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深色地层
在格里夸兰发现的钻石引发了英国、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为争夺领土控制权而产生的一系列争斗。直到发现钻石时，关于这片地区的边界和地位仍然是一团乱麻，对于任何邻国来说，都激不起兴趣的涟漪。19世纪初，该地区曾被一群来自开普殖民地的混血移民殖民，他们洋洋得意地称自己为巴斯塔尔德人（Bastaards）(1)，并试图在奥兰治河以北建立独立小国，建立对当地土著科伊科伊人和讲茨瓦纳语的提埃尔黑平人（Tlhaping）的统治。为了保持他们作为一个基督教群体的资格，他们邀请英国传教士到他们的首府克拉沃特建一个传教站。正是在传教士的授意下，他们同意将他们的名字改为格里夸人，并将他们的首府命名为格里夸镇（Griquatown）。
在1834年签署的一项条约中，开普殖民地对格里夸人的独立首领安德里斯·沃特布尔（AndriesWaterboer）给予了应有的承认，并同意每年向他支付100英镑的薪水，用于保护殖民地边境，向当局报告可能发生的袭击，抓捕逃犯。1843年，开普殖民地与另一位格里夸人的首领亚当·科克（AdamKok）签署了类似的条约。科克在菲利普波利斯（Philippolis）传教站的基础上，在沃特布尔领土以东，建立了一个独立小国。
但是，格里夸兰很快就受到来自开普殖民地的数百名布尔人移民的威胁。菲利普波利斯地区位于布尔人大迁徙的必经之路，很快就落入布尔人手中，成为奥兰治自由邦的一部分；而那里的格里夸人向东迁移，在纳塔尔附近开拓了一块新的领土，将其称为东格里夸兰。在西格里夸兰，布尔农民在沃特布尔的土地上也开始获得农场租约，在奥兰治自由邦登记他们的农场所有权。沃特布尔的权威逐渐减弱。他的儿子尼古拉·沃特布尔（NicholasWaterboer）与奥兰治自由邦政府陷入了一场复杂的土地纠纷。自由邦政府声称拥有西格里夸兰的一大片土地，并将其称为坎贝尔（Campbell）。19世纪60年代，英属开普殖民地的官员被牵扯进来，被邀请担任仲裁者。
1869年，当瓦尔河的冲积矿床钻石挖掘热兴起时，许多人就对该地区的所有权提出了主张。在瓦尔河南岸，位于普尼尔的柏林传教站的传教士坚称，他们从科伊科伊人的科拉（Kora）部落手中买下了该地区，并试图向钻石挖掘者收取许可费。其他对南岸的主张由沃特布尔和提埃尔黑平酋长马胡拉（Mahura）提出。而奥兰治自由邦也宣称拥有主权，包括瓦尔河矿床和整个坎贝尔地区的大片领土。为了践行这一主张，自由邦总统若阿内斯·布兰德（Johannes Brand）派遣了奥洛夫·特鲁特（OlofTruter）作为地方长官管理普尼尔地区。奥洛夫·特鲁特是一个瑞典人，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金矿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曾当过警察，这些经历表明他能够很好地处理“群体中那些麻烦事儿”。他在普尼尔修建了学校、法院和监狱。奥兰治自由邦的人民议会通过了一套法律，用以规范挖掘者的活动。当杜托伊茨潘农场的非冲积矿床开放后，特鲁特又转移到那里，组织了一个监督挖掘者的委员会，并收取部分许可证费。
尽管围绕瓦尔河的挖掘工作完全在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公认边界之外，总统马蒂纳斯·威塞尔·比勒陀利乌斯（MarthinusWessels Pretorius）还是向那里提出了主权主张，并向北岸派出了骑警和一名地方法官。挖掘者们则分为两派，一派是德兰士瓦的支持者，一派是那些主张自治的人。但比勒陀利乌斯是一个无能又冲动的人，因为通过钻石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想强行解决这个问题。1870年，他试图将钻石挖掘场的独家特许权授予他的三个朋友，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瓦尔河北岸克里普德里夫特采矿定居点的挖掘者们宣布成立一个独立共和国，并选举斯塔福德·帕克（StaffordParker）为总统。帕克曾是一名精明干练的海员，也是当地歌舞厅的老板。他仪表堂堂，留着招摇的胡子，穿戴讲究，戴着深色眼镜。为维持秩序，他执行了一套奇怪的惩罚措施：偷盗钻石的窃贼会被鞭打；妓女和醉汉的脑袋将被戴上手足枷；伪造许可证的骗子会被扔进河里；罪行更严重的罪犯将被绑在木桩上，任由烈日炙烤，蚊虫叮咬。税收往往在枪口的威胁下才能征收上来。
英国对钻石领域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开普敦的官员对钻石贸易表示欢迎，因为它会给贫穷的开普殖民地带来新的财政收入和经济繁荣。但是，他们也对钻石发现所激发的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的领土野心感到担忧。格里夸兰，特别是坎贝尔，位于两个布尔共和国唯一的“北方道路”上，殖民猎人和商人都从这里取道进入非洲内陆。沿海与内地的贸易量很大。为了换取象牙、鸵鸟羽毛和兽皮，商人们每年把价值7．5万英镑的枪支和弹药卖给部落的土著。如果自由邦获得了坎贝尔的土地，英国通往北方的道路和贸易就都有可能丧失。此外，英国的霸权也将受到这两个邻国不断增长的实力的威胁。
开普当时的殖民总督理查德·索西（RichardSouthey）是英国扩张政策的狂热拥护者。他在孩提时代就和他的父母以及1820年那一代的其他移民一起来到了开普殖民地，并逐渐成为开普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众所周知，索西非常厌恶布尔人，因此他决心让英国掌握所有的钻石矿场，不容布尔人染指。索西与沃特布尔的代理人大卫·阿诺特（DavidArnot）串通一气，后者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开普有色人种（混血）律师，拥有大量地产。索西怂恿沃特布尔向开普政府请求“保护”。开普政府随即做出回应，同意接手他的案子，并发表声明支持英国臣民在钻石领域的权益，还派遣一名治安法官到克里普德里夫特，从斯塔福德·帕克手中接管了控制权。
基于过去的经验，伦敦的殖民地部官员们认为争端的一部分原因是布尔人死性不改，以牺牲当地居民为代价扩大自己的领土。1870年11月，殖民地大臣金伯利伯爵写信给开普敦的官员，信中说：“看到这些布尔人对格里夸人领土的侵犯，政府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这将为布尔人的奴隶交易开辟一片庞大的猎场。”金伯利认为，应该由开普殖民地而不是英国政府吞并格里夸兰及其钻石矿场，这样，开普殖民地就应承担起管理该矿场的责任和费用。
在1871年2月参观钻石矿场时，英国新任高级专员兼开普殖民地总督亨利·巴克利爵士（SirHenryBarkly）很快意识到，眼下的利害关系不仅是围绕土地所有权的边界争端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南部非洲政治主导权的问题。他决定，为确保英国至高无上的利益，无论如何必须支持沃特布尔对钻石矿场的主张。他在3月向金伯利伯爵报告说：“很明显，如果我表现得犹豫不决，只会助长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气焰，这些布尔人会自行其是。”
为了解决所有权的问题，巴克利提议由纳塔尔省省长罗伯特·基特（RobertKeate）进行仲裁。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比勒陀利乌斯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布兰德坚持要求得到独立的外国仲裁，否则就拒绝参加。德兰士瓦共和国明显处于弱势且表现不佳。9月，基特做出了有利于沃特布尔主张的裁决，沃特布尔立即要求巴克利接管该地区。在没有等到伦敦的批准前，巴克利于1871年10月27日宣布以英国王室而不是开普殖民地的名义吞并西格里夸兰。格里夸兰与奥兰治自由邦的东部边界被重新划定，以确保整个钻石矿场都被囊括在其管辖范围内。
在伦敦，金伯利伯爵非常愤怒，因为巴克利没有听从安排将西格里夸兰并入开普殖民地，而是直接作为英国殖民地吞并。“我从不怀疑，”金伯利写道，“亨利·巴克利爵士在开普议会通过该法案之前吞并钻石矿区是个错误。他违背了命令，偏离了我认为会成功的政策路线，这个路线需要的耐心，超过了他的限度。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批准他的做法。”
在钻石矿场，挖掘者们听到英国宣布统治的消息后的反应是复杂的。当地一家报纸报道说，在采矿营地里，人们“欢欣鼓舞”，但许多人似乎无动于衷；一些人则担心英国的统治可能会给他们的活动带来新的限制。被奥兰治自由邦警察拘留的一名囚犯要求新主子英国当局提供保护，最终开普敦警察带走了他，自由邦法官奥洛夫·特鲁特在法官席上庄严地起身强烈抗议这种干涉，并宣布休庭。
对英国吞并格里夸兰的不满情绪持续了多年。在德兰士瓦共和国，人民议会谴责比勒陀利乌斯的软弱无能，迫使他辞职，并且拒不接受基特裁决的约束。在布隆方丹，布兰德总统提出反诉，并年复一年地抗议，坚持认为那些领土属于奥兰治自由邦。为了安抚奥兰治自由邦，英国政府最终在1876年同意为格里夸兰支付9万英镑，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英国的统治下，挖掘者们的境遇依旧如同坐着过山车一般。最初，人们担心深色的地层预示着采矿的结束，但后来发现它并不坚硬，反而很易碎，一旦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分解。此外，这一地层的钻石密度甚至比黄土层还要高。但是，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在地面80英尺以下的深坑里进行开采，变得越来越危险。将矿坑与矿井边缘连接起来的巷道经常倒塌，使得矿藏埋在成吨的土壤下。
然而，塞西尔·罗德斯坚持了下来，他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把自己的矿场打理得井井有条，并因此赢得了声誉。1872年，他的哥哥赫伯特带着另一个兄弟法兰克（Frank）短暂地回到科尔斯伯格之杯矿场，他回忆道：“我们发现塞西尔趴在他的矿场上，和他的律师一起测量土地，然后对另一个侵占了他土地的人大发雷霆。”
根据罗德斯的朋友和熟人后来的描述，在科尔斯伯格之杯矿场的罗德斯是一个腼腆、笨拙的年轻人，偶尔也健谈——他会突然发言，用短促而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个不停。但是在其他时候，他是个爱做梦的人，经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在监视黑人工人干活时，常坐在木桶上低着头读书，对周围的喧嚣充耳不闻。他被认为有些古怪，而且对自己的着装毫不上心。
在决定成为一名艺术家之前，诺曼·加斯丁（NormanGarstin）在钻石矿场待了一年。1872年，他来到科尔斯伯格之杯矿场，在乱糟糟的帐篷、马车和瓦砾堆的迷宫中寻找朋友时遇到了罗德斯：
走了不少弯路之后，我在一棵老而粗糙的合欢树周围发现了一小堆帐篷和小屋：一个祖鲁人在劈柴，一个印度厨师正拿着一堆盘子从乱糟糟的帐篷里走出来。在这里，我找到了我的朋友。
他旁边站着一个高个子的漂亮男孩，蓝眼睛，有点鹰钩鼻，穿着学生在操场上穿的法兰绒衣服(2)。这身衣服像是曾经被用力洗过，所以皱巴巴的，但是还没洗干净，仍然残留着发红的灰土。
加斯丁在罗德斯的地盘搭起了帐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罗德斯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多年以后，他努力回忆起自己对罗德斯的第一印象：
当我搜寻关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罗德斯的记忆时，我仿佛看到一个平凡的年轻人，他经常陷入沉思，他的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双腿交叉，有时候还会扭在一起，不跟别人说话，不合群；他一言不发地起床，带着既定的目的出门，从来不把时间浪费在扯闲话上……他这人喜怒无常，又沉默寡言，又冲动好斗。他有时很热情甚至很暴躁，但在朝自己的目标努力时，他又总会小心翼翼地制订计划……他的性格是二元的，既是沉思者又是执行者，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好奇，当他兴奋时，这种声音就变得反常而矫揉造作。他的笑声也是假声。
在科尔斯伯格之杯矿场——或者叫“纽拉什”（NewRush），这也是这个地方广为人知的名字——罗德斯的另一位同伴是威廉·斯卡利（WilliamScully），他在1871年16岁时就来到了这里，不久之后科尔斯伯格矿藏就被发现了。他的工作之一是放牛，他经常带它们去科尔斯伯格矿藏上层的一个积水盆地的牧场吃草。“在这个牧场，有一片起伏和缓的长方形高地。高地上长满了长长的草，在高地东端有一丛特别茂盛的金合欢树。”他注意到，高地的坡上坑坑洼洼，到处都是食蚁兽和胡狼挖的洞。
斯卡利最终在科尔斯伯格之杯矿场加入了德鲁里少校的“西区”营地，并与罗德斯兄弟同住了好几个月。他发现罗德斯是一个冷漠疏离的人，总是喜欢自己拿主意，喜欢独来独往。斯卡利写道：
我可以清楚地用塞西尔·罗德斯的一种典型表现来描绘他。晚餐后，他会保持身体向前倾斜，双肘放在桌子上，嘴巴微微张开。考虑问题时，他习惯于用食指轻轻揉下巴。很多时候，他会以这种姿势坐很长时间，而不加入任何正在进行的对话。他的举止和表情表明他的思绪已经飘远了，但他会偶尔插话，一定程度上又表明他了解当前的话题。
尽管天性孤独，罗德斯还是在纽拉什结下了几段持久的友谊。他与查尔斯·鲁德（CharlesRudd）建立了紧密的商业伙伴关系。查尔斯·鲁德是一个来自英国的挖掘者，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接受过教育，他于1870年到达瓦尔河矿区，在那里开始最初的挖掘，但是进展并不顺利。他住在一个破烂的帐篷里，花了很长时间拖着沉重的砾石在300码长的河岸边清洗和筛分“东西”，但是只发现了很少的钻石，最终因伤寒而倒下。他去开普敦治病，康复之后又回来了。他在非冲积矿床碰运气，既做挖掘者又收购钻石，并向矿场贩卖补给品。他比罗德斯大9岁，曾是网球冠军。后人对鲁德的描述是高大挺拔，苗条，“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一头浓密的金发，下巴上黑色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嘴上还有一撇小胡子”，穿着鼹鼠皮长裤、法兰绒衬衫，戴着一顶皱巴巴的帽子。
罗德斯和鲁德都不喜欢挖矿这一行当。几年后，鲁德向一个朋友抱怨他和罗德斯的艰苦工作，当缺少廉价的黑人劳动力时，他们用袋子、盒子和水桶日复一日地把“花钱买的石头”搬到分拣台上。他说，在此期间，罗德斯还不慎把右手的小指弄骨折了，导致再也无法把手握紧。
除了挖矿，他们还尝试了许多生意行当。其中之一是从英国买了一台制冰机。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在钻石交易市场的一个角落，做着轻松的冰激凌生意。罗德斯转动冰激凌机的把手，鲁德则负责打包出售。一杯冰激凌卖6便士，一块蛋糕也是6便士。鲁德回忆说：“这台机器在三个月内就让我们收回了成本，而且在夏季即将结束时，我们以超出进价的价格出售了它。”
罗德斯另一个忠实的朋友是约翰·哈维尔·梅里曼（John XavierMerriman），他是英国国教会主教的儿子，也是开普议会的现任议员，这个职位虽然光鲜却没有薪水，使得他不得不另谋生计。梅里曼身材高大，贵族派头十足，比罗德斯大12岁，他讨厌钻石矿场，讨厌粗俗的营地生活，尽管那里有很多机会，但他们赚不到多少钱。他喜欢跟罗德斯做伴，热情地称赞罗德斯的商业技能。罗德斯的兄弟法兰克在1872年4月写给家里的一封信中，提到了梅里曼对塞西尔的高度评价：“他说塞西尔在商业上非同凡响，他在赫伯特缺席的情况下很好地管理了所有业务，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他……梅里曼说，大多数到矿场来的年轻人，一旦发了财就会变得狂妄自大，但塞西尔正好相反。”罗德斯曾骑着一匹名叫布兰达斯奈基的锈棕色小马，和梅里曼一起穿越广阔的草原，一起讨论矿场事务、古典著作和世界历史。
许多罗德斯的同时代人还提到了罗德斯对追求女孩兴趣寥寥。于1872年到达钻石矿场的路易斯·科恩（LouisCohen）说：“他对风流韵事毫不在乎。我曾多次在大街上看到他穿着白色法兰绒衣服，双手插在口袋里，情绪低落地靠在街边的墙上……他几乎从没有一个伴侣，除了自己的想法外，他似乎对其他什么都没有兴趣，即使一群最可爱的姑娘走过这条街，我也不认为他会去搭理她们……说老实话，我们从未见过罗德斯对哪个女招待青眼有加，无论她们多么性感美丽。”
偶尔，罗德斯也会陪朋友们去参加当地的舞会。但人们注意到，他倾向于挑选周围最普通的女孩，也许是因为她们和他一样害羞。当他的朋友取笑他对女人的品位时，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然后反驳道：“我只是来凑凑热闹……只是来凑凑热闹。”
当时，罗德斯最感兴趣的东西，绝不是女孩，甚至不是钻石，而是获得资格证，成为专业人士。中学时期，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律师，如果失败的话，那就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牧师。他的父亲弗朗西斯·罗德斯（FrancisRhodes）是英国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毕晓普斯托夫德（BishopsStortford）的国教牧师，他是一个严厉而孤僻的人，曾打算让他的七个儿子都追随他成为牧师。但是他的第五个儿子塞西尔在16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学，更没有取得进入大学接受专业教育的资格。根据罗德斯的朋友、银行家刘易斯·米歇尔（LewisMichell）的说法，罗德斯的父亲“意识到自己的小儿子不适合待在英国按部就班地生活，因此决定像其他成千上万的家长一样，把小儿子送到殖民地去碰运气”。于是，罗德斯前往南非的纳塔尔，投奔他哥哥赫伯特。在正式出发之前，他的姑妈索菲亚借给他整整2000英镑。
尽管从钻石行当里赚了不少钱，但罗德斯仍然渴望接受大学教育。他的朋友诺曼·加斯丁回忆说：
许多年轻人会乐于过顺风顺水的日子，但塞西尔·罗德斯却并非如此。
我记得他告诉我，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去上大学，这将对他的职业有所帮助；如果他想要得到更多，大律师的职位“总是有用的”，也是明智的。然后他出乎意料地对我说道：“我敢说，你以为我是个财迷。但是我跟你打赌，如果明天我就变成一个穷光蛋，我也毫不在乎，因为这只是一个我喜欢的游戏。”
然而，在19岁生日后不久，罗德斯就遭受了所谓的“轻度心脏病发作”，据说这是“过度劳累”造成的。在后来的生活中，罗德斯确实受到了心脏病的困扰，但是他早年是个身体很棒的小伙子，并不体弱多病。他一恢复足够的精力，便乘牛车向北走了很长一段路。陪伴在他身边的，是热衷于搜寻德兰士瓦北部金矿的哥哥赫伯特。一路走来，罗德斯最终决定在德兰士瓦购置一个3000英亩的农场，尽管不久之后，他就将农场描述为“什么东西都长不出来，只是白费钱”。
大约四个月后，他们返回钻石矿场。没过多久，赫伯特就出售了他在纽拉什的采矿许可证，并再次启程前往北方。从此，两兄弟再也没相见。在之后的三年里，赫伯特在德兰士瓦东部探寻金矿，并在莫桑比克因为走私军火而被监禁了一段时间。1879年，赫伯特在马拉维南部的希雷河岸边不幸丧命。当他从一个大玻璃细口瓶里倒出自酿杜松子酒时，他正在抽着烟斗，烟斗的火星把烈酒点燃了，随即引燃了他的衣服。为了扑灭火势，他冲到河边，一个猛子扎了进去，但是，不久之后，他还是因伤重身亡。与此同时，塞西尔·罗德斯仍继续着自己的人生计划。1873年7月，他将生意交到他的搭档查尔斯·鲁德手中，然后启程前往英格兰，打算报考牛津大学。
(1)在阿非利卡语里有“混蛋”的意思。——译者注。
(2)在19世纪，这是英国中学生里的一种常见运动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