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在言中
李保田自述

小时候，我并不是个灵秀聪明的孩子。母亲说我曾经胖而好玩、憨态可掬。贪玩好奇自不必说，这是小男孩的常情，却透不出日后离家出走、多年流浪的征兆端倪。

我五岁那年，厌烦了幼儿园的单调乏味，趁人不备，一溜烟儿跑到了离家不远的街上，东游西逛，饱看街景。那是个星期天，我头一次觉得没人管真好。

逛累了我就蹲在路边看那些大孩子玩儿弹球。玲珑剔透的球儿在地上美妙地滚动，我两眼直直地盯住那些尤物，却不料幼儿园、父亲单位、家里上上下下早已沸反盈天。天渐渐黑了，我浑然不觉。突然有人从背后狠踹了我一脚——是父亲，他暴怒地揪住我的耳朵，将我从地上拎起来。

当晚回到幼儿园，所有的人不约而同从小床上坐起来，猫头鹰一般雪亮的眼睛怒视我。一霎时，我发觉自己第一次成为异类，成为众矢之的。平时藏在枕头下的小玩意儿全都不翼而飞，被那些满腔正义的小朋友瓜分掠夺了去。从那时起我开始纳闷儿，为什么凡人总把自以为稀罕宝贵的小东西放在枕头底下。大概是把它们看得和自己的脑袋一样重要，需时时挨着，甚至还要带进梦里去。

那时我就很有特立独行的气质，极少与别人一起玩。这种自我意识在家里，尤其在父亲面前更是频频受挫。

弟弟们陆续降生，我渐渐失宠，没了逗人喜爱的样子，竟至变得细瘦难看。三弟的小脸细皮嫩肉，着实招我嫉恨，我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欺负他，那时候他最受宠，却成为我的攻击目标，于是他那张细白粉嫩的娃娃脸经常哭得一团模糊。

父亲原本不是平和的性子，我加诸弟弟们的暴行常令他愤怒难耐。父亲又是彻头彻尾的旧式父亲，陶醉于多子多福的虚荣。几乎每个星期天，他都带着孩子们上街，左手领着，右手抱着，身前围着，身后跟着，举家出动，浩浩荡荡，好不威风。父亲脸上时常洋溢着骄傲的光彩，引人羡慕。而我的顽劣却常使父亲的自豪大打折扣，我被规劝、责骂、哄骗着跟他们出去，却不是超前二十米，就是落后二十米。

小学四年级结束时，我数学不及格，补考再次不及格，便留级。父亲说，行，不给你买书了，用你的旧书吧。我上哪找旧书去？课本都烂了，都让我撕咬成椭圆形的了，上面还画了好多的刀枪剑戟、武侠人物，课文内容都不全了，这使我比同学们矮了三分。因为留级，我在班里面大一岁，个头比别人高一截，这可不是鹤立鸡群的感觉，而是羊群里出了一头驴的感觉，又让我觉得矮人三分。严重的自卑心理让我更没有心思好好学习了。

老师把我当作学习态度不端正的活样板，常叫到讲台前罚站。久而久之，老师和我都习惯了，以致有一天这种习惯成了自然——老师忘了叫我放学回家。我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教室里看着漫天的雪花出神，直到母亲到学校来找我，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父母认为老师这种教学方法有欠妥当，写了一封“人民来信”给学校，他们不知，这一举动竟然使他们的儿子在学校成了“人民公敌”，被学校里所有的人挖苦、嘲笑。老师们要么十天半月也不提问我一次，要么就是几科的教师轮番教训我。久而久之，我也就习以为常了，于是得一外号——橡皮脸。

到了晚上，我就在剧场门口混，捡中途退场的观众的票根，我进去再看最后的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回到家十点左右了，就睡了。那时候我母亲上补习班学文化，这个时间还没回家。就这样疏于管理又混了一年半，我终于混不下去了。

小学六年级那年的冬天，江苏省戏曲学校与江苏省文化干校来徐州招生。我背着父亲，领了一个弟弟去报名。

考试的时候，我竟然表演得活灵活现、活泼乖巧。我和弟弟很快都接到了录取通知。通知上要求2月24日晚上大家集合一起坐火车去南京。

我终于嗫嚅着告诉父亲我要去学戏，不再念书了。父亲一如想象中的大怒，暴打了我一顿。

我父亲省吃俭用，但他从不在熏陶孩子上省钱，经常给我们买连环画（小人儿书）。那个时候还有电影月票，电影院里大都是稀稀拉拉的观众，普通的电影没有多少人看，父亲不看，我就去看。家里墙上挂的京胡是我父亲年轻时的玩具，他身上有艺术细胞，喜欢戏，尽管我没听他唱过，也没看见过他拉胡琴，但还是有点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说有点遗传吧。我偷偷考完戏校后，父亲知道了，就把我打得跑了，不敢回家。他是老革命，不愿意我以唱戏为职业。我就拿着一大沓电影票去电影院待着，没有场次看了，就满街溜达。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父亲母亲就只好放行让我去戏校。

我父亲不画画，但是他会买一堆粉笔，让我们几个孩子在掉了漆的木地板上乱画，然后保姆擦干净，再画，再擦。我们兄弟几个开始就是这样学画画的，后来我们兄弟五个竟然有两个半专业从事绘画，我算半个。

我父亲的字写得漂亮，他手勤，手巧，给我们缝衣服，家里还有全套的掌鞋工具，我们四五个男孩子的鞋，全他做。这说明他巧，同时也说明他省吃俭用，能干的都自己干。

离集合的日子还有一天，我兜里揣着父亲给我们弟兄买的电影月票，在街上晃荡。一天下来，看了四五场电影，最喜欢的那部《大闹天宫》，我已经倒背如流，又看了一遍。

第二天，我简单地收拾了行装，离开家，到南京去了。那是1960年，我十三岁。

至今我仍不能确定，去学戏和在学校里念书，到底哪个会更有利于我的后来。

南京的日子全不如想象的多姿多彩。我原本喜欢京剧，现在却要学柳子戏。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柳子戏乃是一个濒临失传的民间剧种。戏班里的师傅来源于民间，从没有进过科班，也就是高级戏迷、票友的水平。当我表达了想学京剧的愿望时，团里的人有些愤怒地说：“这孩子竟然看不起我们的柳子戏！”

我终究没能学唱京剧，却留下“小看柳子戏”印象。分科的时候，我选择了学“丑”行。戏台上“丑角”机智、活泼、滑稽、俏皮，讨人喜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为一直渴望讨人喜欢才选择了学“丑”。我的师哥当时已经二十岁，是团里的青年演员，自从我报了学“丑”行，他便视我为挑战者。

不久母亲到南京出差来看我，她流着泪劝我回去念书，我拒绝了，心里却几乎承受不住母亲的伤心流泪。母亲将一块绣着小花的白手绢给了我，我一直将它视作温馨母爱的象征，后来这块手绢成了我师哥一条裤子上的裤兜胆。

两个月后，我们从南京来到徐州郊区的乡下，那一阵忽然想家想得不行，于是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硬着头皮回了家。

记得父亲的第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被剧团刷下来，回家上学还来得及”。父亲知道戏班里的学员需试用三个月才成为正式学员，这是劝我回心转意、弃暗投明的最后机会。

我一直闷头不语，父亲似乎心中不忍，给了我两块钱，叫我带上两个弟弟去看电影。

街上没有电影可看，想起兜里的两块钱，我灵机一动，对弟弟们说：“你们回家吧，我直接回团去。”

那已是饥饿的年代，疲劳不堪的练功和稀少的饭食使我无法拒绝两块钱的巨大诱惑，我将钱花得精光，买了久违的几种零食，高高兴兴地回团。

第二个星期天早晨，在团里吃过早饭，我领了一天的粮食——两个馒头，装在提兜里回到家。父亲不在，我暗自侥幸大家都没有提及那两块钱。然而父亲回来后，劈头就问：“那两块钱呢？”我慌了，却不知如何对答。“你那两块钱呢？”父亲又问。我真想告诉他自己怎样花了那两块钱，但那对于我是很难堪的事，于是我不甘示弱地说：“我以后还给你就是。”父亲暴跳如雷，抬脚便踢，我撒腿就跑，两个馒头忘在了家里，我身无分文。

从此一直到父亲去世，我再没回过家。

我不喜欢社交，比较孤僻，这跟性格有关，而孤僻的人一般比较自卑，比较羞涩。我成长的剧团环境，加重了我孤僻、自卑，又自负的倾向。

问题出在全团成员与我的关系上。

1960年我进入剧团，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团其他的孩子都是农村来的，就我一个是城里的，于是他们一帮挤对我一个。我很孤立，也因此加强了自卑心理。老师们也都不喜欢我。老师也是农村来的，老戏班儿的恶习他们身上都有。农村来的孩子在困难时期能给老师送点家里捎来的东西，我什么都送不了。我是从家里跑出来的，几乎与家里断绝了关系，所以我无法从家里拿东西送给老师，自己更没有钱买东西。

夏天来了，我在这个充满敌意被人奚落的氛围里却有一件令乡下孩子眼馋的好东西——一顶雪白的单人蚊帐。那是我从家带来的。师哥说：“我来挂蚊帐。”于是我的好东西就成了他的。这并没有使我怨愤不平，因为尊敬师长是戏班的规矩，我自然应无私奉献。况且师哥大我七岁，对他依顺似乎天经地义。乡下的蚊虫多，师哥在蚊帐里睡得香甜，我在帐外被蚊虫疯咬，但我并不十分难受，我想师哥如果隔了帐子看我，我不是也在帐中吗？

夏天过去了，师哥将蚊帐塞在木板箱里。第二年他将蚊帐还给我，蚊帐不再是白的了，而且不能再用了。老鼠在蚊帐里做了窝，咬了无数的窟窿。

不能同师哥建立甘苦与共的关系着实令我苦恼了好长一阵，虽然我牺牲了蚊帐和母亲送我的手帕，仍于事无补。学习不得要领的时候，师哥经常夸张地将我的败绩学给别人看。

我的师父是个善良的老人，团里的副团长，是那几年唯一善待我的人。他不像别人的师父那样要求弟子俯首帖耳地伺候他，例如端尿盆一类。但是假如他要求，我一定心甘情愿的。

师父没有多少文化，老婆孩子都在农村。他内秀而寡言，平日里全然看不出演戏人的神采，然而一到台上，他的周身便会散发出令人眼睛发亮的光彩。

师父年轻时也有过惊天动地的壮举。日本鬼子侵略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吓得满山遍野乱跑，其实只有一个日本兵。老实巴交的师父居然把这个日本兵干掉了。团里的人尽数了他的窝囊老实之后，常常说起这一段。我没有问过他，日本兵端着枪，他是怎么得手的。

关于他的事，我从不刻意记住，但是一想到那段日子，就必然想起他。于是，一桩桩一件件越发清晰，到今日竟成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师父只打过我一次。

团里有一个长我们几岁的孩子，是个少年恶霸，欺负所有比他弱小的学员。大家敢怒不敢言，却暗下决心报复。一日他不在团里，我提议大家轮流往他的饭盆里撒尿，我先来，然后大家都来。那些人说：好！我于是开了先河，却再也没有第二个来续。当天下午便有叛徒告状，我自然得了应有的报应。他先打了我，又去找团长告状，我成了民愤极大的恶棍。他们哄闹着将我往厕所里推，要将我的头按到便池里，这时师父抢上前来踢了我几脚，接着大声训斥我。众人渐渐没了言语，师父的用意在平息众怒，使我免受更多的委屈伤害。

1961年夏天，许多人都有了梦寐以求的蚊帐，那一年不知犯了什么邪，全团的人几乎都染了疟疾，打摆子。不知是惯常的蚊虫叮咬反而增强了我的免疫力还是什么别的缘故，这回我竟安然无恙。

师父已病了四十多天，每日打针吃药仍不见好转。病中的师父愈加寡言，他的静默莫名地增添了我的恐慌。

那天下午，四点钟的太阳依然灼热，我看见坐在水龙头旁边的师父，他将双脚伸进池里，用凉水不停地冲。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感觉不到流动的水溅湿了自己。我跑去摸摸他，都被他滚热的身体烫得缩回手来。我说，“别冲了，回屋躺着吧。”师父就这样呆呆地被我扶回了房间。

七点我再去看他，他红得可怕的眼睛着实让我乱了方寸。我喊来师哥，师哥问他一些话，他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们又去找团长，团长说快送医院。

我和师哥找了辆板车。我光着脚，只穿着短裤（那些年如果不是御寒的必需，我身上不穿多余的东西，因为没有多余的东西可穿）。师哥拉着车，我扶着车把，两个人在铺满细石子的马路上气喘吁吁地跑，只感到脚底被路面上的石子硌得生疼。

一直跑到三站路以外的一家小医院，我至今记着它叫“第三医院”。天将黑了，我们叫出值班的医生，他用职业性的目光看看师父说：“这个病人我们救不了，你们得到大医院去。”惊慌混乱中，他的镇定给我们以错觉——大医院能救我师父。我们拉着车一口气又跑了七站路，这回我的脚也似乎不疼了，大医院到了，我的心狂跳着，仿佛幸福即将来临似的极度紧张。

这张自画像是拍摄电影《菊豆》期间画的，眼神是忧郁的，跟我出生一百天时的照片的眼神有些相似。

拍摄《菊豆》时我的情况基本上是向上走的，但是也有不高兴的时候，虽然在努力着，但是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工作、事业、艺术都看不到清晰的未来，况且“向上”本是没有满足的。比方说，参加《菊豆》的拍摄就比不参加要快乐得多，但这只是阶段性的快乐，并不等于真的彻底的快乐了，这是不可能的。

后来有人画了很多咧着大嘴傻笑形象的画，还做了很多雕塑。我这个更早一些，我说它是当代的“哭之笑之”。但是我没有让这个东西发展成系列、个人风格。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画完一张表达了一种精神就完了，就不想再重复了，我不需要这种重复。别人会把一类东西系列化后变成自己的符号性的风格，这样有利于名利，还可以变成衣食父母，但我要的就是一时的精神愉快，我完成了一个，内心的块垒吐了出来，就完了，再有块垒，再继续寻找别的表达的可能。

这幅可以说是罗丹的《思想者》的变种。中国人认为，人是用心来想的，心是空的，没有心，哪有想啊？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体。无心恰恰就是无头脑。而现代科学证明，思想和心是有关系的，不完全是头脑的功能。

《马人》作品所表达的情绪，是对处境的不满。一方面是无奈，一方面是咬牙切齿的冲锋。

我当时的心情很不愉快。这种限制，那种限制，令人不舒服，不自由。

我当时没有地方住，就住在办公室，想吃个愉快的饭都吃不成，永远是精神的和胃的饥饿，想占有一本布德尔、马约尔或罗丹的画册都是不可能的，想从图书馆借出来仔细翻阅都是不可能的，都是奢望，都是梦想。

《马人》就是对这种穷困悲惨处境的一种抗议，或者说叫企图挣扎。这个手势是在骂人。马人这个形象，是希腊神话里面动物性走向人性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性的隐喻，是人性和兽性的合体。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学期间，讲到麦克白的时候，讲了人性与兽性的挣扎、善与恶的挣扎。在这期间我又看到了罗丹的学生安东尼·布德尔的画册，里边有一个马人的雕塑，它前腿还挺着，后腿已经坐下了，就像狗一样。马背上有一个竖琴，它一只手已经垂在了竖琴上，一只手还在后边支撑着，脑袋也已经垂下来了，濒临死亡的状态。它表达的是人性企图脱离兽性的挣扎——疲劳，两败俱伤。我很喜欢这个怪异的形象，并对人性和兽性共存的问题感兴趣。

那是1988年之前，中国社会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但极左思潮还很有市场，人们的思想还有很多困惑，行为、言论也有很多的不自由。不像现在，我们的精神、思想自由了很多，这个是不可能再倒退回去了。

这组《等待戈多》表达的情绪是“快乐之后的不快乐”。这是1989年之后的作品。

那段时间我很消沉，一段时间几乎没画画。对未来的希望有着渺茫的感觉。

《等待戈多》的剧作者也没有给出“戈多是什么”的明确答案，但等待是普遍的，是绝对的。“戈多”是个什么呢？没有统一的答案。我想，人从生下来就在等，可以说是等待厄运，等待幸福，等待明天，等待死亡……总之，就是等待未知。

人活着就要等，就要企图改变自己。你上学的那一天就是开始等待毕业的那一天。所以，等待也是对自己未来的一种恐惧和希望。对失败的恐惧，对成功的希望，是纠葛在一起的。

等待是困惑，等待是常态，等待很复杂，这恰恰就是《等待戈多》的核心，很有哲理性，所以作者得了诺贝尔奖。

艺术往往是逼出来的。在弗洛伊德那里，鞋有着女性生殖器的暗示。穿鞋可以是性交的一种暗示。所有带口的，带窟窿的，带洞的，都可以变成性暗示，大海螺当然也是。所有柱状的，也都可以是性暗示。我的等待，也是一种自我逼迫。

鞋子还暗示着生存处境的狭小。等，不就是要改变这种处境嘛。鞋子既狭小，又臭烘烘的，就是希望改变这种处境。而等待中就有“想”“猜”“望”“疑”“思”“听”……

几分钟之后，师哥沮丧地跑回来说，需要交二十块钱的押金做抢救费。二十元，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只有十块五毛钱，而此刻我们都不名一文。

师哥又进去央求医生救人，我下意识地看着师父。我不知对他说了什么，只记得不论我说什么他都轻轻摇头。他的眼神充满焦虑、欲言不能的急躁。在昏暗的路灯下，我还看到了叫我深感陌生和惊讶的东西——一个将死的人对自己就要离开尘世的预感。我恐慌、绝望而无可奈何地看着师父，直觉得那双眼睛里也是一片恐慌绝望和无可奈何。

不知站了多久，师父的眼神仿佛又在哀求，眼里似乎有一双手扯住我求救。最后，这求生的本能连同生命一并离开了他，那双眼睛再也不传达任何情绪，空洞、呆滞、无神。

师父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他身边。这么多年来，想到这一幕，耳畔就响起一个声音：师父是在你手里死去的。那是无情的天命对贫穷无力的人发出的责难和嘲弄，那或许只是我自己心底的回声，却每每使我那些轻飘的成就感、自豪感和虚荣心碎成粉末。

师父死的时候，我依然是团里最惹人忌恨、受人欺负的人。不仅如此，我大概还是最让他操心却最没出息的徒弟。这种惭愧的折磨有时甚至胜于他的死留给我的负罪感。师父死了，死在我手里，怀着对我的失望。这失望因他生命的完结变成不可更改的永恒印象。

我艺术生涯中的首场演出留下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记录。那时候师父还活着。师哥作为后起之秀接过师父的衣钵，饰演师父生前的角色。而师哥先前的角色便过继给了我。我知道消息后失去控制地大喜过望，觉得卧薪尝胆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伸冤雪耻的时刻就要来了。我设法向我的两个弟弟放出卫星，让他们到时来看我在台上如何大放异彩光宗耀祖。

我饰演的角色在那出戏里无足轻重而且十分短命——上台后，我念完两句台词，就被周围的武士用刀剑胡乱“砍死”。就此我划时代的处女演出也就完成了。那是个没有姓名的角色，不会给人留下印象，仿佛是只为了这出戏的传统正宗而自然沿袭的一道程序，就像人的阑尾一样无关紧要，或者好比传统名菜里说不出名字也品不出味道的一种调料。

尽管如此，我还是砸了台。那天一出场，我就忘了台词。这一来，周围的武士们同仇敌忾，结结实实地对我刀剑相加。我绝望地趴在台上，任他们横砍竖杀，然后将“尸体”拖到后台。

我不知弟弟们是否认出了我，我暗暗希望他们干脆没来看戏。但师父一定因我出丑感到脸上无光。没过几天，他就得了疟疾。那两句台词就那么被遗忘了——到现在我也没想起来。

我的第二个角色是在折子戏《程咬金打店》中演那个倒霉的店家。流氓无产阶级代表程咬金吃了饭却拒绝买单，非但如此还痛打了店家。这一回为防止悲剧重演我做了充分准备，除睡觉之外，我总是默念着那几句性命攸关的台词：“忽听老客叫，慌忙就来到，上前拉住马——”

戏开始了，我立在幕边。程咬金在台上叫“店家——”

我身子虚飘飘的，腾云驾雾般上了台，做了一个拱手的姿态——老天，我又忘了台词！我拱手站在那儿，那一霎仿佛不知站了多少年。随后我头晕眼花，站立不稳，不是要向前栽，就是要往后仰。忽然间天外飞来的神示使我灵醒，上苍有眼，我脱口而出“慌忙就来到——”

这一句“慌忙就来到”从根本上拯救了我，否则这辈子我可能永远是个跑龙套的了。我一心想成“角儿”这一念头使我疯狂使我绝望。我每天发狠练功，咬牙切齿，残酷无情，简直到了自虐的地步。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是吃过饭用舌头舔净饭碗、吃过鱼将鱼骨拾回碗里用开水冲泡“鱼汤”的年代。我们做学员的每月原本应发的十二元生活费，也被团长和会计喝血似的贪污掉一块五毛。四年下来，积少成多，他们总共从我们十几个孩子身上克扣了一千余元。

每个月我们每人有三十三斤粮、一两油、一两肉。我时常一顿便吃掉一天的定量。过度练功的疲劳和营养不良使我头晕目眩，“打飞脚”腾空跃起的时候经常失去平衡摔在地上。每个月总有七八天没有饭吃，整天躺在床上“挺尸”。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向时常能够得到家里接济的农村学员借地瓜干，掰成指甲大小，投进暖瓶“水发”。到下月初再用粮票偿还。如此寅吃卯粮，常有惊人的亏空。有一年到了春节光景，我彻底破产——除了一片带皮的熟肉，我没有一两粮票。那片肉是我的“年货”，春节期间的全部给养。

后来有几个人饿得起不了床，根本无法练功。那几天剧团去外地演出，留下两个教师和十几名学员。我们饿得失魂落魄，练功时提不起精神，一招一式走了样，师傅就打我们。这下激起民愤，大家都不去练功了。

一天早晨醒来，我俯身到床下找东西，借着天光发现一只小黑老鼠在透风的墙洞里逆着阳光梳洗打扮。我停住手同它对视，心里充满愉悦的喜剧感。我“嘘”一声，它倏地溜了。那些天躺在床上，只要一低头，总能看见它，它成为一个特定的风景。我同它对视，那情形仿佛是在默契中嬉戏较量。它似乎认得了我，再“嘘”它，它也不溜。

那个年代我也体会过酒足饭饱。那年剧团在山东鱼台县演出。我们一干人之所以到了山东，原因很简单：当地的一位副县长情有独钟爱听柳子戏。演完了戏，我们到县委机关食堂会餐。那顿饭居然有酒，正是那顿饭让我知道了酒为何物。

酒是用酒精兑葡萄汁再加白酒混合成的。桌上有肥肉和别的菜，还有一两一个的白面馒头。戏子们高兴极了，大快朵颐，许多人吃了十几个馒头，还不停地往嘴里揣。

饭桌上的人开始互相灌酒。从没沾过酒的我喝了整整两大杯，从头醉到脚。随后我被拖到外面醉死在雪地上。我最后的知觉是银白的雪。仿佛深入了雪的灵魂淹没在雪的清凉润泽之中，那种窒息的感觉是温柔神秘的。

就在这年冬天，团里破天荒买了八斤豆子发给我和另外一个人作困难补助。这四斤豆子和那句“慌忙就来到”的台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等值功效。它们分别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使我起死回生。那时我浮肿得厉害，眼睛成了一条线，总是睁不开。

1966年，上海的一位叔父来徐州时到剧团看我。他吃惊地看着我床铺上的褥子没有棉花，只在两层布之间垫着稻草。他用手捻捻被子的厚薄，没想到那床被子糟朽不堪一捻就破了一个洞。身份尊贵的副军级叔父当时流了泪，大概是感到了负疚。我曾经写信请求他帮助，他语重心长地回信给我以思想上的教育，却丝毫没有解决我的困顿饥饿。

时至今日我仍庆幸自己活了下来，没偷没抢地活了下来。

我不知究竟是什么抑制了我本能里深藏的恶的冲动，或许是师父的死，或许是自己梦想成“角儿”的野心，或许正是人性普遍存在的恶本身。

离家的那几年我习惯了独处。夜间露宿时，在土墙与幕帘之间摊开行李，看着星星入睡，漆黑的夜色包围着我，广阔而安全。就在一次去外地演出的时候，我害了病，持续高烧整整一个月。白天体温正常，夜晚浑身发烫。我没找医生，每天晚上独自在一个角落躺下，看满天的星星谶语似的闪烁，我头一回想到了死，想着自己可能就这样看着星星在这个角落里静默地死去，心中恐惧却依然不动声色。

后来团长派女秘书带我先回了徐州。她将我送到剧团便去会朋友了。我在空无一人的过道里放下单薄的行李躺下来竟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我竟然在医院的一间大病房里。同住的是糖尿病人和心脏病患者。我被诊断为伤寒。

就在这家医院里，还住着我的一个亲人，那是我久别未见的父亲。

我依稀记得徐州的家里有一把胡琴，寂寞地挂在墙上，好像从来没人动过，我猜那应该是父亲的。

父亲去世后，我时常怀着强烈的思念，渴望以我和他之间特有的一种方式与他亲近。在想象中我听到那把胡琴咿咿呀呀的声音渐渐近了，是旧戏里的曲调，有板有眼，抑扬顿挫。父亲不老也不年轻，平和无言地看我。我想这便是我们父子间最温和最理想的对话方式。在不知名的熟悉曲调和冷旧的氛围中，我同父亲达成和解。由于内心的渴望，我在想象中不断完善着这情境。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1938年参加八路军，后来在地方做干部。在父亲心目中，求学上进才是正道，跟着一群民间盲流当戏子，实在丢人现眼，有辱门风。

我别家不归的那几年，母亲作为卫生系统的干部，时常率医疗队奔波在乡下。父亲一个人照顾四个弟弟，终于积劳成疾。

普通病房和高干病房之间隔着一个病区，那便是我和父亲之间的距离。有许多日子我们互不往来，好像彼此都期待着对方的妥协。

一天中午，我正睡着，觉得有人在将我发麻的手臂放平。我睁开眼睛，父亲正俯身看我。见我醒来，父亲的眼圈一红。我呆望着他，他直起身转身就走。我抑制不住哭了。这是我离家出走几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

第二天我去了父亲的病房。他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不看我也不说话。这以后我的胆子渐渐大了，常去看他；父亲也逐渐关心起我，问我是不是还在看书学习，有什么长进。我老老实实一一作答。有一天我拿了日记去看父亲，向他展示自己的雄心大志。日记中的一页上写着：“爸爸，你不要瞧不起我，等我将来成了大演员，我要爸爸来接成了大演员的小李保田回家。”父亲看后将日记本摔到墙上，诅咒似的说：“你成不了大演员！”

父亲的话如同一记鞭子抽在我脸上，我再也掩藏不住自卑和无望的情绪。在柳子剧团已经待了五年，前景仍然一片黯淡。于是我想在自己混出人样之前是没脸再见父亲了。

一九六六年初，正当戏剧改革、社教运动大张旗鼓之时，我意外地得到父亲病重住院的消息。

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穿着破旧的棉衣棉裤去医院看了父亲。不知为什么，父亲那天同我说了很多话，并嘱咐说：“你是老大，将来好好照顾妈妈和弟弟。”而后父亲竟流了泪。那是我成年以后父亲第一次这样温和平静地同我谈话，那也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父亲流泪。

第二天中午，我忽然心慌得不行。赶到医院，离探视时间还差二十分钟，守门人拦住我，我看着自己破旧的衣裳，羞于向他说明自己是李勇的儿子。无奈的我只好去街对面的书摊上花两分钱租了两本小人书，漫无边际地乱翻。我心中忐忑不安，草草看完，再奔到病房。

拐进那条走廊就看见父亲病房的门大开着，黑暗的过道上只有那一截映着白亮的天光，屋子里不断有人走动，慌张的影子在那截光亮处移动。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

护士们在收拾器械，母亲和弟弟们在床边抹眼泪。

父亲的一只脚伸在被子外面，脚上穿着灰色的尼龙袜子。无限的空虚惊愕中，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种想法：“我爸爸死了，我爸爸死了！”这想法如不祥的咒语一般套住我，同时我又希望它仅仅是一个咒语。

我不眨眼地盯着父亲的那只脚，却没有勇气看父亲的脸。我生怕在父亲脸上看到那句咒语的印证，我全心全意地希望那只脚会微微地动一下。

我伫立良久，没有人发觉我，也没有人像我这样不接受那个事实。母亲不停地擦眼泪，却听不见哭声。她是一个坚忍要强的人，任何时候都耻于表现软弱。过了一会儿母亲暂时平静了下来，说该给外地的叔父们拍电报。我想起父亲昨天的叮咛，于是说：“我去拍吧。”母亲挥了一把泪，突然怨愤地提高声音：“不用你管！”

我难堪地站了半晌，默默退了出去。我最后不甘心地瞥了一眼父亲的那只脚，永远不会再动一动的脚，然后长久地站在晦暗的走廊里，欲哭无泪。每个门里都有人安静地休养，只有那扇敞开的门里有一个永远睡去的人。没有人能够吵醒他，惹他愤怒生气，他也再不需要安静。无论怎样央求呼喊，他都听不见了，他沉入到永久的安静中去了。那就是我的父亲，我一直对之忤逆不孝的父亲。

叔父们相继到了徐州。追悼会上，主持仪式的官员念着悼文，我发觉自己对父亲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我哭出了声，将眼泪鼻涕抹到破棉衣的里层。

棺木中的父亲身着中山装。母亲紧握着父亲遮在袖筒里的手，不断地叫父亲的名字，那分明是生死不能相依的绝望与无奈。平日里要强、刚强的母亲，这一刻如此温柔脆弱，这温柔脆弱极深地刺激了我。

那一夜冷而清朗，我们都醒着不睡——除了父亲。我们要守着他，从天黑坐到天亮。

叔父们围坐在一起，说父亲从前的事。

父亲年幼的时候英俊标致，远近闻名。逢年过节是乡村最热闹喜庆的日子，父亲因为扮相俊俏，嗓音脆亮，总被选去演社戏。父亲常扮旦角，他仿佛真是个穿戴齐整、英姿飒爽、光彩照人的女公子。爱热闹的壮年汉子们把父亲当作金枝玉叶扛在肩上，从这村到那村。父亲嘹亮脆嫩的高音在乡村神秘的夜里响着，传出老远。唱过大半夜，父亲还一直受宠地骑在别人肩上，脚不沾地。

十岁出头，便有富贵的人家差人向奶奶提亲。奶奶回绝了亲事，说穷人家的孩子娶富家女子只怕孩子受委屈。奶奶疼爱父亲如珍爱老天爷赐给穷人的宝贝，一刻不闲地呵护着。

这些事使我心中备感悲凄。我什么也不说也不问，只是默默地听，热泪长流。

父亲曾经也是稚嫩可爱的孩子，父亲还曾经那样迷恋唱戏。此时我觉得自己跟父亲陌生却极度地亲近着，胸中涌着无限的感激和怅惘。然而在我的心离父亲最近的时刻，父亲却远远地退避了，退到我超越不得的另一重世界去，我有无尽的话却只能作无言的冥想。

夜色中仿佛起了雾，是我双眼模糊还是真的有雾？依稀有人影幢幢而来，鼓乐声热闹嘈杂。如水的夜里响着月光一般亮润的歌声，唱歌的正是那个身着彩衣、美目流盼的少年——我年轻的父亲。

后来的一年我春节回家，母亲同我谈起二十几年前的那两块钱。她说如果你当初如实相告，父亲不会那样暴怒，你说“还你两块钱”的话让他听了生分，觉得心寒。母亲找出许多旧时的照片。我回来放大了十几张，贴在相册里，不时细细端详。

我家原有弟兄五个。父母一直希望有个女儿却未能如愿。最小的弟弟随了母亲姓刘，上学以前一直扮成女孩模样。

我们弟兄曾经拍过一张合照。五个孩子从大到小列成一排。那会儿中间的三个弟弟模样相近。我和小弟则与众不同。照片上的我咧着嘴傻呵呵地笑，嘴还居然歪着，越看越丑。小弟穿着花衣服，头上系了围巾，一张小脸裹得十分娇憨可人。他微微抿着嘴，规规矩矩站在边上，显出虽然受宠却仍然不骄不躁的乖觉。

也许是命里注定我家不能有女孩，甚至连假扮的女孩也不能有。我这个小弟最终没能留住，他先我们而去的时候不到三十岁，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父亲去世后我搬回家住，真正意识到长子长兄的责任。我逼小弟弟认真学画，经常因他完不成我布置的计划而责罚他。直到有一天我再也打不动他，他长成了大人，不再小姑娘似的听话。他身材魁梧，足足高我十公分。五兄弟里，我同他的相貌酷肖。

他无疑是聪明有灵气的，不费什么力便考取了一所大学的美术系。那时候我已经在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了好几年。从小到大，我手中的画笔几次拿起又放下。有一阵迷恋绘画如痴如狂，甚至一整天的喜怒哀乐仅仅取决于是不是画出了一张让自己满意的速写。

1978年我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我拼上所有的力量，没日没夜地煎熬自己复习功课。考试的那个星期几乎没睡过像样的觉，考试时全身麻木几近虚脱。

更长更难耐的折磨是考试后的等待。我仿佛再也经不起失败挫折，大病一场，高烧不退。一直到八月底，通知来了，当天下午我的病竟然好了。

到中央戏剧学院上学后，我又开始画画。每回放假都带一些作品同小弟切磋，两个人有意无意地开始比试。我们整整相差十岁。三十几岁的我拿起画笔感觉到紧迫，小弟却以为自己青春还长，有的是时间。我时常严厉地逼迫他上进。被我说急了，他到甘南的藏民区，画出一批出色的素材又没了下文。

一九八五年我拍《流浪汉与天鹅》时路过徐州。当时母亲生病，准备住院。小弟看了我新近的一些画仿佛受了不小的震动，却不置一词。几天后他突然决定去新疆写生。我们谁都留不住他，母亲也一样无能为力。他出发的那天，母亲住进医院。

没过多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小弟在新疆出了车祸。跟他同去的人说，在新疆他跪在戈壁沙漠对着漫漫黄沙放声痛哭，仿佛回应着冥冥之中神灵的昭示。

第二年，一位亲戚对我说：“你们哥俩都太强了，你弟弟是让你逼死的。上帝注定了你们俩只能留一个，也只能成一个。”

我回想自己对小弟的苛责大致同父亲对我的严厉不相上下。亲戚的这番分析使我想起了另外两个人——我师父和我父亲。

那以后我心里长久充斥着不散的疑惑。他们每一个人的离去都使我受到重创和长久负疚的折磨。师父的死让我第一次看到生命的脆弱，灵魂离开肉体的过程至今历历在目。父亲的死逼我磨砺自己，成就事业，以告慰他长眠的遗憾。而小弟的死，使我已经不年轻的生命又负载了他留下的使命。

难道仅仅因为要成就我，上帝才从我身边夺去这些我深爱的人吗？难道仅仅因为要成就我，上帝才让我承担这样沉重的负载吗？如果是这样，我值得这些人为我将自己的生命交还上帝吗？如果是这样，我将做出怎样的成就才足以报偿这些人的牺牲？

痛苦焦灼的我常常因这样的追问而彻底堕入迷茫，但是没有谁能为我作答。我只有以我的画笔、刻刀作答，以我剧中人的悲喜哭笑作答。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停止。上天有知，他们的亡灵有知，我虽卑微平凡，却要尽毕生的力。

当爱向你们召唤的时候，跟随着她，虽然她的路程艰险而陡峻。

当她的翅翼围卷你们的时候，屈服于她，虽然那藏在羽翮中间的剑刃也许会伤毁你们。

…………

爱虽给你加冠，她也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她虽栽培你，也刈剪你。

如同一把稻粟，把你束聚起来。

舂打你使你赤裸。

筛分你使你脱壳。

磨碾你直到洁白。

揉搓你直至柔韧。

然后送你到圣火上去，使你成为上帝圣筵上的圣饼。

的确，对造化而言我们只是他手中的玩偶，或成就或毁灭，或尊贵或贫贱，或伟大或微不足道。我希望、我祈求成为那被选中的人，被选中成就艺术的人。

我久久铭记着法国荒诞派戏剧家科克托的一段话：“我们每个人都是粗糙的大理石坯，造化这个大师用锤子、凿子不断地敲打我们。要心甘情愿地忍受，不要呻吟不要哀嚎。配合他的敲打，因为他要成就你、创造你，去掉多余的，保留艺术必需的一切。”

岁月是刻刀，在我们脸上刻下皱纹。命运是刻刀，在我们心中烙下创伤。每当我失望痛苦的时候，我相信上苍的目光在深切专注地对我凝视，那正是他最钟爱我的一刻。我将盛着满心的感动迎接这一切，报答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