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重点中学制度的历史嬗变

许多研究者都对该制度的嬗变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胡金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重点学校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办好重点学校，多出人才，出好人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续到90年代末），“关于取消重点学校的大讨论，重点学校成为一个问题”；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关注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阶段取消重点学校，重点扶持薄弱学校”。刘远碧也将重点学校制度区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重点学校制度全面恢复，重点中小学进一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阶段采取就近入学政策”；“90年代以来，推行素质教育，明确提出中小学不设重点校（班）”。袁振国将重点中学制度划分为七个时期，即延安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期、1958年“教育大革命”、20世纪60年代前期、“文化大革命”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参照上述分类的基础上，本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重点学校政策嬗变划分为五个时期：“1949—1966年：重点学校制度的建立和巩固”“1966—1976年：重点学校制度的彻底废除”“1976—1990年：重点学校制度的全面复兴”“1990—2000年：重点学校制度的新样态和大辩论”“2000年至今：重点学校制度的精细化和理性审视”。

一 1949—1966年：重点学校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重点学校制度的建立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研究重点学校制度问题首先要回到该制度产生之初的历史之中寻找其实然状态。

（一）重点学校制度出台的可能缘由

重点学校制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重点学校的历史的产生似乎已经消失在时间的迷雾之中。1980年对中国十几所大学及许多中学行政管理人员所做的采访，都没有能弄清楚，这个制度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谁应对此负责。”可见，已很难说清该制度因何而产生。若一定要追问答案，则只能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背景以及教育发展的自身逻辑进行一定的推测。

1 源于战争和革命时期的战略思维

“集中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和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战略思维之一。该思维在军事上体现得可谓尽善尽美。在敌我军事力量、武器配备、物资储存等悬殊的情况下，“集中力量”确保了将最有限的物资和人力集中起来从而发挥出巨大合力。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文章中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军事战略原则。这一军事战略原则在1949年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被用来安排和指导新中国的经济、教育、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内有南方地区的战争尚未结束，外有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封杀”，中央政府尽最大的力量接管和改造社会。随后，我国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将发展重工业作为社会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当时国家投资的一半以上均用于工业，其中近90%用于生产资料生产部类，比如冶金、机器制造、电力、煤炭、石油和化工，仅有少量的工业投资（约3%）用于扩大农用机械和化肥的生产。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中央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而在教育领域，这种“有重点地发展”便体现为重点学校制度的出台，集中有限的教育资源先重点办好少数学校，以确保社会各方面人才的有效供应。

2 源于延安时期的教育实践

历史学家苏珊娜·佩珀(Suzanne Pepper)指出，中国的重点中学制度源自延安时期的教育经验，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经济政策的自然延伸。延安时期办“模范小学”和“中心小学”的教育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重点学校制度的产生提供了范例。当时的陕甘宁教育厅颁布的许多教育政策均指向促进这两类学校的发展。1938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法》第四条规定：“完全小学或初级小学办理完善的，得呈报为模范小学。”同时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建立模范小学暂行条例》指出：“所谓的模范小学就是办学质量优良并且能推动其他小学发展和树立国防教育模范的学校。”该条例对模范小学最低限度的标准（包括学生数量、教学设施设备、学级编制、课程编配、教学管理、社会活动、家校关系、社会影响等）做了详细规定，尤其规定模范小学将享受办公经费的优待，并且办公经费将与招生人数同步增加。其中，属于初小的模范小学（学生20名以上）给予0.15元的办公费用，30名以上每增加10名加办公费0.5元，以此类推；属于完小的模范小学（学生40名以上）给予4元办公费，50名以上加办公费1元，60名以上以此类推。此外，按照学校需要酌量给予设备费或教具。另外，《关于扩大与改进小学的决议》再一次强调坚持建立完全小学和模范小学，加强小学教育的正规化和按照基本标准建设。1941年1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信——关于提高小学质量的指示》提出“建立中心小学”，对学校的学生数、教职员人数和教学方法、教学设备、学校选址以及教研活动做出了说明。这一规定为中心学校的建设提供了质量标准，反映了陕甘宁边区集中有限的相对优势的教育资源办学的早期实践。在此类政策的推动下，延安按照要求适当合并了完小和初小，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办好小学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经过几年的改造、合并，到1944年，延安已有完全走上正规化的小学14所，学生716人。

由此可见，建立“模范小学”和“中心小学”的目的在于促进教育的正规化和提高教育质量。“模范小学”和“中心小学”在教育经费（当时的教育经费十分有限，很多学校都是非正式的教学点或识字班，正规享受政府教育经费资助的学校十分少）、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设备等方面都享受一定的优先照顾政策。可以说这是边区中央政府首次尝试用“重点学校”的思路进行办学。“40年代初，边区的教育制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正规化’，其目的在于提高教学质量，使教学内容标准化。根据1942年颁布的指示，就小学而言，上述目标将通过减少学校数目，淘汰那些办得太差的，巩固那些办得较好的学校来加以实现。其中最好的学校将被命名为‘中心学校’，这种学校实际上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有争议的重点学校制度的前身。那些最好的教师和设备将集中在中心学校，而中心学校则负有指导附近那些条件较差学校的义务。”上述论证表明1949年以后的重点学校制度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办重点学校是政府在处理教育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时作出的一种政策选择。在资源匮乏以及教育发展十分不充分的境况下，办重点学校是政府抓教育正规化和质量的秘密武器，通过在短时间内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率先办好少数学校，辐射和带动其他学校的发展。

3 源于国家倾向性资源配置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资源分配的核心领域是国防、重工业以及经济，而非社会文教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我国财政经费预算绝大部分用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即每年国家经费预算的六七成都用于上述两项，用于社会文教事业的经费不到20%（见表1-1）。而这不到20%的经费也并非仅用于教育事业，其支出范围包括文化、出版、教育、卫生、中医、公费医疗、体育、档案、地震、海洋、通信、广播电影电视、计划生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抚恤、社会福利救济和自然灾害等项事业。平均来算，教育领域大约能分配到1%的经费。国家倾斜性地把十分有限的经费集中起来办大事，设立重点学校以满足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可见，重点学校制度的出台背后虽然有客观的因素（国家整体上较为贫穷），但也是主观上资源倾向性分配的结果（将有限的资源绝大部分分配到经济和国防领域）。

4 源于对教育“提高”任务的响应

“普及”和“提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办教育的两大任务。为完成“普及”的任务，国家实施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政策，除正规教育外，也把各种非正规的教育形式（夜校、扫盲班等）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这对于提升国民的文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满足了新中国建设对各类人才的需要。教育的“提高”任务是指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的尖端人才。这主要靠普通教育来实施。当时，由于经费、资源有限，不可能确保所有实施普通教育的学校共同发展，为了能在短时间内“又快又好”地培养各类人才，国家提出办重点学校的方针。

5 源于国家对各类人才的迫切需求

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发展有赖于尖端人才。可以说，尖端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国家经济和国防的未来前景。然而，事实上我国当时的人力资源状况不容乐观。连年战争使得科技事业几近荒废，人才储备匮乏。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近80%的人口是农民，文盲人数为4.32亿，文盲率高达80%。在如此高文盲率的背景下，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根本无法得到保证。人才匮乏的现实与迫切需要尖端人才的国家发展愿景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亟须在短时间内解决。最终，国家选择用重点学校制度来解决这对矛盾，着力于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尖端人才培养体系。

（二）重点学校制度的正式出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育领域呈现出正规学校、非正规学校和工农学校三足鼎立的局面。1953年1月召开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会议对1950—1952的教育工作进行了评价和总结，一致认为：三年来，文教部门基本完成了恢复工作，有了一些发展，并在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原有的文教事业进行了改革和调整，获得显著成绩。但三年的文教工作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为：工作计划性不够，盲目性很大；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有鉴于此，会议提出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方针。随后几年，这一方针被广泛强调。1953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教育应当有重点地发展，要举办重点中学。随即，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积极充实和重点办好高级中学和文理中学，以逐步提高中学教育质量，培养合格毕业生；并指出各省（区、市）可根据地方实际状况选定学校，并要求在此类学校中再选择一两所领导干部素质更优、教师质量及设备条件更好的中学作为重点，以取得经验，推动一般。这是1949年以来重点学校制度首次见诸国家公文。

1953年6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再次强调应当有步骤、有重点地发展普通教育，同时提出并讨论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意见》。同年7月，教育部将此次会议关于中学和师范教育工作的几项决定通知各地，其中第一条便是“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与师范，取得经验，指导一般”。1954年5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继续办好1953年所确定的重点办好的中学。在上述文件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重点学校制度应运而生。

（三）重点学校制度遭遇“滑铁卢”

1955年，国家提出加快“一五”计划建设，教育领域“巩固提高”的教育方针也转变为“加速发展”。受此影响，学校数量快速增加，就学人数极大增加。由于人才培养数量超过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量，很多高等小学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面临就业困难。1956年，中共八大批评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浮夸风”，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总方针。这一方针有助于纠正各领域“加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其在随后几年并没有得到有力贯彻和落实；相反，“加速发展”的方针被进一步强化，全社会逐步进入“大跃进”时期。

“大跃进”深刻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局面。1958年3月，教育部召开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目的是反对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同年出台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标志着“教育大革命”正式开始。该指示的总体思想概括起来便是“动用一切力量多快好省地办学校”，其直接表现是加快增加学校数量、扩大学校规模。

在教育“大跃进”过程中，有过几次纠偏的政策行为。比如，1959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教育部党组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有关教育工作的几项决定。其中一项就指出：“要保证重点学校的质量，在基本上不削弱重点学校的前提下照顾一般学校。”1959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出台的《关于一九五九年教育事业发展计划的意见》，其中提到“要继续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要注意普及，又要保证重点”。1959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高等和中等学校立即组织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认真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及有关文件，展开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的学习和辩论。据此，各级学校开展了保卫“三面红旗”的学习运动，围绕着“人民公社是否办早了、办糟了”“全民炼钢是否得不偿失”“‘大跃进’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怎样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等问题，并结合教育工作的实际，展开了大辩论。这场大辩论和反右倾运动不仅没有纠正“大跃进”造成的问题，还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直接导致了在“反右倾、鼓干劲”口号指导下的教育事业继续“大跃进”。1960年，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做了题为《做教学改革的促进派》的报告，号召文教工作者配合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配合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配合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把文化革命推向新高潮。

“教育大革命”时期，我国教育事业的天平倾向于“增加学校的数量和规模”。譬如，1959年的教育目标就强调：全国在3~5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以及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用15年左右的时间从事提高工作。事实上，这一时期办学速度十分惊人。统计表明：1958—1960年，各类各级教育都迅速膨胀，甚至成倍增长。高校数1960年比1957年增长了562%，高中数1960年比1957年增长了214%，初中数增长了192%，小学数增长了133%。可以说，所有的教育政策和实践都围绕着如何有利于增加学校数量和扩大学校规模来设计。大部分新办学校隶属于企业、矿区、公社，学校的日常经费开支也基本由这些主体来筹措。由于这些办学主体的经济实力并不强，新办学校缺乏教育经费、设备、师资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增加数量和扩大规模”对原有重点学校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首先，在教育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不断新办学校势必会消耗政府的财政经费和资源，从而影响到对重点学校的财政投入。其次，重点学校也难逃扩大规模的命运，规模的提升势必要补充更多的师资，在师资整体有限的情况下，一些重点学校放宽了师资选拔的标准，吸纳了很多不合格的教师。

（四）重点学校制度的系统建立

1959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各级全日制的正规学校中，应当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性的基本任务，而且应当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当时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也指出：“提高各级全日制学校的质量，并且在全日制学校当中，挑出一批学校，作为重点，着重提高质量，使之成为教育事业中的骨干。”1962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强调认真办好一批重点学校。1962年底，国家正式出台了办好重点学校的专门文件——《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的通知》，涉及办重点学校的目的、宗旨，重点学校的确定原则，重点学校的办学要求，办好重点学校的具体措施、组织领导等内容。该文件的出台使各地建设重点学校有了参照和方向，促进全国重点学校的第一次大发展。

1963年1月，教育部就重点办好一批中小学的有关问题复函云南省教育厅，指出两点：其一，要保持和逐步办好一定数量的全日制中小学，作为教育事业合理布局的稳固基础，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这类学校的数量和规模要考虑和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保持适当比例，高中应该全部包括在这类学校内。其二，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基础较好的学校，是指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拔尖学校。从中可见：各学段都应建立重点学校，且学段越高重点学校数量越少；当时所有的高中都属于重点学校；被确定为重点的学校应当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此外，1963年1—2月，教育部分别在上海、天津组织召开了中学办学经验交流会议，探讨办好全日制中学的有效举措。在国家行政人员的大力推动以及相关教育政策的保障下，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正式建立了覆盖省、市、县，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的重点学校制度。

二 1966—1976年：重点学校制度的彻底废除

1966年，“五七指示”指出：“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成为教育领域“大革命”的纲领。1966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同年出台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指出：过去的招生办法是“业务第一、分数挂帅”，是资产阶级的办法；应废除现行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这就意味着以能力大小作为标准的中学招生选拔制度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出身背景。这与重点学校制度所秉持的按照能力大小选拔学生的做法相悖离。

“文革”对教育和人才的冲击是空前的。首先，人才流失严重。仅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人数的17.5%，特别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竟高达75%。那些热爱祖国、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遭到打击和迫害。据不完全统计，仅“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就有200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而不同程度受到株连的估计有上亿人之多。在教育界，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14.2万余人；在科学技术界，仅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第七机械工业部的2个研究院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就有5.3万余人；在卫生界，仅卫生部直属14个高等医学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文艺界人士，仅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受诬陷、迫害的就有2600多人。其次，教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被废止。“文革”期间宣扬读书无用论，反对智力教育，废除择优选拔体制，讲求“身份”和“血统论”。

“文革”期间，教育发展最大的特征是废除一切可能涉嫌双轨制的教育类型，比如重点学校、职业学校等。各类学校不再以追求学术上的竞争为目标，半工半读与全日制学校之间的界限变得相当模糊。此外，“文革”期间的教育发展注重教育规模和数量。据统计，“文革”期间普通中学、“戴帽”中学增长了700%。总而言之，以放弃学术标准为代价，换取了形式上的单轨制的教育平等。在此背景下，重点学校制度在政策层面已经被彻底废除。

三 1976—1990年：重点学校制度的恢复与调整

粉碎“四人帮”之后，教育到底怎么办，确立怎样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策略，才能补救“文革”10年人才培养的损失，才能符合现代化发展的需求，这是全国上下都迫切关心的问题。痛定思痛，人们很快达成了基本共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各级各类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人才。邓小平主抓教育工作，工作重点即是恢复“文革”之前的教育体制，其中当然有重点学校制度。

（一）重点学校制度的恢复

当时国家把恢复和建设重点学校作为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才需求的主要举措。国家主要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多次阐述办重点学校的主张。1977年5月，邓小平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中指出：“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1978年2月，华国锋在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各行各业都要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努力办好各级各类学校，首先是办好重点大学和重点小学。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并强调：为了加快速度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设，尽快提高它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在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极力推动下，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文革”结束以来的第一个有关重点学校的文件——《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该方案详细规定了办重点中小学的目的、任务、规划、招生办法，提出全国重点中小学形成“小金字塔”结构，并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确定了北京景山中学、北京新华小学、天津南开中学、上海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等20所学校为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学校。1979年8月，鉴于整个国家财政体制的改变，经教育部与各地商定，这20所学校改由所属的省（区、市）教育部门领导管理，或委托地、县（区）领导管理。

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的重点学校政策，也为了尽快提升教育质量，1980年7月28日至8月4日，教育部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重点中学工作会议。会议交流了办好重点中学的经验，分析研究了存在的问题，讨论修改了《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1980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该决定包括四部分内容：办重点中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重点中学的主要作用和办学基本要求，办好重点中学应努力抓好的工作，办重点中学的规划。该决议明确了办好重点中学的三条基本经验：必须模范贯彻执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严格按教育规律办事；培养的学生质量高。《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也提出办好重点中学的措施：搞好领导班子建设；建设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改革和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进行教学改革；确定学校的规模；改善办学条件，充实和更新教学设备。

各地根据国家重点中学政策并结合地方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出台了地方层面的重点学校政策。譬如，上海市教委批准了《关于设置本市重点中小学的请示报告》，吉林市教育局出台《依靠市委领导，努力办好重点学校》，福建省教育厅提出《努力办好一批重点中学》。除出台政策外，地方政府还召开了重点中学研讨会。譬如，1984年2月，广东省在江门市召开了省重点中学（部分县重点中学、侨中）会议，着重研究如何按照“三个面向”的要求，把重点中学办成高质量、有特色的中学。1985年6月，又在深圳中学召开了重点中学校长研讨会，着重研究新时期中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开展改革的问题。

（二）重点学校制度的调整

国家教育部门承认重点中学办学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但仍然坚持要办好重点中学，试图通过政策的调整对重点中学的办学进行规范以期能充分发挥重点中学的示范作用和最大限度地培养优秀人才。如《关于当前中学教育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近两年来，各地集中一定力量办了一批重点中小学，起了积极作用，应当继续办好。”一些政策对重点中学人才培养的规格做了说明。譬如，1981年4月颁布的《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指出：“重点中学应模范地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为社会培养优良的劳动后备力量。”1983年8月，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中就重点中学存在的诸如应试教育、考试竞争、学生负担重、损害了一般学校的利益等问题做了回应，提出重点学校应当进行内部改革，尊重教育规律办学，应当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重点中学与一般中学之间应当互帮互助、协同进步。

四 1990—2000年：重点学校制度的新样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应试教育已演变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一大痼疾，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境地。诚如桑新民所言，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为由选拔淘汰式的传统升学教育模式向全面提高新一代国民素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模式转轨。国家教育政策文件中多次言及“素质”和“素质教育”。比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提高国民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99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民素质教育转变，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1997年，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中小学教育提出的要求，是基础教育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在整个国家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背景下，重点学校制度又将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一）义务教育阶段淡化重点学校制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就对“义务阶段要不要办重点学校”提出了质疑。因为重点学校的存在致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愈演愈烈，也造成过早激烈竞争的局面。有鉴于此，国家出台淡化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的相关政策。首先，出台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入学政策以限制重点小学和初中的择校热。比如，1982年，《关于当前中小学教育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小学教育属于普及性质，今后重点小学招收新生一律实行就近入学，不进行入学考试。”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其次，出台改革初中招生考试制度的相关政策。比如，1985年教育部印发了长春等5市初中招生办法改革的经验材料，要求各地积极而稳妥地取消初中招生考试，逐步实现小学就近直接升入初中学习，并要求各地从1986年招生开始执行。1988年，教育委员会出台《关于转发天津、大连、济南市初中招生制度改革情况的通知》，要求“取消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考试，实行就近入学”。

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淡化义务教育阶段办重点学校的态度更加明显。1993年，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全国初中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义务教育阶段不应分重点校（班）和非重点校（班）。”他还在《基础教育要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贡献》一文中指出：“义务教育是以法律手段强制推行的普及教育，因此在义务教育阶段不提倡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而是要求凡承担义务教育的学校办学条件要标准化。小学不搞重点，初中淡化重点，要标准化，都要达标。”同年，国家教委出台的《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应分重点学校（班）与非重点学校（班）。”1994年，《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重申了这一规定。1997年，《关于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明确提出：“坚持义务教育‘免收学费’‘就近入学’及‘平等受教育’的原则，不得人为地加大校际在办学条件、生源上的差距。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和变相‘择校生’，不设重点校（班）等。”

（二）高中阶段强化重点学校制度

20世纪90年代，虽然义务教育阶段办重点学校的趋势淡化，但高中阶段仍提倡要办好重点。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就曾指出：“高中阶段从未讲不办重点。不但要办，而且要办好一批重点。目前也不设想每个县办好一所重点高中，有的县还没有这能力。到本世纪末，能不能提办好一千所重点高中，平均两县一所，要求在办学条件标准化的基础上还要实现教育的现代化，要有示范性、实验性，要为高校输送一大批合格的新生。”

国家就办好重点高中出台了专门的政策。1994年7月，《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首次就办好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作出规定：“每个县要面向全县重点办好一两所中学。全国重点建设1000所左右实验性、示范性的高中。”1995年7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评估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学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验收评估1000所左右重点示范性高中是一项国家战略，旨在加速人才培养，推动普通高中教育的发展。”《通知》确定了分批建设的时间进程，于1997年前后分三批评估验收；规定了有资格申报的高中的类型，“办学卓有成效的侧重升学预备教育、实行分流教育、侧重就业预备教育的高中和特色高中等”都可申报。配套出台了《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评估验收标准（试行）》，对示范性高中的办学规模、硬件设施（包括校舍面积、图书资料、实验室等）、领导班子、师资力量、教学改革、课程设置、教学质量、办学特色、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规定。该《通知》和配套政策掀起了新一轮的重点高中建设高潮，各地随即如火如荼地开展示范性高中的评选工作。譬如，1994年，浙江省教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办好省重点中学的意见》，提出了重点中学的办学要求和建设目标：到本世纪末，全省办好100所左右重点中学，并使其中50所左右能代表浙江水平的重点中学进入全国1000所重点中学的行列。1999年，浙江省教育厅制定并印发了《浙江省等级重点普通中学评估方案（修订）》，规定省级重点高中评比的流程、标准、保障机制等。1999年4月，上海市《关于本市开展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规划评审的意见》的发布标志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建设工程正式启动。此外，四川、广东、内蒙古、甘肃、贵州、海南、黑龙江、江西、山东、宁夏等地区也出台了相关政策（见表1-2）。

五 2000年至今：重点学校制度的精细化

20世纪末，我国基本完成“普九”任务，教育改革的重点转向“如何整体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基础教育公平发展”。此后出台的教育政策大多以此为价值追求。笔者对国家出台的三个教育政策文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做了词频分析，有如下发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效益”出现的频次较高，分别为11次和7次，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效益”“效率”等词语的频次远低于“公平”“均衡”“薄弱学校”“贫困地区”等词语（见表1-3）。由此可见，我国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整体上从“关注效率”转向“注重效率基础上的公平、均衡发展”。追求教育公平已成为21世纪教育发展的趋势，教育均衡化发展是未来教育的主要特征。在此背景下，重点学校政策何去何从？

（一）等级重点高中政策

从国家层面看，法律上已废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早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就出台政策，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再举办重点学校。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22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国家对高中阶段办重点的态度仍是暧昧的，表面上看已不再出台专门的重点高中政策，大有淡化之势，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就地方层面来看，重点高中政策不仅没有废止，反而得到了强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示范性高中评比在21世纪的头十年得到了深化。各地细化了示范性高中评比政策，有的省份建立了从省级到区县级的层层示范性高中体制，有的省份还形成了等级重点高中制度。

比如上海市就建立了“市—区县”两级示范性高中制度。上海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评比始于1999年，以市教委出台的《关于本市开展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规划评审的意见》为标志。到2001年10月，上海已有49所学校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建设规划通过了专家评审，进入实施阶段。到2003年底，上海已有28所高中通过了总结评审，并进入下一轮建设。2004年，为促进上海高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升上海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上海市教委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建设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更加明确地强调建设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意义、价值和任务。为扩大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建设范围，上海市教委在市级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建设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推出了区县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建设项目。2005年10月，上海市教委颁发《关于加强本市区县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建设的若干意见》，规定从2005年下半年起，上海开始进行区县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评审工作试点。2007年，上海市教委又命名闵行中学、吴淞中学、南汇中学等11所学校为“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至此，上海市建立了“市—区县”两级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评比体制。截至2015年6月，上海市共命名了7批56所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再如，浙江省逐步建立了等级重点高中制度。1995年，浙江省开展首批省一级重点中学评选，共评出20所省一级重点中学。2003年，浙江省教育厅出台《浙江省等级重点普通高中评估操作标准》，规定重点高中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一级、二级、三级，并从办学指导思想、学校组织管理、师资水平、教育科研示范作用、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六个方面对申报学校进行等级认定。

（二）特色高中政策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专辟章节阐述高中教育的变革，其中一点便是促进普通高中的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随后，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阐释。譬如，2010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提出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2012年1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强调“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保持高中阶段教育普职比大体相当。鼓励普通高中学校办出特色，探索区域高中多样化发展和学校特色发展的模式和办法”。各地对普通高中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作了具体解读，反映在行动上便是启动了“特色高中”建设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仅2011年就有天津、辽宁、大连、湖南、黑龙江、南京、福建、浙江、广西等地出台了“特色高中”建设项目的政策文件，并启动了相关的配套措施。特色高中创建分为申报、评审、立项、建设、验收等环节，一旦被立项确定为特色高中，将得到政府经费、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譬如，天津市特色高中得到市教委的专项经费支持以用于加强特色实验室、特色实验基地、特色教材建设，在课程建设上比其他高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从建设结果来看，虽然一些非重点高中在办学成绩上得到认可并进入了特色高中的行列，但大部分特色高中仍然是原来的重点高中。以浙江为例，2011年浙江开展了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建设的评比并出台了一系列的建设和评比标准。对照标准，浙江开展了多轮特色示范高中评比，被评选为特色示范高中的学校大多仍是原来的省一级重点高中。

（三）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政策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在办学体制方面，“促进办学体制多样化，扩大优质资源”；在培养模式上，“推进培养模式多样化，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换言之，普通高中应当探索出适合不同潜质的学生的教育模式，不仅要为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发展平台，也要为学业成绩一般或较差的学生提供适切的教育。从本质上说，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实乃应允了重点高中的继续存在。用张华的话来说，“（普通高中）多样化”的提出加剧了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精英化倾向。由于“多样化”的内容包括“培养模式多样化”，并将“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视为“多样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各地政府不仅继续坚守和强化重点中学政策，而且还打着“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旗号，投入大量经费推行所谓“雏鹰计划”“春笋计划”等，选拔极少数学生作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苗子进行单独培养。例如，2010年4月，上海出台《关于开展“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创新素养培育实验项目”的通知》，探索高中阶段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办学机制、课程设置、教学途径、学习管理与综合评价方法。根据该文件，有资格申报“创新素养培育实验项目”的学校限于上海市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参与实验项目的生源主要来自项目实验学校自主招生和推荐，虽是自愿参与，但学生都是学校中“一等一的高手”。上海市教委对参与项目的学校给予启动经费支持，区县教育局则提供持续配套经费。上海市的“普通高中学生创新素养培育实验项目”本质上秉持的是“优中选优”的选拔原则，是在重点高中内部设置“重点班”。以上海市S中学为例，该校创办了3个创新实验班，分别为科技实验班、工程实验班、数学实验班。与S中学其他平行班相比，这些创新实验班在教学条件、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方面均优势明显。在教学条件上，学校共配备了30个左右的现代化创新实验室供学生进行课程学习。其中科技实验班和工程试验班的学生每人配备一台手提电脑以便于相关课程的学习和探究。在课程和师资配备方面，学生除了学习基础课程外，还学习专门课程和探究性课程。基础课程中提供1～3门的双语授课；专门课程和探究性课程则由高校、科研院所开发与授课。创新实验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所遵照的乃是“金字塔形”的人才理论，试图将智能最优异的学生选拔出来加以集中培养，背后所体现的仍然是设置重点高中的价值逻辑。因此，此举堪称重点高中政策2000年以来的新样态。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推行至今已有十余年，各地部分重点中学与民间资本联合开办了一些民办的注重人才早期培养的“英才初中”甚至是“英才小学”。这些“英才学校”利用“民办”性质收取高额学费，在区域内大肆开展“选拔掐尖”，给区域内的学校教育生态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为资本参与优质教育分配提供了渠道，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教育公平原则，不利于我国未来良好教育生态的构建。2021年，教育部等八部委共同发布《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突出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和人民性，理顺“公参民”学校体制机制，着力建构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各安其位、相互促进的教育格局。该通知是对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政策的一种规范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