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挖掘者起义
早在1873年理查德·索西爵士到达钻石矿区之前，当地的白人就已经以大声喧哗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不满，有时甚至会演变成暴力和骚乱。从一开始，他们就成立了“挖掘者委员会”来管理自己的事务，从而免于受到国家权威的限制，并享受免税的自由。“挖掘者当家做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挖掘者委员会的成员由普选产生，很快就维护起群体的利益。在与地主的冲突中，挖掘者们坚持认为，在支付适当的许可证费后，他们有权在发现钻石和贵金属的任何地方进行开采。他们还对每个挖掘者加以限制，禁止他们获得两个以上的采矿许可证，以保护小型采矿者，防止采矿权落入大公司手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决心在钻石领域牢牢地控制住黑人：他们想要黑人给他们干活，但又担心黑人参与竞争会削弱他们的势力。“这两个种族之间，从一般需求、性格到地位都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只有白人才有资格采矿。
索西总督初来金伯利之时受到了热烈欢迎，但他很快就与挖掘者们发生了争执。他为人独断专横，总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采矿业，并限制挖掘者们的独立性。1873年，西格里夸兰的新宪法规定，设立一个由8名成员组成的立法委员会，其中4名成员将由选举产生，但是索西拥有决定票，还有否决立法的权利。挖掘者委员会否决了宪法，但决定参加1873年11月的选举，并提出了设立“人民候选人”，企图破坏立法会的工作。但他们的候选人未能赢得两个金伯利席位。尽管在选举中失败了，挖掘者委员会仍在争取更大的控制权，要求将他们的职权范围从采矿扩大到市政事务。
挖掘者们的好战使西格里夸兰殖民地总督约翰·布莱德斯·库雷（JohnBladesCurrey）感到十分震惊，他担心“只要受到足够的煽动，他们就会完全控制局面并组成一个共和政府”。库雷的解决办法是颁布一项法令，成立新的矿业委员会，其权力仅限于采矿事务。他回忆说：“这是我控制或摆脱挖掘者委员会的最好办法。”挖掘者们在矿业委员会中得到了代表席位，但是地位却下降了，他们因此感到不满。
另一个引起分歧的原因是非洲人在钻石领域的作用。虽然索西同意矿场应继续掌握在小型独立挖掘者手中，使他们的利益高于土地所有者和大公司的诉求，但他也坚决认为黑人和有色人种应获得与白人挖掘者平等的机会，并且应该允许黑人在同等基础上买卖采矿许可证。他说：“直到不久之前，该省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有色人种，试图剥夺他们的土地是非常不公平的。”
但是，白人挖掘者们强烈反对这种想法。1874年11月，《钻石场报》（DiamondField）怒斥道：“毁灭，白人的经济毁灭，土著人的道德毁灭，这些都是企图在一天之内把仆人提升到与主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上的结果。唯有通过等级立法、限制性法律和教育来管控土著民族，直到他们适合与我们平起平坐，这才是唯一能在这里得到赞同的政策。”
这场钻石领域的黑人白人之争始于南部非洲的工业革命之初，并将产生持久的影响。
钻石热潮吸引了来自整个南部非洲源源不断的黑人移民。许多人长途跋涉几个星期才到达钻石矿，精疲力竭，骨瘦如柴。人数最多的是佩迪人（Pedi），他们在国王塞库库尼（Sekhukhune）的鼓励下，从500英里以外的德兰士瓦地区来到矿区。国王鼓励他们去矿上打工赚钱购买枪支。聪加人（Tsonga，又称尚加纳）从近1000英里外的林波波河以北的加赞地区一路走过来。祖鲁人从纳塔尔地区赶来，莫舒舒人从巴苏陀兰（Basutoland）赶来。在19世纪70年代初，这些矿每年吸引5万多名非洲人来到这里。
大多数人会在那里停留3—6个月，为白人挖掘者充当劳工或在集中营中寻找其他工作。他们通常每周能攒下大约10先令，另外10先令用来购买食物，一旦他们存够了去买牛、犁或枪的钱，他们就会回家。英国军队淘汰的一支老式的装填式恩菲尔德步枪可以用3英镑买到，一个旧的装弹式斯奈德步枪则需要12英镑。1873年4月至1874年6月，金伯利共售出约7．5万支枪。枪支销售的场面十分热闹，引人注目。“每到下班的时候，”一位挖掘者写道，“那些卡菲尔们就会成群结队地走在街上，街道两旁是白人商人用帐篷搭设的商店，黑人销售员把枪支高举过头顶，不停地挥舞着。他们大声叫卖，声音响彻云霄：‘买，买，枪。’吵闹声震耳欲聋。那景象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记。”
白人挖掘者经常抱怨黑人劳工，对他们施以虐待和暴力。《钻石新闻》在1872年指出，黑人劳工既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工”，也是“最难以管理的劳工”。由于有5000名独立挖掘者为他们彼此竞争，竞相出价，黑人劳工能够从一个雇主转投另一个工资更高或待遇更好的雇主。如果没有劳动力，挖掘者就完蛋了。一次又一次地，他们谴责黑人劳工“开小差”，将其与盗窃钻石联系在一起，并要求采取更严密的控制手段。
从1872年起，盗取钻石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马修斯医生写道，这就是“矿区的诅咒”。大量被盗钻石被偷运出营地，在沿海城镇或外国市场上出售。白人和黑人都参与了这一贸易。钻石通常是由黑人工人从矿区或者存放场所偷走，然后卖给“白色销赃者”——非法钻石买家的外号，他们在金伯利周围无数肮脏的饭馆和酒吧里干这个勾当。一些酒吧，比如“红灯”酒吧，成为臭名昭著的黑市。
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如果被指控或涉嫌参与其中，都将会受到粗暴的审判。在处理白人时，通常采取的做法是一群矿工武装团体与罪犯对质前，先放火焚烧罪犯的帐篷、商店或食堂，摧毁其所有财产，然后将其赶出矿区。在对待黑人时，通常的惩罚是鞭打。
除了对钻石盗窃的愤怒之外，挖掘者们还对一些来自开普的黑人和有色人种因成功地确立了采矿主的地位，或者是作为股东管理采矿许可证以换取一定比例的利润而感到愤怒。他们主要集中在布尔特方丹，也就是所谓的“穷人挖掘场”。白人挖掘者坚持认为，拥有钻石销售权的黑人挖掘者为钻石非法贩运开启了方便之门。
1872年3月，金伯利的白人居民要求制定全新的法律，使他们能够控制和管理黑人与有色人种工人。他们希望雇员遵守在政府机关登记的书面合同，随时接受搜查，并受到夜间宵禁的限制。他们还希望禁止黑人和有色人种持有采矿许可证，除非有50名白人采矿许可证持有者的支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零星的暴力抗议，焚烧黑人采矿者的帐篷，并企图对涉嫌偷窃钻石的黑人处以私刑。
英国官员在几乎没有警察帮助的情况下，竭力履行自己的职责。1872年7月，一名白人矿工鞭打两名黑人工人，指控他们偷窃钻石，在冬天的夜晚把他们全身扒个精光，绑在户外，最终造成其中一人死亡。此事被提交至治安法庭。陪审团判他普通伤害罪，因为这是在“极大的挑衅”下发生的。令金伯利居民感到震惊的是，地方法官仅判处他6个月的苦役，且没有处以罚款。在19世纪的南部非洲，针对黑人的暴力犯罪很少受到法律惩罚，甚至那时的判决也仅限于小额罚款。《钻石场报》认为，这一判决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不如说是为了毁掉正义。
然而，面对日益混乱的局面，英国官员还是向大多数挖掘者的诉求屈服了。1872年8月发布的第14号公告里，使用了“主人”和“仆人”的字眼，确立了新的劳动合同制度，将其与过去几十年控制整个南部非洲黑人劳工主要手段的通行证制度联系起来。抵达金伯利后，黑人移民（“仆人”）必须在一个仓库登记，每天领取通行证，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他们的劳动合同上写着黑人劳工的名字、工资、服务期限和他主人的名字。一旦被雇用，仆人必须携带由主人签字的通行证。任何在营地内游荡或闲逛的人，如果没有通行证，也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将被处以5英镑的罚款或3个月以下的监禁或鞭笞。主人有权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随时搜查仆人本人、其住所或财产。从理论上讲，这样的法律应毫无种族之偏见，适用于所有的仆人或雇员。但是，实际上它只适用于黑人。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黑人都受到通行证制度的约束。殖民地官员认为有必要区分文明的和不文明的黑人：
有许多土著、混血，和来自其他殖民地的人，他们是诚实、聪明和值得尊敬的人，对他们当然必须与白人一视同仁，但是，大量的有色人种劳工是原始卡菲尔们，他们来自内陆深处，充满着野蛮的气息，没有接触过文明。事实上，必须将他们视为没有自理能力的孩子。
因此，那些自己做主人，持有采矿许可证或执照，或作为独立贸易商的黑人，获得了“保护通行证”，以证明自己不受通行证法的约束——以一个通行证来免除另一个通行证。
尽管做出了这些让步，挖掘者们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抱怨当局征收高额税收和黑人所造成的持续混乱。他们还对索西政府下令解散挖掘者委员会大为光火，因为这使他们失去了影响力。更火上浇油的是，拥有金伯利矿场土地所有权的私人公司打算提高租金，这更加引起了各方不满。
1874年8月，500名白人聚集在集市广场，选举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ofPublicSafety）的成员。公共安全委员会是一个象征着革命意图的名号。索西政府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已经构建了一个潜在的替代当局的政府。委员会买下了《钻石场报》，并任命艾尔弗雷德·艾尔瓦德（AlfredAylward）为编辑。他是一个留着胡子的爱尔兰共和党，以前还跟芬尼亚运动（Fenianmovement）(1)有些瓜葛。他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荷兰语，在成为挖掘工之前，曾在杜托伊茨潘当过医院护工。1872年，他在戴比尔斯矿场购买了5份采矿许可证，雇用了75名工人，并成为戴比尔斯挖掘者委员会主席，但在1872年11月因殴打工人而被判处18个月苦役后，他失去了采矿许可证和主席的位子。1873年12月获释后，他先是在戴比尔斯矿工作，后来又到金伯利矿区工作。
艾尔瓦德意志顽强，誓要贯彻共和议程。1874年10月，他前往奥兰治自由邦的布隆方丹，与布兰德总统和人民议会的其他5名成员见面，探讨将格里夸兰与奥兰治自由邦联系起来的可能性。奥兰治自由邦实行的黑人待遇标准，比原先的更符合挖掘者的喜好。布兰德告诉艾尔瓦德，自己赞同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在返回金伯利后，艾尔瓦德利用这一背书来为发起一个共和政府推波助澜。然而，艾尔瓦德对共和事业的热情过于高涨，使得他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产生分歧，其他人想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最终，他将精力投入组建国防联盟和保护协会中，该协会承诺不纳税。
租金的上涨，是引发怨愤和异议的导火索。1875年2月，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法院裁定沃鲁齐格特农场的所有者，即伊丽莎白港商人集团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提高租金。3月3日，在金伯利大厅举行的800人大会上，艾尔瓦德敦促挖掘者们拿起武器。他说：“如果我在英国的军旗下面竖起一面黑旗，我希望看到你们带着步枪和左轮手枪赶来。以上天和祖国的名义，捍卫自我，反抗不公。”
10天后，持不同政见的各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挖掘者保护协会”（DiggersProtectionAssociation），这是一个准军事组织，由7个武装连队组成，其中5个在金伯利，1个在杜托伊茨潘，1个在戴比尔斯。保护协会的首脑机构是“军事法庭”，或称战争委员会。它的成员包括：艾尔弗雷德·艾尔瓦德“上尉”，负责指挥一个步兵连；亨利·塔克（HenryTucker）“上尉”，前开普敦议会议员，采矿许可证持有者和仓库管理员；威廉·林（WilliamLing） “上尉”，一位负债累累的著名采矿许可证持有者；康拉德·冯·施立克曼（ConradvonSchlickmann），前普鲁士军官，被任命为“德国连”的负责人。塔克和林签署的一份宣言宣称，由于“挖掘者的权利、财产和自由”受到大量非洲人的威胁，这些非洲人“不是靠诚实的劳动谋生”，警察也没有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管控，因此，该协会的成员今后将负起责任，保护欧洲人在钻石矿场上的安全。叛军民兵聚集起了大约800人的武装，开始在集市广场和板球场进行公开操练。路易斯·科恩目击了所有这些事件，他记录道：“有时，当接到‘向右转’的口令时，他们会以一种威胁和嘲弄的方式把步枪指向政府办公室。”
索西发布公告，警告所有人不得“进行非法宣誓或武装集会”，并下令用沙袋保护公共建筑。但他只有一支规模很小的治安部队——9名警官，24名白人警察和数量不定的黑人协警——这是他唯一能依靠的力量。尽管他的处境岌岌可危，但他还是决定先发制人。
4月，持不同政见的旅馆老板威廉·考伊（WilliamCowie）被指控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向艾尔弗雷德·艾尔瓦德供应枪支。在考伊受审当天，一群示威者聚集在法院要求释放考伊。地方法官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他坚持判考伊有罪，罚款50英镑，并拒绝让他保释，除非他对判决心服口服。
判决结果一经宣布，艾尔瓦德就立即骑马赶往金伯利矿场，在那里升起黑色旗帜，宣告起义。在路上，他与路易斯·科恩擦肩而过，后者用华丽的散文语调记录下这一事件：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值得纪念的革命时刻，我在主街上所目睹的一切。突然之间，我看到一个撒旦的信徒骑着马从大街上飞奔而来，一只手挥舞着一面黑旗，勇敢地呐喊着，好像他正在率领一支英勇的骑兵部队。而他的另一只手挥舞着一把巨大的制式军刀……这个荒诞版的缪拉(2)是个身材匀称的人，有着浓密的黑色的卷发、胡须和小胡子，这使他那厚厚的性感红唇和明亮的、虽然已经散发着堕落气息的、布满血丝的眼睛显得格外突出。这个马背上的“红与黑”，正是无与伦比的爱尔兰芬尼亚兄弟会成员——阿尔弗雷德·艾尔瓦德……
那天下午，艾尔瓦德的一个同伴一时兴起，在被称为阿拉拉特山的渣土堆上升起了那面黑旗，发出了叛乱的信号。于是，大约300名武装人员冲进治安法庭。那里的几名带着左轮手枪的警察设法控制住了他们。
在警察的押送下，考伊被带出法院，步行250码到达监狱。但是，此时的监狱入口已被大约150名武装人员堵住了。增援的警察也来了。在随后的紧张对峙中，数千人在监狱外徘徊，叛军领导人和殖民地官员通过谈判达成了妥协。塔克签署了一张50英镑的支票，考伊得以被保释，该支票只有在判决被确认的情况下才能兑现。
第二天，索西宣布“某些应被惩罚的罪大恶极之人”掀起了叛乱，要求英国从开普殖民地派来军队，并呼吁志愿者报名成为特别警员，以保护政府财产。其中一个站出来的志愿者就是塞西尔·罗德斯。在接下来的10个星期，一支远征军在开普集结。而在金伯利，叛军领导人掌控着采矿营地的道路，但在是否用武力推翻政府的问题上举棋不定。1875年6月30日，在经过了700英里的旅程后，身穿红色制服的英国军队终于抵达金伯利，一路上畅通无阻。路易斯·科恩见证了他们的到来：
我清楚地记得，我看到那些人沿着杜托伊茨潘的道路行进，疲惫而风尘仆仆，毫无疑问，他们的眼睛只盯着成堆的钻石。他们被领进了小镇的中心……第二天早上，5名带头的反叛者被逮捕了，英军抓他们就像抓山羊一样简单。他们不过是叫了一两声，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随着政府权力的恢复，7名叛军领导人受到了审判。其中3人——艾尔瓦德、林和施立克曼——面临着煽动叛乱、阴谋暴动的指控。经过3天的听证，当地陪审团用了23分钟就做出了无罪的判决。其他4名被告也被无罪释放。
然而，索西的处境却不太好。他对危机的处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军事干预使伦敦帝国政府损失了2万英镑。在写给伦敦殖民地大臣卡纳封（Carnarvon）的一封信中，开普总督亨利·巴克利爵士明确表示，他认为道德和正义不值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8月，索西被免职。
这就是所谓的“黑旗起义”（BlackFlagRevolt），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代表着白人利益高于一切的压倒性胜利。但是，这也导致了独立采掘者时代的终结以及金伯利钻石巨头的崛起。
(1)芬尼亚兄弟会于1858年创立，其目的是结束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然后建立爱尔兰共和国。1866年和1867年曾两度发动起义，均被镇压。——译者注
(2)若阿尚·缪拉，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元帅，作为杰出的骑兵指挥官和勇武绝伦的战士而为人所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