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的“姐妹血缘”

《理智》中提到约翰·达什伍德的第一句话是：他“不像家里其他人那样感情强烈”（I.1）。这句话为他定了性，明确指出他和继母一家最根本的差异所在。小说的标题以及这类陈述表明，叙事将在重感情与不重感情的人的对比和冲突中展开，从而把全书放进了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思潮的历史框架中。

在很大程度上，情感主义是18世纪西欧人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有意识的回应、批评或矫正。福柯敏锐地指出：忧郁的善感情调泛滥与“商人的国家”有某种内在关系(24)，因为商业主义国家的逐利世道对人际关系和情感生活的扰动使得某种回应和调节势所难免。在英国，情感主义的发轫可溯源到复辟时代的英国国教会宽容派（latitudianarian）和剑桥柏拉图学派(25)；其最重要的先驱者是18世纪备受欢迎的哲学家沙夫茨伯里。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本名安·阿·库珀，1671—1713）和哈奇森（1694—1747）等人均持自然神论道德观，反对霍布斯的人性自私论观点(26)，主张弘扬人的“天然爱心”，“顺应自然、服从共同爱心”，而非“压制本性，把所有的热情都驱向谋求私人利益”。(27)“苏格兰学派”的主流思想家休谟和亚当·斯密的著述也包含明显的情感主义因子，前者认为作为人类社会基石的道德根植于人的直接感受和情愫，不能从理性或推理中产生(28)；后者的首部长篇论著《道德情操论》（1759）开篇讨论的问题即是“同情”。(29)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的《道德哲学原理》（1769）更是着力强调“情”的作用。他在《文明社会史》（1767）中颂扬了亲子之爱以及野蛮人对部族的依恋，并以此为对比质疑“统治商业社会的精神”，认为该社会形态将人变成“彼此隔离茕茕孑立的个体……使他和自己的同类竞争，使他待他们犹如对牲畜和土地，仅仅考虑他们所能带来的利润”。(30)

与思想家们相应和，文学中呈现的纷纭世界不仅仅动态地再现生活，也常常针对现存秩序发表意见、谋求校正。塞缪尔·理查逊的《帕梅拉》于1740年问世之后，多情善感和眼泪崇拜在英国迅速成为时尚。(31)亨利·菲尔丁的妹妹萨拉·菲尔丁（1710—1768）的《素朴儿》（1744）、亨利·麦肯齐（1745—1831）的《重情者》（1773）、劳伦斯·斯特恩的《多情之旅》（1767，又译《多情客游记》）等小说风靡一时，连篇累牍地陈列催人泪下的遭遇。“情感热”还催生了哥特小说和浪漫主义诗歌，沉思的忧郁诗人气质、倾心废墟遗址、热衷山色湖光等等的审美趣味蔚然成风。诸多严肃的思想家和写作者“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密集关注情感”(32)，推动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引起许多后来人的拷问和探讨。2000年前后，跨学科的“情感史”研究在西方更是成了很受关注的当代显学。(33)

在《理智与情感》中，由达什伍德太太及其女儿组成的血缘共同体是一群“感情强烈”的人。约翰夫妇把她们从诺兰庄园挤了出去，使她们失去亲人和原有收入以后又失去了安身之地，成了逐利行径的受害者。如同她们的创造者简·奥斯丁，这些困顿的中产淑女似乎天然认同女性乃是“关联中人”（relative creatures）的命题(34)，因为相依互助是她们唯一可能的生存之道。小说细致地展示了她们在逆境中如何搬迁、安家并与新邻居相处，渲染一家人如何在逆境中相濡以沫。她们营造出的巴顿乡舍，是抵制约翰·达什伍德逻辑的小小精神堡垒。在那里，不仅奔放不羁的青春恋曲得以奏鸣一时，关怀的暖意更时时流转于彼此心间。

比如，迁居乡舍后玛丽安有两次在心情沮丧之际碰到爱德华·费拉斯来访，都打起精神欢迎客人。叙述用揶揄的口吻议论说：“普天之下，不是威洛比却能得宽恕的来访者，也就唯有爱德华啦。”话说得简洁而俏皮，似贬似褒。威洛比之外的所有来客都让她心烦——玛丽安一心挂念意中人的坐立不安状几乎是憨态可掬。与此同时，她沉溺于一己恋情的荒唐也被这短短半句调侃话挑破，很是扎眼。不过，她毕竟还能够跳出个人心境，“为姐姐感到高兴”（I.15）。因此爱德华的“被宽恕”也使玛丽安因其善良本质得到了叙述者和读者的谅解。她的长姊埃丽诺更是一贯把自己的疑虑、不安和苦恼都压在心底，坚定地帮助母亲、照料妹妹。后来姐妹俩离家外出遇到困难，最渴望的便是回到母亲身边。

在奥斯丁笔下，婚姻是使“利与礼”（Property and Propriety）(35)两大主题纠结在一起的核心事件(36)，也是不同人物、不同思想自我展示并彼此角逐的生活舞台和战场。面对婚姻的试金石，达家女性坚守着重情感的底线。她们的父亲也不曾完全钻进钱眼——他的头一位太太固然嫁资丰厚，但是在续弦时却没有考虑女方财产。第二任达太太坚定地持感情至上观点。她在考虑女儿婚事时自觉抵制各种“利益动机”（motives of interest），既不因爱德华家境富裕而怂恿埃丽诺接近他，也不因他尚未经济自立且日后不一定能继承家产就阻隔女儿和他交往——“因为财产不等而拆散一对志趣相投的恋人，这与她所有的原则都是格格不入的。”（I.3）多少得益于母亲的调教和庇护，埃丽诺和玛丽安在择偶时都明确地把两情相悦放在第一位。玛丽安曾直言宣布，出于务实考虑而安排的婚事“根本算不上婚姻”，那“只是一种商业交易，双方都想损人利己”。（I.8）

这与她们的大哥约翰·达什伍德形成鲜明对照。后者不但娶了阔太太并紧“傍”有钱丈母娘，还帮后两位频敲边鼓，力促妻弟爱德华与贵族阔小姐莫顿联姻。爱德华和露西·斯蒂尔的婚约曝光后，他立刻掉转头鼓吹费家次子罗伯特与莫小姐攀亲，还一本正经地向大妹和盘托出自己的算计。埃丽诺忍不住插嘴说：“想来那位小姐在这件事上是没有选择权的。”很典型的，约翰反问“选择权”什么意思，然后轻描淡写地继续说：嫁给兄弟俩之中哪一个没有区别，关键只是看谁处在长子即家产继承人的位置上。（III.5）对于约翰来说，婚姻如公司合营，作为结婚对象的具体个人乃至双方当事人的喜好和意愿根本无关紧要，只看谁是家族财产的法人代表。这位达氏新掌门已经是习惯成自然，在思想里把所有人和人的关系彻底货币化，眼中除了“现金关系”(37)已再无其他纽带。所以，他看到二妹玛丽安因失恋而形容憔悴，马上断定她的“身价”大打折扣，年收入五六百镑的男人是否肯娶她已经很成问题，腰包更鼓的男人肯定不会对她感兴趣；于是积极地把年收入两千镑的布兰登上校推荐给大妹埃丽诺——尽管没有成功。

而爱德华和布兰登上校是正式加盟“情感”阵营的人。

爱德华是埃丽诺的暗恋对象。就这点看，他似乎应该算是第一男主人公。不过，通观全书，直接描述他的行为和言谈的内容分量不重，读者更多是通过其他人之眼认识他。达氏女眷的最初印象是：他相貌平平却性情温厚、修养上佳；家境优裕但钱不一定能落到他手里。与“重情者”哈里(38)之类相比，爱德华虽然不那么古怪，却同样“被动”而“无能”。他拒绝“出人头地”，这让他的母亲和姐姐气恼不已。他不愿意从政，不谋求发财，也不肯娶家人相中的莫小姐，最终选择了没有多少油水的牧师职务和相对贫寒的妻子。被埃丽诺赞为“心地温厚”（I.10）的布兰登上校则较为年长，早过三旬，看似木讷寡言，但用情极深。多年前由于父亲掌家只考虑经济利益，使他与青梅竹马的至亲表妹(39)劳燕分飞。天真热情的表妹被强加于她的不幸婚姻折磨，一步失足“堕落”，渐渐陷入贫病交加的绝境。因为这段痛彻心扉的经历，布兰登对相貌、性情都与表妹“十分相似”（II.9）的玛丽安一见倾心，关怀备至。布兰登与善良却慵懒懦弱的爱德华有所不同，算得上是个行动者。他当机立断，把本可以卖个好价钱的牧师职位无偿提供给爱德华；为帮助达氏姐妹不辞辛劳长途奔走；还曾为他的被保护人即初恋爱人留下的私生女的荣誉拔枪决斗。

一个很能说明“情感派”行为方式的细节是爱德华和埃丽诺对待露西·斯蒂尔的态度。多时以来，爱德华一直在为少年时代莽撞订婚而暗自懊悔，认识埃丽诺以后更是如此。然而他却不允许自己毁约。因为他以为地位相对卑微的露西爱他并一心指靠他。婚约泄露后母亲向他施压，他本可以顺水推舟甩掉露西，可是他认为，除非露西想要解约，否则他应当一生背十字架，兑现承诺。爱德华的态度或许有点传说中的骑士遗风。到了21世纪的今天，虽然我们很难认为这是能给双方带来幸福的明智决定，却仍旧不能不从这种把荣誉、责任和对弱势者的担当放在首位的抉择中看到传统风范所包含的某种近乎英勇的高贵气度。同样地，此时埃丽诺已经明明白白地知道，协助爱德华经济独立很可能就意味着促成他和露西的婚事，从而使自己的爱情彻底破灭，却严格按原则行事，撇开私念恳请布兰登上校帮助爱德华。

情感主义小说的男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都率真稚拙、憨厚无能，因而他们不断受难，也由此而大赚读者的眼泪。他们似乎拒绝长大，人生历程与“成长小说”南辕北辙。然而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这些重情者是以讲求功利的现代人以及浇漓败坏的世风为对照的，他们的天真和无能是一种“表态”，所拒斥的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长大”，而是畅行于世的能力观和成功观。帕梅拉、托比(40)和哈里等一系列多情善感形象登场并被追捧，诸多哲学著作和操行指南书多角度探讨超越自利的道德情感，说明当时的英国社会对鲁滨孙、茉儿·佛兰德斯和罗克萨娜(41)所代表的新型创业“英雄”普遍感到某种不安，对亲情、共享和交流的渴望明显加强。

《理智》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背景人物具有比较纷杂的过渡色彩。他们在思想上与约翰·达什伍德们有根本的相似之处，但不那么心无旁骛地敛财逐利。重要男性人物威洛比先生是其中一个。他先是以浪漫恋人自居，热情洋溢地追求玛丽安，在关键时刻却为了五万英镑背弃了爱情。如埃丽诺最后概括：“他自己的享乐，他自己的安适，是他高于一切的指导原则。”（III.11）若说他和约翰·达什伍德有所不同，就在于他尚能为自己的婚姻选择感到苦恼。

约翰·米德尔顿爵士和他的岳母即伦敦生意人遗孀詹宁斯太太是另外两例。他们是书中出任代理家长的两个人——一个在达什伍德母女无家可归之时把自家的乡舍低价租给她们，另一个热忱地邀请埃丽诺姐妹到伦敦做客。他们都慷慨待人。他们都谴责威洛比背信弃义。詹太还曾对费拉斯母女追慕荣利、“为金钱和门第”而大吵大闹表示不屑（III.1）。有学者还敏锐地注意到，约翰爵士展示的关怀围绕着“食物”，达氏母女刚搬进巴顿乡舍，他立刻前来拜访并着人送来食物，后来又频频请她们到大宅用餐；而詹太则特别留意冬日的炉火，在两姐妹访伦敦期间每每确保她们能在炉前享受温暖。温饱是人的基本需要，共享的食品和火塘（或称敞炉）乃是古老英格兰传统社群生活的中心。两位老人显然体现了共享传统的某些余风。在他们心目中，“社会”（society）一词意味着具体的人们彼此相伴（fellowship），而不是抽象的集合体。(42)

然而，如果就此认为他们代表与约翰·达什伍德抗衡的原则，却失之牵强。与《饶舌者的故事》中重彩描绘的那位循循善诱的严父不同，这两位已沦为相对无关紧要的滑稽人物。他们心里虽然尚存亲情和善意，却缺少文化修养，也没有明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责任感，因而触目地体现了老派家长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失效。约翰爵士本应为一方领袖，却只热衷于打猎，在寒冷的冬日里就靠宴请宾客消遣解闷儿。他和詹太对街谈巷语津津乐道，高声大气地议论别人的隐私，当众追问埃丽诺的心上人、盘诘布兰登上校突然赴伦敦的缘由，显然全无后来渐成气候的“隐私”观念，也毫不顾忌被问者是否难堪。总之，尽管差异明显，这两位也都是有钱人，两家的联姻与利益至上原则也毫无违和之处。爵士喜欢调侃年轻姑娘，议论哪个人“值得追求”（I.9），评判的标准就是家产，与约翰·达什伍德向妹妹推荐“适宜”对象的腔调并无差别。詹太替“落难”的爱德华设想如何靠微薄收入与露西结婚度日，不但计算丝丝入扣，还由衷叹道：“而且，他们每年要生一个孩子！老天保佑！他们将穷到什么地步！”（III.2）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得知威洛比对玛丽安始乱终弃的行为之后，詹太一边斥责那个负心人，一边不禁思忖取代玛丽安的莫顿小姐有五万镑身家——她可是奥斯丁笔下最“值钱”的待嫁女。詹太看来，在“一方有的是钱，另一方钱很少”的情况下，变心几乎势在必然。而后，她几乎不经任何过渡或转折，立刻开始乐观地鼓吹布兰登一年两千镑的收入和他的家宅德拉福。她说：布兰登对玛丽安来说实在是太理想啦，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障碍或麻烦，即传闻中布兰登的“私生女”——“不过花不了几个钱，就能打发她去当学徒，那样一来又有什么要紧？”而德拉福“可是个风景优美、古色古香的好地方”。她一一列举那地方的优点：花园和果树、鸽棚和鱼塘、教堂和公路、牧师寓所和肉铺，等等，巨细无遗。这位班纳特太太式的母亲把重要与不重要、相称与不相称的事物统统都拉扯到一起，和盘托出，妙语连珠。她的话非常物质化，非常实用主义，甚至内含某种冷酷（比如处理那个她觉得与眼前诸位无关的“私生女”的法子），其背后的逻辑和约翰·达什伍德原则惊人地相似。然而另一方面，她的话也包含真诚率直，丝毫不故作高雅，连自己曾在布兰登家大快朵颐、吃坏肚子也不回避。最后，她总结说：“羊肩肉味道好，吃着这块忘前块。我们要是能忘掉威洛比就好啦！”（II.8）她心思的重心显然还是盼玛丽安早些走出情伤之痛。她毕竟有份好心肠。而行文妙处却在让她以吃羊肉的民间谚语来解说令少女痛不欲生的浪漫爱情经历。这种粗鄙而生动的语言真是十分的詹太特色。

这部小说对达氏姐妹的聚焦不仅强调她们的“同”，也凸显两者的“异”。姐妹俩虽然都注重情感、反对唯利是图，表现却大相径庭，产生的社会效果也很不一样。

十七岁的玛丽安纯真坦荡，热情奔放，讲究艺术情趣和恋人间的心心相印。她宣布说：“跟一个趣味与我不能完全相契的人一起生活，我是不会幸福的。他必须与我情投意合；我们必须醉心于一样的书，一样的音乐。”因此她对姐姐敬重的爱德华评价不高，觉得他虽然为人不错，却缺乏生气，音乐绘画造诣有限，读考珀(43)的诗兴头不足——“要是连考珀的诗都打动不了他，那他还配读什么！”（I.3）

仿佛是内心渴盼得到了回应，有一天玛丽安外出登山时遇雨伤了脚，恰逢英俊青年威洛比路过并热情相助。英雄救美的奇遇让熟读浪漫故事的姑娘不仅满心感激，更生出许多憧憬。她与前来探访的威洛比谈得热火朝天，立刻成了知己。埃丽诺不无挖苦地对妹妹说：你一个上午很有成绩呀！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摸清了他的底细，了解到他对考珀、司各特以及蒲柏(44)等的见解。照这个速度下去，“再见一次面他就能把对于美景和再婚的看法说清楚，以后你可就没有什么好问的了”。埃丽诺的话相当尖锐，显然对妹妹毫无遮拦的热切态度以及过于简单独断的趣味评判不以为然。对此，玛丽安大声反驳说：“我一直太自在，太快活，太坦率了。我违背了恪守礼节的陈腐观念！我不该那么坦率，那么诚挚，而应该沉默寡言，无精打采，呆头呆脑，虚虚掩掩。”（I.10）有些人读到这里，击节赞赏玛丽安的真挚和勇气。然而她的应答其实是在偷梁换柱，回避姐姐对她沉溺于一己趣味、不肯耐心地认识外在世界的唯我主义姿态的批评，把两人分歧焦点转换成坦诚与虚饰、率真个人意愿与陈腐社会习俗之间的对立。如此，玛丽安更加理直气壮，我行我素，不顾当时的社会习俗，在邻人和外客面前无拘无束地与威洛比卿卿我我，任威洛比当着小妹玛格丽特剪下了自己的“一长绺头发”（I.12）并塞入他的荷包，却不出一言反对或责备。她还在未得女主人许可的情况下，和威洛比同车去他姑妈的宅邸艾伦汉游逛。事后她振振有词地辩解说：“假如我的所作所为确有不当之处，我当时定会有所感觉……就不可能感到愉快。”（I.13）玛丽安这番话用个人的快乐来证明行为得当，高度认可并信赖人的本能感受，或许可算是沙夫茨伯里性善论的一个回音。

然而，似乎迫在眉睫的求婚却没有发生。相反，威洛比突然告辞离开了乡间。玛丽安眼泪长流、厌食少眠，或不停弹奏、吟唱她和威洛比共同欣赏过的乐曲，或长时间独自外出游荡，放任着感伤的离情别绪。后来玛丽安和姐姐去伦敦小住，她多次给同在城里的威洛比写信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于是不安和痛苦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毁灭性的打击来自一次晚会上的邂逅。玛丽安意外见到威洛比，“心里突然一高兴，整个面孔都红了。她迫不及待就想朝他那里奔去”。威洛比正和一位身份高贵的小姐交谈，拖了好一阵才不尴不尬地来应酬她们。玛丽安沉浸在自己的激动中，根本没有觉察事态有变，也全然没有想到未婚女子在公众场合如此主动地和男人打招呼是否合乎礼仪，只是连珠炮般抛出了一个个问题：“难道你没有收到我的信？难道你不想和我握握手？”（II.6）两个脱口而出、旁若无人的“难道”表达了她的急切、焦虑和天真无忌。

与玛丽安不同，埃丽诺“思想敏锐，头脑冷静，虽然年仅十九岁，却能为母亲出谋划策……她心地善良，性格温柔，感情强烈，不过她会克制自己”。（I.1）需要强调的是，这位头脑冷静的姐姐所代表的“理智”（sense）和约翰·达什伍德夫妇的算计完全是两回事。在18世纪英国的语境里，sense一词若取其与“理性”或“智性”相关的含义，几乎等同于good sense或common sense，用来说人时是指通情达理，思考、判断、行事中肯合度。逐利的贪婪计较与她心目中的“sense”可说是南辕北辙。因此，叙述者介绍埃丽诺时一再提到“心”和“感情”（顺便说，达太太评价爱德华也首先肯定他的“心”(45)），明确标示出埃丽诺是在“感情”阵营里，她和玛丽安的分歧乃是姐妹间的争论。埃丽诺理解、同情并宽待妹妹，也间接表明小说整体在很大程度上也认可后者所体现的自发情感和“天然美德”（natural virtues）。(46)

对于男人，埃丽诺最看重的是人品，而非玛丽安更津津乐道的“品味/趣味”（taste）。达先生去世后达氏母女仍在诺兰庄园滞留了约半年光景。爱德华在这段时间里结识了她们。他是个挂在牛津大学的闲人，于是“把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那里”（III.3）。他为人处世与姐姐范妮“截然不同”——曾经是主人而此时寄人篱下的达家女性都对他有好印象，正在帮助母亲筹划如何靠微薄的收入另觅住所、维持生计的埃丽诺更是如此。她对爱德华并非一见钟情。他们有亲戚关系，经过较长时间相处，才渐渐感受并确认彼此间灵犀相通。1995年李安执导的同名电影为这个人物补充了一个细节——埃丽诺无意间看到了他毫无企图心并体贴入微地照顾十二三岁的达家小妹玛格丽特的感人一幕。这增加了爱德华的“可见度”和两人感情的说服力。最后达太太和她的小女儿都认定他和埃丽诺是两情相悦。即使如此，埃丽诺也没有把私下里的好感与以婚姻为目标的公开恋爱姿态混为一谈。因为结婚毕竟是社会行为。她看出爱德华似乎裹足不前，又明知费家在为他策划有利可图的联姻。因此她非常审慎，连在妹妹面前说了几句好话称赞他都会后悔不迭。面对离别甚至失恋，埃丽诺的表现更是与玛丽安大相径庭。在叙事涉及的大部分时段里，她和爱德华基本上是人隔两地，即使偶然见面后者也显得心事重重，态度暧昧。埃丽诺苦恼地观望，强按下起伏的心潮(47)，坚忍而耐心地等待事态明朗。

不想等来的却是露西·斯蒂尔居心叵测的表白。对于埃丽诺，爱德华已订婚多年的消息不啻当头一棒。然而女孩的反应几乎让人惊叹——她虽年轻，却已作为家中长女经了不少世态炎凉，更有超越一己、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心地。她思忖：当初爱德华寄住在露西舅舅家上学读书，年少而孤单；那时的露西也必定比现下更单纯可爱，彼时彼地，两人间萌生情愫无可厚非。难能可贵的是，她竟能以平等之心看待竞争对手的情！埃丽诺不失礼貌地对待露西并信守保密的承诺；同时一如既往操持家务，送往迎来。只是从她一边暗暗自嘲，一边将詹太太为妹妹准备的号称能够治疗失恋的药酒一饮而尽的举动中，读者可以窥出她心里的苦涩、屈辱和悲伤。

直到露西订婚一事沸沸扬扬地传开以后，埃丽诺才赶紧抢在外人之前向妹妹说明情况。正因威洛比负心而伤心欲绝的玛丽安听罢立刻失声痛哭。于是，“埃丽诺倒成了安慰者，妹妹痛苦的时候她要安慰妹妹，自己痛苦的时候还得安慰她”（III.1）。陈述用的是叙事人低调的中性口吻，只讲实况，不加渲染，但视角和感受却显然是埃丽诺的。这个细节入木三分地展示了玛丽安浑然不觉的自私：她放纵自身的感受，丝毫没有意识到如此行事却把额外的苦痛和负担加到了备受打击的姐姐身上。作为对照，仅仅年长两岁的埃丽诺虽然心里痛楚，也明知妹妹的表现很可挑剔，却仍义无反顾地充当了“安慰者”。

如果说玛丽安代表了18世纪末某些典型的情感主义浪漫姿态，那么她的恋爱挫折以及埃丽诺提供的对比可以说体现了奥斯丁对这一思潮的修正或再定位。纯良如玛丽安，一旦认定一己之感情高于一切，也必然落入伤人害己的泥潭。如她后来意识到的，她为别人，特别是姐姐和母亲，“想的太少了”（III.10）。她看不起詹宁斯太太之流，不理会当时的社会习俗，并不一定证明她脱俗、勇敢，却常常体现了对群体和他者的轻慢与蔑视。她以“品味/趣味”取人的判断标准本质上是很势利的，排除的不仅是约翰·达什伍德式的逐利者，还有形形色色为生计所困的中下阶层众生。她的某些“违规”行为（比如和威洛比一道私自进入艾伦汉宅邸、主动与他通信联络等）构成了错误的信号，使得旁观者误认为两人已经订婚。后来，当玛丽安不得不正视威洛比的背叛时，她曾绝望地悲呼：“米德尔顿夫人和帕尔默太太！我怎么能忍受她们的怜悯！”（II.7）这一刻，她的感受和语言朴实而强烈，令人心生同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处境可说是她过去对邻居的鄙薄在反噬自身。也就是说，直到那种轻视给自己带来伤害，玛丽安才真正注意到他者的存在。

而埃丽诺不仅是母亲的助手，更是全家的主心骨。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妹妹沉溺于悲伤，在诺兰庄园寄人篱下的半年时间里，与哥哥嫂嫂周旋的任务主要由埃丽诺一力担当。母亲看中的房子，她认为“太大住不起”就否定掉，力促母亲迁往巴顿乡舍。她的冷静务实是母女四人的生存依靠之一，因此玛丽安才会说：“要是离了她，我们可怎么办啊？”（I.3）玛丽安（甚至还有她们的母亲）在特定时段里可以放任自己的浪漫幻想和喜怒哀乐，是因为有埃丽诺为她们操持俗务、遮风挡雨。而且，前者愈是醉心于多情表演，后者就只得愈加注重理性、谨慎行事。(48)

埃丽诺曾批评妹妹以个人感受为判断的圭臬，说：“一件事令人愉悦，并不总能证明它是得当的。”（I.13）可说她已或多或少洞察了情感主义追求所天然具有的自恋倾向。她似乎意识到，情感主义虽然也讲同情心，但更强调人性本善并大力肯定个人追求，几乎不可避免会导向某种唯我主义，从而背离其反对贪婪自私的初衷。(49)

在很大程度上，情感主义美德是当时英国社会阶级权力再分配中的一种自觉的文化武器，是中等阶级群体和个人谋求更高社会地位、争取更大社会影响的方式。休谟曾说：散工的皮肤、毛孔、筋肉、神经与名门绅士不同，他的情绪、行为和风度也不一样；他主张建立新的品味/趣味标准以评判、臧否不同的情绪和感受。(50)而情感主义文化的一个核心诉求，正是将细腻丰沛的情感而非家庭出身当作分享权力和荣耀的根本条件，让展示了得体风度和美好德行的人有可能借此跻身上等或中上等阶层。如布迪厄所说，“品味”的区分功能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是一个人借以给自己分类并被［他人］分类的东西的依据”(51)。

这一点正是“重情”取向似乎起于青之末，却能很快汇成浩荡之风的深层动因。另一方面，这也决定了虚构作品以及实际生活中展示善感性的举动常常又是一种自我关注、自我赞美、自我提升的行为。例如，由于忧郁和神经质被时人视作道德敏感性的体现，歇斯底里、哭泣和晕厥便成为许多淑女和准淑女们争相表演的节目。有位研究18世纪后期英国通俗小说的学者曾敏锐地指出，那时人们热衷的所谓善感情怀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和“极端自赞自贺的”(52)，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批判的内涵和锋芒，而变为某种身价标识。稍后登场的英国文化哲人卡莱尔曾在维多利亚时代将要揭幕之际撰文剖析时风世情，包括热闹一时的道德哲学研讨和“善感情调的统治”（the reign of sentimentality）。他认为诸如此类的纷纭表现均属“自我关注”，都是病象(53)，并试图就这些现代精神症候做诊断、下针砭。

正是在18世纪末英国人对“善感”和“文雅”趋之若鹜的境况下，“重情”话语才泛滥一时。连一味敛财逐利的范妮·达什伍德谈到自家财货和儿子前途时，也采用夸张的煽情语言。她丈夫约翰议论爱德华不听从母亲安排时责备他不负“责任”，固执“无情”（III.1）。露西更是开口闭口满嘴都是她对爱德华以及其他各色人的深情厚意，以致詹太太夸她“很有理智，也很有感情”（III.2）。可见，“情”的话语与抽象“责任”之类空洞词句一样，已经可以为任何人所用并用在任何人身上。一些和情感主义时尚有关的特定品味也常常与真正的修养或高尚的情操全然分了家。粗鄙而自恋的罗伯特·费拉斯极力张扬他对“乡舍”的喜爱。薄情的威洛比熟读浪漫诗歌并时时卖弄，追随一帮“雅”士的偏好将打算送给玛丽安的小马命名为“麦布女王”(54)。（I.12）对他们来说，把时尚符号挂在嘴边、贴在身上可以在某个圈子里提高身价，是否真心欣赏乡舍之类倒在其次。

虽然玛丽安声明“讨厌任何套话”（I.18），她却未能避免自我欣赏和角色表演的陷阱。她对自然美景的热爱表现得相当外露和夸张。面对秋色，她会高声大气地嚷着说：“我以前［在诺兰庄园］……一边走一边观赏秋风扫落叶，纷纷扬扬的，多么惬意！那季节，激起了多少深切的情思！如今，再也没有人去观赏落叶了。”（I.16）接连出现的感叹号表达了高亢、狂喜的抒情语调，逼真地再现了前期浪漫派诗歌焕发出的善感姿态。再如，威洛比刚离开乡下时她其实仍满怀信心和希望，却一意渲染悲伤和离愁，因为她自认为是多情恋人，“把镇定自若视为一大耻辱”（I.16）。

玛丽安把个人感情和个人想象放到至高的位置，当作唯一的事实和标准，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缺乏知人和自知之明。用埃丽诺的话说，她常常不能“根据常识和观察得出合理见解”（I.11）。她误读了威洛比和布兰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自身。威洛比并非如她所想是一腔赤忱的重情者；布兰登也不属于她所描绘的淡漠乏味的大叔类型；而且她本人也并不那么超拔脱俗。实际上，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多情善感者与其对立面的差别是有限的、相对而言的：帕梅拉和少东家B先生有许多的共同点，重情者哈里也像茉儿·佛兰德斯一样深谙钱币的重要。然而玛丽安对自身的局限毫无自觉。她理直气壮地说：“富裕和堂皇与幸福有什么关系？”还说，只有别无其他幸福来源的人才会求助于财富。“对个人而言，宽裕（competence）的生活条件就足够了，更多的财富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这些话当然是至理之言。不过，当埃丽诺追问她：“你的宽裕的标准是什么”时，她竟坦然地回答说：最多一年一千八百到两千镑收入。埃丽诺哭笑不得：“一年两千镑！可我的富裕（wealth）标准也只有一千镑！”（I.17）

可知，玛丽安对心仪的生活其实有非常具体、非常物质的想象——她希望和威洛比一道生活在乡间宅邸，被美丽风景环绕，享受音乐和诗歌，有若干仆人，有马有车，还要有男人打猎的行头和猎狗——对照前文提到的绅士收入状况，可知这属于中上层士绅的生活。总之，玛丽安的浪漫须以可观数量的钱为基础，而她却对浪漫梦想的物质前提丝毫没有反省，自以为与约翰爵士和詹太太等俗人判若霄壤。相比之下，埃丽诺对自身的“俗”是有所认知的，所以她说：堂皇与幸福或许无关，但钱财肯定是相关的。埃丽诺能够比较客观、冷静地透视自己的真貌，这也是她比较谦和，不那么自以为鹤立鸡群的缘故。作为玛丽安的对比，埃丽诺的“理智”乃是经过矫正的“感情”，它不仅受责任和理性双重指导，也建立在善于体察世界、体察他人和自身的基础之上。

威洛比的背叛宣告了玛丽安“浪漫”实践的失败。由于处在无权无钱的地位，玛丽安的自私所伤害的主要是她本人。在奥斯丁笔下，一如在《女吉诃德》（1752）、《艾米琳》（1788）和《玛丽》（1788）(55)等小说中，爱情幻想一方面揭示了女性生存空间的促狭压抑，表达出某种抗议和渴求；另一方面又往往构成对女性的误导，而非解放的前奏。历来对奥斯丁的评论中，有一派强调她对父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顺从，另一派则突出她对社会现状及性别关系现状的批判。其实两面的论证并非水火不容，因为“保守的”奥斯丁和“激进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有很多相通之处。(56)沃氏的小说《玛丽》描写一位母亲沉迷于言情罗曼司，在幻境中消磨生命，所以她的女儿玛丽决意反其道而行之。奥斯丁对达什伍德两姐妹的处理表达了不无相似的用意。她同样认为，老一套情感主义话语和姿态已经失效，而女性更易沦为浪漫幻想的受害者。埃丽诺的理智和审慎在这个意义上既是道德原则也是自我保护。也就是说，对达氏姐妹命运的展示一方面包含对约翰·达什伍德世界的揭露和抗议，同时从女性立场出发提出了自我调整的建议和现实主义的生存策略。(57)有评论说，书中的“理性”更大程度上乃是观察外在危险和他者权势的透镜(58)，就是在强调后一层含义。英国20世纪前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考德威尔曾阐述：文学艺术作品有如梦境，是在假想中进行的代价最小的人生（或社会）实验。(59)达氏姐妹的对照很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在虚构中进行的思想探索。

总之，达氏姐妹的许多根本价值判断是一致的。她们都坚决抵制金钱对于人的过度宰制；她们的文学和艺术品味大体相同（玛丽安曾盛赞姐姐的绘画）。埃丽诺断然否认她尊重习俗是屈服于别人——事实上，就信守内心的感受和判断而言，她确实并不输于玛丽安。存在于埃丽诺和玛丽安分别代表的“理智”与“感情”两者间的是血脉相连的姐妹关系，甚至可说是同一奥斯丁心态的不同侧面。

小说接近尾声，玛丽安听说姐姐数月之前已经知晓爱德华和露西订婚之事，不禁对她能一直不露声色地料理家务、关照他人感到震惊。这事成为促使玛丽安自我反省的契机。此后不久她生了一场大病。耐人寻味的是，重病没有发生在最初发现威洛比变心之时，而是被安排在玛丽安萌生自责心以后。读者有理由认为，这病不尽如詹太所说是失恋引发长期身体不适的后果，而在很大意义上是精神上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玛丽安注定有个特殊的命运。她注定要发现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而且用她的行动否定自己最爱的格言。”（III.14）病愈后的玛丽安最终嫁给了曾被她轻佻地划入与“法兰绒背心”(60)和风湿病等相关的“年老病弱”（I.8）人群的布兰登。此时她的人生态度和埃丽诺以及爱德华更趋一致。他们一道在风景如画的拉德福村安居，构建起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

如此看，巴特勒等西方学者把姐妹俩看作一个代表激进的法国式个人主义、一个代表保守取向，是太过简单的结论。两位女主人公的差异和区别是“姐妹内部分歧”，映现了英国情感主义思潮的内在矛盾性。如有学者指出，情感主义虽然具有谋求社会变革的个人主义色彩，但也可能被导向强化核心家庭、支持社会现状的保守态度。此外，这一思想运动将“女性特质与多情善感（sentimental）相联系，从而把妇女推向了文化的中心”(61)。也就是说，即使某些看似毫无激进取向的表达也可能具有不可抹杀的革新意义。

具体到埃丽诺，她的立场既包括了对情感主义的反思，同时又在另一个面向上构成了对约翰·达什伍德逻辑的更激进批评。因为它进一步揭示了情感主义自我中心姿态与达家大哥所代表的趋利社会的相互渗透与纠结。在这个意义上，她貌似循规蹈矩的表现绝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伯克式政治保守主义。重情者哈里们的表演仅仅十几年后便开始遭人嗤笑。在英国，后世得以传承的情感主义体现于狄更斯将“情和感”注入各种人际关系(62)的主张以及乔治·艾略特有关“感情是一种知识”（feeling’s a sort of knowledge）(63)的言说。而那已是经过奥斯丁们审订的更平衡、更内在化、更深挚也更富于自省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