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就近、就地城镇化与农村可持续发展

以市、县为核心的就近、就地城镇化，不仅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融入城镇的成本和障碍，也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近距离迁移避免了远途迁徙的各种困难和障碍，也有利于区域文化的传承、社会关系网络的延续。

（一）“留守现象”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

“异地城镇化”模式导致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和“空心村”等突出现象。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农村年轻人口比重不断下降。20～39岁年龄人口从2000年到2010年下降了4.51个百分点，0～19岁下降了7.13个百分点，40～49岁人口比重上升，50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见表6）。许多调查也表明，近年来农民工整体外出的比例在不断上升。而发达国家的经验早已表明，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社区的衰败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但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6 我国农村人口年龄分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韩占兵.破解“农民荒”：基于一个跨期限演进的动态分析框架.信访与社会矛盾问题研究，2015（2）.］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没有成年男性在家的家庭户达到了26.48%，而只有老人、儿童在家的情况，也达到1.59%（见表7）。

表7 农村家庭结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计算获得。

显然，“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这种城镇化流动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会导致种种社会问题。学术界也对此进行了很多研究，例如留守妇女本身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承担着生理、心理、安全等多重负担。[20]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心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而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的诸多问题也日益凸显，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实证调查的结果表明：农村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偏低，生活质量差，劳动强度大，精神缺乏慰藉，情感生活匮乏，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生活无人照料。[21]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大量留守家庭的生存与发展，也会影响整个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22]有些留守老人则由于监护孙辈，出现了代际经济的逆向流动，加重了留守老人的生活负担。[23]

（二）与城镇化相结合的农村可持续发展

由于劳动力大量外出，“空心村”现象也引发了农地撂荒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学界对“农民荒”从粮食安全[24]和现代农业发展及新农村建设的负向效益方面进行了研究。[25]这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必须充分考虑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是由于我国农民数量庞大，“农民荒”的现象尚未充分显现。

由于农业劳动的季节性很强，兼业化一直是农业发展的一种模式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大农村家庭事实上是通过“代际分工”和“家庭分工”实现了兼业化。对此，学术界也存在着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农业兼业化与规模化和专业化相矛盾，对农业长期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26]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农业兼业化是工业化过程中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现象，有利于提高农业资本投入和集约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对小农经济效率的改进。[27]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农业兼业化经营模式在日本、美国、德国和墨西哥等国家已经存在多年。和中国国情相似的日本，农业兼业化非常典型。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农民兼业化比重迅速提高，专业农户比重从1950年的50.0%下降到1985年的14.3%，兼业农民相应从50.0%上升到85.7%。[28]美国的大型农场模式、法国的中型农场模式分别可以达到几千亩和几百亩规模，但日本农村家庭经营的规模一般仅在1～2公顷。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表现出难以适应市场化、科技化和规模化的弱点。近年来围绕着农村土地制度，尽管存在着强化集体所有制和强化农户权利、加快土地流转的不同观点，但在促进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方面具有一致性。但从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来看，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为主的平原地区耕地占全国农地一半左右，另外一半处于丘陵和山地之中。平原地区适应于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便于农村人口从农业中释放出来，向城镇转移。但是对于我国中西部大部分丘陵和山地地区，规模化经营具有一定难度，无论是从零碎农地的维护和利用，还是从民俗文化和边疆安全等角度，都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农村人口。

从农村人口城镇就业的角度来看，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后多从事制造业和非正规的服务业。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的比例为31.4%，而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住宿餐饮和居民生活服务业等的比例也高达33.1%，建筑业和其他行业分别占22.2%和12.3%。而本地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比例略低，但服务业比例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达到39.5%。这些在城镇从事服务业的本地农民工，对于兼顾家庭农业无疑具有很大的便利性。

通过就近、就地城镇化促进农业的兼业化和职业化经营，逐渐使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让农民进城者享受城市文明，实现收入提高和确保家庭团聚，在乡者愿意为土地耕种倾注心力，也能获得与之付出相匹配的收益，农民也成为一种骄傲体面的职业，而不是一种缺少光彩的身份标签。农村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田园风光醉人，具有独特的魅力，作为农民的居民享受城市文明，农民素质提高，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农业实现现代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完善。这本身就符合人的城镇化的内在要求。这会使农民在农村和农业方面获得自豪感和认同感，从而改造传统农业，再造乡土中国。

因此对于我国西部和广大山地丘陵地区，城乡兼业是提升农民收入和兼顾农村发展的适宜模式，而长距离流动的“异地城镇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农村发展的困境。就近、就地城镇化则有利于通过季节性投入、家庭分工和代际分工来支持农业的持续发展。事实上，西部地区已经非常重视就近、就地城镇化和兼业型的城镇化模式。例如，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在编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制定城镇化政策时就明确提出政策，促进就近、就地城镇化，允许进城农民保留农村资产等。这些政策和实践都表明了就近、就地城镇化在城乡协调和城镇化健康发展方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