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方法篇（论1～论5）
论1 三层阅读
读《金匮》，从最初阅读它的文字到它用文字所表达的医学内容（此时的阅读作为阅读的第一层次）；在此基础上，从对全书内容的把握中，提炼作者的学术思想。学术思想是体系化了的学术观点，也就是系统性的学术理论。这大概可以算作是阅读的第二层次。而凭着对作者具体内容与整体思路的把握，又试着可将阅读推向到一个更深的境界：读无字之处、无可读之处。即读作者为何在此处此时沉默？这个境界层次（第三层次）的阅读，应该算是研读了，即研究性的阅读。至于一目十行的浏览，它不在精读的范围里。
1.1 什么是《金匮》
《金匮》是《金匮要略方论》的简称，亦更常简称为《金匮要略》，都是同一本书的书名。
这本书的内容，讲述的是杂病的诊断与治疗。那么什么是杂病？“杂病”的由来与这本书最初的名称有关。它的前身源自《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是汉代张机（字仲景）的著作。书中讲述了当时医学界所认识到的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他把这些疾病分为伤寒病与杂病两大部分。因为此书写成的时候正好是东汉末年的战乱时期，所以不久就散失了。后来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就被分成了伤寒与杂病两本书。伤寒部分即是现今的《伤寒论》，而杂病部分即是现今的《金匮》。
杂病的意思是，把伤寒病分立出去之后，其余所有疾病的统称。即把非伤寒病统称之为杂病。这是由于非伤寒病是除伤寒之外的多种疾病的总括，病种芜杂的缘故。“杂”，《说文》解释为“五彩相合”，后用于形容多种多样的，不单纯的。在《金匮》一书中所讨论的杂病，按今天的分类方法，主要以内科病为主，其次是妇科（包括经带胎产）病，另外也有少量外科病的内容，其具体病种有数十个之多。
或许会问，为什么把疾病分为伤寒病与非伤寒病（即杂病），即独把伤寒病从一切病中分立出去呢？可以从张仲景所面对的局面进行推测。其原因应该主要有二：一是该病的高死亡率，二是高发病人数。这两点都可通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序进行推算：“余宗族数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那么，如果其家族中原有人口基数是210人，10年里有2/3的人死亡即为140人，这其中有70%即98人是死于伤寒病。将这一数据作为一个参考，可以想象得到当时全社会伤寒病的流行情况。该病的高发病率与高危害性，使医家必然会对其产生高度的警觉，所以要将伤寒病从一切病中单列出来予以强调，以示重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短时期内大量地遭遇同一个疾病，使医学对该病的认识深度、累积的治疗经验都会迅速提升，使伤寒一病内容独丰，能占全书一半。
那么杂病部分为什么又叫作《金匮要略方论》？或者说“金匮要略方论”是什么意思呢？一般认为，《伤寒杂病论》成书不久就散落不见了，尤其是其中的杂病部分。直到北宋年间，有一位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某日，他在翰林院的蛀蚀旧书中找到一本名为《金匮玉函要略方》的书。这本《金匮玉函要略方》竟是失传已久的《伤寒杂病论》，虽然内容不全，也不知是谁把书名改成这样，但都不影响这次发现的重大意义，因书中记载的杂病部分尚属失传后的首次曝光！可以想象，在这里，杂病部分的得传是占尽了人和因素的，我们怎样庆幸都不过分。因为这个翰林学士竟然未将这本残旧的书籍弃之不顾！毕竟王洙不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中医，而《伤寒杂病论》又于成书不久即告散失，仅于一些医学书中有所提及，史书上并未见载，所以王洙是有极大可能并不知道这本书的。那一刻杂病部分的存亡真是全系在王洙的一念之间。
被抄录记载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流传到一些文人医者的手中，发现于临床非常实用，但其编排的体例却不太方便使用。于是国家召集大臣孙奇、林亿等人对其进行校订整理。大臣们因之前已先行校定了《伤寒论》 一书的单行本，故弃除该部，而仅保留杂病部分，调整体例，附录以散在于其他书中之相关内容，以《金匮要略方论》冠名之。
“方论”是两个并列的名词，意思是有方有论。现在所能见到的《伤寒杂病论》之前的中医学的书，或侧重“论”，如《内经》；或侧重“本草”或“方”，如《神农本草经》《五十二病方》等。论是理论，方与本草是治疗。中医学的理论发源大致有两端：一是借助于哲学的内容，推理演绎思辨而得；一是由临床经验总结上升而成。其中中医基础理论的体系结构是以前者为主体构建的；生理病理机理的解释也是以前者的方式为主。这样在理论与临床对接时，虽不至是强行拼凑，但也确是某种程度的硬着陆式的，带有一定硬伤。《伤寒杂病论》有意识地向临床贴近，规避了这一问题。《伤寒杂病论》序中“撰用《素问》、《九卷》（即《灵枢》）、《八十一难》（即《难经》）……”，“撰用”即“选用”，一个“选”字透露出《伤寒杂病论》与《内经》的关系是批判性地继承。其选入了什么、舍弃了什么？以什么为标准来决定选录或舍弃？虽惜于张仲景未予明说，但其在此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是一定的。其结果是，《伤寒杂病论》的理论能够较明确、具体、实用地指导医术（如方药）的“用”，而不是一些泛泛的方向性的大方针、大原则。方与论的一体化的实现，是一次医学上质的飞跃，类似于化学性质的变化，是中医学史上的大事件。这种性质的变化在中医学史上极其罕见。宋校正医书局的儒臣们，由《伤寒杂病论》之“论”，《金匮玉函要略方》之“方”，各取一字，作为此书代表性的特征，于书名中突显出来。
“金匮”的“匮”是柜子的意思，“匮”的这个意思后来用“柜”来表示。也就是说“匮”与“柜”是古今字的关系。“金匮”是指用金做的柜子。这个金有学者认为就是金子，更多的则认为是指金属（如铜）。个人观点倾向于前者。因历史上的金匮曾经是一个专有名词，意思是，那时的它并不是任何金属柜子的统称，而是专指用来收藏国家重要文书的器物，如皇帝的圣训、实录，调兵遣将的兵符等。其实是什么材质并不重要，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农业国，冶金并不发达，任何金属柜子应该都非寻常之物，能装在这金柜之中的东西显然身份就更加尊贵。用作书名，是用来提示文献的内容重要。玉函，指玉做的匣子，与金匮并列，显示出把《伤寒杂病论》改名为《金匮玉函要略方》的无名氏对这本书的推崇。
“要略”是一个词，概要、主旨的意思。如果并无更全的版本，如何理解这里的不是全部，只是概要之说？有学者提出是表示节略本的意思。因当初王洙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是伤寒与杂病的合本，而伤寒部分经与其它版本的比对，发现内容不全（宋林亿等人《金匮要略方论·序》有“以其伤寒文多节略”之语），故称为节略本。略者，大要也。节略本即删去不重要的部分后形成的一个版本。但有所节略与节略本不是一个性质。前者可以是不得已而致的不能全，后者则一定是主动的胸有成竹的删繁就简。从唐孙思邈的“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可知，当时仲景书的学术地位已经甚高，众人宝爱、膜拜犹恐不及，大概不会有人斗胆要对其进行删略。因删略即意味着批判。《金匮玉函要略方》中，伤寒论部分的不全，应该是无法获得全本的原因，而不是主动的删减。也就是说将其易名为《金匮玉函要略方》者，可能并不知这是一个不全的版本。故因是节略本而易名为“要略”说，于理不合。我的个人意见，当是书中所述病种未全的原因。即书中并未悉数讲述当时社会的所有疾病。最明显的如痿病，该病在《内经》中认识已有相当程度了，但《金匮》中却未见述。《伤寒杂病论》所载的病种与张仲景本人所经历的有密切关系，似乎他要以自己的亲见亲历对前人的书本所载作出验证后才能放心记述。大概因载病虽未全，但其思想可举一反三，故易名者谓之“要略”。
1.2 如何读《金匮》
《金匮》是公认的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作为一本专业书，它能够直接指导临床，这是它的实用价值。同时，面对当今中医学内部各种学术观念的纷争，《金匮》的学术思想对昭示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亦具有指导性意义。所以，对于《金匮》的研读，如何仔细都不过分，如何体会都不多余，如何谙熟仍觉意犹未尽。但，怎样才能读得正确，读出滋味，甚至，读出它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呢？
1.2.1 逐条阅读
这是最基础的阅读，是阅读的开始，不可略过。不但是逐条，还必须是逐字逐句。此阶段的阅读可从文理与医理两个方面展开。
1.2.1.1 读内容字面含义
即从文字字面理解。文字处在正确阅读最基础的层面。文字理解错了，则一切在此基础上的展开全无正确的可能。而由于古代汉语与现代语言的含义发生变化的原因，由于汉语言一字多义的原因，由于作为普通词汇与作为专业术语（专业术语借助于普通词汇形成，但却另有严格规定的定义）之间存在着意思差别的原因，由于张仲景个人语言习惯的原因，由于张仲景所持方言的原因，及由于历史文献难免存在的文字上的衍脱倒讹错简等等情况，即便是最基本的文字阅读，要正确理解原文所传达的信息，也还是存在一些要注意的问题的。
1.2.1.1.1 普通词汇
阅读的内容是普通词汇时，要注意从古汉语的角度及对多义词的正确理解。各教材不乏因此而犯下错误，如历节病“脚肿如脱”的“脚”，指的是小腿，而非现代汉语的脚。百合病“中病勿更服”的“更”不应解释作“更换”，而是“更加、再”。
词是句子的最小功能单位，古汉语中以单音节的词（一个字即为一个词）为常见，虽如此，也存在双音节的词（两个字为一个词），甚至多音节词的情形，双音节及多音节词的含义不是逐字字意的相加。如胸痹病“胸痹缓急”的“缓急”是偏义复词，仅表“急”的意思，不是指时缓时急。
由于一些汉字较晚才被造出来，使其在普通词汇的运用上，与今天的语言习惯有差别。可以肯定的是，在汉代，“痰”这个字尚未被造出来。《金匮》“痰饮病”的“痰”应该是“淡”字，是经后人改动才变成的。不过，虽然“痰”这个字出现较晚，但病人咳嗽有痰这个症状在汉代却仍是有的，那么《金匮》在没有“痰”字的情况下，用什么来表达咳嗽所吐出的“痰”呢？是“浊唾涎沫”。稠痰叫浊唾、浊沫，或简称为“吐浊”；稀痰叫涎沫、涎吐；脓痰叫吐脓；与血相兼时叫“咳吐脓血”；日久正衰，无力与邪抗争，脓血痰以白色为主时叫“吐如米粥”；而有特别气味的则叫“浊唾腥臭”。
1.2.1.1.2 专业术语
专业术语与普通词汇的区别在于，专业术语有特别规定的含义，它与在作为普通词汇使用时，含义有所差别。
如恶寒与畏寒作为普通词汇都表示怕冷的感觉，但在作为中医学的专业术语时，恶寒仅用指表证时的怕冷，而畏寒则用指阳虚的怕冷。只是，恶寒作为专业术语的这个规定发生在张仲景之后，意味着张仲景著作中的恶寒是不受此专业术语含义限制的。《金匮》全书只见“恶寒”，寒战者曰“振寒”，而不见“畏寒”，意味着《金匮》的恶寒只是病人怕冷的记录，不等于已判断作表证。
困难的是，这种性质的古今词义差别于一般的辞典并无收载与反映。
因为文化的原因及一直以来在民间传承、非经院学术等的原因，中医学的专业术语颇不规范。表现为：有时同样的意思却以不同的术语表达，有时同一术语又表示不同的含义。如果说前者多以传承中因各人用语不统一而为典型（如肝气郁结、肝郁不舒、肝失疏泄、肝失条达、气机不畅等含义相同），于理解《金匮》尚无大碍的话，后者则因亦常出现在同一著述人（如张仲景）的笔下，而增加理解困难。
以术语“虚”为例，张仲景的笔下，既表示常规意义上的虚损之意，如“腹满病”的“按之不为虚，痛者为实”，也不乏罕见的其它所指。如在急性起病，后果又很严重时，有用“虚”表示易发易感人群的倾向：中风病谓其是“寒虚相搏”，胸痹病述其“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中风病以风火痰瘀为病理要素，胸痹以祛邪剂的栝蒌薤白剂为主方，性质都不属虚，“虚”字类似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意。另外，“虚”亦会作普通词汇的“空无”意使用，如栀子豉汤证“胃中空虚”之“虚”、木防己汤条“虚者即愈”之“虚”等。
那么原文中的语言，什么时候是作为普通词汇，什么时候是作为医学专业术语呢？或者说如何分辨原文词汇的专业与非专业属性？一个较显著的特点是，作为医学专业术语，一般多出现在表示抽象意义的场合。如作为病名、病机词汇等。
1.2.1.1.3 注意张仲景的语言习惯
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特有的语言习惯，张仲景亦是如此。了解一个人的语言习惯，对于正确把握其语言的内容，和散发在这些内容里的学术思想无疑是重要的。而了解一个人的语言习惯，只有在充分了解这个人（这里是充分熟悉其著作内容、行文习惯）的基础上，方可总结、感悟。
如其用“身（体）疼痛”而非“恶寒”作为寒邪在表轻证的互辞。多用“少腹”表示包括小腹在内的整个下腹部，而不是像如今这般将少腹与小腹截然分开，各表一部分的下腹部。用“家”主要表示下列两种情况之一：一是病程久长，缠绵不愈时，如“失精家”。“失精家”语出虚劳病，病程久长自不待言；再是病程虽短暂，但却病势急重者，如湿病的“湿家”。因《金匮》湿病是新感外邪，湿邪在表的疾患，病程短暂，此处因是与寒邪合并为患，使病势较重，故曰“湿家”。用“如见鬼状”（见阳明病及热入血室中）表示热扰心神，神志不清，无法对话的狰狞状态；而用“如神灵所作”“如有神灵者”（见百合病、脏躁病中）表示情绪失控，但神志清楚，能够沟通的温和状态等。
1.2.1.1.4 注意方言俗语
普遍认为，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原著中亦见有一些河南方言，或是河南人特有的语言习惯。这些词语须按当地的方言俗语予以解读。
如五脏风寒积聚病有“如索不来”语，这是关于肝真脏脉的描述。多解为“脉象如绳索之悬空，轻飘游移，应手即去，不能复来”。但此关于“不来”的解释却很可能有误。因为除非心跳停止，否则脉动总还是要复来的。而如果是心跳停止了，对于预后的判断也就不必了。
据语言学家考证，“不来”是山西晋中、河北南部及河南南阳一带的方言。“不来”是固定的一个词，这个词形容的是一种运动状态，这一运动状态后来用“摆”字来表述。之所以后来才用“摆”表述，是因为“摆”在唐以后才具有了表示这种运动状态的含义。而由于“摆”与“不来”之间在读音上存在关系，故提出“摆”是脱胎于“不来”，“不来”是“摆”的切音字。也就是说，肝气衰竭出现的肝真脏脉，判断的关键点是在“如索不来”的“索”上。是像索一般地摆动，无生命的柔和节制之象。
1.2.1.2 读内容医理
《金匮》是医学专著，其内容当然需要从医理的角度阅读推敲，医理无外诊断（包括病种、病证、病性、病势、病程等）与治疗两大类别。即便如“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这样看似明显的，也还可以通过对此证的“喉中水鸡声”是痰鸣音还是哮鸣音？如果是哮喘病，为何《金匮》是放在咳嗽病中讨论的？如果是咳喘，它与小青龙汤证的鉴别点是什么等问题的探求，把内容的医理展布开来。
因为原文叙症简短，为加强理解，学界常用“以方测证”的方法。所谓以方测证，指由方剂的功效倒推方的主治。主治即是诊断问题，“以方测证”能成为中医学的专业术语，它的影响不可小觑。个人对这一方法的观点是，作为把握方的运用，以方测证法是可行的，包括它可能解出的经方的新用途、新主治。但若将其作为理解治疗机理的途径，并通过治疗机理倒推原文病证的机理，则一定要站在张仲景时代对药物功效认识的基础上。比如书中的葶苈大枣泻肺汤，主治“肺痈，喘不得卧”“肺痈胸满胀，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不闻香臭酸辛，咳逆上气，喘鸣迫塞”，今人因其治疗肺痈不力，而训“肺痈”为“肺壅”，此以方测证，虽然从“用”的角度对读者负责，但却对仲景不够尊重，学术上不够严谨——为何仅将原文的此两条“肺痈”解为“肺壅”？
即是说，仲景其时对药物功效的认识，并不完全等同于当今，故不能简单以方测证。今人依据现认识，将仲景书中的“术”，一时解作苍术，一时解作白术；将“芍药”一时解作白芍，一时解作赤芍；将“桂”一时解作桂枝，一时解作肉桂等，逻辑甚不合理。
有一些学术观点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如“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为肺痈？”这句话表明，虽然病人以咳嗽为主症，咳嗽又是《金匮》的一个病种，但张仲景的临症思维却并未因此就直接进入咳嗽病的辨证论治系统里，而是先进行咳嗽病与肺痈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且这句话透露出，对咳嗽病与肺痈病的关系，肺痈处在优先于咳嗽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位置上。
再推进一步，为何肺痈的诊断要优先于咳嗽？二者的不同在于，肺痈是单一病理变化的病种（故能清晰展示出表证期、酿痈期、溃脓期这一演变规律），而咳嗽则是一个主症病种（非单一病），主症病种内包含着多个单一病种。如《金匮》的咳嗽病即至少包括了哮喘病。实是除却肺痈、肺痿之后的“咳嗽类杂病”。
因为学术思想的一致性，如果张仲景的这一临症思路在不同的疾病中反复出现，就可以理解为是张氏的学术思想。学术思想是系统化的理论，意义在于循此思路，当这个咳嗽病人，如果肺痈病的诊断不能成立时，可以举一反三地再进入与肺痨病、哮喘、肺癌、SARS等单一病的诊断或鉴别，这些单一病仍处在优先于咳嗽病的诊断队列里。
到此地步时，其实已是下一个层次的阅读了。
1.2.1.3 学以致用问题
在如何学以致用的问题上，个人的观点是，可持“不约而同”原则。
所谓“不约”，指方的施用者彼此间的未曾约定。经方沿用至今已近2000年，因地域、朝代的跨度，使用者之间几乎只能是“不约”状态。“同”有三个含义，同样的方、治疗同样的病证、取得同样的疗效。不约而同显示出陌生医生间的“默契”，“默契”是因客观规律，其含义如1+1，不约而同，都会等于2一般（当然真实程度或有性质的不同）。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主体优势不是理念，也不是理论，而是经验。经验是否成熟，是否值得信任，高度依赖经验所重复的次数，即样本量。治疗总关乎机理，机理是客观规律，概率问题，“不约而同”的基数越大，疗效的可重复性越强，与疾病客观规律的相符度就越高。而真实性也就是科学性，故可据其指导临床运用。
具体操作是，可对某方古今所有临床文献（包括个案）进行归纳总结。文献数即是“不约”数，文献间诊治项目高度重叠（“而同”）的部分，即是该方的客观规律部分。
利用此方法，在注意方的相符度（加减药味控制越严格越好）基础上，我们惊奇地发现，无论是否阳黄，茵陈蒿汤竟无治疗肝后性黄疸有效的报道！这一结果提示，茵陈蒿汤的运用指征除传统的阳黄外，还必须符合肝前或肝源性黄疸的诊断。后发现新版《中医内科学》（周仲瑛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第2版）为阳黄新增“胆腑郁热证”，大柴胡汤为主方，与本发现亦可谓是“不约而同”了。
某年的学术会上，来自台湾的专家曾以“天狗食日”说提醒解释中医疗效时的科学性问题。天狗食日是一个民间传说，是古人对日食现象的解释——因为“天狗食日”或“天狗吃了太阳”。该现象出现时，古人们会以敲锣打鼓放鞭炮来吓走天狗，以吐出红日。此方法非常“奏效”，因每次都能成功。那么中医学的疗效是否也只不过是天狗食日版的神话故事呢？这其实是科学所要求的证伪问题。我想，证伪的方法可从病的自愈率，或者其病持续了多久，期间是否曾不时自愈来辅助判断。显而易见，如果病都能不药而愈，那么，中西医学也就都可不必存在了。
具体如何“用”的问题，因相关书籍甚多，方证学说尤详，而本书主要以仲景诊治思路为指向，限于篇幅，本书仅于“血痹虚劳病”及“呕吐哕下利病”两篇，作了基于“不约而同”原则的示范性演示。
1.2.2 综合阅读
综合阅读意味着前后联系，融会贯通。这是建立在第一层次之上的阅读境界。它表明阅读已经从一字一句的羁绊中解脱了出来，进入了学术内容与学术思想的整体把握，因读通读透而使书中的内容与思想如行云般地舒畅自然，没有滞碍，显示出阅读颇已不俗。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少了原文的制约，在这个环节上，张仲景被涂抹得格外严重。对张仲景学术思想的最大误读亦即发生在此。涂抹与误读，表现在方法上，常常是认定（观点），而非确实（事实），或只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的貌似“确实”。涂抹与误读，远不仅是阅读水平的问题，而是知道什么与相信自己知道什么的问题，“皇帝穿新衣”，分明自以为是，却不能自知，是因为主观上未曾建立起求真意识。而放纵思辨之普遍，提示对“认定”与“确实”差别的不敏感，因为学界未建立相关的原则与强化训练机制。
如今只能从基础起步，并渐加改善。
原则只能是忠实于张仲景的原意。
而方法，至少需要前后联系，能交互说明。绝不接受仅只于一处“说得通”的解释。比如甘遂半夏汤中甘遂与甘草相反却同用，甚多教材以相反相成这一理由解释，其做法即属此类，因十八反不可能被一个“相反相成”的成语就轻率否定掉。说明的例证，最好能在原著中有相同内容的反复出现性。包括相同类的知识，或相同性质的思想。
相同类的知识，如木防己汤的主治病证问题。原文中有气喘胸满，心下痞硬坚满，面色黧黑（紫绀），脉沉紧等脉症记载。张仲景治疗咳嗽气喘吐痰的方剂甚多，根据各方中药物的反复出现而表现出的用药习惯，可推知木防己汤的目的不在纠正气喘胸满，而是先予救治心下痞坚。
相同性质的思想，如其设立疾病的标准，应是追求每病种内所含的疾病自身规律尽量地单一。理由是，这种意图，不但肺痈病、肠痈病、蛔虫病、疟病这类内含单一规律的疾病符合，即便如咳嗽、呕吐这些内含多个疾病自身规律（非单一性）的病种也是符合的。因为这些非单一病是在排除了单一性病后的诊断，如咳嗽是排除了肺痈等病之后的诊断，呕吐是排除了妊娠恶阻之后的诊断等，使单一病问题处在优先诊断与鉴别诊断的地位，而非单一者则是类似“咳嗽待查”“呕吐待查”的意思。
个人认为，反复出现的相同，意味着或是这些知识已较为成熟，或是这些学术思想已较为成型。
具有反复出现性这一特征的内容，可予以标记，以作为理解其学术思想、系统理论的窗口、线索。同时，它也是据其理解疑难条文的重要工具，在求证张仲景含义所指的诸方法中，堪当排在第一顺位。以借此保证阅读理解时，观点与结论符合张仲景的原意，即客观性。
如果只有孤立的例证，则主张观点不能立即成立，或只能作为假设提出以待证实。应该有这样的自觉：对原著学术内容与学术思想随意、随便的解释是一种不严肃的伤害行为。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方法断不可取。这应该作为一条阅读原则规定下来。
如肺痈病“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的病机。一般认为，血得寒则凝，得热则行。那么如何理解这个因热而血凝的机理呢？对照《金匮》肠痈病的内容可以发现，肠痈主治方大黄牡丹汤中有丹皮、桃仁化瘀药，而肠痈与肺痈同为痈脓类的疾病，病机中皆以痰（湿）瘀热为主导因素，再结合《千金》治疗肺痈的名方苇茎汤中亦有桃仁的情况，知张仲景这里所说可致血瘀的“热”是指痈脓类疾病。因没有证据证明是指在任何情况下，故不可过度解释这句话。
为使其学术特点彰显，一是可作与学术背景的比对。一个学者的学术成长离不开其成长过程中所遭遇问题的启迪，越是反复集中出现的问题，越能使其思想趋向明显。设法站在张仲景的角度，体会他所面对的问题、所处的状态，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原著的思想。就张仲景而言，当然是伤寒病对他的影响，这影响不仅发生在伤寒病，也左右了对其它病的认识，如其对中风病即从外风立论。
二是可作与主流学术思想的比较。中医学的理论中，从来都是不乏个人特色的，它甚至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学科——各家学说。而如何对待个人经验与通常认识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关系，是中医学严肃的重大学术问题。张仲景的学术思想也是具有其独特性的，或者说以原文的形式学习仲景学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能够挖掘其潜藏在原文中的学术思想。这之中，与《内经》的比较最有必要。
当然，真正的读透，还有实践的问题。在实践中用，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提高。
在这个阅读项上，有两个常见的困难。
一是常听抱怨说，《伤寒论》易读，因其齐整；《金匮》难懂，因其零碎。
分析这一困难，说的是各疾病篇章的栏目结构是否严整的问题。
《金匮》每病的栏目与今临床教科书相若，由概念（如“百合病者……也”），分类（如“夫饮有四，何谓也？……”），诊断（如“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为肺痈……”），鉴别诊断（如“……者何？师曰：为肺痿之病。若……，此为肺痈。……者为肺痿，……者为肺痈”），治则（如“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证治，预后转归及判断（如“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等项组成。
但《金匮》的每病又很少如上一应栏目俱全的，因为有栏目“不说”而感觉“零碎”。这是因为每病常见性不一，使积累的经验多寡不一，认识程度不一。这时若要强行保证栏目的完整，未免需以据理推测的文字充斥，这不符合张仲景的个性，他取了另外的做法——让栏目空缺，为此不惜体例不全，不惜篇章结构不完整。
在文章完整与尊重真实之间，张仲景选择了后者。这不但不该被苛求责备，相反，却很有现实意义。以如今《金匮》教材的编写为例，一个未成文的潜规则是，把“释义”栏目放在不可或缺的位置。无论对原文是否理解及理解多少，“释义”一栏都不可“留白”，且阐述时语气的肯定性亦无差别。
常听到的另一抱怨是，伤寒统一以六经分证，易于把握；《金匮》有多种分类法，难以“拎清”。这是对每病分类方法要求规范一致的诉求，这一要求很不合理。
可以说这是最贴近张仲景学术思想的一个问题了。伤寒是一个病，《金匮》所载是伤寒之外的其它所有病，每病自身规律不同，分类依随每病规律，自应不同。比如肺痈，借用今天的术语，即是表证期、酿痈期、溃脓期及死亡期（当今最后一期是恢复期），这是肺痈病的演变规律。只有肺痈病是此规律，肺痨、肺癌、哮证、喘证都不可能是此规律，分类方法不该要求各病一致。
宋·沈括在《苏沈良方》中曾经指出：“古法采草药，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当。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辨识耳，在药则未为良时。”要求疾病分类各病一致是与之同样性质的错误诉求：学习者易把握耳，在病则未必妥当。
以《中医内科学》为代表的当今中医学教材，对人们的疾病分类意识存在误导。其每病多以表里寒热脏腑虚实气血津液方法分类，虽较统一，却绝不是医学发展的方向，只能属一时的权宜之计。它与疾病设置标准有关，发生在病种只是一个症状或体征时（如咳嗽病、水肿病），症状体征病种是非单一病，包含着多个单一病的规律在内，如此，每病自身规律不能得显，也就无法根据病规律分类，而只能退至阴阳寒热虚实等一般规律（如黄疸病分为阳黄阴黄，水肿分为阳水阴水等）。
所有的病都立即可从阴阳进行分类，完全没有难度，不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以阴阳分类虽然各病的一致性完好了，但各病的客观规律也不显了，随着病地位的缺失，不能指导病势病程的认识，无法指导预后判断，也就无法指导治未病，这样的分类意义何在？！
1.2.3 于无可读之处阅读
无可读之处即是其沉默之处，未述及、未解释、未表态之处。这个问题因为被关注得少，这里多谈几句。
1.2.3.1 为何要读无可读之处？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过，“人在思想时，总不免受到生活环境的制约，处于某种环境之中，他对生活就有某种感受，在他的哲学思想里就不免有些地方予以强调，而另一些地方又受到忽略，这些就构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特色”（《中国哲学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版）。冯先生的这一观点也可以用来总结张仲景的思想特点，就用审视其“刻意强调了什么，又竟然忽视了什么”的方法。刻意与竟然，都是反“常”，是与“常”的比较而来，而常是主流、是普遍、是一般，反常即是与主流普遍一般而异，当然属于特点。只是使其形成特点的因素，肯定远不止“生活环境”的制约，一定还有更复杂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如先天的禀赋、人格，后天的学识、经历等，都深度参与其中。
张仲景强调了什么，学术界研究已经非常多了，甚至有解说过度之嫌，但张仲景竟然忽略了什么，即对什么缄默不说，又为何不说，研究得还非常不够。
这种不够，与古今哲学方法论的差异不无关系。
中西哲学家们普遍认为，因农耕文明的缘故，相较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概念来自直觉而非假设。这使我们的哲学重视不明确的东西而非明确的东西，认为未曾言说的远大于所能言说的，即言不尽意，挂一漏万。言外之意（即暗示）是言说内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传统中，理论允许以格言名句式出现。而格言式理论如果没有“暗示”的参与，将很难成立。比如“补肾不如补脾”说与“补脾不如补肾”说，如果没有暗示部分（如什么情况下补肾不如补脾等）的参加，不惟理论的合理性成疑，操作性亦罔谈。因为暗示是未以文字固定下来的，内容不能有效控制，所以我们的理论系统性不强。中医界常闻“学中医要悟”之说，有“医者意也”观，应该都是这一哲学方法论特点的体现。
与之相反，哲学家们认为，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因其海洋文明（一说商业文明）的缘故，其方法论以假设为特点。由假设得出的概念，需要确认，这种确认因概念的抽象性，使其往往通过演绎法推演出完整的意义，系统性较强。简单地说，在他们所建立的理论中，没有暗示的地位。在当今，由于西方哲学方法论已占据现代社会的主流，由于仲景学术的研究者们从出生伊始就处于这样的长成环境，自然地，于不自觉中就会以这一立场理解传统中医。
读仲景书，暗示不能轻忽。文字是“明示”，“暗示”是文字未及的部分。书中最大的暗示，应该是其诊断思路及思路里的方法论。比如为何是伤寒病与杂病的关系，而不是其它任何一个病与杂病的关系？或者为何不将伤寒也放置于杂病中，成杂病论？书中有时独病成篇，有时多病合篇，原因是什么？哪种是其首肯的形式，又迫于什么原因不能一以贯之，使两种形式并存？《金匮》 全书以病为篇章结构，不是以脏腑。书的结构只能是作者刻意设计的结果，为何是病不是脏腑？肺痈病也以咳嗽为主症，它与咳嗽病的关系，即病种的设立标准是什么？“撰用《素问》《九卷》……”（《伤寒论》自序）里“撰用”的标准又是什么？等等问题涉及方法论，也涉及诊断目标，都属重大学术思想问题，但都未见仲景说明。
张仲景对什么缄默未说，为何不说，必须是我们研究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
1.2.3.2 形成无可读之处的几种情形
医学著作虽然不是中国画，不需要有目的地利用留白以表达意境，但为何不说？是不需说？还是无法说？还是说不清？其中的原因、含义仍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如果是后两种原因所致，则说明其有疑问存在，需要引起警觉与注意。
1.2.3.2.1 语境原因，不必说
语境的问题很好理解。任何文章，书写时都有一个假设的阅读对象。阅读对象不同，省略不说的指向不同。如科普类文会尽量减少术语的使用，问题则会从最基本交代起；而专业类文则会将基本知识略过不提，因不必说。
《金匮》有许多这一类的“不说”。如厚朴一尺问题。厚朴大黄汤与麻子仁丸中所用厚朴皆为一尺。汉时一尺约等于现在的23cm，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但这个23cm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重量呢？因为要确定重量还必须知道它的宽度与厚度。这个宽度与厚度张仲景并未述及，使业界产生许多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是这个问题却是不需要说的。因为作为天然植物的厚朴，并不能长到任意宽与任意厚，它总是会有一个常态，这里的“不说”其实应该即是指当时常见的厚度与宽度。
厚朴一尺之所以变成今天需要考证解决的问题，是因为今天不以长短作用量单位，是语境变化了的缘故。使当时认为不必说的，因为时过境迁，今天成了问题。
这一类的“不说”极常见，如无论是《金匮》原文与注述，都不会从阴阳五行最基本讲起。许多时候这一类的不说也不会引起阅读者的注意。如书中各病篇，有时以概念开端，“百合病者……”“狐蜮之为病……”；但有时又概念欠奉，如咳嗽、呕吐，这显然是因为尽人皆知咳嗽、呕吐的含义之故。
1.2.3.2.2 未能认识，无由说
对于未知的事情，当然无由说起。也就是说，其实不是说的问题，而是认识的问题。
“见识”的构词说明，“见”能增加“识”。所以“行万里路”的意义能比肩“读万卷书”。体现在医学上，就是常见病与罕见病的区别。仲景其时因为伤寒病压倒性地常见，故其“说伤寒”说了半本书，而杂病部分各病合加，也只说了半本书。
若以脏腑系统来归类《金匮》的内容，发现脾胃与肺系的内容甚多，无论是病证，还是治疗的方法，都很丰富。心与肾系的内容则明显偏少，而肝系甚至未能有一个独立的篇章。这种各系统的不能同步，不是张仲景的有意选择、有所偏向，而是因为未能认识的原因，苦于认识条件的束缚。
中医学根据疾病“形诸于外”的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但所“形诸于外”者是否具有足够的辨识度？以咳嗽类疾病为例，是肺痈而不是其它肺系疾病，能率先从咳嗽病中独立出来，乃因肺痈有一个极具辨识度的“形诸于外”——特征性的痰（“咳吐脓血”）。
早在《内经》时期，即已认识到肺有主气司呼吸，通调水道，朝百脉等诸功能。其中主气司呼吸的功能发生疾病的“形诸于外”，因易为医学详加分辨（咳嗽的特征，是否咳声有力，是否咳声低微，是否呛咳，是否干咳，是否喉中作痒；痰的稀薄黏稠量多量少色黄色白；等等），故积累最丰，而朝百脉的病变则竟然空白（即未说）至今。
许多病证《金匮》只设了一个主治方。但这不代表对这些病的治疗，较需要众多治方应对的病，把握更本质、疗效更确切，也不代表只一个主治方的病，其病情凝固稳定，没有发展变化。之所以梅核气只一个半夏厚朴汤，血痹病只有黄芪桂枝五物汤，狐蜮病只有甘草泻心汤，是因为彼时尚只筛选到各一个而已。观察到疾病，与找到方法治疗它，永远不可能同步。所以书中甚至尚有有论无方者，如中风病。
1.2.3.2.3 有所察觉，说不清
有所察觉，却又说不甚清，几乎全发生在内在病位、病变机理这一环节。
中医学利用病人的自我感觉及医生的感官以诊察疾病的方式，使得在判断内里的具体病位、病变机理时，只能依据外部表现以推测。但正如孙思邈《大医精诚》起首即谓的，“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因为并非所有的病都如肺痈一般，有一个极具辨识度的外部表现；亦不是所有的病都能如疟病一般，能在短时间完成一个较具特征性的演变过程（“疟母”），大部分的病都不具有这样的条件，故使能有察觉但说不甚清。说不清也不是因其故意不说，而是认识困难。
如书中“心痛”一病，其“心痛”的具体位置所指，是心窝部还是心胸部的疑问，是今天语言环境的原因，在张仲景那一定是清楚的，他只是不需说。
问题在心痛的脏腑定位。因为心痛亦是栝蒌薤白半夏汤证的主症，该条条首所冠的病名却是胸痹，而不是心痛，意味着，并不是凡以心痛为主症者，皆诊为心痛病。这符合张仲景一贯的诊断思路。
心痛与胸痹很可能不是两种不同的心系疾病的关系？胸痹之外有无什么其它的心脏病以疼痛为典型表现？时至今日，以常见病为宗旨的《中医内科学》，其以疼痛为主症的心系疾病亦仅胸痹一病。这甚至提示胸痹与心痛的关系，也不是肺痈与咳嗽的关系。因为肺痈与咳嗽主病脏腑都在肺。
那心痛是否指胃痛？胃痛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常见病，《金匮》却未见有胃痛病的篇章，这应该不是仲景彼时没有，而很可能是以另一个名称出现的，其中以心痛的“嫌疑”最大。此其一。其二，书中心痛病的治方以散寒为要，符合胃痛的常见情形。其三，服药方法罕见地强调与进餐的先后顺序，提示与胃的关联密切。其四，主治方乌头赤石脂丸以小量（梧子大一丸），每日定时、持续服用的方式给服，所治的却是极重的疼痛，提示痛虽剧烈，病情却稳定，亦颇似胃痛。其五，蛔虫病时亦有用“心痛”一词，等等都提示其心痛之“心”指向的是胃。
但若是等于胃痛，则为何与胸痹同篇？《金匮》的多病合为一篇，是因为彼此间鉴别诊断存在困难，但即便胃痛有与胸痹病鉴别诊断的需要，也一定不是所有的胃病都与胸痹表现相似。其它原因、表现的胃病去了哪里？类似“心痛”一词的构词方式，《金匮》有大量以“胃”所组者，如“胃中不和”（湿病篇）、“胃气有热”（消渴病篇）、“胃气衰则身肿”（水气病篇）、“胃中苦渴”（黄疸病篇）、“胃中虚冷”（呕吐病篇），乃至“胃燥”“胃实”（产后病）等，如果心痛即是胃痛，因何这里不用“胃痛”，却用“心痛”？
《金匮》心痛一病（包括其治方）对后世的影响甚小，大概与其疼痛出现的体表位置、内在病变的脏腑都未说清楚有很大关系。
1.2.3.3 如何读无可读之处？
读无可读之处，即是从一片空白中读出它的门窗路径来，这当然是难的。俗话说沉默是金，淘金，当然是难的，而且淘出来是沙的概率要远远高于金，所以它处在阅读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带有创见性的阅读。那么如何读无可读之处？
1.2.3.3.1 深探细究，时时设问
要能发现问题。
治未病是近年的热门话题。当今中医学对治未病的含义，普遍认为应包括未病先防、有病早治与既病防变三项。这三项内容在《金匮》中皆有论述。但唯独对做到既病防变这一项的才被认可是高明医生（即“上工”），说明张仲景认为既病防变在境界上是属于较高层次的，它甚至可用来作为评价、判断、考核是否已达到高级中医师的标准。而《内经》认为有病早治者也属上工：“上工救其萌芽”。
那为什么张仲景认为既病防变的境界，要远远高于未病先防与有病早治呢？书中未予说明。或许他认为不需要说？是因为稍有临床经验的医生都明白？是因为这句话是前人（如《难经》）早已说过的耳熟能详的话？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请教于张仲景了。
如果我们认为这段话确是张仲景所述，或者至少认为张仲景同意此说（因其下文补充了肝虚证如何先实脾以治未病的方法，这是《难经》所没有的），那么其认为只有“上工”才能解决既病防变的问题，就需要我们于无可读之处细细咀嚼了。
从下文的“中工不晓相传”之语看来，既病防传的难度应该主要在能“晓”与“不能晓”上。而这个中工所“不晓”的显然不是疾病会传变这一常识，而应该是“不晓”在具体疾病时，它将如何传变及何时传变。原文中既病防传举的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的例子，但肝病之传变却不是必定传于脾，它也可能会传心、传肺、传肾、传胃等等。原文“当先实脾”，即在脾病出现之前先予顾脾。也就是治脾之未病了。一个“先”字，提示此时脾的病态并未显现，即无症可辨（诊断），那么如何知道这个肝病会传脾，而不是传心、传肺、传肾呢？这显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所能到达的境界。因不同疾病有不同传变，甚至同一疾病也有不同传变的可能性，既病防传治未病却要求在这些传变的端倪尚未显露时，即进行针对这些传变的预防性治疗，显然相当有难度。
而治未病另两项即未病先防与有病早治问题，从其原文所述的内容来看，应该都属一般意义上的防治，并不如既病防传这般要求有针对（选择）性。其述未病先防是“不令邪风干忤经络”，这是类似《内经》“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的观点；有病早治则是“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这是类似《内经》“上工救其萌芽”的观点。从张仲景所述有病早治的具体方法是“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来看，这两项治未病的方法在技术上不存在难以企及的高度，有此意识即可。如此，仅既病防传的治未病位列上工，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内经》认为有病早治也属上工，应该是从医学理念的角度论，而张仲景把这个“上工”删去了，则是从医术水平的立场论。
这里的研究当然也需要科学正规，设计合宜的研究方法从来都是重要的。
1.2.3.3.2 触类或能旁通
发现的问题如何解决？
总有一些问题会让人有才思枯竭之感，即便有心研究，但苦无思路，无从着手，虽遍寻书海，亦不得其要领。这时，始终做个有心人，机缘巧合时，会因触类旁通（指非中医学甚至非医学知识），而体会到天机泄露，灵光乍现的神来之助。
我受惠于此法甚多：
比如人文学科普遍关注学者的学术个性与其学术思想的关系，是他们的研究常项，想到《伤寒杂病论》也是个人性著作，张仲景的学术个性是什么，对其学术思想有什么影响呢？
比如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多言无益”，哲学是方法论，那么《伤寒杂病论》在暗示方面有何意义，如何读文字之外的“无可读之处”，等等。
这里以曾受惠于此法的中西病种关系问题，稍加展开说明。
《金匮》的框架是以病构建的，所以其临床诊疗的第一环节即是病的辨识。学术界对这一学术思想用“以病为纲”来表述。辨病是起音与定调，直接对之后指导常见证与主治方的环节产生影响，显得如此重要，但有许多病的诊断在《金匮》中却未明说，或言之不详。那么我们可否借用西医学同一疾病的诊断方法呢？这有一些难题：中医学的病种与西医学的相关病种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使在技术上有困难；而更困难的是在立场与态度方面。长期以来，中医学被认为是异病同治的。异病同治的绝对化，使病的诊断对指导治疗“无意义”，故此，学术界对中西医病种之间的不对等，谋求的不是在技术上的解决，而是提倡不应追求中西医病种之间的联系与沟通，这样一种态度，使诊断思路中是否要辨病亦成为疑问。
这一问题让我受困良久。
直至某日偶然听了一个非医学专题的讲座，讲座的具体内容甚至主题如今都已经不能准确记起了，但讲座里的一句话却深深启发了我。
那句话是“发现不是发明”。
发现是看到、找到、了解到，其看到、找到、了解到的东西是固有的、本来就存在着的，而发明却是创造了本不存在的东西。
犹如被击中一般，刹那间想到，疾病也是固有的，并不是被某种医学创造出来的，它更不因医学的有无、医学的不同而改变其存在，医学只是发现了它，医学最多也只是创造了能够发现、认识它的方法与手段。既然疾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中西医学只是阐述了各自对这一事实的认识，鉴于事实只有一个，中西医病种之间就一定能沟通！
某日看电影《未竟一生》（An Unfinished Life）。剧中小女孩问爷爷喂养的猫们叫什么名字，爷爷说“它们没有名字。”“那你怎么区别它们？”“没必要区别它们。”想到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在中医学里一概以“胃脘痛”名之，胃脘痛只是它们可能的共性症状，犹如剧中的“猫群”，而胃炎、胃溃疡是具体的“猫”，不给它们具体的“猫名”，也是因为中医学认为“不需要区别它们”，但这却是误会。于科学史课程时曾听过这样一个细节：根据事物的一般规律可作推理预测，但不能取代田野调查，因不能预先知道。“病”也是不能预先知道的，那么诊病就应该是医学的田野调查。病的规律也不能根据对人的寒热虚实等等一般规律推测……
当来到了阅读的第三层境界之时，也就意味着关于本学科的所有风光都被看遍了，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境界。如何在这个天际高度找到一条云梯，踏出自己的天阶，创造出一个新高度？个人体会是，利用融会贯通的综合知识，思考原著中留白的原因与含义，借助触类旁通的机缘，获得如有神助的特别启迪与触动，使阅读出现创见性，于无中生有，产生新的认识。