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营造家园和成就梦想：刘邓大军改造俘虏兵的启示

电影《开国大典》中有一个写实的情节：那些在三大战役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战士，那些扛着军旗参加1949年天安门阅兵式的青年，其实已没有多少是操着南方口音的长征干部（他们是指挥者），而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

这让人想到历史上另一个由北方勇士打出来的王霸时代，那就是“中军一队三千骑，尽是并州游侠儿”(3)的唐朝。

所谓“游侠”，大多是身世低贱且历尽艰难、血气方刚而生性好强之人。他们的生活细节现代人或已难以说清，但半个世纪前的太行山一带是什么样子，今天仍有人能记得——一年吃不上一顿肉、洗不上一回澡的生活绝非个别现象。但在专制者眼里（从秦国理论家韩非到日本侵华部队），他们都是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应严加管束或无情消灭。

然而，正是这些底层人民，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人力资源的中坚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60年代，在广播电台的节目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有战斗英雄操着来自中国最贫穷的犄角旮旯的口音，讲述着历史上最不平凡的战斗经历。

记得《人民日报》前总编辑邓拓，曾有诗颂扬五名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战士。他们在河北省易县的一次对日作战中，为掩护大部队转移，子弹打光后跳崖自尽（其中两人因被半山葛藤相绊而获救）。

他们就是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

北岳狼牙耸，边疆血火红。

捐躯全大节，断后竞奇功。

畴昔农家子，今朝八路雄。

五人三烈士，战史壮高风。（《狼牙山五壮士》）

在一场原本强弱悬殊的角逐中，不是没有恐怖、没有脆弱、没有叛变。在一个有着专制传统的社会里，也不是没有谄媚、没有钻营，更不缺权术把戏和玩弄这些把戏的个人（后来风光一时的康生、陈伯达之流即是）。但在那段时间里，在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里，同时在支持它的一个有至少上千万人参与的社会运动里，怎么就会同时出现那么多不怕死的人？更有甚者，为什么那么多英勇奋斗者，竟是曾经的俘虏？

如此近乎神奇的效果是如何创造的？那就是，首先革命军队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让贫苦农民的儿子和俘虏兵感到一种集体主义的温暖（这一点是通过长征干部以身作则做到的），让他们体会到了有生以来从未尝到过的归属感和精神家园的效应，从而激发出参与集体和回报集体的充满激情的行动。

然后，组织上对他们一视同仁，按能力、业绩提拔重用，把最有成就者尊为集体的英雄、明星——这样又为他们在个人事业上自我实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甚至达到了他们自己都未曾想象过的水平。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刘邓大军把安徽阜阳籍的俘虏兵王克勤改造为机枪班长、共产党员、战斗英雄，并在全军掀起了一场“王克勤运动”。延安《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称赞王由一个旧军队里“愚昧的奴隶”到“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总结起来容易，但真的要付诸实践，要在革命军队吸收的据说多达百万俘虏兵（“解放战士”）身上发挥效用，却需要一个多么强大的制度保障。这种制度保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作为它的专职实施者的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者。他们才是王克勤式的化腐朽为神奇的转变的发动者。

随着战事发展，全军英雄事迹数不胜数。朱德总司令曾激情赋诗道：“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4)，已满怀自信，溢于言表。应该说，国共内战，谁胜谁负，至此即不存悬念。

在改革开放中，国营企业革除了原先的“进了单位门，都是一家人”的不看业绩、过度平均的组织管理办法。不过随即也产生了一种以纯粹工具理性为出发点的倾向，以为组织与个体的关系越简单越好——“聘用者发钱，受聘者干活”，如此而已。这也是一种荒谬。

其实这种想象中的简单关系，在实践上，并不好用；简单过头，还会反弹。这种源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早期的管理思路，究其深层，仍是以行政代替管理。它无视个人发展，既不能帮助团队成员营造家园（增加归属感），又不能帮助他们成就梦想，鼓励他们争当英雄。这一思路，是知识、技能密集型的后现代企业所极力避免的。

领导力研究者在重温德国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一个世纪前留下的教诲之后，提出企业的持续发展除了要靠管理者的领导力，还要靠在它的整个营运系统中都贯穿一种领导精神。这就是让每一位员工（尤其是在知识员工的时代）都成为自己的经理人，不仅在通常情况下能完成任务，而且在非常情况下也能主动采取必要手段完成任务。

而就一支军队而言，每一个成员都发挥主动应对危机行动的顶峰表现形式，则莫过于争当战斗英雄了。在这方面，革命时代的中国曾创造过惊人的业绩。

现在，社会赋予个人的最广阔的施展空间，不再是战场，而是大大小小的营利和非营利组织。而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是不是有必要更好地总结那段历史，汲取它的智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