程中，不断冲破旧有世界的各种束缚，在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建立新组织、创设新制度中，成就了自己英雄主义的企业家风范。当然，因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的天赋秉性、原始财富、社会资本等存在天壤之别，必然导致市场交易中财富分配的巨大差异，在追求功利最大化过程中，如何更好地照顾弱者利益，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就成为资本阶层德性重构的重要内容。
（2）劳动阶层自由与责任道德理念的牢固确立是现代政治运作的根本支点。与现代资本阶层相伴而生的是现代劳工阶层的迅速壮大，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进入市场的各类主体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自由决策，并为之承担经济风险，如果一个劳动者不能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自由交易，他就丧失了进入市场的基本资质。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只有保持人格平等，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和意愿，才能在互通有无中实现自己的交易目的，从而有效避免传统社会封建领主式的强取豪夺。可见，这里的自由既不是自己拥有界定世界价值与意义的绝对权利，更不是自我边界的无限拓宽，而是劳动者为自己立法，是劳动主体的自我规范和自我服从，而在市场经济中生成的这一道德原则，也为现代性政治活动中正确处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个体与集体关系等一系列政治伦理难题，提供了内在的价值依据。
（3）权力阶层对民主与法治原则的坚定遵守是现代政治得以顺利开展的基本保障。正是资本阶层和劳动阶层的迅猛崛起，打破了传统社会君王贵族和士人僧侣对国家政治的垄断权，迫使现代政治沿着民主与法治的轨道高速行驶开来。所谓民主就是让人民当家做主，将传统政治的官本位转变为现代政治的民本位，它主要通过现代性政党制度、权力制衡制度、代议制民主制度得以实现。所谓法治就是要求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以及各类机构团体，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时，必须在形式和实质上遵循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各项法律，并符合国家宪法规定的基本精神，任何个人和机构的违法行为都可以通过司法调查、司法审判等途径得以合理纠正。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现代的“法治（rule of law）”不同于古代的“法制（legal system）”，古代“法制”是由君王制定，官府颁布，官吏执行，用来驾驭和治理百姓的有效工具，而现代“法治”则是用来制约国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新型善治工具。
任何社会阶层的德性结构，只有在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交往互动中才能得以彰显，中西国家治理逻辑之所以出现王道与霸道的伦理冲突，与双方三大社会阶层互动方式的重大差别密不可分。
（1）西方三大社会阶层彼此互动的根本特征：资本绑架权力榨取劳动者利益。欧洲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是资本逻辑推开一切，成为人类的最高理性，由之，资本阶层获得了无上的社会荣耀，但资本阶层从其产生伊始，就和权力阶层紧密结合，犹如缠绕在拉奥孔身上的多头毒蛇一样，成为两股难解难分的重要力量。以英国为例，重商主义在英国一开始就是商人实践与国家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商人为了保证国内市场畅通无阻，支持国王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国王为了维持军队和宫廷的庞大开支，与拥有巨大财富的商业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关键时刻不惜发动战争来扩展英国商人的海外利益。到了17世纪，经历“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资本阶层中的大批工商巨头直接涌入政府管理机构，如1631年，伦敦市长的财产资格规定为1万英镑，1640年伦敦参议员的财产资格规定也是1万英镑，其他市政官职的财产资格规定也在1000—4000英镑，正是上述财产资格的限制，使得伦敦的市长、市政司法长官、市政议会完全掌握在商人寡头手中[10]。不仅如此，英国工商资本阶层还通过各种非正常途径对各级议员施加影响，诸如赠送礼金、设宴款待、迎来送往等，行贿方式可谓五花八门。直到今天，资本与权力的利益交换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常态，只是交换数额更加巨大，为了规避法律雷区，双方的交易方式愈加曲折和隐蔽。与之相对应，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阶层则承受着马克思《资本论》所描述的“艰苦劳作、任人奴役和贫困无知”的折磨。直到20世纪中后期，伴随社会总体财富迅猛增长，资本与权力阶层扔一些面包屑就足以养活劳动阶层，绝对贫困得以极大缓解，但相对贫困仍在不断加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对过去三百多年来欧美国家财富收入的丰富数据进行详细剖析证明，长期以来资本的回报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及其引发的两极分化，已然是当代和未来资本主义的基本常态。资本、劳动、权力的上述关系类型，使得三大阶层的德性特质被不断异化，资本阶层对功利的追求远胜对公正的向往，劳动阶层只剩下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无限责任，权力阶层打着民主的幌子并绕过法律的约束，直接投奔资本的怀抱。在2020年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中，美国权力阶层只关心资本的股市价值而置劳动阶层生死于度外，更不去承担任何国际责任的防疫策略，就充分体现出资本绑架权力榨取劳动者利益的霸道政治本性。
（2）中国三大社会阶层彼此互动的基本特点：权力驾驭资本服务于劳动者利益。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中，商人阶层自始至终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受害者，处在社会各阶层的最末位。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促发了中国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崛起，但从晚清时期到北洋军阀再到中华民国，中国社会的资本阶层一直依靠权力阶层的扶持和外国资本的协助才得以不断发展，它从来都不是中国政治的主导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基本采纳了苏联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民营资本几近绝迹，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民营资本再次迅猛崛起，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不断加剧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在中国要想从腰缠万贯的私营企业家变为支配国家公共事务的政治家（如特朗普之类）几无可能，质言之，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当代中国，资本力量远不足以支配国家公共权力。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深知，一方面，伴随现代社会有机体的日益复杂化，社会分工的高度精细化，一个社会只有形成一定规模的权力阶层、资本阶层和劳动阶层，才能实现国家的整体繁荣与进步。另一方面，如果权力与资本这两个强势社会阶层在既得利益上结成同盟，将权力的公共价值套现为小集团的利益，必然导致对劳动阶层利益的肆意侵占，一旦这种状况不被遏制而任其发展，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严重的社会不公，直至爆发巨大的社会动荡[11]。基于此种认知，当代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权力、资本、劳动结构秩序的全面改革，包括通过不断强化民主政治制度伦理来有效制衡公共权力的运作；通过逐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伦理来合理规范资本的运营管理；通过持续加大民生和社会制度建设来大力保障劳动阶层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公平正义伦理原则指导下，以维护劳动阶层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在保持社会差别合理性前提下，通过扬弃异化经济和克服资本逻辑弊端，激发起社会各阶层的改革积极性，让国家、市场、社会在动态平衡中走向良性循环，力争做到在三大阶层共同富裕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中国社会处理三大阶层利益关系的上述举措，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凸现出鲜明的王道政治特色，与西方国家资本逻辑至上的霸道政治彻底区别开来[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