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从精细生产到耕读传家

是什么造成了华夏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不同？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曾说过，“有两样东西属于最基本的原因，一是表意文字，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汉语文化、汉语思维；二是精细农业，以及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更明显的种植业与畜牧业的分离经营”。(17)

表意文字的影响，需要形而上的讨论。但精细农业，尤其是水稻种植和水田操作以来，的确把每一个家庭都变为了分工合作的团队，随着业务不同而变换着它的组合。比如杨万里笔下的这一支四人团队：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18)（《插秧歌》）

看看这里的田夫、田妇、小儿、大儿：这是一个复杂的生产流程，缺了任何一个人，其他三个人都不可能顺利完成一天的任务。而每一个人，都适宜地扮演着一个专业角色：田夫抛秧是因为他比女人有更大的臂力；大儿插秧是因为他比小儿能付出更大的体能，但他们都不能完全取代对方。

精细生产从来就要求具有不同能力和特点的个人之间的协作。所谓“男耕女织”，就是中国传统家庭企业的基本模式。它把家庭两个主要成员的专业化水平都提到尽可能高的水平——丈夫必须是个种田能手，有力气，还要有技术；女的也最好是个多种经营能手，手巧，要担负起全家人吃饭、穿衣的责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企业（也就是家庭）的生存风险最大化分散。

顺着这个逻辑，又出现了“耕读传家”的模式。这一下让女人更加受累，因为物质生产的责任完全落到了她们的肩膀上。在旧时代，“读”的差事，首先是科举，则留给了男人。这个模式的投入明显是提高了，但如果走运的话，它的回报也将大幅提高——如果谁家的男人考取了“公务员”，全家就不必在水田里辛苦劳作了。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模式转换：通过对知识的投资，开辟了一条从劳动密集型的分工合作提升到知识密集型的分工合作，从生产型的分工合作上升到高附加值服务上的分工合作的道路。整个过程的关键就是教育。于是，让下一代读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东方社区的一件喜事，正像陆游写的那样：

十月东吴草未枯，村村耕牧可成图。

岁收俭薄虽中熟，民得蠲除已小苏。

家塾竞延师教子，里门罕见吏征租。

老昏不记唐年事，试问元和有此无？（《书喜》）(19)

这样的篇什，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会被认为是粉饰太平。但作者的政治倾向十分明确：民间经济能缓过一口气来，必须是以政府减少征税、盘剥为先决条件的。

是的，是的，这些全都属于“中国往事”了。不过，随着20世纪后期东亚社会的动荡逐渐缓和，人们又一次地看到了多元化的家庭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商学院就读，听一位韩裔教授描述亚洲人的“实用主义”时，觉得也是这个意思。他说即使在战乱期间，有心计的父母（相当于家庭企业的董事会）也会派一个儿子去当官，一个儿子去投身革命，一个儿子去欧美留学，另一个儿子在家做生意。“这叫分散风险。”他说，“只要和平一来，这些儿子们重新聚到一起，这个家族很快就会兴旺发达起来。”

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只有分工合作，没有耕读传家（知识投入）的家庭企业是难以做到自我提升的。更何况现在没有科举了，女孩也不受歧视了，人们靠知识改变处境的前景可以说无限广阔。因此，无论是家庭福祉，还是企业发展，必将更加依靠知识和智慧。

经济全球化，是在造就新一代的员工不足百人的“迷你型跨国企业”。英国《金融时报》就曾介绍过一家生物工程公司，注册在资金最充裕的国家，老板居住在环境最优美的国家，取得样本和从事试验在法律最宽松且具国际认可度的国家，生产和服务则选择在费用最低的中国。难道一些家庭企业不能也像这样经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