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致哥哥三弟四弟五弟（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夜）（1873年6月27日夜）

哥哥、三弟、四弟、五弟左右：

正月间送报幼弟病状，谅已得悉。幼弟自三月初九、十日在京大吐血，数日后弟派人接回津署调养。四月四日到津相见，形体消瘦，喘嗽益甚，只是夜熟睡二三时，以后夜烧或轻或重，总未能睡。四月二十外请薛抚屏来医，深补并施，旋愈旋剧。初尚食饭一半碗，继则不得下咽。日食粥或三四碗，渐减至一二盏。初尚可扶掖下床，继则转侧需人，日形危笃。至二十七日夏至，烧到午不解，诸医束手，克于六月初三日酉时溘逝，悲痛何言！

弟病棘时，执余手而嘱之曰有三事付托：一、方儿应令回皖照料家事；一、母亲年高不得侍养，永负不孝之罪；一、辛苦半生，未稍吐气，能否转商各大府代为奏明，倘或附诸兄传末以留微名，则幸甚。又谓伊庄房小卫有地，平妥可葬。哀哉！拟于今夜入殓，花板料极坚厚，一切衣衿如礼，令方儿成服，照例齐衰，不杖期停棺数日，略开清吊。暂厝萧寺，秋后俟刘媳分娩妥当，应派妥人同方儿夫妇由水路扶送南下，径赴肥乡，由三、四弟斟酌妥办。幼弟实吾同胞之最贤者，忽遭此厄，家运衰败可知，殊增危惧。

慈亲爱怜少子，若闻此耗，如何可支，五中惨割，日夜忧泣，想诸兄弟当有长策也。六弟妇身体本不强健，闻信必更崩摧，望四弟妥为护持。其家中细事，幼弟已详嘱方儿，将来自一一禀陈，惟大兄与弟等责备尤重。心绪烦乱，不及多书。手此泣告，敬叩均福。鸿章叩头。

释读与评点

泣告幼弟病亡噩耗

这封信是李鸿章写给哥哥和鹤章、蕴章、凤章三个弟弟的，哀告幼弟昭庆病逝的不幸消息。这位弟弟是前一年由署两江总督何璟奏明赴部引见，北来也兼探望二哥，冬间至保定督署后即发病咳血，在京期间更突然加重，被李鸿章接到天津医治和调养，结果每况愈下，终至不治，算来其享年仅39岁（他道光十五年即1835年生），真可谓英年早逝，他是兄弟中最小却走得最早的一个。从其症状看，当是因患肺疾。信中说到他危重之时拉着哥哥的手而嘱托的事情，确实让人哀怜。李鸿章信中还告知了丧事安排和计划的情况（说到的“俟刘媳分娩”是指李经方夫人待产）。而“幼弟实吾同胞之最贤者，忽遭此厄，家运衰败可知，殊增危惧”之语，道出了失此幼弟遭受巨大心理打击之下，写信人的哀痛和惊惧。他又担心老母和昭庆媳妇（皆在武昌督署）闻知噩耗后经受不住打击，更使得自己“五中惨割，日夜忧泣”，希望哥哥和弟弟们能有排解的办法。人亡不能复生，“死者长已矣”！

此时李鸿章追思亡弟“最贤”，自是情真意切。而这位老弟生前，则可能觉得自己在功名仕途上，没有得到权重势大的这位二哥的特别照顾，而怀有怨气。与李家有着亲戚关系的刘秉璋，其儿子刘体智在《异辞录》中就说到相关情况，并且道明李鸿章是为了避嫌而“不为推毂”，就是没有特别荐举他。李昭庆似乎到死也解不开心里这个疙瘩，据说病逝几天前李鸿章有一次探视，他“移面向内而不与语”，看来是心绪烦乱之下与之赌气。当然，即使此事当真，想来也只是李昭庆的一时怄气而已，即使他不理解哥哥在处理相关事情上的深切用心，他们兄弟间起码大面上还是过得去的。

追溯起来，李昭庆的从军为将时间虽然不是太长，但在镇压太平军期间就不但领兵配合湘军打仗，而且曾向曾国藩建议用兵方策，被夸赞为文武兼资之材。在随曾国藩平捻期间，虽说包括李昭庆在内的淮军将领并不能真心听命，但曾氏还是真心激励李昭庆发奋自强，刻苦历练，苦战立功，是为他的后路着想。曾国藩在给李瀚章的信中，夸其这个幼弟“深稳英峙，自是令器”，虽说这中间不免有客套成分，但李昭庆在军中的表现也不是没有亮眼之处的。不过，总体看来他终究历练不够，也缺乏坚韧意志和深宏谋略，又颇有骄矜自负气态，和左右搞不好关系，也没有特别凸显的大功可纪。如此情况下，有权有势的两个哥哥也确实不好毫无顾忌地破格高抬他。总之，不能全怪他“运气”不好，终究还是自我造化不够。最后他似乎也认头了，临终前执手求二哥的这番话——“辛苦半生，未稍吐气，能否转商各大府代为奏明，倘或附诸兄传末以留微名，则幸甚”，岂不怪可怜的？“蚁附骥尾”式的留名死也不忘追求。其实，他这个“理想”不说也能实现，有二哥、大哥的地位和名头，他这个幼弟的名字还能泯灭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