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将来某个时候我要讲述我的一段经历——我青年时代这十年的生活既感人又富有教益。我想，很多很多人都有同样的体会。我全心全意地渴望成为一个好人，但是我年轻，我有种种欲念，而在我寻求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却是独自一人，匹马单枪。每次当我试图吐露我最隐秘的愿望，即我想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的时候，我就会遇到轻蔑和嘲笑；而只要我沉湎于卑劣的欲念，我就受到称赞和鼓励。虚荣心、权欲、利欲、情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尊重。我沉湎于这些欲念之中，就逐渐变得像个大人，感觉到别人对我很满意。同我生活在一起的我那位姑妈，是个最最纯洁的人，她总是对我说，对于我，她的最大心愿便是我能同有夫之妇发生关系：“没有什么比同一个上流社会的妇人发生关系更能造就一个年轻人了。”(3)她还希望我能得到另一个幸福——当上副官，最好是皇帝身边的副官；她希望我获得的最大幸福是——娶一个很富有的姑娘，从而使我得到尽量多的农奴。

回想起那些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痛心。我在战场上杀人，为了杀死对方而挑起决斗，耍钱打牌，吞食农民的劳动，残酷地惩罚他们，淫乱，欺骗。说谎、盗窃、各种各样的通奸、酗酒、施暴、杀人……没有哪一种罪行是我没有干过的。我却因为这一切受到称赞，我的同龄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比较有道德的人。

我就这样生活了十年。

就在那个时候我出于虚荣心、利欲和自负开始写作。我在自己写作中的所作所为跟我在生活中是一样的。为了获得作为我写作目的的名望和金钱，就得把好的东西隐藏起来，把坏的东西说出来。我正是这么做的。有许多次，我设法在自己作品中用冷漠甚至略微嘲讽的笔调将那成为我生活意义的对善的追求掩盖起来。结果每次我都达到了目的：我受到称赞。

二十六岁那年，我在战争(4)结束后去到彼得堡，并开始同作家们结交。我被当作自己人受到接待，受到奉承。很快我就接受了我交往的那些人所持的作家层的生活观点，把以前为使自己变得更好所作的一切尝试都忘得一干二净。这些观点还为我的放荡生活提供了辩护的理论。

这些人，即我写作上的同行们的生活观点是：生活总是在发展的，发展的主要参与者是我们这些有思想的人，而在这些人当中发挥主要影响的则是我们——艺术家和诗人。我们的使命就是教育人。为了不向自己提出那个自然的问题——我知道什么和我教什么——这套理论早就阐明：根本没有必要知道这个，因为艺术家和诗人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教育人的。我被认为是一位非凡的艺术家和诗人，所以掌握这套理论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我是艺术家，诗人；我写作，教育人，而自己却不知道教的什么。然而为此人们付给我钱，我有佳肴美馔、豪华住宅、漂亮女人，跻身上流社会，享有名望，可见我教给别人的乃是很好的东西。

相信诗歌的作用和生活的发展就是一种信仰，我是其献身者之一。作为这种信仰的献身者是件很有利和很愉快的事。我相当长时间生活在这一信仰之中，毫不怀疑其正确性。但是这样生活到第二年，特别是第三年，我就开始对这一信仰是否无可非议产生了怀疑，于是便开始研究它。使我产生怀疑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开始发现这一信仰的献身者们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见一致。一些人说：我们是最优秀和最有益的导师，我们教的是有用的东西，而别的人教得不对。另一些人则说：不，我们才是真正的导师，而你们教得不对。于是他们辩论，争吵，相互谩骂，尔虞我诈，相互作弄。此外，在这两派之间还有许多人并不关心谁对谁错，而只是利用我们这种工作来达到其利己的目的。这一切使得我对我们信仰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再者，既然我怀疑作家的信仰本身是否正确，我便开始更加注意观察其献身者们，结果得出了确信无疑的看法：这一信仰的几乎所有献身者，即作家们，都是没有道德的人，而且大多数是坏人，性格卑鄙的人——远远不如我以前过放荡生活和在军队时所遇到的那些人——但是他们却自以为是，对自己十分满意，他们要么真是完美无缺的圣人，要么就是根本不知圣洁为何物的人。我厌恶这些人，我也厌恶我自己。我明白了，这一信仰乃是欺骗。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我很快便明白了这一信仰的全部虚伪性并摈弃了它，我却不摈弃这些人封我的头衔——艺术家，诗人，导师。我天真地以为自己是诗人，艺术家，我能教育一切人，虽然自己不知道在教什么。我就是这样做的。

同这些人接近使我得了一个新毛病——发展到病态的骄傲和丧失理智的自负，认为我的使命就是教育人，虽然自己不知道教的是什么。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回想起我那时的情绪和那些人（这样的人现在也有成千上万）的情绪，我就感到既可怜、可怕，又可笑——这正是在疯人院里才会有的那种感受。

那时我们大家都深信，我们必须一个劲儿地说呀，写呀，出版呀——并要尽量快，尽量多，这一切都是人类幸福所需要的。我们数千人一面相互否定和叱骂，一面都在出版、写作和教育别人。我们没有发觉自己一无所知，连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们彼此不听对方说话，大家抢着一起说，有时相互姑息，相互吹捧，以便我也能得到姑息和吹捧，有时又气急败坏，相互大喊大叫，同疯人院里一模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日以继夜拼命工作，排字、印刷千百万词的书报，然后邮局将它们送往全俄各地，而我们还在越来越多地教呀，教呀，教呀，可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把一切都教给别人，大家还都为别人没有好好聆听我们而感到气愤。

这实在太奇怪了，不过如今我明白了。我们真正的、内心深处的考虑是我们想获得尽量多的金钱和赞扬。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什么也不会做，只会写书和给报纸写文章。我们也就干这个。我们干的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却又要让自己确信，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为此，我们还需要有一种论点来为我们的工作辩护。于是我们就想出了这样的论点：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存在的都在发展。而一切发展都依靠教育。教育又是以书报传播的情况来衡量的。别人付给我们金钱，尊敬我们，乃是因为我们写书、为报纸写文章，所以我们是最有益和最好的人。如果我们大家意见一致，这种论调倒是非常之好的。然而每一个想法，只要某个人一提出来，永远会有另一个人针对它提出另一个截然相反的想法，这本来应当使我们醒悟过来，可是我们对此却视而不见。别人付给我们钱，我们还受到我们这伙人的赞扬——因此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正确。

现在我清楚了，这与疯人院毫无区别；那时我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这一点，即便如此，我也像所有的疯子那样，把别人都称作疯子，唯独自己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