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百年历史，始终是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百年来人们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编译、学习、研究和传播，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主要历史发展阶段：从传入之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摘译、片段式的节译到对重要著作的编译出版，对经典作家观点、生平活动等的介绍等；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系统地编译出版和传播；改革开放40年以来，重新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其研究也走向全面深入。

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从最初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观点的介绍，到联系实际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要章节、片段的摘译，继而是对单篇著作的翻译、摘编，再到后来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干部读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启蒙、运用、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发行质量日益提高，品种也不断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到1949年9月，我国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约有530多种。”[1]马、恩、列、斯主要著作基本都有了中译本，这些都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译本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经典作家使用的术语、人名、地名等译法不一，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缺陷，给我们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许多困难。学术界从建党之前、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及延安时期等不同历史时期，分阶段来考察新中国成立前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编译与传播，研究成果丰硕，可谓不胜枚举。

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被翻译出版并形成规模，译文质量也不断提升，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进程，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信念、思想观念和文化理念。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殊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传播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殊阶段。一方面是战争的结束、人民政权的建立为编译与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之前更优越的环境；与此同时，建立了以中央编译局为主体的专业编译队伍、以人民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机构、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为代表的高校编译与传播网络。这一时期，经典著作的编译与传播日益系统化，基本出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三大全集”，出版了“三十本书”，可谓硕果累累。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著作的编译与出版又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过多地照搬了苏联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1957年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与出版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

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的历史进行考证、分析，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演化的历史轨迹，总结经典文本编译与传播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刻内涵，会有不小的影响。

本书从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这一中国历史发展的十分重要的特殊阶段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编译与传播。30年间编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伟大实践，既有着新中国成立前一系列编译工作为坚实基础，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建树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自然而然地蕴含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本书通过分析，以期达到以下写作目的：

第一，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献身于真理传播的翻译家的翻译经历入手，详细考证，系统研究、梳理经典著作的编译与出版的历程。

第二，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中，我国经济、思想、政治、文化因素对译者心理世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见诸译本的字里行间的意象。通过纵向和横向比对，借助对代表性人物翻译境遇的个案解析，揭示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的特殊规律。

第三，通过对30年间经典著作在我国的编译传播历程的梳理以及对其成果的分析，具体阐释经典著作的编译与传播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征和作用。

第四，透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的特定视角，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要条件和路径；总结中国共产党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和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试图对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做出思考。

注释：

[1]吴道弘。新中国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六十年//宋应离，刘小敏。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