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平民歧视堕民

堕民与平民发生纠纷，按良贱律处理。《大明律》有“良贱相殴”条曰：“凡奴婢殴良人者，加凡人一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其良人殴伤他人奴婢者，减凡人一等，若死及故杀者，绞。”凡奴婢与平民相殴，无论谁对谁错，奴婢的惩罚远大于平民。“若奴婢自相殴伤杀者，各依凡斗伤杀法。相侵财物者，不用此律。若殴缌麻、小功亲之奴婢，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各减杀伤凡人奴婢罪二等；大功减三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杀者，绞。过失杀者，各勿论。”奴婢殴打平民，罪加一等，平民殴打奴婢，则罪减一等。《大清律》就良贱关系做了同样的规定。明律和清律关于良贱相殴的规定，同样适用于作为贱民的堕民，堕民殴打平民，加重一等严惩；平民殴打堕民，减轻一等处罚。贱民互相殴击，则以一般的规定惩罚。堕民若遭到平民欺辱，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只能忍气吞声。明代沈德符也提到：“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不敢较也。”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云：“四民诸生皆得役而詈之，挞之不敢较，较则为良贱相殴。”且为之打抱不平：“愚尝为叹息之，谓人生不幸为惰民子弟，真使英雄无用武之地。”金华“小姓和平民发生纠纷，小姓不得回骂还手，但平民一般不屑和小姓争吵”。温岭“小姓与平民发生纠纷而挨打挨骂，不得回骂还手”。越地俗语云：“挨骂不还口，挨打不还手。”即使是乞丐也公然宣称自己乃是平民，不像堕民是“贱民”，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官规族约和乡风民俗形成对堕民的“十项禁令”:“一禁入学读书；二禁进入仕途；三禁从事工商；四禁耕种田地；五禁与平民婚配；六禁高声谈话；七禁昂首阔步；八禁聚众集议；九禁夜间喧哗；十禁成群结队。”官府还给堕民做出“六项规定”:“一、良民有庆吊大事，要去当差；二、女堕民时常要给良民理发；三、不得和良民结婚；四、对于良民的称呼，要尊贵，自称要卑贱；五、不得读书赶考，求功名；六、不得住高大的屋，穿华美的衣服。”无论是“十项禁令”，还是“六项规定”，均剥夺了堕民的言论权、生存权、受教育权和人身自由权。官规族约和乡风民俗将堕民打入十八层地狱。“十禁”成为套在堕民头上的“紧箍咒”，成了堕民无法挣脱的枷锁。

堕民被禁入仕途，剥夺了政治权利。明初实行里甲制度，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粮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而列于图后，名曰畸零”。堕民却遭到排斥，“籍曰丐户，即有产，不得充粮里正长，亦禁其学”。堕民不得当官任吏，也严禁入学，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宦之途。即便积镪巨富，也不得纳赀为官。明朝万历年间，京师有位绍兴籍甄姓名医，擅长医治痘疹，“后起家殷厚，纳通州吏，再纳京卫经历，将授职矣，忽为同乡掾吏所讦，谓其先本大贫，安得登仕版。甄刻揭力辩其非，云大贫者，乃宋朝杨延昭部将焦光赞家丁，得罪远徙，流传至今，世充贱隶，甄氏初非其部曲也。然其同乡终合力挤之，迄不敢就选，而行医则如故”。清代堕民仍没有应试、捐纳和出仕的资格。

天地间上下尊卑被认为天经地义，皇帝百官自然是人上人，平民百姓是人下人，而堕民更贱，比乞丐还贱，乃“天生的贱胎”。浙江流传各种关于平民到堕民聚居区公然侮辱堕民，而堕民明知遭其侮辱，却无可奈何，只得忍气吞声的故事。最为经典的莫过于徐渭戏弄堕民的故事。“有人同徐文长赌赛，如他能够往三埭街连呼‘堕贫’三声，当请他吃酒。徐文长便到三埭街的旧货店指着一个瓷瓶叫道：‘那个大瓶卖多少钱？那个大瓶，那个大瓶。’店里的人无可如何，他终于得胜而去了。”堕民又被称为“堕贫”，与“大瓶”谐音。另有一则广为传诵的徐渭戏弄堕民的《天下大平》故事。“又有乡村演戏，请徐文长写戏台的匾，文曰：‘天下太平。’但是他们的报酬少给了一点，所以等到把匾挂好之后，大家一看，见第三个字缺少了一笔，变成‘天下大平’了。村民大窘，又去求他，他随后走来，把笔掷上去，在大字下点了一下，大家这才安心了。”因“堕贫”与“大平”谐音。

而慈溪版的平民侮辱堕民故事，则更富有戏剧性。据说竹山湾的两个村民在晒太阳时，聊到天门下七坂村的堕民。甲村民表示要到七坂村痛痛快快喊几声“堕贫”，以杀其威风。乙村民摇头表示不可能，这比骂其十八代祖宗还难，劝甲村民死了这份心。于是，两人打赌，若甲敢到七坂桥喊三声“堕贫”，乙则请其吃“和菜”。如果只喊一声，且遭堕民毒打，则甲要请乙吃“和菜”。于是，甲与乙约定打赌时间，且要乙在前面拖一破被前行，在其喊出第一声“拖被”之后，必须往前奔跑。“翌日正午，乙村民右肩挂着一条破絮由北往南走去，过了七坂桥，一听甲村民高喊‘拖被——'，拔腿就跑。而第二声‘拖——被——’的‘被’声未落，从弄堂里面的低矮房门中冲出20多个男堕民，大家不约而同边骂‘讴呐阿姆大卵袋’（方言，脏话）边赶向甲村民。原来，慈城方言中‘拖被’与‘堕贫’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甲村民脸不改色心不跳，指着前面的乙村民说：‘拖被！你们看，拖被，他把我的被花絮拖去了。'”堕民一看，果然前面有个背破絮的人在逃，虽然明知遭到捉弄，也只得悻悻而去。而甲村民因此享用了一顿大餐。平民以侮辱堕民取乐，不以为耻，引以为荣，沾沾自喜。

绍兴平民之间还有“戏堕民”习俗，平民聚集一起，以巧妙的言辞暗示对方是堕民或与堕民有特殊关系。歌云：“娘舅头上红毡帽，姑妈身穿绿旗袍，表哥手拿摇鼓冬，堂妹脚走白果桥。”“红毡帽”为堕民做吹鼓手时戴的帽子；“绿旗袍”特指青蛙，“钓青蛙”是堕民从事的特殊贱业；“摇鼓冬”为堕民鸡毛换糖的器具；“白果桥”特指堕民聚居地，均用来象征堕民。范寅在《越谚》中云：“其境堪怜，其情堪悯，而其行实可贱焉。此不必锢而自为锢，即欲化而无由化者。非天地之有意区别，非圣王之无心拔擢，实以乃祖乃宗贪逸欲而逃勤苦，丧廉耻而习谄谀，甘居人下，而安之若素。如其积习不振，贸然拔伍凡民，是率天下弃农桑而召冻馁也，是使卑逾尊，贱妨贵，少陵长，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也。”范寅所言颇具代表性，原本是奴隶主将奴化思想强加于奴隶，使其成为奴隶，反污蔑奴隶自甘贫贱，厚颜无耻和懒惰。

这种将堕民视为“天生的贱胎”的观念，普及到民间，致使原本处于下层社会同为奴隶的贫民，也以奴隶主的眼光去制造自己的奴隶，而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则非堕民莫属。“平民对惰民大多以尊贵自居，而视惰民为卑贱之人。——其实可以不云‘大多’，而说‘都是’。少至如孩子，贱至如乞丐，对于惰民也有‘看低一煞’，因为你不看低他，人家便有讽刺的话临到你。而惰民呢，也自甘居下，对平民且恭且敬，称平民总是老爷、相公、官奶奶、姑娘等；平民可以直呼惰民姓名，女子且加以‘娭’字。虽然现在的惰民已不复与平民有等级了，但他们还是自以为是贱是卑，仍是奉平民为爷为娘。因为这个缘故，平民便当他们如奴隶一般，有压迫他们的极大威权，供役使唤，弄乐娱人，便是他们唯一的职责了。”创作小说《堕民》的作家莫莠生活在钱塘江边，登上官塘，就可以看见有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堕民村，从小就接受堕民是“天生的贱胎”的观念，见到堕民就要吐唾沫，并唱几句“堕民走四方，晦气自己当，烂手断脚骨，嘴上生个大疔疮”之类的咒语。1990年8月12日，莫莠在钱塘江南岸堕民村附近召集平民，以“我们过去为什么要歧视堕民”为题，举行座谈会，平民直言不讳地表示对堕民的歧视：

朱阿土（农民，七十八岁）：我自家也话勿灵清。看到他们总是勿开心。人人都是这样说的：堕民是天生的贱胎。我年轻辰光也觉得他们是贱。有句老话说：坍眼堕贫嫂，样样东西她都要。我姆妈的伴送，就连姆妈每日梳头梳下来的头发她都要拿去。现在想想，人总是一样的，不应说是贱胎。

周妙生（居民，五十四岁）：我倒觉得这不能算歧视，只是寻个开心。打骂堕贫的事是不是有呢？有的，只是少数。我小时候常常听到大人们，特别是女人们，相互戏说对方同堕贫有牵丝板藤的关系，彼此取笑，可以翻出许多花样来，蛮有趣的。看到堕贫来，大家耍笑他，热热闹闹，更加有趣。那时候又没有电影电视看，日脚过得闷气，总要寻点事开心开心。我觉得堕贫也不必因此当真，我对他们也没有成见。

王阿堂（农民，六十一岁）：歧视还是有的。有句老话说：斧头吃凿子，凿子吃木头，一级吃一级。做人也是这样。我们种田摸地人到城里去，就被城里人歧视。过去有，现在也有。我年轻时到杭州城里卖青菜，苦头吃是吃足。那辰光就觉得自己是被踩在脚底下的，最好也找些人来让我们踩踩。堕贫看到我们口称相公，低三下四，自己就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倒还气得过些。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知堕贫自己是怎么想的。

张炳炎（乡办厂工人，二十九岁）：我觉得堕贫村里人都是做生意的好坯子。脑筋聪明，头子活络，上会塞衙门，下会钻狗洞。所以他们现在生活得比我们好，小洋楼一幢接一幢造，我很羡慕他们。

朱阿土：要讲生活，老早他们也比我们好。不过做人要讲良心，他们脑筋聪明，动的是坏脑筋；头子活络，钻的是歪路子。前日我还看见，堕民村里有户人家，儿子住新洋房，老人在沿街讨饭。所以我说他们是要钱不要名（指名誉、名声），有啥好眼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