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追溯起来，2009年三伏天的那次采访，并非我第一次见到袁隆平先生。早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幸在家乡的稻田里见过他一次。

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高中生，当时还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代，我们公社有一个直属农科队，从1978年就开始试种杂交水稻，那片稻田是我上学路上的必经之地。一天中午，我看见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汉子，正手把手地给社员们传授一种奇异的种稻技术，我也从老乡们的口中第一次听说了他的名字：袁隆平。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把一支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叼在嘴上，笑眯眯地望着那片稻田。这就是我对袁隆平的第一印象，而更深刻的记忆还是曾经的饥饿和对饥饿的恐惧。

我虽说是一个乡下人，在远离了故乡之后，却没有多少所谓乡情或乡愁，更没有感觉到什么田园诗意。我一直觉得那只是诗人的幻觉，而对脸朝黄土背朝天、躬耕于垄亩的农人来说，永远是如同苦役般的劳作。我父亲是一个种田的好把式，还当了几年生产队长，只有偶尔想起他打着赤膊、赶着水牛耕耘的样子，才让我仿佛重返了童年故乡的旧时光。我父亲就这样耕耘了一生，而我永远忘不了一个农人脸上那几乎麻木的沉默和像牛一样沉重缓慢的脚步。作为一家之主，他只有一个梦想：让一家老小都能吃上一碗安乐茶饭。然而这样的梦想在他大半辈子里却一直是奢望。作为一队之长，他只有一条底线：不能让生产队里饿死一口人。这很不容易，一个农民从生到死就是为一碗饭而活着，若能在咽气前吃上一碗大米饭，就是享福了。我祖父死在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临终时，他一直咽不下一口气，几番挣扎，几次回光返照，那深陷的眼窝像两个干枯的空洞，却又透出一点儿时明时灭的光亮。我父亲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就是想在闭眼之前吃上一碗大米饭，可翻遍了家里的仓底，也没有找到可以煮一碗饭的米粒，一家人用来果腹的，只有地窖里的红薯和在太阳下晒得发白的红薯干。其实，我们生产队的仓库里还有一点稻子，可那是种子，一个生产队长去借一碗稻子来，给一个临终的老人吃，应该是可以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我父亲没有去借，哪怕是满足他亲生父亲的最后一个愿望，甚至有可能救回一条老命，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借口。当我祖父同死神拼命挣扎时，我不知道我父亲的内心是否也在挣扎。而我祖父也许从他亲生儿子那冷酷而决绝的眼神里看清了让他绝望的东西。当我父亲把一碗刚熬出来的红薯糊糊端过来时，他不再徒劳地挣扎，把一口气死死地咽了下去，而那只饭碗不知是从我祖父还是我父亲手里落在地上，摔成了一地碎片。严格说，我祖父并非饿死的，毕竟那时候还有吃的，红薯或红薯干也能当饭吃，只能说他的愿望超过了现实。

同祖父相比，我算比较幸运了。我是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这让我侥幸逃过了那三年饥荒岁月。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乡下人的日子已有所好转了。为了能多打几粒粮食，每年春节刚过，我父亲趁着肚子还饱，还有点油水撑着，就带着社员们下田了。江南早春的水田里还敷着一层薄薄的冰壳子，那腿被冰水一激，冷得抽筋，但他们越干越来劲，头上开始冒热气，鼻尖上渗出一颗一颗的汗珠。干到半晌午时，像我父亲这样的强壮汉子们都脱掉了老棉袄，汗水顺着他们冒着热气的脸颊滚滚而下，连埋头耕田的牯牛也不断舔着鼻尖上的汗水。还记得我几岁时，时常爬到家门口的水杨树上朝田野那边张望，远远望过去，我父亲和那些农人强壮的身影突然变得十分渺小了，像一只只黑黑的、正在忙忙碌碌地觅食的蚂蚁一样。若从生存的本质看，人跟蚂蚁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每个生命都在凭着求生的本能劳作，与饥饿与死亡本能地抗争。我的家乡地处洞庭湖和长江中游交汇处，是一片深厚而肥沃的冲积平原，然而在这样的良田沃土上，我父亲带着那么多壮劳力一年到头勤勤恳恳地耕耘，每年打出来的粮食却是那样少。对于我们乡下人，从来没有什么“春风沉醉的晚上”，只有青黄不接的饥馑。只有到三伏天，仲夏夜，在水稻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季节，那样的酷热的夜晚才是让农人们沉醉的。而我对故乡的忆念，只是一片魂牵梦绕的稻田。

在我通过高考走进城市之前，我在乡下度过了十七年岁月。身为一个农家子，我在寒暑假和农忙季节也要干农活，插秧薅草，挑粪积肥，割禾打谷，我都一一干过，这让我本能地懂得了稼穑之艰辛，目的是为日后一辈子务农而提前苦练一身本领。再苦再累，我都能挺过去，但饿肚子却是无论如何也挺不过去的。我虽说没有经历过致命的饥饿，但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也过着饥一餐饱一餐的日子，能够吃上一碗大米饭，那是乡下人过年过节时才有的奢侈的享受。那年头，乡下人吃饭都是“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即便是干饭，也要掺杂豌豆和红薯干，更多的日子则是南瓜、芋头、萝卜、白菜帮子煮稀饭，用乡下人的土话说就是“煮个稀巴烂”。如今，这种粗杂粮已是城里人津津乐道的绿色健康食品了，可若一日三餐让你吃，三百六十日天天让你吃，你试试看。这种食品是否健康，我一直都很怀疑，譬如我们这一代人，长年累月吃这东西却营养不良，大多长得比较矮小，而一旦能吃饱肚子了，又会条件反射般地长膘，拼命储积脂肪，这其实也是人类应对饥饿的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

言归正传，还是回到杂交水稻上来。在杂交水稻推广之初，普通生产队种的还是普通水稻（常规稻）。我们生产队是普通生产队，和农科队只隔着一条田埂，但我父亲这个生产队长，刚开始一点也不羡慕人家农科队，觉得那样种田太麻烦，还觉得特别好笑，可到了收割季节，我父亲他们傻眼了，人家农科队的稻禾比我们生产队的要壮实得多，那稻穗比我们队也要沉得多，我父亲还跨过田埂去数过了，不但结实多，谷粒也更饱满圆润，几乎没有秕谷。等到收割之后，更是让他震惊了，人家一亩田打出来的干谷抵得上我们队两亩田的收成，若能多打这么多稻子，再麻烦也值啊，同样的一亩田，要多养活好几口人哪！我父亲算产量账，从来不只是看斤两，而是看能养活几个人，而一亩田能打多少粮食，还真是要用人口、用生命来直接换算的。

在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1979年，我们队也种上了杂交水稻，但在高考来临之前，那一茬稻子还没有收割，粮食依然不够吃。我们毕业班的学生在放月假时才能回家里背一次米，然后自己划算着怎么才能吃上一个月。虽说高考在即，但我也享受不到一点儿特殊照顾，我父亲无论当队长，还是当家做主，那都是铁面无私，一视同仁。那时在乡下还是用升子量米，我母亲每次煮饭，用升子量好米后，又要抓出一把放在一只瓦罐里存着，这节省下来的米，在青黄不接时，可以防身保命。但我们家掌管粮食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每次回家背米，我父亲都是一升一升地量的，我正是吃长饭的时候，家里给我的米我从来没有吃饱过，每次出门我都要磨磨蹭蹭，等我父亲出门了，我就会偷偷往里边再加一升，尽管是拿自己家里的粮食，感觉也跟做贼一样。我父亲深知家贼难防，一直防着我。有一次我刚刚侥幸得手，背着米袋正要溜出门，却被我父亲逮了个正着，他把我袋子里的米又倒回了米缸，然后又一升一升地重新量过。他这样干的时候，一声不吭，毫无表情，这让我更感到了一个父亲的内心是多么冷酷，他的心真比生铁还硬。当我背着米袋重新出门时，也像他一样一声不吭、毫无表情，说不恨他那是假的，那时候我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亲生的。后来，我才慢慢觉悟到，残酷的不是父亲，而是饥饿和对饥饿的恐惧。我们家兄弟姊妹多，个个都在吃长饭，谁要多吃多占，一家人都要挨饿了。

更要命的是，就在我参加高考的那个月，我把一袋米从家里背到学校时，天黑了，学校食堂管理员下班了。我只好把米放在寝室里，用被子捂住，还伪装得挺仔细，看上去就像一床来不及叠好的被子。上完晚自习，我几乎是跑着回寝室的，还好，那被子还是原来的样子，可一掀开，我两眼一下就空了，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我那一个月的大米被偷了，这可真是要了我的小命。眼看就要高考了，而我就算再回去背一次米，我那心狠如铁的父亲又肯不肯给我呢？就算给，一家人都要饿肚子了。有生以来，我还从未如此强烈、如此直接地感受到饥饿的恐惧，没饭吃，不说一个月，连一餐也挨不过去啊。幸好，我有一个挺铁的哥们是农科队的，他从家里给我背来了一个月的米。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还他的米，这是我欠他一生的债。几十年过去了，多少人、多少事，我都淡忘了，但我一直铭记着我这个老同学的名字——张腾云。他能给我送来一袋救命粮，又搭帮他们农科队种上了杂交水稻，多打了一些粮食。他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第一志愿就是农业院校，我不知道他的志愿与让他们吃饱了肚子的杂交水稻有没有关系，但我知道，他从农校毕业后，一辈子也扑在稻田里了。

对于我，1979年是一条人生的界限。通过高考，我进了城市，我的身份被彻底改写。商品粮，城市户口，以及基本上已成为事实的干部身份，让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新从娘胎里出来了一次。当我在稻田里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父亲虽然毫无表情，却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说，这伢子终于找到自己的饭碗了！其实，背后还有一句潜台词：这家里、这队里，从此少了一张吃饭的嘴。而我获得这一切之后，又以决绝的方式放弃了，1993年，我的人生又发生一次重要转型，我辞去了公职。在我做出这一疯狂举动的那一刻，才猛然悟到，我敢于放弃这一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再为吃饭而犯愁，中国已进入了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一个告别了粮本和粮票的时代。我感到一个真正的我诞生了，满心的自由欢畅，而我父亲却没有我这样乐观，他捶胸顿足，唉声叹气：“孽种啊，孽种啊，你怎么把好端端的铁饭碗给砸了啊！”

在乡下人看来，人这一辈子就是在饭碗里度过的，一旦放下了饭碗，你这一辈子就走到了尽头。若要理解袁隆平和杂交水稻，其实也是从一只饭碗开始，袁隆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