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马朱巴之战
沃尔斯利袭击塞库库尼首都两周后，愤怒的布尔人在旺德方丹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商讨采取何种行动来使德兰士瓦摆脱英国的统治。自从1879年9月沃尔斯利作为德兰士瓦的新霸主来到这里，布尔人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叛逆。从一开始，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沃尔斯利都毫不掩饰他对布尔人及其独立运动的蔑视。他在10月18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一些想法：
布尔人对生活的看法是，他不应该缴纳任何税款，他不应该受到任何他不喜欢的法律的约束，不应该有警察来维持秩序，应该允许他杀死或惩罚土著人，只要他认为这样是合适的，不应该试图走向文明，不应该让所有的外国人来到这个国家，他应该被一片荒芜的土地包围，他的农场通往外界的每一条路都应该有数英里长，事实上，他不应该有邻居，因为另一个人点火冒出来的烟对他来说是一种可憎的东西。在我所知道的所有白人种族里，这些德兰士瓦布尔人是唯一一个一直在稳步回归野蛮的种族。他们似乎受到某种野蛮的本能的影响，这种本能使他们避开文明……总之，我认为他们是白人中规模最小的，但却是我所知的或研究过的最有趣的人。
1879年10月，沃尔斯利在发给伦敦的急件中写道，布尔人“具备卡菲尔的狡猾和残酷，却没有他们的勇气和诚实……要是我们的军队打过来，他们连一个小时都坚持不了”。他说，他们“完全没有能力自治”。
沃尔斯利在公开场合对一切独立的概念大加嘲讽。在抵达比勒陀利亚后不久，他就发表公告宣称：“英国政府的意愿和决心是，德兰士瓦的领土将永远是女王陛下在南非的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在德兰士瓦巡视时使用了更多的象征式语言，他在斯坦德顿告诉听众：“只要阳光依旧照耀，德兰士瓦就会是英国领土；要想让德兰士瓦再次独立，除非瓦尔河的水倒流。”
当沃尔斯利听说布尔异见者打算在旺德方丹举行一次群众集会时，他发布了一份公告，警告那些参加集会的人，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可能面临叛国罪的起诉。但是仍有2000名布尔人无视威胁，在旺德方丹聚集，举着德兰士瓦的四色旗游行到了保罗·克鲁格的帐篷前。克鲁格再次主张谨慎行事。他说：“你们想要采取的行动事关生死。你们应该知道，英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相比起它来，我们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它可以给我们的土地带来灭顶之灾……在你们喊出‘是的！是的！我们要战斗！’之前，要仔细考虑。”
1879年12月15日，经过五天的审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人民决定”，宣布德兰士瓦市民不希望成为英国公民，他们只想要独立。“我们郑重宣布，我们准备为此献身，抛头颅洒热血。”当两位代表——其中一位是前总统马蒂纳斯·比勒陀利乌斯——打电话给沃尔斯利，通知他这一决议的时候，沃尔斯利立即以叛国罪逮捕了他们，然后又放了他们，认为他们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他在日记中写道：“可怜的蠢东西，他们一个劲儿地对着士兵们大吼大叫，挑衅生事，但是他们心知肚明，一看到我们的龙骑兵开进来，他们就会拔腿开溜。”
然而，不少人开始对德兰士瓦人的独立事业表示同情。11月，格莱斯顿提出反对意见，称英国统治此地是愚蠢的行为。“我忍不住要大胆直言，德兰士瓦，一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不明智的选择，使得我们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之中，把君主制强加给一群热爱自由的共和国的自由民，强迫他们接受一种他们反感且拒绝的公民身份……”
1880年1月，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称：“在布尔人中弥漫着一种非常严重而顽固的不满情绪。”报纸说，很明显，大多数白人居民反对英国的统治。在3月的竞选活动中，格莱斯顿继续攻击现有政策，称吞并德兰士瓦是“对自由的人民的侵犯”。他说，德兰士瓦是“我们国家通过不光彩的手段”攫取的，如果他当选，他将否决这一吞并。
在开普和奥兰治自由邦的阿非利卡人群体中，对德兰士瓦人事业的支持力量也在不断增加。那里的阿非利卡新闻界发出了强烈的声援。为了调动反对邦联的舆论，克鲁格在4月前往南部，在帕尔、斯泰伦博施（Stellenbosch）、伍斯特（Worcester）和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等地发表演讲。在开普敦，他游说国会议员，恳求道：“不要用你兄弟的血来洗手。”阿非利卡议员随后帮助否决了支持邦联的提案，使这一提案遭受致命打击。开普议员约翰·梅里曼写道：“在这个国家，几乎每个农舍都在谈论吞并德兰士瓦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人民对英国政府怨声载道。”现在，英国官员开始担心泛阿非利卡运动的出现会挑战英国的霸权。
尽管如此，英国还是一如既往地推行邦联政策。尽管在竞选过程中对邦联政策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格莱斯顿在赢得选举之后却决定不做任何的政策变更，并确信需要使用强硬手段在南部非洲维护帝国形象。格莱斯顿和殖民地大臣金伯利勋爵都受到沃尔斯利概述德兰士瓦前景的报告的影响。沃尔斯利指出，德兰士瓦地区已经发现了黄金，“毫无疑问，更大、更有价值的金矿迟早会被发现”。英国移民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很快就会远远超过布尔人。他说，只是为了节省驻军费用而放弃德兰士瓦，肯定是目光短浅的做法。
格莱斯顿在6月发给克鲁格的一封信中写道：“考虑到德兰士瓦和南非其他地区的所有情况，以及防止混乱（祖鲁人起义）再度发生的必要性，毕竟这种混乱不仅可能给德兰士瓦，也可能给整个南非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们认为，不能建议女王放弃对德兰士瓦的主权。”格莱斯顿准备提供的是一种“自治”的形式。
克鲁格总结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在回忆录中说：“现在人们普遍相信，进一步的会晤和友善的抗议是无用的。最好的办法似乎是悄悄地开始工作，购买武器和弹药来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必须非常谨慎，严格保密。”
沃尔斯利无视风雨满楼之势，坚信英国拥有绝对的优势，并且建议将德兰士瓦和纳塔尔的英国驻军从6个营裁撤为4个营。1880年4月，他对比勒陀利亚进行了一次短期访问，他在离开时写道，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布尔人似乎不愿意战斗，否则他可以把他们一举铲除，给他们的连篇废话画上句号。
与此同时，英国官员继续在德兰士瓦大施官威。德兰士瓦的行政官欧文·兰宁上校曾在西格里夸兰担任过行政官，他与沃尔斯利一样对布尔人充满蔑视，决心雷厉风行地执行征税措施，而这是布尔人迄今都极力逃避的。甚至在布尔人自治的年代，他们对纳税的抵制也是司空见惯的。现在，英国的征税要求成了全面叛乱的导火索。
1880年11月，波切夫斯特鲁姆的地方法官戈茨（A．M．Goetz）扣押了一辆属于彼得·贝祖登豪特（PietBezuidenhout）的农用车，并将其拍卖，作为对他拒绝支付农场税款的惩罚。税务机关要求他缴纳27．5英镑的税款。经过与戈茨的长期争吵后，贝祖登豪特提出支付13．5英镑，但条件是这些钱要存起来，作为未来布尔共和国的财政储备。治安法官随后将此事提交至比勒陀利亚，兰宁于是决定将贝祖登豪特抓做典型，下令对他提起诉讼。
11月11日，也就是拍卖当天，著名的布尔人活动家皮特·克罗涅（PietCronjé），带着100名全副武装的支持者，骑马闯入了波切夫斯特鲁姆的拍卖现场，他们不仅把马车拖走，还挑衅般地在镇子郊外安营扎寨。兰宁派遣一支英军特遣队到波切夫斯特鲁姆，下令逮捕他们，但这已经没什么用了。抗税暴动开始四处蔓延。当布尔人聚集在克罗涅的农场时，克罗涅给克鲁格发了一条电报，当时克鲁格正在勒斯滕堡附近的布肯霍特方丹农场。克罗涅告诉他，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进行独立战争。克鲁格急忙赶到波切夫斯特鲁姆，在那里他遇到了当地的英国指挥官温斯洛上校。温斯洛对克鲁格说，克罗涅的行动等于公开叛乱。
“如果我们承认吞并，我就同意你的意见，”克鲁格回答，“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税收问题不是贝祖登豪特的私人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原则问题。”
和沃尔斯利一样，兰宁也相信布尔人永远不会真正采取行动。在寄给驻纳塔尔的新任高级专员乔治·科利爵士的信中，他写道：“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只要准备周全，安静地等待就可以了。”他说，布尔人不过是“鼓着腮帮子的蟾蜍”，只会装相生气，他们也“没有能力进行任何联合行动……是一群平庸的懦夫，所以他们做任何事都不过是昙花一现。”兰宁没有进一步部署军队，也没有要求增援，直到为时已晚。德兰士瓦的英军不超过1750人，且分散在7个孤立的要塞中。
布尔人注意到英国人在波切夫斯特鲁姆触了霉头，意识到自己起事的时候到了。12月8日，大约5000名市民聚集在今天的克鲁格斯多普（Krugersdorp）附近一个名为帕尔德克劳（Paardekraal）的农场。经过3天的审议和安息日的短暂休息之后，他们于12月13日决定宣布德兰士瓦独立，重建人民议会，并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它的首脑是行政三巨头，其中包括克鲁格和总司令皮埃特·朱伯特（PietJoubert）。在离开之前，为纪念全体人民的又一次团结，市民们还建造了一座纪念碑。每个人都从山坡上捡起一块石头，一个个、一排排地走过，把石头放在一根柱子周围，而柱子上挂着昔日的共和国国旗——四色旗，石头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石堆，每一块石头都是市民们向彼此宣誓的象征，他们发誓为了保卫共和国而英勇战斗，不畏牺牲。
布尔人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公告副本与一封带有外交辞令的信件一同被送往兰宁处。
我们以最庄严的方式宣布，我们无意血溅三尺，我们不希望战争。一切都取决于贵方，倘若咄咄相逼，也许连上帝也不会容忍，我们将被迫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如果事情发展到这般田地，我们将怀着对英国女王陛下和她的旗帜的最崇高的敬意去做这件事。如果事情发展到这般田地，我们会进行自卫，因为我们是在为女王陛下的荣誉而战，因为我们是在为她宣誓的条约的神圣性而战，而这一条约被她的官员们破坏了……
布尔人计划在比勒陀利亚以南60英里的小镇海德堡（Heidelberg）建立一个新的临时首都，守卫德兰士瓦和纳塔尔的边境，并对横穿德兰士瓦的英国驻军进行包抄。布尔指挥官估计，他们可以征募7000名市民。克鲁格希望奥兰治自由邦的志愿者也能应征入伍，他还写信给布隆方丹的布兰德总统和人民议会，呼吁他们伸出援手。“无论我们是胜利还是死亡，自由一定会在非洲降临，就像太阳从明天的云层中升起一样，就像自由已经统治美国一样。到那时，从赞比西河到西蒙湾的阿非利卡人也将迎来自由。”
布尔人所谓的独立战争只不过是一次伏击和三次小规模战斗。但这却使英国军队再次蒙羞，结束了英国的“推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主义运动在阿非利卡人中迅速崛起。
第一次行动发生在12月20日，当时第94团的一个纵队正从莱登堡赶来帮助首都比勒陀利亚的英军加强防御，刚走到一条名为布朗霍斯普鲁特的小河附近，此时他们距离比勒陀利亚还有38英里。这支队伍自12月5日出发以来，陆续经过德兰士瓦东部崎岖不平的道路，穿过涨水的河流，行进缓慢。虽然指挥官菲利普·安斯特拉瑟上校已被事先警告可能会遇到麻烦，但他那一长列马车队伍却稀稀拉拉地蔓延了半英里，弹药箱也被盖得紧紧的，250名身穿红蓝相间制服的人慢悠悠地在路上走着，啃着桃子，时不时地受到乐队演奏的流行小调的鼓舞。
当英军在布朗霍斯普鲁特河附近看到一个布尔骑兵时，乐队突然停止了演奏。这是一个布尔人信差，他策马上前，警告安斯特拉瑟，让他下令停止前进。安斯特拉瑟回答说，他不希望发生敌对冲突，但他仍打算前往比勒陀利亚。在随后的战斗中，该纵队共有56人死亡，92人受伤。安斯特拉瑟身负重伤，他意识到他们已毫无希望，于是命令手下的人把帽子扔向空中，挥动手绢，以示投降。
科利将军决心为布朗霍斯普鲁特河事件报仇，以铁腕镇压叛乱，他从纳塔尔集结了一支野战部队，将其派往与德兰士瓦交界的北部边境，并在纽卡斯尔附近的阿米尔堡建立了指挥部。科利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曾在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任教，但他的服役经历极其有限，这也使得他对纳塔尔野战部队的指挥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他的首要任务是越过边界，解救被围困在德兰士瓦的英国驻军。英国军队出了名的傲慢自大使得科利于1881年1月23日向布尔军总司令皮埃特·朱伯特发出一条电报，呼吁他解散军队，否则就得面对整个大英帝国的力量，电报里还指出，尽管朱伯特可能明白后果，但他背后的追随者肯定不会：
那些追随你的人，有许多是愚昧无知之徒，对自己乡村以外的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但是，你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和曾经旅行过的人，不可能没有意识到你们所从事的斗争是多么的无望，任何偶然的成功都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科利没有等待对方的回复，而是带领他的纳塔尔野战部队——由1400名陆军士兵、80名海军士兵，还有带着加特林炮的炮兵组成——前往纳塔尔-德兰士瓦边界的山地，一个名叫“朗峡谷”（LaingsNek）的战略性关口。科利对朗峡谷阵地上的布尔人的攻击于1月28日在混乱中结束，英军伤亡惨重。科利本人虽承认“失败”，但声称情况“并不严重”。2月8日，为了保护他的补给线，他在纳塔尔边界内的因戈戈指挥了一次战斗，这次战斗造成了更多的伤亡，而科利却趁着黑夜撤退，以避免失败。他抛下了许多伤员，将其暴露在旷野中，致使他们死去。在十天之内，他失去了四分之一的野战军力，不是死就是伤。“再来一次或两次像这样得不偿失的胜利，我们就全军覆没了。”珀西瓦尔·马林（PercivalMarling）中尉在当时写道。
为了挽回名声，科利无视休战的机会，决定夺取一座叫作马朱巴（Majuba）的巨大平顶山的山顶，从这里可以俯瞰朗峡谷，掌控方圆数英里的土地。他秘密地制订了大致计划，只通知了两名军官，却没有对该地区进行适当的侦察。在增援部队的支持下，他召集了一支600人的临时部队，其中包括来自第92高地兵团的三个连和一个海军旅，并于1881年2月26日夜间带领他们前往马朱巴山的根据地，而没有带火炮或加特林炮。
科利的部队需要爬上马朱巴山南坡，山坡十分陡峭，但他们毫不费力地在黎明前顺利到达山顶。科利兴高采烈，因为他把守的这个位置似乎是坚不可摧的。在北面很低的地方，可以看到三个布尔人的营地，他们并不知道英国人的存在。科利部署了一支部队保卫山顶外围，并且留下了其他部队，却还是没有对该地区进行适当的侦察，也没有发现任何需要加固的地方。英国军队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在黎明的曙光里，一群人站在高地上，几乎高入云霄，挥舞着拳头，朝下面的布尔人大喊大叫，耀武扬威。布尔人大吃一惊，开始惊慌失措，以为会遭到炮火轰击，但什么都没发生。因为科利没有带来大炮。
布尔人开始攀登马朱巴山北部的斜坡，大部分人没有被英国人发现。中午时分，一些人到达了山顶的边缘，从那里向高地兵团的阵地开火。一个高地兵团的中尉两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去向科利报告布尔人袭击造成的危害愈来愈严重，但科利并没有放在心上。第三次，中尉被告知，将军已经睡着了。英军的防线开始瓦解，然后全盘崩溃。士兵们惊慌失措，惊恐万状，向后方退去，然后沿着山坡逃跑。当科利试图召集部下时，他的头部中了致命的一枪。不到30分钟，英国人就从山顶上被一扫而空。
在海德堡总部，克鲁格将布尔人在马朱巴的胜利看作是上帝支持他们争取自由的象征。他在一份议事日程中写道：“我们并不以人类的力量为荣。是主帮助了我们——他是我们父辈的神，是我们这五年来祷告祈求的神明。”
对英国人来说，马朱巴之战的失败甚至比在伊散德尔瓦纳战败还要更加屈辱。第92高地兵团的精锐部队被布尔人的非正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次再也没有像坚守罗克渡口的英雄主义那样令人振奋的故事了。近百人死亡，132人受伤，56人向穿着便服、灯芯绒裤子和软帽的人投降。布尔人仅有1人死亡，6人受伤。
这一灾难的消息震惊了英国。陆军部准备派遣增援部队。人们开始叫嚣要为马朱巴战败报仇。维多利亚女王和保守党反对派要求英国重振雄风。但格莱斯顿不想引发更多的冲突。此外，他还担心，英国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可能会使整个南部非洲的阿非利卡人揭竿而起。3月，他与克鲁格达成初步协议，英国承认德兰士瓦独立，但是留下了一个含糊而模棱两可的“女王陛下的宗主权”。1881年8月3日，在比勒陀利亚教堂广场举行的仪式上，英国新任高级专员夏乔士·罗便臣爵士（SirHerculesRobinson）公开宣布了最终协议，他站在一个匆忙搭建的平台上，平台上铺着木板和成捆的稻草，罗便臣穿着全套的领事礼服，头戴羽毛帽。尽管威风凛凛，但这一切不过是让英国摆脱德兰士瓦泥沼的权宜之计。
在击败大英帝国的鼓舞下，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开始将他们的国家边界向东部和西部扩展，并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周边的非洲酋长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