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文化建设新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时代课题。在这一阶段，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整合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历史传统悠久、情况又较为复杂的东方大国，去开拓一份宏伟的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社会的转型和重建，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的转型显得尤为迫切。首先，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文化的多元性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使得文化的变革与政治变革的步调表现出了不一致。中国共产党带着浓厚的延安文化经验走进北京，而大多数中国人是带着旧时代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步入新社会的，思想杂然纷呈。要巩固新政权的政治秩序、恢复国民经济及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水平，都需要文化教育工作的“破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开始了“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1]，目的是改变文化现状以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这在当时是颇有成效的。但也有偏差，从文化批判转而走向政治批判，为后来文化工作上的失误埋下伏笔。

教育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途径。教育的不断向前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奠定了很好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化、教育科技水平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文盲数量占我国人口的80%以上，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扫盲成为新政权建立后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要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教育由高等教育转为面向工农大众，为工人阶级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所有教育设施都向工农劳动人民开门，各级各类、各种层次的教育迅速开展。1949年12月，政务院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详细阐述了新中国教育的定位是为人民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教育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普及为主……着重为工农服务。教育面向工农大众的这一定位，在接下来的30年间，虽然受到过挫折，有过某些变化，但这一鲜明特色始终没有改变。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还首次提出，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范围的识字运动。1950年6月，政务院下发《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要求以企业工人为对象，进行扫盲教育，12月，教育部公布《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扫盲班遍布街道、部队、工厂、农村等各个地方，并取得良好成效。为提高干部群众文化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到1955年底时，全国已经建立起业余学校3546所，在校人数达131万人，干部文化学校265所，在校人数达8.4万余人[2]。建立起新的学校教育体系，这一体系的突出特点便是在学校较为系统地开展意识形态教育。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开展扫盲运动、正式教育以及各种形式的业余教育（见表1-1），广大工人、农民教育水平得到了最快、最大限度的提高。工农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表1-1　中国各级教育的学生入学情况　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95。

新的实践必然催生新的理论需求。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开展，也推动了经典著作编译与出版事业的发展。“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3]，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洞察事物的发展趋势，具有工作中的预见性和政治上的坚定性，适应宣传、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满足全党上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的渴望，为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如火如荼进行提供重要动力。在广大农村地区，还建立起了农村广播网、宣传员传授站等农村宣传网。配合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土地改革、农民识字运动以及推行宪法等运动强化了对广大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与时事政治、党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创造了条件。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是党从革命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的过渡，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编译与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阶段。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1。

[2]王香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学习活动及其经验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7）。

[3]邓小平文选：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