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述

“我们总对熟悉的事物视若无睹”，如果当今一万名读者中有一名停下来询问我们称之为“字母”的常规符号的历史是什么，那么或许就会产生疑问。字母通过位置的变化，组成了英语综合词典中10万多个单词。

马克思·穆勒（Max Müller）教授说，“通过将23或24个字母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组合起来，我们或许能造出世界上任意一种语言中使用的每一个单词。以23个字母作为基础，可以组成25,852,016,738,884,976,640,000个单词；以24个字母作为基础，则可以组成620,448,401,733,239,439,360,000个单词”，但是，正如教授提醒我们的那样，单词的力量稍后才会变得明显，“这些万亿、十亿、百万种声音都不是单词，因为它们缺少最重要的要素，也就是使一个单词成为一个单词的要素，即它们能表达不同的意义，以及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言讲座》，第二章，第81页）

这些单词就像它们所代表的听觉图像一样，在分析中揭示出了一个最有趣的故事。已故的特伦奇大主教（Archbishop Trench）在他的著作《单词研究》中，将单词比喻为“化石历史”以及“化石诗歌与化石伦理”。我在此举一个新例子，多多少少与我们的主题有点儿关系，“book（书）”这个单词可能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中的“boc”一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种山毛榉（beech），这种树的树皮是一种用于雕刻文字的物质。与此类似，单词“library（图书馆）”和“libel（发表文字诽谤某人）”都源自拉丁语“liber”，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种用于造纸的树的内树皮或外树皮。每个人都知道，“paper”这个单词保留了埃及用纸莎草（papyrus reed）的木髓制造书写材料的一段历史，纸莎草的使用要追溯到远古时代，后文将会提及这一点。纸莎草的传统名字“biblos”衍生出了“bible（《圣经》）”一词。“code（密码、代码、法典）”一词是从拉丁文“codex”演变而来，意思是“一种树的树干”; “letters”来自法语词汇“lettre”，而“lettre”又是从拉丁文“lino”“litum”演变而来的，意为“涂抹、乱画”或“乱抹”，这是一种早期的书写方式，在涂了蜡的石板上雕刻文字。“tablet（平板）”是小型的“table（桌子）”，来自拉丁文“tabula”，指的是一种“板子”以及一种叫作“stylus”的古代书写工具，这个变化过程说明了作者在表达观点的方式中对语言的应用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我们说他有“style（风格、文体、文风）”就像说“他妙笔生辉”。“pen（钢笔）”这个单词源自拉丁文“penna”，意为“羽毛”。词组“lapsus calami”，意为“笔误（a slip of the pen）”，保留了“芦苇（拉丁文calamus）”这个单词。“quill（翎、羽管笔）”来自古英语“quylle”，意思也是一种芦苇。但金属钢笔的历史比我们猜测的更为悠久，因为华德斯坦博士（Dr. Waldstein）在爱琴海埃维亚岛的埃雷特里亚找到了一个公元前3世纪的古墓，里面有一支金属钢笔，切割方式与现代的金属钢笔十分相似。“volume”来自拉丁文“volumen”，意思是“一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古代书籍的常规形式，在“Rolls of Court（卷宗）”“Master of the Rolls（案卷主事官）”等词中还能见到这一古老形式。从字面上看，“diploma”一词是将一张纸折两次的意思，它来自希腊语“diploō”，意思是“折叠”。“diplomacy”和“duplicity”的意思都是“加倍、重复”，我在这里不再继续讨论类似单词的意义。这个清单也许可以无限延伸下去，最后一个例子，普林尼说过一个可疑的故事，“parchment（羊皮纸）”是从小亚细亚的一个小镇帕迦穆斯（Pergamus）传来的，那儿的人已经开始普遍使用皮革，因为托勒密五世（前205—前185）禁止从埃及出口纸莎草。

现在我们通过单词看到了它们的起源，以及其从旧形式演变至今的拼写与意义变化的历史，这也揭示了支配着我们选择它们的原因，因此组成它们的字母见证了相似的发展规则。这本小书的目的在于帮助我们努力从它们之中汲取故事，虽然这些故事已经残缺不全，不完美与丢失的章节永远也无法复原，但是足够多的材料被保存了下来，拼凑出一个人类心智在其所能完成的某一项最困难的任务中取得胜利的故事。如果这项任务没有完成，它就不能在最高意义上获得超过一定限度的进展。我在这里说“在最高意义上”，是因为人类在不会读写前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读与写在人类与同伴交流时不是必需的，人类取得其他方面的进步也完全不需要它们。一个文盲也许能成为一位成功的园林艺术家、一位技艺熟练的工程师、一位成功的农民或商人，也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发家致富，前提是他的生活目标是“仅仅靠面包活下去”。确实，大量关于人类过去的智力与精神的记录，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以传统的口头形式保留下来的。但这种大量的记录有一个局限，时间和反复无常都会对它造成严重的破坏。在人类依赖书籍之前，记忆作为一种古老的记录方式的容量是很大的，但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并且，随着世界知识储备的增加，记忆也不可能“将自己的谷仓拆掉，然后建造一个更大的地方容纳它自身”。几乎无法想象，我们只要假设，如果没有任何手段可以用来记录这个世界上过去发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事件，就可以设想现在我们的智力会多么的贫乏。我们只要假设，没有任何可以与远方的朋友交流的媒介，或者现在人与人之间没有能够记录下无数复杂的交易以及“记录下”每笔交易的媒介，那么你就能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将会陷入多么令人绝望的混乱。所有无法重复的记忆都将是一个绝对的空白，过去留下的那些没有日期和题词的纪念碑只会加深黑暗，我们将永远无法获知上代人的努力和思索，我们无疑会无可挽回地失去从最初猜测到最终确信的所有科学的观察和经验，生活只能“勉强糊口”，我们只是一群有知觉的生物，生活在一个停滞的世界，这是多么悲惨。若不是流浪的吟游诗人反复吟唱，东西方的伟大史诗必定会消亡，历代不朽的文学作品也将不复存在。单单是文字的发明就使得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成为可能，并确保了人类的持续进步。只有通过不断完善，经历缓慢前进和以一部“不能违背”的经典作为行为标准的阶段，过去才会像现在一样传神与真实。在为绅士与普通人积累与保存世界的知识财富方面，“笔比剑更有力量”, “人类所有渴望之物都无法与之相比”。

虽然这些思考司空见惯，但未必完全没有必要，举一两个说明文字符号在原始人的头脑中留下印象的例子，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如果没有文字符号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威廉·马利纳（William Mariner）在大约90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叙述他在汤加群岛的冒险经历，他在书中讲述了自己从失事的太子港号轮船的残骸中逃离时有多么焦虑。他和其他一些英国人被海浪冲到岸边，这促使他开始写作，他用火药和一点儿植物的黏液当墨水，写了一封信，委托一个友好的当地人交给可能会在汤加群岛停靠的任意一艘轮船的船长。汤加群岛的国王菲诺听说了这件事，拿到了这封信，但他完全看不懂信上的内容。于是，他便威胁与马利纳同船的一位水手，若是他翻译不出来信上的神秘符号，就将他处死。这位船员只好照办。即使有了翻译，国王还是对这些神秘符号十分不解，于是遣人找来马利纳，命令他写下其他的一些文字，当马利纳询问写些什么主题时，国王说，“写我”。马利纳依言行事后，国王又遣人找来另一位水手，他大声地读出了国王的名字，结果国王变得更加困惑，惊叫道：“这不像我，我的双腿去哪儿了？”之后，国王慢慢明白过来，写出作者和译者都看见过的东西是有可能的。但当马利纳告诉他，还可以将别人告诉他的、他从未见过的任何人或者发生在很久之前或是很远的地方的事件描述出来时，他又感到困惑了。于是，菲诺国王将汤加群岛上一任国王汤古·阿户的名字悄悄告诉了马利纳，据马利纳所知，他有一只眼睛失明了。当马利纳将这些信息写下来之后，国王让人读给他听，马利纳在他的书中这样解释道，“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信息通过同样的媒介被传送到很远的地方，当信息被折叠和封闭起来时，传递信息之人根本不知道信息的内容，整个民族的历史就这样被保存下来，代代相传，而不会遭到破坏。菲诺承认这是一项杰出的发明，但又补充道，它对汤加群岛不适用，只会引发骚乱和阴谋，也许再过一个月，他都无法保证自己能否活下来。不过，他开玩笑道，他希望自己能识字，也希望所有的女人都能识字，这样就能降低和她们做爱时被人发现的风险，以免遭到她们丈夫的报复。”（《汤加群岛》，马利纳著，第二章第116页，1827年版）《史密森尼报告》（1864年）中叙述了一个印第安人的故事。一个传教士派这个印第安人将四块面包给他的同事送去，还让他带上一封信，信中说明了面包的数量。印第安人偷吃了一块面包，这事自然被发现了。第二次，印第安人又被派去做类似的事情，他依然偷吃了面包，但这次，他在偷吃前将信藏到了一块石头下面，以为这样信就无法揭发他偷吃的行为了！

原始人的想法大体上互相关联，而刚刚列举的例子都与人们认为文字具有黑魔法或白魔法的效力这一被广泛传播的信念有关，他们相信文字可以治愈疾病，除此之外，还可作为符咒——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把文字的来源归于众神的传说的信念——传说本身就是无知的产物与神秘事物之母。在一篇亚述人的铭文中，萨尔丹那帕勒斯五世说楔形文字或楔状文字是尼波神对其皇室祖先的启示，对于埃及人来说，透特是神的抄写员，他们最古老的文字形式被认为是“神授的”。中国传说认为，文字是由长着龙脸和四只眼睛的圣人仓颉发明的，仓颉看到天上的星星、鸟的脚印和龟背上的纹理，便根据这些形象创造了文字。在这项发明中，“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在整个天界中为仓颉而设的所有祭坛上，凡写有文字的纸都要焚毁，以示对他的纪念。在印度教传说中，印度三位一体的最高神梵天（Brahma）给予了人类关于文字的知识，而写就圣书的字母那格利（Nagari）被认为是“属于众神之城”的文字。传说中还提到，我们可以在男人头骨的锯齿状骨缝中看见梵天的笔迹。正如耶和华用手指写下“十诫”一样，梵天也用手指将《吠陀经》刻在了金箔之上。文化英雄卡德摩斯（Cadmus）将字母从腓尼基引入希腊的故事众所周知；而在爱尔兰传说中，大家都认为是盖尔人的大力神奥格米欧斯（Ogmios）发明了文字。但也许人们不太熟悉的是，在北欧传奇中，奥丁被认为是北欧古代文字的发明者：

如果你要成为芸芸众生中

勇敢、聪慧且拥有最正派的灵魂的人，

你就要掌握具有思想的文字。

宣布这些文字，

第一次雕刻这些文字，

第一次用这些文字打动人心。

——奥丁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这样的例子，人们相信口头语言是有力量的，特别是还会将其作为咒语使用；而关于人们相信文字或图像符号的力量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来自神圣文字的神秘公式和文本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认为犹太教的经文匣子与额头上护身符的效力就取决于它们上面的文字；阿比西尼亚人佩戴的护身符上刻有神的神秘名字，人们将其用于躲避恶魔的目光和驱赶恶魔。

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将《古兰经》的经文密封在袋子里，挂在马身上，以保护它们免受恶魔伤害；那不勒斯人将他们对圣母玛利亚祈祷的经文放进刻有符咒的盒子里随身佩戴；甚至在不久之前（事实上，迷信长期存在，类似的习俗在整个欧洲流传至今），苏格兰高地上的居民生病时还会用《圣经》的书页扇风治病。

在哈登教授（Professor Haddon）所著的既具启发性又有娱乐性的书籍《艺术的进化》〔由H．沃恩·史蒂文斯先生（Mr. H. Vaughan Stevens）制作，A．格林威德尔先生（Mr. A. Griinwedel）担任编辑〕中，他提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察，即在东马六甲的塞芒部落中，人们将图画文字作为预防疾病和有毒动物蜇咬的符咒使用。妇女佩戴竹子制成的梳子，上面画有花朵或花朵的一部分图案，人们认为这样可以治疗发烧和其他肉眼看不见的疾病；对于受伤和伤口的处理，比如，从丛林中的树枝上摔下或被蜈蚣咬伤，则有其他治疗方法。塞芒的巫士在竹竿上雕刻了许多（他们认为）有魔力的方法，沃恩·史蒂文斯先生在书中展示了一幅治疗蝎子和蜈蚣蜇咬的插图（图1）与一幅治疗一种皮肤病的插图（图2）。

图1描绘了一只大眼斑雉，其中像轮子一样的图案代表大眼斑雉尾羽上的眼睛状斑纹。左边是一只橙色的蜈蚣，它的头部正对着大眼斑雉的尾巴。蜈蚣四周的点状虚线是它在人的皮肤上留下的痕迹。大眼斑雉的另一边是两只蓝色的蝎子，它们尾巴末端的图形代表被它们蛰过的人身上的肿块。这些蝎子中雌性的毒性比雄性大。据说，被雌蝎子蜇了的刺痛感是雄蝎子的两倍，上面那只蝎子尾巴末端的两排圆点就指示了这一点。“由于大眼斑雉以蜈蚣和蝎子为食，所以这种竹子的意义在于，通过用它敲打地面来治愈蜈蚣和蝎子的蜇咬之伤。”

另一个例子展示了一个更加复杂和传统的装置，它被设计成对抗两种皮肤病的符咒，一种用鱼鳞图形表示患了麻风病后皮肤上的白色溃烂，另一种用椭圆图形表示皮肤上和皮肤下的硬结。图2中一排排的图形表示身体受影响的几个部位，图形变多则表示如果不加以治疗，疾病会扩散。尽管我们还不清楚这种符咒的应用方式，但毫无疑问，对其功效的信念属于交感巫术这一大类别之下的原始思想，即原始人或不识字的人认为，表面上相像的事情具有相同的性质。其结果是，通过对属性是个体的事物，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对个体的形象或肖像施加近似的效果，就能对个体本身产生效果。这足以说明“交感巫术”之中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即用蜡、黏土或其他材料制作一个人的形象。如果蜡熔化了，或者黏土在流动的水中溶解了，则表示这个人可能就会日渐衰弱，或者死亡。我们从德文郡和苏格兰高地到北美洲和婆罗洲的文明人和原始人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

事物之所以神秘，就在于它们的起源和起因具有未知性。在大量插图中，有少数描绘了信仰和习俗，这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果文字仍然为某个社会阶级或等级所独占，那么它将仍然是奴役他人的工具，而非解放思想的工具。“知识就是力量”，一些人将任何能够确保自己拥有和保留对人民的控制权的事物攥在手里，尤其是身为牧师的人，从医生到教皇都是权威武器的持有者，当这种武器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时候就更可怕了。在当时的环境中，符号不适用，根本不可能在日常使用，此外，人们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它们的用法，只有进行最大限度的简化，它们才能被大多数人使用，才能成为知识传播的媒介。在我们中间，学习本身作为一种不平等的工具长期存在，这种现象是多么可怕和严重。“神职人员的特权”直到1827年才得以完全废除的事实就揭示了这种现象，这一点也是平民权力与神职权力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的诸多证据之一。爱德华一世在位时通过的法律扩大了世俗法庭中刑事犯罪审判的豁免范围，不仅将豁免范围扩大到了教会人士，还扩大到了所有识字的人。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可能会被教区的主教认作牧师，然后犯人就会被带到法官面前，法官会给犯人一本拉丁语的《圣经》，让他读出其中的一两节文字。如果法官最终宣判“Legit ut clericus”，即“他读得像位牧师”，那么对他的惩罚就只是在他的一只手上烙一个印记，然后将他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