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

理查德·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

一、引言

经济学家的主要目标是用模型来刻画人们在市场和其他环境下的行为及彼此的互动。但人们的行为模式非常复杂。我们有着理性决策的理想，却不得不面对认知能力有限和意志力薄弱的现实。通常我们的决策会被自利引导，但我们同时也关注公正和平等。不仅如此，不同个体的认知能力、自我控制（以下简称自控）能力和积极性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构建有用的模型，经济学家会简化假设。一个常见并且效果很好的简化是我们假定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的。这个简化能够帮助经济学家建立起有力的模型去分析大量不同的经济问题，应对不同的市场。然而，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证明，现实与经典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设下的理性行为存在系统性偏离。将心理学的洞察加入传统的经济分析，便产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欣欣向荣的领域，该领域的发展对于很多经济学子学科都有重要影响。

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在过去40年中，对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建立了这个领域的理论和实证基础，通过把对人类心理的新观察加入经济分析，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更丰富的分析和检验工具，帮助理解和预测人们的行为。这项工作对经济学家有显著的影响。他启发了大量的研究者去发展正式理论和经验检验，使得这个原本略带争议、稍显边缘的领域成为当代经济研究的主流。

塞勒在其1980年的论文《论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中首次叙述了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分析。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异象”（Anomalies）专栏里，他不断地证明和分析，经济决策如何被以下三种社会心理所影响：认知局限（有限理性）、自控问题和社会偏好。所以我们先回顾一下塞勒在这三个主题上的贡献。

塞勒的第一个贡献是他关于系统偏离理想的理性行为如何影响经济决策的原创性研究。在1980的文章中，他创造了“禀赋效应”这个术语，表示个体仅仅因为拥有某物品而对它评价过高的倾向，以及这一现象与前景理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中的损失厌恶的相关性。在后续的工作中，为了理解个体认知结构以及评价它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发展出“心理账户”（Thaler，1985，1999）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表明个体可以用系统性方法简化经济环境以克服认知局限，同时指出这样的简化如何导致了次优决策。

第二个贡献与自控问题相关，即使行为人计算出了最优结果，但自身仍可能不采取行动。在计划者—实施者模型中（planner-doer model，Thaler and She-frin，1981），个体被假设为既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实施者，对选择的评价只在乎当前效用；同时又是一个有远见的计划者，关心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之后，塞勒及其合作者应用这一模型来解释个体和家庭的储蓄行为。计划者—实施者模型是一个早期的所谓两系统或二元模型，这在现代经济学和神经科学中已是很常见的人类行为模型。

塞勒对有限认知和自控的研究影响了政策制定者。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的政策，如怎样提高退休储蓄率（Thaler and Benartzi，2004），以及更多自由主义家长制政策（libertarian paternalism，Thaler and Sunstein，2003），主张使用微小的强制性政策“助推”（nudge）人们去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等等。

塞勒的第三个贡献是意识到社会偏好对于经济决策是必要的。塞勒和他的合作者设计实施了简洁但有重要影响的实验室实验，比如测量社会偏好的独裁者博弈。他同时指出，个体对公正的关注会影响个人的消费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行为，这对企业的最优决策也有重要意义（Kahneman、Knetsch and Thaler，1986a，1986b）。

最后，塞勒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个体心理因素在有很多行为人参与互动的市场上也是存在的。塞勒和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起，被认为是行为金融学的开创者，他研究了投资心理和有限套利如何影响金融市场的价格。他的工作在诸如市场和法律这样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学科中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三节分别描述塞勒关于有限理性（第二节）、有限自控（第三节）和社会偏好（第四节）的贡献。最后我们将简要讨论塞勒对行为金融学的研究（第五节）。

二、有限理性

本节我们讨论塞勒对有限理性决策的研究。我们从简要介绍一些重要的先驱开始。接着讨论“禀赋效应”。它由塞勒创造，描述的是相较于无主之物，当某商品被个体拥有就会存在价值被高估的现象。最后我们转向他的心理账户模型，该模型刻画出有限理性的个体如何采用内部控制系统来评价和管理自己的预算，还预测了这些心理将如何影响消费、储蓄和其他家庭行为。

2.1　先驱

期望效用理论由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1994）提出，现已成为理性决策的公理化准则。这项工作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仍是个体决策的理论基准。然而，正如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51年指出，在某些情况下，真实行为与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测存在系统性差异（Allais，1953）。

20世纪50年代，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了有限认知的影响，并分析了个体的有限理性对组织设计和组织表现的影响（Simon，1955）。西蒙声称，决策者的目标不是找出最大化生命周期期望效用的最优解，而常常只是对紧急问题找出可行解。找最优解这样的难题被替换成了满足自我强加的约束集这一更简单的问题。这个想法带来了丰富的成果，也构成了塞勒心理账户理论的基础。受西蒙研究的影响，莱茵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了有限理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并为偏离理性经济行为提供了早期的实验证据（Selten and Berg，1970）。

2002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因其关于人类在不确定环境下判断和决策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很多研究都是与他的同事——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9）的前景理论旨在描述个体在风险下决策的真实行为，而这些决策未必是理性的或最优的。有研究发现大量行为偏离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测。

前景理论包括四个要素。首先，个体效用并非取决于财富（或消费）水平，而是相对于一个参照点的得失；第二，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即他们会表现出损失厌恶。这样的效用函数刻画了个体在参照点下的损失厌恶，与在收益区域相比，函数在损失区域更陡峭；第三，人们对收益和损失的敏感度递减，也就是说收益（或损失）从100美元变为200美元比收益（或损失）从10100美元变为10200美元，效用变化更大；第四，前景理论包含了概率加权（probability weighting）的概念：人们根据主观的转换概率（transformed probability）或决策权重来评估，小概率事件被赋予高权重，大概率事件被赋予低权重。

塞勒（1980）是第一个把前景理论应用到经济议题的经济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9）聚焦于风险决策，塞勒则证明了参照点和损失厌恶在确定环境下依然很重要。他的研究启发了很多后来学者，使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论文（1979）成为经济学领域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见Barberis 2013年的综述）。

2.2　损失厌恶和禀赋效应

塞勒在1974年罗切斯特大学答辩的博士论文中，首次使用假设性的调查问题来测算降低死亡风险的价值（Thaler，1974）。在1980年的论文中他这样阐述如下两个假设性的调查问题：

（a）假设你暴露在一个一旦感染便会于一周内迅速且痛苦死亡的疾病中。你得病的概率是0.001。你愿意花费的最大治疗成本是多少？

（b）假设现在需要关于上述疾病研究的志愿者。所有志愿者都会暴露在有0.001概率感染这个疾病的环境中。需要最低支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加入这个项目？（感染之后不能治疗）

这两个问题都涉及0.001的死亡概率。但正如塞勒（1980，第44页）描述的结果，“人们对问题（a）的答案和问题（b）的相差一个数量级甚至更多！[一个典型答案是问题（a）和问题（b）分别为200美元和10000美元。]”相比“销售健康”（sell health）所要求的补偿，人们似乎更不愿意为“获得健康”（acquiring health）埋单。塞勒（1980）讨论了很多人愿意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相当程度上低于其愿意卖出相同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的其他情形。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很难解释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和接受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但塞勒（1980）在前景理论中找到了解释。他注意到，如果放弃一个物品让人感觉到损失，那么损失厌恶的个体就会高估自己拥有的物品的价值。塞勒（1980）把支付愿意和接受愿意之间的差异命名为禀赋效应。

塞勒证明了禀赋效应也意味着付现成本（out-of-pocket costs）和机会成本之间的差异。人们倾向于把付现成本看作损失，赋予更大的权重，而把机会成本当作放弃的收益，并赋予较小的权重。塞勒列举了很多企业利用禀赋效应向顾客推销产品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为了让信用卡消费成为“放弃的收益”而不是“实际的损失”，企业选择“现金折扣”而不是降低“信用卡附加费”。

塞勒运用前景理论解释禀赋效用激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在理论方面，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91）以及拉宾等人（Koszegi and Rabin，2006）正式建立了禀赋效应模型，并得到了更广泛的行为含义。损失厌恶的个体有强烈的维持现状的倾向，因为他更看重的是变化带来的损失而非变化带来的收益。这个所谓的“现状偏向”（status-quo bias）最先由萨缪尔森和泽克豪泽（Samuelson and Zeckhauser，1998）证明（也可参见Kahneman、Knetsch and Thaler，1991）。现状偏向对塞勒后期关于养老金计划和默认选项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这些我们将在第3.3节详述。

在经验方面，塞勒提供的早期证据主要来自对假设性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随后，尼奇等人（Knetsch and Sinden，1984；Knetsch，1989）采用有真实利益的实验证明了禀赋效应。然而，其他经济学家提出，如果实验对象处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中，由于他们能从很多次交易中学习，这些反常现象很可能会消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卡尼曼、尼奇和塞勒（1990）通过有真实利益和可重复的市场实验检验禀赋效应的稳健性。他们让实验对象分别充当买方和卖方两个角色：卖方拿到物品后可以按不同价格出售，买方则有机会以相应的价格购买这些物品。前三轮市场交易的是只有价值符号的代币，它们的价值因人而异。在每一轮结束后，市场出清价格和交易数量都会公开，3名买方和3名卖方会被随机挑选出来进行真实的支付。代币交易完毕，一半的实验对象会得到可以卖给其余实验对象的马克杯。随后的圆珠笔交易试验与之类似。实验结果与预测相同，在代币市场中没有禀赋效应。然而，马克杯和圆珠笔市场的禀赋效应颇具规模，且随着试验的重复并没有减少的趋势。对于马克杯和圆珠笔，接受意愿的中位数近乎支付意愿中位数的两倍。

这些结果说明类市场的环境下确实存在禀赋效应。即使有反馈机制的重复交易、考虑到交易过程中的学习效应，也不能消除禀赋效应。目前有大量文献证明了禀赋效应的存在。最近一篇元分析（meta-analysis）的文献从76份不同的研究中收集了337个对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比的估计值。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比的几何平均数为3.28。然而，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比在不同商品之间差异巨大，这一比率在公共品和非市场商品中最高，而在货币价值众所周知的商品中最低。虽然关于禀赋效应有很多种解释（见 Hanemann，1991；Shgrenet al.，1994；Brenneret al.，2007；Ericson and Fuster，2014），塞勒早期基于损失厌恶的解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一些证据表明，禀赋效应在专业交易员主导的市场上并不显著。李斯特（List，2004）证实在运动卡的非经销商样本群体中，禀赋效应确实存在，而在专职的运动卡经销商样本群体中不存在禀赋效应（让他们交易马克杯和糖果棒）。一个解释是专业交易员不太可能对商品有依恋，对他们来说，交易马克杯、糖果棒与只有价值符号的代币没有区别。

禀赋效应有着重要的含义：即使没有交易成本，并且对收入效应的估值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初始的产权分配会也影响最终的资源配置。这与法和经济学的基石、著名的科斯定理（Coase，1960）相矛盾。科斯定理认为，没有交易成本和收入效用，最终的资源配置与初始的产权分配无关。在一篇合作的论文中，塞勒等人为法和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普适的行为经济学方法（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这个领域在随后的20年发展迅速，在《牛津行为经济学与法律手册》（Zamir and Teichman，2014）中有全面的回顾。

2.3　心理账户

像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一样，塞勒（1980）用损失厌恶解释禀赋效应，这一解释同样假设个体会最大化他们的偏好，尽管这些偏好依赖于参照点（禀赋）。标准的新古典主义模型假设消费者会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而几年后塞勒的心理账户理论（Thaler，1985，1999）则彻底颠覆了这个模型。心理账户是一个心理学理论，它描述有限认知如何影响支出、储蓄和其他家庭行为。在塞勒（2015，第56页）看来，这个理论试图回答“人们如何看待金钱”的问题。答案的关键在于决策是分门别类的还是综合性的。这个理论与塞勒有限自控的研究联系紧密（我们将会在第三节详述），它可以缓解有限自控的问题。同时，通过交易效用（transaction utility）的概念，心理账户又与塞勒对公平的研究（将在第四节阐述）联系起来。

经验观测到人们将消费分门别类（住宅、食物、服装等），且每一个类别对应各自的心理账户，这对心理账户理论的发展是一个重要促进。塞勒指出，有限理性的行为人在简化他们的财务决策时广泛应用心理账户。由于每个账户都有自己的预算和单独的参照点，使得各个账户之间的替代性非常有限。心理账户的重要含义是，一个人对给定数量金钱赋予的价值，取决于这部分钱属于哪一个心理账户，继而依赖于背景、框架和情境。

塞勒（1985）指出，维持分门别类的账户这种做法，为克制过度消费，尤其是非必需品或上瘾商品，提供了一个承诺机制（commitment device），一个常见的例子是，一边往储蓄账户存钱，一边信用卡透支（Thaler and Sun-stein，2008，第51页）。由于后者的利率比前者高很多，这两个账户的管理很难与标准的理性行为模型相符。然而，若是一个缺乏自控力的人（如第三节讨论的那样），会在偿还信用卡之后又迅速透支。将储蓄账户作为一个有单独参照点（假定为当前的数量）的独立账户，会打消这个人用储蓄偿还信用卡的念头，这样就提供了一个拒绝过度消费的承诺。

在估值之前，除了损失厌恶，心理账户理论还用敏感度递减这一特性（对收益的风险厌恶、对损失的风险偏好）来预测什么时候多种结果是加总的什么时候是分离的。特别是，当个体尝试编辑（edit）各种结果以最大化他们的效用时（即享乐编辑，hedonic editing），他们会试图分离出收益而加总损失，会把小的损失整合进大的收益里，在一些情况下会从大的损失中分离出小的收益（“一线希望”）。正如塞勒（1999）所讨论的，有证据显示，尽管加总损失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困难，但大体上人们确实表现的如享乐编辑所假设的那样。

在参照点理论下，塞勒（1985）从消费者的效用来源中分离出与消费商品或服务有关的部分，命名为获得效用（acquisition utility），与买/卖交易有关的部分命名为交易效用。获得效用与标准的消费者剩余类似：所得商品的价值减去支付的价格。交易效用是真实价格与预期价格或“公平”价格，即所谓的参照价格的差值。交易效用意味着消费者从“划算的交易”（以低于预期价格购买了产品）中获得了增加值，但在“不划算”的高价购买中，蒙受了效用损失。如果商品价格使消费者感到交易“不划算”，即使商品本身会产生正的消费者剩余，消费者也不会购买。

定义这些概念时，塞勒将参照点理论和社会偏好联系在一起。早期的前景理论没有谈到参照点是如何决定的。塞勒认为，参照价格由交易双方认为的“公平”价格决定。换言之，如果买方认为价格过高而觉得不公平时，买方会在交易中蒙受效用损失。塞勒及其合作者的很多研究都论述了感知公平（per-ceived fairness）的重要性（Thaler，1985；Kahneman、Knetsch and Thaler，1986a，1986b）。我们将在第四节详细讨论。

心理账户的意义

在塞勒（1985）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塞勒和其他学者继续探究并证明了心理账户的重要性。夏皮罗等人（Hasting and Shapiro，2013）为心理账户理论提供了关键证据：金钱缺乏替代性。他们研究了2008年汽油价格下跌50%时人们在常规和优质汽油之间的选择，并发现从常规汽油转向优质汽油的消费是标准需求模型预测的14倍！专门为汽油设置的心理账户可以解释这个过度转移。有趣的是，心理账户同时预测，这种从低质量到高质量商品的转移，并没有出现在那些价格保持不变的商品中。

罗文斯坦等人（Prelec and Loewenstein，1998）的预期账户（prospective accounting）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心理账户的动态变化。“复式记账”的心理账户理论分析了消费商品的快乐和购买商品的痛苦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引出了“联结”（coupling）的概念，意指消费会让人回想起支付，反之亦然。塞勒等人（Shafir and Thaler，2006）从人们藏酒的现象中发现了证据。提前购买（比如买一箱酒）会被认为是投资而不是购买。同时，消费很早以前购买的商品并按照计划使用（为晚餐准备酒）经常被认为是“免费的”，甚至可能被当作储蓄。将支出和消费脱钩降低了购买时的痛苦，这是享乐编辑的另一个例子。

在心理账户理论中，人们对结果的感知和评价依赖于具体的背景，以及如何“编辑”这些决策，比如享乐编辑会使人们把损失和更大的收益整合在一起，以消除损失带来的痛苦。但同时也会及时设定边界：心理账户必须“开设”和“关闭”。比如购买一项金融资产，便会以获得价值为参照点开设一个心理账户。由于以遭受损失（卖出资产）的方式关闭账户会引致痛苦，所以这个理论对金融资产的交易有着重要的意义（Shefrin and Statman，1985；Thaler，1999）。如果损失和收益只在账户关闭时被评估和感知，投资者更可能卖出增值的股票而不是减值的股票。投资者倾向于不减持直至股票停牌，因为卖出意味着以遭受损失的方式关闭账户。谢夫林等人（Shefrin and Statman，1985）为这种效应提供了第一个经验证据，并命名为处置效应（disposition effect）。欧迪恩（Odean，1998）用一个折扣经纪公司的数据库佐证了处置效应。

拉宾等人（1999）创造了“选择归集”（choice bracketing），用于描述选择的分离程度（窄归集，narrow bracketing）或心理账户的加总程度。例如心理账户预测的分门别类式决策就是一种形式的窄归集，且有大量的经验支持（Thaler and Johnson，1990；Loewenstein and Rabin，1999；Rabin and Weizsacker，2009）。

在一篇著名的研究中，塞勒及其合作者探索了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劳动力供给决策（Camerer et al.，1997）。他们发现了支持参照点依赖型偏好和窄归集的证据，司机好像每天都设定一个目标收入（参照点），而若目标没有达成，司机会饱尝损失厌恶的痛苦。换句话说，每个工作日都会对应一个单独的心理账户。于是司机在需求大的工作日驾驶更少，在需求低的工作日反而工作更多，这与标准经济理论的预测截然相反。

塞勒和约翰逊（1990）证明了即使个体倾向于风险厌恶，也会经常对近期获得的金钱表现出风险偏好，比如赌博。“私房钱效应”（house-money effect）的出现正是由于收益被放入了一个专门的心理账户，并与从其他地方得来的钱区别对待。塞勒和约翰逊同时发现了“保本效应”（break-even effect）：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弥补当前损失达到盈亏平衡，那么在损失区域也会额外表现出风险偏好。随后塞勒及其合作者（Post et al.，2008）研究了有重大利益时的私房钱效应和保本效应（数据来源于电视游戏节目《一掷千金》）。

三、有限自控

今天消费更多通常意味着明日消费更少，相对于未来的需求，消费者往往更看重当前的需求。经典的新古典理性跨期选择模型是由费雪（1930）、萨缪尔森（1937）提出的指数贴现模型。这个模型可以很好地应用于许多规范和实证研究。标准指数贴现模型意味着时间偏好一致，但难以解释很多观测到的现象，比如偏好逆转和对承诺机制的需求。

本节不考虑人们的认知局限，而是着重说明一个人在不同“自我”中的挣扎。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些早期的工作，包括塞勒对贴现的研究。接着我们转向塞勒等人（Thaler and Hersh Shefrin）的计划者—实施者模型。最后我们考察政策制定，包括塞勒和桑斯坦倡导的自由主义家长制政策。

3.1　对自控的早期研究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思考人们无法做到自认为正确之事的可能性，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无自控力现象（意志力薄弱）的讨论。在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1955）的工作激励了对自控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米歇尔（Walter Mischel）介绍了他著名的棉花糖测试：学生可以立即得到一块棉花糖或者在延期后得到两块棉花糖（Mischel，2014）。

斯特罗茨（Strotz，1956）假设人们天生具有高估现期消费价值的倾向。与标准的指数贴现模型不同，现在与不久的将来之间的贴现率要大于更远的各时期之间的贴现率。这种现象的一个特别例子是双曲贴现（Ainslie，1992）。我们用这个术语表示斯特罗茨（1956）研究的一种更普遍的“现状偏向”贴现函数。斯特罗茨展示了双曲贴现导致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当前的自我”愿意在未来储蓄更多，但“未来的自我”更倾向于不实施这项计划。阿莱（1947，附录3）和托马斯·谢林（1960，1978；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讨论过跨期选择可能涉及不同“自我”之间的矛盾。

塞勒（1981）首次为双曲贴现提供了经验证据。塞勒要求其实验对象在不同时间线上的收益之间做出假想的选择，他发现事实上现在和不远的未来之间的贴现曲线比遥远的将来各时期之间的贴现曲线更陡峭。他进一步发现对收益的贴现比对损失的贴现更大，对小收益的贴现比对大收益的贴现更大。

塞勒的发现激发了经济学家对自控问题和时间偏好不一致的兴趣。塞勒（1981）的贴现模型被后续很多研究证实，对此可见弗里德里克等人（Frederick et al.，2002）的综述。双曲贴现可以解释很多令人困惑的现象，比如想要戒烟的人会永远推迟这个决定。它同时创造了一种对承诺机制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在标准指数贴现模型中并不存在。承诺机制的真实例子有斯特罗茨（1956）和塞勒（1981）提及的人们承诺为圣诞节储蓄的“圣诞俱乐部”（Christmas Clubs）、药物赛可尼（过度使用会有不适感）或者安塔布司（服用后饮酒会感觉难受）；以及诸如“饥饿时不要购物”或“不要在家里存酒”的常用经验法则。

3.2　计划者—实施者模型

受观察到的现象偏离指数贴现的启发，塞勒和他的合作者谢夫林提出了计划者—实施者模型（Thaler and Shefrin，1981；Shefrin and Thaler，1988）。在计划者—实施者模型中，一个人拥有两个“自我”：一个短视的实施者和一个前瞻的计划者。计划者关心生命周期（贴现值）效用的最大化，而实施者仅仅在意眼前的效用。因为实施者对未来漠不关心，他的行为就像斯特罗茨（1956）假设的那样是短视的。斯特罗茨的模型表明，不同时间存在着不同自我间的矛盾，而计划者—实施者模型则展现了同一时间不同自我（即计划者和实施者）间的矛盾。

为了最大化生命周期的效用，计划者既可以运用有成本的意志力，强迫实施者减少当前的消费，也可以施加规则限制实施者的决策范围。这些自我强加的经验法则尽管不太完美，也能限制实施者的行为。计划者—实施者模型吸收了意志力可以抵抗诱惑的灵感，但这样做要耗费一定的精力成本。用（有成本的）意志力来限制实施者的行为，意味着自控的效力是内生的[不同于斯特罗茨（1956）的双曲贴现将自控视为外生]。个体的特征会决定计划者控制实施者的效力，也就是说不同人的自控力会有很大的不同。

塞勒和谢夫林（1981）认为自控问题也是委托代理问题，计划者（委托人）试图限制和激励实施者（代理人）最大化生命周期的效用。这种方法在后续的自控理论分析中继续得到应用，例如贝纳布和梯若尔（Benabou and Ti-role，2004）。弗登伯格和莱文（Fudenberg and Levine，2006，2011，2012）在一系列研究中重构并拓展了计划者—实施者模型。贝纳布和帕希亚（Benabou and Pycia，2002）也发现盖尔等人（Gul and Pesendorfer，2001）的自控理论可以重新表述为计划者—实施者模型。

塞勒和谢夫林（1981）的计划者—实施者模型吸收了现代神经科学家认为人类大脑包含很多互动系统的观点。由于这些系统并不总是无缝对接，人们的行为不会像完全理性且有着一致偏好和信念的行为人所表现出的那样（见如Kurzban，2012）。谢夫林和塞勒（1988）注意到，我们可以把计划者看作前额叶，而把实施者当成边缘系统。前额叶被认为是大脑中主导长期计划的部位（它是“大脑的执行官”，Fuster，1980），而更早进化的边缘系统则形成短期情绪和渴望。神经科学家的研究，比如麦克卢尔等人（Mclure et al.，2004），证实了自控与前额叶和边缘系统的相互作用有关。

沿着相似的思路，计划者—实施者模型可以和心理学上的双加工理论（dual-process theory）比较。根据双加工理论，决策是由快速、自动且不费精力的直觉过程（intuitive processes，系统1）和缓慢、控制和费力的深思熟虑过程（deliberative processes，系统2）共同做出的。如前所述，大脑中存在相互矛盾的不同“自我”这一观点在经济学中早已有之，亚当·斯密（1759）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明确阐述了这一点。但首次在自控研究中提出双重自我模型的是塞勒和谢夫林（1981）。

计划者—实施者模型的大量预测都被后续经验研究所证实。例如，它预测强制养老金计划会增加总储蓄（即强制储蓄不会被其他储蓄的减少所抵消），因为这个计划产生的储蓄不需要运用有精神成本的意志力。切蒂等人（Chetty et al.，2014）最近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这一预测。计划者—实施者模型同时预测，由于自我强加的借款限制，边际时间偏好率会超过税后利率。塞勒和谢夫林（1988）参考了数篇估计边际时间偏好率超过利率的研究。这个预测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实（Harrison et al.，2002；Attema et al.，2016）。

3.3　政策制定

由于人们的认知能力和意志力有限，所以并非总是能采取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动。一个人也许希望自己能够戒烟，或者为退休后的生活多存钱，但他发现做不到。什么样的政策能帮助这些人做出更符合其长远利益的决策呢？塞勒从多个方面证明了行为经济学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塞勒及其合作者桑斯坦，都是自由主义家长制的主要拥护者（Thaler and Sunstein，2003，2008；Sunstein and Thaler ，2003）。根据他们的观点，那些能够助推人们做出正确选择且干预程度最小的政策，会带来有利的行为改变。这一方法强调了使用“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的重要性，即设计选择发生的环境。

通过设置默认选项，助推能带来深远的影响。在很多决策问题中，设计决策问题的组织和行为人会事先设定一个默认选项。这是选择架构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许多人只选择默认选项。在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器官捐献（Johnson and Goldstein，2003；van Dalen and Henkens，2014）和养老储蓄（Madrian and Shea，2001；Choi et al.，2004）中，默认选项至关重要。马德里安和谢伊（Madrian and Shea，2001）的研究激发了学术界对默认选项设计的兴趣。在应用他们的结论时，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塞勒等人（Thaler and Ben-artzi）对增加养老金储蓄的提议，而我们接下来会讨论这一政策。

在养老金储蓄领域的应用

早在1994年，塞勒就曾提议改变由美国雇主提供的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计划[如401（K）计划]中的默认选项。此前的默认选项是，职工需要主动报名参加养老金储蓄计划，并填写相关表格、选择储蓄率和投资方式。塞勒建议新的默认选项设定成以特定的储蓄率和投资方式参加该计划，也就是说自动参加。

根据看似平淡无奇的选择设计理论，缺少明智的默认选项会使养老金储蓄者做出非常不利的决策。塞勒等人（Benartzi and Thaler，2001）的研究显示，当人们面临将他们的养老金储蓄分配到若干可选基金时，他们倾向于采取每个基金分配“1/N”的简单多样化策略，即把储蓄等额投资到所有可选基金中。这将造成预期外的经济效应，即个人养老储蓄的组合风险将受到可选基金的强烈影响。在可选基金中，如果债券基金多于股票基金，结果会是人们将更多的钱投入债券基金。塞勒等人（Cronqvist and Thaler，2004）通过介绍瑞典养老保险系统（PPM）——在该系统中，人们可以选择将部分公共养老金储蓄投资到基金中——说明了不同的选择设计如何带来合意或不合意的经济结果。

许多经验研究表明，默认选项对储蓄有实质性的影响（Madrian and Shea，2001；Choi et al.，2004）。在马德里安和谢伊（2001）的一项开创性研究中，他们发现设置成自动参加会使401（K）储蓄计划的参与率从49%提升到86%。

塞勒等人（Thaler and Benartzi，2004）设计并实施了一个能通过克服自控和其他行为偏差来提高养老储蓄的计划。他们的“明天储蓄更多”计划（Save More Tomorrow，简称SMarT）主要包含四个要点。第一，雇员要在远早于工资上涨之前就决定是否增加储蓄，而这个决策不涉及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权衡，而是未来不同时点的消费的权衡。根据双曲贴现的逻辑，这会降低有效贴现率并缓解缺乏自控力的问题。

第二，如果雇员参加养老金计划，缴费随工资的增加而增加。因为增加的储蓄来自未来的收益（工资增加），所以损失厌恶的人无须担心实际到手的工资会减少。

第三，养老金计划包含自动增长：在每次工资提高时，缴费率继续增加直至达到预设的最大值。惰性和现状偏向将使人们不会退出该计划。

第四，雇员可以选择随时退出计划，这会使他们参加时更加安心。自愿参加、允许退出表明人们的偏好具有多样性，一个“完全理性”的雇员将不会因这一计划而遭受损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承诺在未来增加储蓄的雇员，允许退出也不会让他们的承诺化为空谈。一旦他们参加该计划，惰性和现状偏向将有利于他们留在养老金计划内。

塞勒和贝纳茨在三家不同的公司实施了三次SMarT计划，但计划推行的方式不同。当采用一对一面谈的方式时，计划推行得格外成功，显著增加了养老储蓄。对于2006年美国国会颁布的《养老金保护法案》来说，SMarT计划很重要，这一法案鼓励企业对401（K）计划实行自动参加、自动增长。贝纳茨和塞勒（2013）估计，截至2011年，美国大约有410万人参加了含有自动增长机制的养老金计划，这致使2013年储蓄增加了7.6亿美元。英国最近也开展了一项自动参加的国民储蓄计划，退出率只有12%左右（Thaler，2015）。近期，切蒂等人（2014）使用丹麦的数据论证，含有自动参加机制的储蓄计划不会挤出其他储蓄，也不会增加负债。

政策影响

助推和营销很类似，利用人类的心理来影响人类的行为。所不同的是，助推旨在增进人们基于自己判断的长期福利。这是其“家长制”部分。而“自由主义”原则体现在不限制人们的选择权，设定一个合理的默认选项并不意味着强迫人们接受这个选项。

在2008年塞勒和桑斯坦合著的《助推》出版后，这一理论影响了数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制定，不仅包括养老金储蓄，还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一些当前选择能够带来长远影响的领域。2015年9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要求“运用行为科学来更好地服务美国人民”，这显然是受到了自由主义家长制范式的启发。事实上，那时桑斯坦担任美国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已有四年（Thaler，2015）。白宫成立了一个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团队，成立的第一年就在联邦计划中加入了十几个田野实验（Thaler，2015）。塞勒也在英国的行为学研究团队中担任重要职位，该团队运用行为经济学来设计新政策。在其他国家，也有与之相似的“助推单位”。最近有研究调查了助推在全球的传播，发现“已有51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采取了受新行为科学影响的政策举措。除此之外，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在196个国家中，有135个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采用了受新行为科学影响的政策举措（虽然这些政策未必都是中央制定的）”（Whitehead et al.，2014，第9页）。

助推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大规模推广政策前，收集足够多的证据证明政策确实能带来预想的结果。理想状态下，政策应该经过一系列随机田野实验的检验和评估。

自由主义家长制也曾受到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罗伯特·萨格登及其合作者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他们认为对消费者主权的偏离是自由主义家长制固有的缺陷（Infante et al.，2016；Sugden，2013，2015）。他们指出，自由主义家长制，以及更一般的“行为福利经济学”，把偏离传统理性选择理论视为需要政策制定者纠正的错误，这预示着政策制定者可以最大化一个“被心理外壳困住内在理性的人”的潜在偏好。他们批评这种将偏离传统模型视为“错误”的观点，并质疑政策制定者是否真的知道应该最大化哪些潜在的偏好。萨格登（2013）反而支持福利经济学中的“契约论者”的方法，即试图找出能使个体互惠的协议。此外，阿拉德和鲁宾斯坦（Arad and Rubinstein，2015）也认为自由主义家长制可能会对不喜欢被操纵的人产生负面影响（与实质性结果无关）。通过在线的假设性选择实验（choice experiments）的数据，他们提供的证据表明人们对自由主义家长式的政府干预持负面态度。

塞勒和桑斯坦（2008）也认为，并非所有自由主义家长式干预都是可取的。他们只推荐那些“在人们能自行决策的前提下影响其选择，从而改善其境况（按照他们自己的判断也是如此）的政策”。鉴于塞勒区分了计划者和实施者，此处最好理解为是计划者的判断。另外，他们的方法也强调自愿的一面，人们在计划推出后可以选择不参加或者中途退出。这等于承认不同个体有不同的认知能力和自控力，而且他们也有不同的偏好，所以对每个人而言默认选项的成本和收益是不一样的。

最近的研究普遍发现，自由主义家长式助推获得了较高的民众支持（Hag-man et al.，2015；Yung and Mellers，2016；Reisch and Sunstein，2016；Reisch et al.，2017，Sunstein，2017）。桑斯坦（2017）基于对美国的研究得出结论，“民主社会最近采纳或谨慎考虑的助推政策，都受到广泛的支持，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支持跨越了党派界限”。贝纳茨等人（2017）则利用大量的政府干预案例计算了影响与成本的比率，其中包括税收优惠和金融控制机制等传统政策工具。他们发现，助推干预政策通常比传统干预政策效果更好。他们认为，“助推政策是有益的，应该与传统政策相配合，更多地运用它。但若想判断助推的相对效力，仍然需要更多的计算”（Benartzi et al.，2017）。

四、社会偏好

假定行为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在许多情形下大体上是合乎实际的。但在另一些情形，其中社会导向型动机，比如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也会发挥作用，亚当·斯密（1759）早已注意到这一点。近年来，加里·贝克尔（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正式描述了人们如何关心他人的福利（Becker，1974）；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则认为同情（利他）和承诺是重要的动机，区别在于同情直接影响自己的福利，而承诺涉及与对错有关的道德准则（Sen，1977）。

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将公平确立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塞勒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心理账户理论中，感知公平会决定交易效用（Thaler，1985）。在与卡尼曼和尼奇的合作论文中，塞勒提供了经验证据证明公平在消费者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发现支持了下列假说，即公平是利润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之一，能阻止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制定过高的价格。因此，商品有时会以配给制的方式分配，比如当大型体育赛事的门票以低于市场出清价格出售时会被抢购一空，或暴风雪过后雪铲会供不应求。

同卡尼曼、尼奇一起，塞勒也设计了一些新颖的实验，揭示出公平偏好在人们交往中的三个重要表现：第一，人们会公平对待他人，哪怕是在没有信誉之忧的匿名环境中；第二，有些人宁愿放弃收益，也要惩罚那些对自己不公平的人；第三，一些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收益，以惩罚那些有不公平行为或者违背规则的人，即使那些不公平是针对其他人的。在此之前，经济学家仅仅在古斯等人（Güth et al.，1982）的最后通牒博弈中，以实验的方式证明了这三种表现中的第二种。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塞勒就公平在定价、工资设定以及其他类型互动中的作用而展开的研究。

4.1　定价和工资设定中的公平

索洛和阿克洛夫（分别为1987年和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别指出，对公平的关注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经济不景气时公司不愿削减工资（Solow，1980；Akerlof，1979）。奥肯（Okun，1981）指出公平问题也会影响定价决策。然而，我们仍然缺乏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公平对价格和工资的影响。

为了验证假定的感知公平在消费者市场中的作用，卡尼曼、尼奇和塞勒（1986b）通过电话调查收集了数据，调查范围是多伦多和温哥华大都市区，随机挑选受访者。受访者被问及几个不同的假想情境下的公平性。第一个问题是：

一家五金店卖的雪铲一直是15美元。而在暴风雪过后的早上，他们把价格提高到了20美元。请将此行为认定为：完全公平、可以接受、不公平、非常不公平。

在这个情景中，82%的受访者都认为抬高价格是不公平的（文中将“不公平”和“非常不公平”都归为“不公平”）。

卡尼曼、尼奇和塞勒（1986b）区分了人们判定一个企业的行为是否公平的三个决定要素：参考交易、对行为的解读、行为发生的场景。参考交易指的是按照现行价格或工资发生的交易。偏离了这个参考水平就被认为不公平。例如，如果现任雇员的工资是9美元，那么这通常会变成他的参考工资，但另一个新雇员的参考工资可能比他的低。在经济衰退时期，相较于辞退现任雇员并以7美元的工资聘任新雇员，把现任雇员的工资从9美元降到7美元会被认为更不公平。

当人们基于参考水平来评估价格时，如何设定价格变动是很重要的，而卡尼曼、尼奇和塞勒（1986b）通过经验分析证明了这一点。同样是一辆新车的价格提高了200美元，也许是因为标价提高了，也许是因为折扣降低了，但前者会被认为更不公平。这和损失厌恶相符，因为人们认为标价提高是一种损失，而折扣降低是收益的减少。

最后，塞勒及其合作者发现，触发定价决策的场合会影响人们的感知公平。投入成本增加引起的消费者价格提高通常是可以接受的，但因为市场势力增大而引起的价格提高则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上文提到的在暴风雪过后提高雪铲的价格就是后者的例子。

卡尼曼、尼奇和塞勒（1986b）讨论了在消费者市场中考虑公平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预测。在面对需求冲击时，市场在短期内无法出清，因为人们认为把价格提高到市场出清水平是不公平的。当单一供应商提供一系列生产成本无差别的产品时，最有价值的产品往往会短缺，因为当生产成本相同时，人们会认为对最有价值的产品定价更高是不公平的。相较于需求变化，价格对成本变化更敏感，因为人们认为因成本增加而提高价格，比因需求增加而提高价格更容易接受。同样，相较于成本降低，价格对成本增加更敏感。最后，在收益和损失的框架下，价格下调将更多被视为折扣而非降低标价。相对于提高标价，取消折扣一般不会被理解为损失，从而不太容易被认为是不公平的。

他们还检验了公平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也许可以解释人们对黏性工资的困惑（关于黏性工资存在的证据，请参见阿克洛夫等人1996年的文章）。在经济萧条时期，雇主们不愿意降低雇员的（名义）工资，因为雇员会认为降薪是不公平的（也许还会通过不努力工作来报复雇主）。卡尼曼、尼奇和塞勒（1986b）发现，人们认为在没有通胀的情况下降低名义工资比有通胀的情况下维持名义工资更不公平，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工资的降低幅度是相同的。这表明通胀也许具有重要的实际影响。随后，费尔和蒂兰（Fehr and Tyr-an，2001）的实验研究证实了这种货币幻觉的重要性。

4.2　个人交往中的公平

为了研究个人交往中的公平与慷慨，卡尼曼、尼奇和塞勒（1986a）开展了一个实验，后来被称为独裁者博弈。康奈尔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们被要求在他们自己和另一个随机抽取的匿名同学之间分配20美元。学生们可以在两种不同的分配方案中选择：给自己18美元，给同学2美元；或每人10美元。一个自利的、只考虑自己货币收益的人，会选择拿走18美元。结果却是有76%的学生选择平分这笔钱，因为他们偏好公平和平等。显然，即使在没有声誉之忧的匿名情景中，也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最大化他们自己的货币收益。

关于独裁者博弈的文献汗牛充栋（详情参见Camerer，2003）。一般来说，决定资金分配的行为主体（即“独裁者”）能够自由地分配这笔钱，而不是像卡尼曼他们的文章中那样必须在两种分配方案中选择。2011年一篇关于独裁者博弈研究的元分析，包括了129篇论文和616项实验（Engel，2011）。平均而言，独裁者给出这笔资金的28%。只有36%的独裁者表现得像传统的“自利经济人”那样，尽可能多地拿走这笔钱。有17%的独裁者选择平分这笔资金，表现出了强烈的公平偏好。

卡尼曼、尼奇和塞勒（1986a）的独裁者实验还有第二个阶段，每个学生都会被告知，她（或他）将会与另外两个同学随机匹配。如果那两个同学在实验第一阶段（即上文中的简单独裁者博弈）中的决策有所不同，那么这个学生将被要求在下面两种分配方案中选择：

5美元给你自己，5美元给在第一阶段中选择平分资金的同学，而在第一阶段选择拿走18美元的同学则什么都得不到。

或：

6美元给你自己，在第一阶段选择平分资金的同学什么都得不到，而在第一阶段选择拿走18美元的同学得到6美元。

这个学生如果选择了第一种分配方式，会放弃1美元（获得5美元而不是6美元），但这个方案能够奖励在第一阶段表现出公平的分配者、惩罚自利的人；有74%的学生选择了第一种方案。因此，同第一阶段一样，当公平至关重要时，只有少数人选择最大化自己的货币收益。而第二阶段的结论是，许多人都愿意惩罚那些采取不公平行为或违背规则的人，哪怕这些不公平行为并没有伤害到他们的利益。这个实验设计和随后的“第三方惩罚”实验有关，在那个实验中，第三方（不会受到不公平行为或违规行为的影响）会惩罚采取不公平行为的人（Fehr and Fischbacher，2004）。这是现在我们称为“间接互惠”理论的一个例子（Nowak，2006）。

卡尼曼、尼奇和塞勒（1986a）也做过如今众所周知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第一个参与者给出资金分配方案，第二个参与者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这个方案。如果他接受，那么两个参与者可以按分配方案获得资金；如果他拒绝，那么两个人什么也得不到。卡尼曼、尼奇和塞勒（1986a）发现，一般来说第一个参与者的分配方案会接近平均分配。他们也发现，如果分配方案中第二个人得到的资金少于总资金的25%，那么第二个人一般会拒绝。这些结果和古斯等人（Güth、Schmittberger and Schwarze，1982）当初的观察结果一致，也和之后研究最后通牒博弈的大量文献的结果吻合（Camerer，2003）。许多人为了惩罚那些向自己提出“不公平”方案的人，宁愿牺牲自己的收益（什么也得不到），这被称为负互惠（Fehr and Göchter，2000b）。随后的实验揭示出惩罚的意愿和能力可以鼓励人们采取亲社会行为（Ostrom、Walker and Gardner，1992；Fehr and Göchter，2000a）。另外，亨利奇等人（Henrich et al.，2005）在全世界15个小型社群的实验发现了与最后通牒博弈以及其他相关博弈结果相似的情况。

目前关于社会偏好和互惠的文献异常丰富，包括大量的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和理论模型。两个重要的早期贡献是拉宾（1993）的公平均衡理论模型和费尔等人（Fehr、Kirchsteiger and Riedl，1993）的实验室实验，后者为阿克洛夫（1982）的“公平工资努力”假说（ Fair-Wage Effort Hypothesis）提供了支持。几年后，两个极具影响力的理论模型出现了：费尔和施密特（Fehr and Schmidt，1999）的模型，以及博尔顿和奥肯费尔斯（Bolton and Ockenfels，2000）的模型。这些作者认为，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的大量实验结果可以用不公平厌恶（inequality aversion）来解释。相应的，一些文献尝试区分不公平厌恶和其他行为，例如各种类型的互惠。查内斯和拉宾（Charness and Rabin，2012）的研究值得特别关注。若想进一步了解，请参阅费尔等人的研究（Fehr and Gächter，2000b；Camerer，2003）。

五、市场表现：行为金融学研究

虽然人们可能会在实验室实验或个别情况下表现得不理性，但这种不理性行为能否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保留下来还未可知，因为不太理性的行为人也许会被理性行为人击败（Fama，1970）。如果可以证明非理性行为能够影响金融市场，那么这将成为行为偏差能够影响经济中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有力论据。

塞勒对金融市场的研究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从而成为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奠基者之一。这一领域运用行为经济学知识来解释资产定价模式，而这很难与投资者理性、市场有效假说的传统观念相符。为了解释一些现实中的困惑（例如股票价格的可预测性以及所谓的股权溢价之谜），塞勒提出了一些投资心理学的新模型。心理账户理论也可以预测上文（第2.3节）提到的处置效应（Shefrin and Statman，1985；Odean，1998）。此外，塞勒还记录了许多价格明显偏离基本面的案例，这些案例很难用市场有效和投资者理性来解释。

在塞勒等人（Barberis and Thaler，2003）的一篇广被引用的行为金融学综述中，他们强调一些投资者的非理性并不足以影响资产价格。市场中一定存在有限套利，防止理性投资者利用错误定价来获利（Shleifer and Vishny，1997）。塞勒的行为金融学研究则主要关注以下两点：（1）研究投资者心理对资产定价的影响；（2）记录金融市场中违背一价定律的案例，说明有限套利的重要性。

投资者心理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塞勒等人（De Bondt and Thaler，1985）在一项影响深远的研究中，质疑了传统金融模型中的固有假设：当接收到新信息时，理性交易者会根据贝叶斯法则修正自己的信念，从而使自己持有“正确”的信念。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74）的研究表明，许多人会对新信息反应过度，从而系统地偏离这一假设。

为了检验股票市场是否存在对新信息的过度反应，塞勒他们（1985）对比了失败的股票（最近股价下跌）和获胜的股票（最近股价上涨）的回报率。他们的结果与过度反应假说相符，发现失败的股票组合要优于获胜的股票组合。在后续的文献中，他们（1987）进一步检验了这些结果的稳健性，并给出许多其他解释，他们发现实证结果能稳健地支持过度反应假说。尽管在随后的实证研究中，他们的横截面均值回归模型被证明是稳健的，但他们的解释仍然受到了质疑。尤其是失败的股票有更高的收益率也与风险溢价理论相符，即这些股票有更高的系统风险，因此投资者需要更高的溢价来补偿风险。

贝纳茨和塞勒（1985）对所谓的“股权溢价之谜”给出了行为金融学解释。股权溢价之谜指的是：股票的历史收益率远高于债券的历史收益率，这与标准期望效用模型不符（Mehra and Prescott，1985）。他们对此提出了一个基于窄归集和损失厌恶的解释。在贝纳茨和塞勒（1995）的模型中，损失厌恶的影响取决于投资者重置参照点的频率（例如他们“关闭账户”的频率），他们发现如果投资者的评估周期为一年，则损失厌恶可以解释股权溢价。随后，实验室实验的结果支持了“短视的损失厌恶”（myopic loss aversion）这一解释（Thaler et al.，1997；Benartzi and Thaler，1999）。巴博里、黄明和塞勒（Barberis、Huang and Thaler，2006）认为窄归集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当多家庭不愿意参与股票市场，这也被称为“股市参与不足之谜”。对于新古典经济模型的扩展和行为模型，究竟哪个能更好地解释金融市场中的风险溢价，尽管金融经济学家还远没有达成共识，但他们对损失厌恶的研究仍不失为经济学中充满活力的一个部分。

错误定价和有限套利

尽管上述贡献为我们观察到的金融市场收益提供了行为金融学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收益实际上受过度反应或其他异常行为影响。事实上，对于这些现象，也存在其他与投资者理性以及市场有效相符的解释。塞勒在关于错误定价的研究中，找到了能更明确地证明存在违背有效市场假说的证据。

封闭式基金是在股票市场上交易的投资基金，它们包含了其他金融资产，例如其他上市公司的股票。封闭式基金之谜指的是封闭式基金中的股票价值往往与股票本身的价值不一样，这违背了一价定律，意味着存在有限套利。在茨威格（Zweig，1973）和德龙等人（Delong et al.，1990）的基础上，塞勒等人（Lee、Shleifer and Thaler，1991）对封闭式基金之谜给出了解释——市场中存在抱持错误信念的“噪音交易者”。有时候，这些噪音交易者会高估预期收益（相对于理性预期）；另外一些时候，会低估预期收益。这些噪音交易者的情绪波动导致封闭式基金的价格发生额外变动。理性交易者对这种风险要求补偿，这导致封闭式基金平均而言被折价交易。

他们的结论与他们的理论吻合：（1）不同的封闭式基金的折价具有显著的联动性（它们都是由投资者的情绪波动造成的）；（2）当现有的封闭式基金溢价出售或以低折扣出售时（即投资者情绪高昂时），会设立新的封闭式基金；（3）封闭式基金的折扣与其他受到投资者情绪影响的资产（例如小盘股）的价格相关。然而，这种将封闭式基金折扣解释为投资者情绪的波动却受到了批评，而且现在还有许多基于理性投资者（并假设存在有限套利）的其他解释，如博克等人（Berk and Stanton，2007）。然而，根据李勉群等人（Lee et al.，1991）的研究，封闭式基金的折扣是衡量投资者情绪的常用指标，并且被证明与其他资产价格现象相关（案例请参见Baker and Wurgler，2013）。

拉蒙特和塞勒（Lamont and Thaler，2003）则为市场违背一价定律提供了更清晰的证据。他们通过所谓的股权切离（equity carve-outs）数据来论证。股权切离是指母公司（公司Y）将其持有的子公司（公司X）股份在公开股票市场中出售，并宣布公司将在不久之后剥离其剩余的子公司X的股份。在这种情况下，一价定律为公司X与公司Y的股价提供了可检测的限制条件。尤其是公司Y的市场价值理应永远不低于其持有的公司X的价值，而且如果公司Y持有除公司X的股份之外的其他资产，那么公司Y的股价理应更高。拉蒙特和塞勒用Y的市场价值减去Y所持有的X公司股份的市场价值，得到了Y所持有的其他资产的隐含价值，即“自有价值”（Stub Value）。他们发现9家公司拥有正自有价值，3家公司拥有绝对值很小的负的自有价值，6家公司拥有明显为负的自有价值，这显然违背了一价定律。拉蒙特和塞勒（2003）认为之所以存在有限套利，是因为很难做空那些价格过高的切离股票。

六、结论

塞勒同他的合作者一起，带领经济学家进入人类心理学领域，给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解并预测经济结果的新框架。他的贡献包括心理账户理论，即研究有限理性行为的新方法，计划者—实施者模型和自控问题的新框架，以及社会偏好研究。这些贡献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公平的新观点。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他证明了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政策如何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桂姗　魏辰皓　译　梁捷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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