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西医结合眼科学发展史

纵观中医眼科学发展历史，中医眼科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外来理论和知识，去粗取精，中西医并举。在中西医眼科相互遭遇、碰撞、融合的漫长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印度医学传入

中西医结合眼科学是近年来中医学和西医学两大体系有机结合的产物，但就眼科的中西医融合历史而言，可上溯至魏晋隋唐时期。这一时期中医眼科学主要接收来自古印度医学的眼科知识，主要体现在金针拨障术和《龙树眼论》。

早在公元前，印度名医Sus'ruta（前600—前556）所著《妙闻集》中已有白内障手术的记载。而在中国的早期史料中有关此术的记载见于北魏时佛经《大般理槃经》卷八“如来始品”：“百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决其眼膜……”表明此术可能随佛教传入中国。唐代《外台秘要》卷二十一提及金针拨障术，而该卷书中注明“于西国胡僧处授”，是中医学对印度医学吸收的重要例证。

我国第一部眼科专著成书于唐代，名为《龙树眼论》。结合当时印度医学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通常认为是托印度著名哲学家、医药学家龙树（4世纪）之名，反映了印度眼科理论对中医眼科的影响。

此外，有关义眼的手术早在《妙闻集》中已有论及，而在我国则见于唐代，故认为很可能与印度医学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二、近代西医学传入

近代西医学传入中国的时间为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西医医院，但因仅向欧洲人服务，影响不大。17世纪曾有西方传教士翻译出版《人身说概》，其中“目司”一章以问答形式介绍了眼的解剖、生理。1820年新教传教士R.Morrison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P.Levingstone在澳门开设诊所，治疗内、外科疾病，兼治眼科疾病，西医眼科开始传入。1827年东印度公司派眼科医生T.P.Colledge来华，在澳门首创眼科医院。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Peter Parker在广州开办“眼科医局”，成为美国在华设立的第一个医院，主要开展白内障手术，后更名为“博济医院”。因医务过繁，Parker训练了3名中国人做助理，其中关阿锋（号竹溪）医生（Dr.Kwan A-T）聪敏过人，多数手术皆经其手，名声在Parker之上，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位西医眼科医师。

由上述可知，不论是澳门的诊疗所，还是广州的眼科医院，西医眼科学在其中均居于重要地位，是西医学最有特色及疗效的学科，也是外国人在中国建立最早、维持时间最长的医院。眼科学成为西医学在中国最早立足，开展临床治疗的突破口，它以现代医学对眼的解剖生理和手术治疗优势为特色，成为西医学在中国最早获得民众信任并接受治疗的临床学科。

继Parker之后，1855年J.G.Kerr来广州，在华50年，除诊治眼科疾病外，于1880年翻译出版了《眼科撮要》一书，为最早介绍西医眼科学的著作，书中绘有眼球剖面图、眼肌图、眼科器械图，论及以外眼及眼部类症为主的45种眼病，介绍了摘取眼球等多种手术方法。1881年，他翻译出版了《外科手册》，其中第六卷为眼科手术。

三、中西医并举

随着西医眼科的传入，出现了一批系统学习过西医学，并有中医家学渊源者，他们开始致力于对当时传入的西医知识进行及时介绍，同时不忘继承和总结传统中医学。因此，这一时期的文献中，有一部分表现为明显的中西医并举的特点。

日本俊笃士雅撰《续眼科锦囊》一书，折中中西医理论，“汇集我中邦及荷兰、日本各科医书反复研究，手著成篇”。

我国早期中西医汇通医家陈定泰所著《医理传真》中对西医眼科手术有所介绍。1892年，唐容川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记载了有关西医眼科的大体解剖，对中西医眼科解剖进行比较说明，并绘有图形，但较为简略。

由胡巨瑗、胡子恒父子所撰《开明眼科》“恒习家学，又参以西法”，中西医兼具。全书共3卷：上卷总论，讨论眼的结构及五脏关系、眼的检查、病因、辨内外障、用药法及部分病症等；中、下卷各论，共论中医眼病50余症，末附英文名，附述西医疾病分型、症状、病因、疗法、预后、手术方法、眼底图谱等。

1936年，陈滋撰《中西眼科汇通》，旨在“保国粹”“雪国耻”“补欧医之不足”。该书按西医眼科分类法将眼病分为10类，共98症，每病列中西医病名，并于每病症状、著者按后并列中西医治法。其中著者按中详细介绍西医病理、发病特点、预后转归。最后附中西医眼科名词对照表。作者力主中西医汇通，但受时代局限，除中西医眼科病名对照较有特色外，其他成就并不明显。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所附眼科处方，集中医眼科专方之大成，共达976方。

1924年，徐庶遥《中国眼科学》中将传统的中医36种眼病，加入一些当时流行的西医知识和药物、预后、摄生等知识，反映了当时社会西医学的时兴，以及中医界对西医知识的利用。

1951年，路际平撰《目经条解》。作者将眼科中西医理论、有效治疗方法及个人临床经验汇集编写成书。书中首列中西医病名对照表，共72症，以临床常见病为主。随后是中西医眼科分配图、西医眼科解剖图、实验眼科图（即作者综合中西医眼部结构功能的认识）。72症中每症先叙中医辨证用药，后叙西医认识及治疗方法，最后通过按语提出自己的见解及经验治法。全书中西医并举，虽有崇西抑中之处，但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西医眼科知识，对中医理论及选方用药亦见功力，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眼科中西医并用的情况。

四、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的广泛交流与相互比较促进了眼科解剖生理、诊断、治疗等方面的中西医结合。早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

陈达夫较早提出内眼各部位的脏腑分属，结合西医眼底解剖学知识，于20世纪50年代修订“中西医眼球内容观察论”时，主要根据《内经》的理论，认为脉络膜应属手少阴心经，视神经、视网膜、虹膜、睫状体及睫状小带应属足厥阴肝经，视网膜的黄斑区应属足太阴脾经，玻璃体应属手太阴肺经，眼中房水应属足少阳胆经。突破了传统水轮属肾的局限，使中医对眼内各部位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并与现代解剖学有了相应的结合。

1958年，唐由之根据《目经大成》（1774）“针锋就金位去风轮与锐眦相半，正中插入，毫发无偏”的记载，通过大量的动物实验、临床研究观察、组织病理学研究等，充分证明了中医金针拨障术进针入口（睫状体扁平部）在内眼手术中应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中西医眼科领域中内眼手术安全切口提供了科学依据。1972年，美国Machemer开始提出经睫状体扁平部行闭合式玻璃体切割术，使切口得到了充分的应用。20世纪60—70年代，为了解决针拨术后晶体残留眼内的缺点，唐由之等又设计了白内障套出器和粉碎器，创立了白内障针拨套出术。眼科手术领域的中西医结合在中西医眼科结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0世纪70年代，陆绵绵编著《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病》，将西医的生理病理、临床症状及各种仪器的检查所得与中医辨证结合起来，提出中西医结合辨证分类方法与具体内容。

80年代，眼科中西医结合实验研究逐渐起步，当时主要针对内眼出血等病症进行。姚芳蔚等应用胰蛋白酶直接注入玻璃体法，段俊国等利用Q-开关红宝石激光多脉冲辐照法成功制作了家兔眼底出血模型，为开展中医药治疗眼底出血的实验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以视网膜静脉阻塞为代表的出血性眼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研究也在全国各地展开，制定了统一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80年代末，段俊国等将西医视觉电生理技术应用于中医眼与十二经脉的关系研究，开始了中医眼科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中西医结合。

90年代以后，中西医结合的眼科实验研究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研究涉及的病种和眼的部位大大拓展，从外眼结膜干眼症、胬肉成纤维细胞增殖、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炎、真菌性角膜溃疡，到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积血、葡萄膜炎、视神经病变、视网膜色素变性、糖尿病眼病及近视眼等不一而足。观察的对象、方法和指标更为丰富和细致。观察手段包括从光镜到电镜、眼底荧光素血管造影、视觉电生理、高效液相色谱仪等多种。实验内容涉及视网膜超微结构病理、视网膜色素上皮屏障功能、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轴浆流、视神经病理学、房水内丙二醛、白细胞介素-2和肿瘤坏死因子、玻璃体内药代动力学、玻璃体氧化物歧化酶、铁离子浓度、晶体内脂质过氧化水平、晶体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房水成分含量、体外平滑肌解痉、角膜上皮促渗透作用、角膜组织形态学观察、球结膜微循环等。这些研究，发现了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客观疗效的一些新科学指标，探索了药物的作用机理，为中医辨证分型如“血瘀”“肾虚”等也提供了客观依据。

进入新世纪，共聚焦激光眼底扫描、多焦视网膜电图、视网膜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电脑自动视野、超声生物显微镜、血管OCT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国家中医药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大大推动了中西医眼科的结合。在临床上开展了有中医与西医单位参加的符合国际GCP规范的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中西医结合眼科的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863”计划、攻关计划、支撑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全面支持。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葡萄膜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和儿童青少年近视等领域获得重点支持，并取得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

近年来，通过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及各省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开展了广泛的多层次的中西医结合眼科学术交流，对于促进中西医结合眼科的学术发展和临床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一些高等医药院校将中西医结合眼科作为专业或方向，培养硕、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一支强大的中西医结合眼科的中青年临床、科研队伍正在形成。202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完善中西医结合制度”和“创新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我国中西医结合眼科事业必将迎来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